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隆梅

隆梅是个地名，现在是个行政村所在地，在凤山县砦牙乡西北，处于土山和石山交汇区。

民国时隆梅就有文化之乡的美名。

隆梅有完小，还曾办过初中，文化教育气氛浓郁。民国时隆梅乡还出了个叫黄光国的，是凤山县少有的文人，他的诗文到现在还被传诵。他修的《凤山县志》是凤山县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本县志，这更是为隆梅这个文化之乡添了“实锤”。

民国时，隆梅乡来了一个叫尹先朝的乡长，汉族。尹乡长初来乍到，自然要拜“码头”，哪怕是礼节性的，方便以后工作。于是他就宴请地方名士乡绅，联络感情，地方名士乡绅也想跟乡长大人搞好关系，两厢情愿。到了吉时，尹府自然是高朋满座，贺礼盈堂。

在众多的贺礼中，有这么一副对联：“乡长亚有心奉至隆梅全大理；先朝少加力生来一世考伪伦。”此联似捧实骂。每联前五字运用了拆字的修辞方法，说乡长恶劣，每联后三字运用了壮话中的“倒讲”修辞手法，把乡长大人说成是一个大笨蛋。

在旧社会，壮族跟汉族不像现在这样融和，壮族聚居区来了个汉族人当乡长，壮族人心里不平，用对联调侃，虽然当时的隆梅乡也有汉族，但人口少。我无从得知尹乡长对这副对联有什么反应，但这副对联却成为凤山县两副半名联之一，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以至于“亚有心”成为典故，常常被用来指代某些人。

这副对联据说是出自隆梅文人黄光国之手。

我在隆梅读书的时候，隆梅有代销店，十里八村的人都到隆梅去买日常必须品，主要是煤油和食盐，商品都用马从砦牙或者林峒驭来的，很多时候还缺货。尽管如此，我们已经感觉隆梅相当现代化了。

隆梅完小历史悠久。虽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但原隆梅乡范围内的大多数人都在这所小学接受启蒙教育和基础教育，教学质量在凤山县名列前茅。文革期间，这所小学还办了附中，虽然受到各种各样政治运动的冲击，但村民和老师都极力避免深度介入，基本维持学校教学不受太大的干扰，让学生学完所有课程。因为老师都是本地人，家长和学生都不冲击老师，没有人把他们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赶出学校，三方和平相处的结果是保持了隆梅文化薪火的传承，家家户户的孩子都基本读完小学和初中，隆梅成为砦牙公社扫盲和初中普及率最高的大队，文化之乡的名声就更响亮了。

隆梅没有河，居民和学校用水要到山外的那怀甚至那累去挑。每天放了学，内宿生就跑回宿舍拿水桶去挑水，因为不抓紧时间回来到半路天就黑了。去的时候要爬上一个高高的黄泥陡坡，回的时候很多人在这个坡摔跤，水都摔飞了，然后是哭着再去挑，否则晚上和第二天就没有水用。那个坡不知道留下了多少学生的泪水。

内宿生要交柴火，但隆梅的山没有柴火。放学后，或者周末，内宿生就结伴翻过学校后面的大山，到山后背去砍柴。路程是从山底上到山顶，又下到山的那边的山腰，砍了柴火扛回来，爬哪边坡都需要一个小时左右，很累很累，但大家还是有说有笑的。

隆梅小学和附中的校长历来都是隆梅籍的人当。在我读初三的时候，来了个外地籍的校长，他背驼，颈短，眼突，头秃，鼻塌，上嘴唇向上翻，盖不住牙齿，走路龙行虎步，象一头未去势的公牛，六亲不认。

此校长一来就急于逞威，以整顿校风的名义调走老师，处分学生，动不动就勒令学生退学，很多学生因此失去读书的机会，哀鸿遍野。我弟因为在路边小便被勒令退学，我周末跟同学猜码，如果没有罗德老师帮说好话也被勒令退学。

校长还把本地老师调走，把和他好的外地老师调来，有些老师是汉族，说话方言口音太重，壮族学生很难听得懂，外地老师长期跟老婆分居两地，耐不住寂寞，有的就跟女学生不清不楚，甚至公开在校园里跟学生“情敌”约架，影响极坏。校长杀伐太过，终于激起隆梅人的众怒，有人就用当年黄光国送给尹乡长的那副对联改了名字送给他，最后这个校长很快就下课了。

校长不过是下课而已，皇粮继续吃，工资照样领，而那些被他勒令退学的学生再也没有读书的机会，他们中很多人终生在大山里为一日三餐发愁。

经此折腾，隆梅小学附中逐渐衰微，最后干脆就不办附中了。

隆梅小学附中撤销以后，隆梅的学生读初中要到砦牙中学去，有些家庭经济太困难的学生就没有办法去就读了。

我想，一个没有爱心，私心太重，不尊重教育规律的人是不可以当老师，更不可以当校长的。教育界有这样的人不仅是学生的不幸，也是教育的不幸。隆梅小学附中的过早衰亡是隆梅教育之殇，它留给后人的教训是沉重的。

一所学校不管它过去如何辉煌，只要遇到一个少加力校长就完了。

原来的隆梅小学是在隆梅村底部平地上，有一个大大的操场。而初中部是在东边的山坡上，两栋房子一字排开，没有操场，往外跨几步就会跌下土坡，做操打球都到小学的操场上去。通往操场的是一段黄泥坡路，学生们来往这段坡路都像袋鼠一样跳跃着，下雨天有很多人在这个坡上滚到坡底，一身是泥。夜晚下自习，单个女同学也不敢走，因为坡底桂花树下据说死过人，有鬼，很阴森，女同学白天经过那里都以跑步的方式匆匆而过。

