牙祖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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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2020年第四期发表了红日的短篇小说《暗香》。初读之，感觉小说写的不过是山村小事，平淡无奇，但掩卷沉思却发现小说寓意深远，令人无法释怀。
红日善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通过小事件来折射这个伟大的时代。他把小人物放到大时代背景中来写，让小人物与宏大的背景形成强烈的对比，使有心的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大变革时代下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反映小人物的无奈与无助，而作者只扮演一个讲述者，不评论，不掺和，是非曲直由读者评判。《码头》如此，《补粮》如此，《暗香》也是如此。
《暗香》表面上写的是一个小山村村干芭蕉和村中留守妇女间的“风流韵事”，实质上作者的用意却在于表现故事后面的时代问题。芭蕉是村里的“头雁”，他是村干，也是村里唯一的留守男。其他男性都外出打工去了，家家户户“就剩下老人、妇女和小孩，有肥猪陷入粪井里，全村人只能干瞪眼。一个种地的农家，可以没有耕牛，不可以没有男人。没有耕牛人可以顶替，没有男人连山上的猴子都要欺负你。”因此，芭蕉平时对村里的留守妇女关照有加。作为村干，他为村里争取危房改造补贴款，他用了一箱电池发动群众改种经济价值更高的甘蔗，把电视机“引进”村里，为了帮达訇要那台电视机，他连喝了八碗米酒，而这并不是村干的责任。当然，作为人，或者作为男人，他也有私心，他违规帮达訇要了三份危改补贴，“有暗香盈袖”的时候他也差点把持不住，睡在达訇家，帮达香刮羊毛痧，让达香握了一下等等说明他虽然是村干，但并不高大全，只是一个在农村里常见的热心的有七情六欲的凡人。
人无完人，尽职尽责的芭蕉生活上不太检点，所以，他死后，村里人都想看他的坟头有几把镰刀。
按当地的习俗，人死后，过了七七四十九天，戴孝的要脱孝，而且要搞个仪式，叫剃头，即请道公念经，给戴孝者剃掉头发（旧时是剃光，现在大多只是象征性地剪一点），表示此后百无禁忌了。这个事在桂西北一带再平常不过了，没什么奇怪的。但这事发生在芭蕉身上就不一般了。因为，芭蕉对村里的贡献大，大家都感谢他，为他戴孝的不仅有他的至亲，还有村里一众的留守妇女。“达香早早就来到芭蕉家，和达訇、达美、达萍、达琼、达燕、达英、达东、达柳、达娟、达慧、达丽一起汇入到芭蕉家孝男孝女行列，头上缠着孝布，跪在芭蕉灵前。”这一众“达”（当地话对女性的称呼）都不是芭蕉的至亲，但都曾得到芭蕉无微不至的关怀，所以，她们愿意为芭蕉戴孝，感念他的关怀，表示对他的哀悼。可是，在一些村民的眼里，这些“达”都和芭蕉不清不楚，都应该到芭蕉的坟头扔镰刀。
芭蕉那个地方有个习俗，即某个男人死了，凡是跟这个男人有暧昧关系的女人都必须在剃头之前在他坟头上扔一把镰刀。
可是，扔镰刀容易，但谁也不愿意让别人特别是自己老公知道，所以，“村斗”（相对于宫斗）产生， “暗香”（谐暗想）来了，矛盾冲突来了，达香和她老公的戏码就上演了。
小说通过达香等山村妇女的心理活动描写，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中国几千万留守妇女的苦难与煎熬，反映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痛点，表达了作者对留守妇女问题的关切。
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是这个星球上中国独有的现象。之所以独有，是因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独有的，是前无古人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靠的是侵略和殖民，靠的是对其他国家的掠夺，但中国的发展靠的是自己国内的资源，靠的是自己国民的勤劳和奉献，靠的是数以几亿计的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牺牲。可以说，中国今天的繁荣昌盛是二亿九千万农民工（2019年国家统计局数据）、四千七百万留守妇女（2015年民政部数据）、六千万留守儿童（2013年全国妇联数据）和五千万留守老人（2013年民政部数据）以牺牲家庭幸福为代价换来的。留守问题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下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是上亿个家庭胸口永久的痛，是中国西部农村一曲令人心碎的悲歌。从这个角度上讲，《暗香》展现给我们的决不是某个小山村的剃头故事，也不是某个村干的风流韵事，而是农村留守妇女的辛劳、焦虑、煎熬和期盼。
每个留守妇女都是“386199”部队的司令，吃喝拉撒，生老病死一人全管。38就是妇女本身，61是儿童，99是老人。这支部队是世上最难带的部队，但却是这个社会稳定的基石，事关国家、民族的未来。
留守妇女要干农活，要养牲口，要带孩子，还要服侍老人，万事躬亲，风雨无阻，原来需要两个人共同承担的责任现在只有她一个人承担，她要把整个家扛起来，事情琐碎，劳动强度大，收入低微。这个司令要是让男人来当，没有几个能胜任，但是，留守妇女们做到了。
相对于留守妇女，外出打工的男人工作单纯多了，可是，外出打工的男人对留守在家的女人却爱莫助，工资还不高，月均工资也就3962元（2013年民政部数据），这也罢了，外出打工的男人们也并不见得理解体谅留守妇女，甚至还要怀疑妻子跟村里的留守男人有染，这让留守妇女很是伤心难过。
山薯也认为自己的老婆达香跟芭蕉不清不楚，所以，他从广东回来给芭蕉办后事，到家后就一直控制自家唯一的一把镰刀，想证实自己的判断，想看达香如何跟芭蕉认可、了断。达香虽然跟芭蕉没有实质的暧昧关系，但也不能说一点亲密关系也没有，她也想去扔镰刀，哦，是扔镰刀柄，当地应该叫镰刀把。她只握过芭蕉，没有让芭蕉上她的床，她不想扔整把镰刀。但达香不想让山薯知道她握过芭蕉，所以她非常希望山薯早点回广东，而且应该“三朝”后就回去——她平时是多么希望山薯陪在她身边。可是，山薯也想知道达香到底有没有跟芭蕉有一腿，故意不急着回广东，让达香心急如焚，甚至恼羞成怒。两个人就这样各自“暗想”，各自打小九九。期间，各种心里活动，各种暗想随着剃头时间的临近逐渐明朗化。最后是山薯以一出床戏告诉达香“我明天回广东了”，而且说了八遍，还故意把镰刀丢到达香轻易拿到的地方。这个机会对达香来说太及时，太重要了，她为了这个机会等了四十八天了，如果今晚再不扔镰刀柄，等明天“剃头”了再扔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这出床戏是故事的分水岭，床戏之前一切都是暗想，床戏之后一切都变成了明说。
山薯用的是欲摛故纵，达香用的是将计就计，山薯以为谜底如他所想，所以，他装睡，呼噜一浪高过一浪；而经验丰富的达香以为山薯刚刚完成了一项剧烈运动，精毕力竭，一定会像死猪一样睡得死死的打雷都不醒，所以，她毫无顾忌地用锤子敲镰刀，想把刀柄敲出来，拿到芭蕉的坟上丢，哪知道，中计了。
当达香拿了镰刀柄准备出门的时候，山薯像一根柱子一样立在她面前，说出了压在心头的“谜底”。山薯以为占据了法理道义制高点而给了达香一巴掌，说：“他待你好那你就去陪他呀，你现在就去呀。他的坟墓就在山腰那几棵芭蕉树下。你何必去扔镰刀，你干脆日夜守在那里陪他好了。那几棵芭蕉树上正好吊着几串芭蕉，那芭蕉又粗又长又嫩又甜，你不用担心饿了肚子。”
然而，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也越大。天下事往往是胜券在握，理直气壮的时候剧情反转。达香被打一掌，剧痛无比，但她却勇敢地告诉山薯“（芭蕉）他就是对我好！”，然后是连珠炮似的“灵魂拷问”：“改造这个房子的时候你在哪里？你晓得是哪个帮我请来民工帮我算好价钱然后组织施工？你晓得是哪个帮我联系小四轮运来水泥钢筋砂子碎石？你晓得是哪个帮我联系顶杆拉电架线捞砂拌浆？你晓得是哪个到信用社帮我担保签字画押要得贷款？我告诉你，这些事情如果没有他的帮忙，一件都落实不了你晓得不？还有，还有我牙痛得几天都吃不了饭，你在哪里？我生病发羊毛痧只剩下一口气的时候，你在哪里？ ”
这一连串的灵魂拷问之后达香告诉山薯自己跟芭蕉根本没有人们想像的那种关系，但又勇敢地承认芭蕉曾经从家里拿公鸡来帮她刮羊毛痧，帮她在后背挑“羊毛”，“我看他那个难受的样子，我，我就握了他一下，只是握了他一下，他根本就没睡到我们家的床上。”
这排山倒海的拷问比武力回击更让山薯受伤，让山薯疼痛却喊不出声。这拷问代表了所有留守妇女对自己丈夫的拷问，丈夫们虽然可以回答自己在哪里，也可以有各种堂皇的理由，但是，舍妻别子，背井离乡打工为了什么？打工的意义在哪里？家的意义在哪里？爱，在哪里，夫妻之义又在哪里？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为了追求金钱而如此大规模地抛妻别子，没有一个民族为了金钱而如此大规模地无视家的存在，也没有一个民族为了经济发展而牺牲数以亿计的家庭。
达香为自己“洗白”，其实也从另一个侧面为芭蕉“洗白”。
作为村干，芭蕉尽心尽力，一心扑为村民的脱贫事业上，无暇顾及村民的流言蜚语，他只想为村民脱贫努力工作，出成绩，出效果。当然，他是村里唯一的留守男人，村里一众留守妇女自然也需要他，无论是扶贫、危改、安装“锅盖”还是病痛无助的时候都需要他，而他呢，也不可能对哪个都一样好，对这个“达”好一点，对那个“达”可能差一点，有些“达”可能还觉得他是颗“酸葡萄”，如此一来，“达”们自然就会咬舌根，给他起绰号，叫“芭蕉”（隐喻。达訇“还当着几个闺蜜的面，用手指当尺子比划了一番，弄得闺蜜们面红耳赤，娇羞难耐”），其实，这是留守妇女性幻想、性饥渴、性崇拜的表现。丈夫不在身边，村里只有一个男人，如狼似虎的“达”们对他有性幻想，性崇拜、性饥渴完全是正常的生理需求。如果芭蕉稍微有邪念，那他过的生活肯定和三宫六院没有区别，这样的事例已经很多了，但芭蕉没有走这一步。我想，芭蕉不是柳下惠，他是有过想法的，要不然他不会睡到“外事办”，也不会亲自给达香刮羊毛痧，他可以让别的“达”去完成这个工作。因为，刮羊毛痧，病情轻的刮上身，病情重的要刮全身，总之上身是要刮的，哪怕是蒙了眼睛，在给达香刮时芭蕉也会有幻想，所以，芭蕉难受，而达香见芭蕉太难受，“握了他”。