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学校要搬，小学和附中要合在一起。于是就在隆梅的另一个山坡上建新校。那时候没有机械，全校师生和村民硬是在那片荒坡上挖出一片平地，起了三栋砖木结构的瓦房，还建有一个大大的操场。

那三栋房子的木工活全是我父亲做。房子是大担结构，父亲加工好材料之后放到砖柱上去，一个人扛不了，又请不起人，只好叫三哥和我跟他一起将大担抬上砖柱。父亲扛大的那一头，我和三哥抬小的那一头，父亲将那一头放到了柱子上再回过头来把我们这一头扛上柱子。放完大担再搭个架，放中柱，再放八字木，用蚂蝗钉固定，再按顺序把其他的扛上去固定好，直到可以盖瓦。从头到尾父亲都不让我和三哥上去，他把最危险的留给他自己，他只要我们给他递木料。好在木料都是干杉木，不算重，他接上去，然后或扛或抱，将长则五米，短则两米的木头在砖墙上或八字木上走，没有任何安全防护，让我们紧张得手心出汗，偶尔看见他脚下打滑，都吓得我们眼泪直流。

三个月的辛苦，父亲拿到了90元的工钱。可是，因为二哥的错误，父亲用这笔钱来还债了，一分也不得用。但，父亲的辛苦让罗德老师有理由劝阻校长勒令我退学，为我保住了读书的机会。

过去没有电，学生上自习都点煤油灯。煤油灯五花八门，更多的是用墨水瓶来做的，在瓶盖上挖个孔，用牙膏壳来做灯芯管，拿旧棉布做灯芯，装上油就可以点亮了。每当夜幕降临，几十盏煤油灯让教室灯火通明，有如一群萤火虫在暗夜里聚积，映照着一张张稚嫩的脸和一双双渴望的眼。

那时候读书，要勤工俭学，上午上课，下午劳动，挖山抬石挑沙建校，要养猪、种田七。这些都是有任务的，老师亲自监督，一点做不得假。最辛苦是种田七，因为种田七要搭棚，要上山割一种特殊的植物来盖，那种植物只有石山上才有，我至今不知道汉语怎么称呼它。初中部的学生人人有任务，任务下达后，我们就自己爬到离学校几公里远的石山上去找那种植物。那种植物也怪，专门生在海拔一千米左右的山顶，还不是每座石山都有。我们一般是两三个同学一组，早上吃了饭就拿一把柴刀上山，到夕阳西下才扛着几十斤的植物回来，汗流浃背，又饿又渴，辛苦异常，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负伤，老师见怪不怪，也不管，只看重量够不够，不够还要另找时间去割。

学校还跟生产队要得一块地让学生种红薯藤和青菜来喂猪，养肥了就把猪杀了将肉分给学生。一个学期可以分一次肉，每个学生分得七两到一斤左右。

分猪肉的日子是学生们最高兴的日子，因为在那个拮据的年代一年也吃不上几餐肉，虽然分得不多，但也可以解解馋。分肉的当天，老师会提前放学，让学生拿肉回家去跟家人分享。那时候的猪肉很香很香，不像现在的一点味道也没有，那种幸福现在想来都还垂涎。

隆梅虽然边远又山弄，但各种政治运动它也免不了。那时候，学校的广播天天播报各地的时政消息。初中的学生每周都要写一篇批林批孔的大字报，我那时候因为毛笔字写得有点样，每周要帮同学抄大字报贴上墙。因为没有白纸，都用报纸来抄。有一次，我耍了个小聪明，拿解放军报来抄写大字报，在那个报字上起笔，让批林批孔的批字盖住报字，一看就是“解放军批林批孔”，但文章是我的。上墙后同学们一看大笑不止，引得很多老师来看，我以为文章写得好，暗暗得意，可班主任却拉我到办公室批评一通。说：“学校领导都看了你的大作，现在正讨论如何处分你，你啊，真笨啊！”我一听，感觉大水淹到我鼻孔了。还好，学校领导讨论之后决定不追究，说“把那张大字报撕掉，让他再写一张贴上去就行了，他还是学生，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就这样，我躲过了一劫。

往事如烟，但往事并不随风飘散。隆梅小学附中已经消逝多年了，可是它仍然留在我心里，老师们依然那样和霭可亲。罗德、罗孟龙、牙美双、牙玉蛟、牙玉奇、罗起将、罗秉旺、罗起发、罗庆南、罗庆书、龙永宣、任明友……他们仍然在讲课，仍然比谁的普通话说得好，谁的粉笔字写得好，谁的球技最差……

隆梅的父老乡亲非常好。那时候因为粮食少，每餐都吃不饱，很多同学一天就吃一餐，饿得慌。因此，我们曾经偷过村民的蔬菜、玉米、瓜果、板栗，这些事乡亲们都知道，但他们从来不追究。说都是乡里乡亲的，孩子都要吃百家饭才长大的，他们进哪家我们又不是照样给吃？其实他们家里也没有余粮，也穷得叮当响。我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到牙玉奇、牙玉先、罗克强和龙永胜家吃过饭。那时候，能吃上一餐饱饭是多么幸福，他们的恩德我是没齿不忘的。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隆梅现在通公路了，通电了，也有自来水了，干栏式木结构房子都被四四方方的洋房代替了，那个四四方方的大操场也被用来起房子了，原来的初中部旧址也已经起了民房，没有了当年的痕迹，但却没有了当年的盛景。虽然如此，每次回家经过隆梅，我都特地放慢车速，企图捕捉当年的某个瞬间，企图看到某个熟悉的身影。

听说隆梅小学学生越来越少了，现在才有七十三个，我心中有些凄凉，担心它像离它不远的板峒小学那样有朝一日没有一个学生，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如今，又听说隆梅准备通高速公路了，隆梅的明天一定会更好，祝愿隆梅盛名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