对于一个男人去给老婆以外的女人刮羊毛痧的问题，我们也不必挥舞道德的大棒，换是其他男人可能都不会比芭蕉做得更好。
劳动强度高、精神负担重、生活压力大，是压在留守妇女头上的“三座大山”。根据专家的调查，性饥渴成为留守妇女最难消解的心理需求，很多家庭因之而分崩离析。我想，达香的“灵魂拷问”其实不止是拷问其丈夫，同时也在拷问这个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其背后是广大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巨大牺牲（专家称为人口红利，农民是人口，他们的收入和他们的劳动并不成正比，红利奉献给国家）。过去，计划经济把农民整得很苦，现在，市场经济却让农民付出了更为沉重的代价，虽然农民或多或少也分享到了一些经济发展的成果，但“三农问题”仍然是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数亿个家庭仍然过着天南地北的日子，而三农问题不解决，农村就无法实现现代化，农村没有现代化，国家就不会有真正的现代化。以我的愚见，城乡二元体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拦路虎，只要城乡二元体制不消除，三农问题就根本无解。
“天若有情天亦老，月若无恨月常圆”。当代中国留守妇女的数量之大、承受负担之重，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留守妇女以她们的坚韧隐忍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奉献全部的心血，她们的贡献是无可替代的，也是无可估量的，她们所受到的煎熬是任何人都无法体会的。当年孟姜女哭长城让国人感动至今，现在留守妇女哪个不是孟姜女再世？国人又有几个为她们感动？如若几千万孟姜女同一哭，世人当肝肠寸断，倒下的一定不止是长城。
造成如此众多的留守妇女，归根结底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造的孽。农民工再优秀，建设的是“别人的家园”，即使他在某个城市工作生活一辈子也无法融入那个城市，无法享受市民待遇。他们的子女甚至都无法在城市里上学。有些城市“仁慈”一点以积分形式给农民工拥有城市户口，但其概率和买彩票中头奖一样低，对于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而言可以忽略不计。因而，农民工仍然被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隔绝在城市之外，这个体制是比长城坚固的。
中国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该公约第二十条是这样规定的：“一、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二、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三、上述权利，除法律所规定并为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且与本公约所承认的其他权利不抵触的限制外，应不受任何其他限制。四、任何人进入其本国权利，不得任意加以剥夺。”
我们目前还不能享受迁徙自由，所以就产生了庞大的留守族，加大了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和东西部差距。
有人说，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母亲和母亲的竞争，可是，我们有那么多母亲处在贫穷、苦难、焦虑、煎熬的状态下，她们如何与其他民族的母亲竞争？
“我们应该赞美她们——妇女/也就是母亲/整个世界是用她们的乳汁养育出来的/没有阳光 花不茂盛/没有爱就没有幸福/没有妇女也就没有爱/没有母亲/既没有诗人也没有英雄！”（高尔基）
现在，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问题的时候了。
我想，这可能也是《暗香》要传递的“主题思想”。 （2020.05.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