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祖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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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题材小说长久以来都是北方作家唱大戏，南方作家哼小曲。无论是赵树理、周立波、柳青、丁玲那一辈，还是后来的陈忠实、贾平凹、付秀莹等等，他们描绘的都是北方农村的长篇画卷，而南方，尽管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广西壮族作家谢树强的农村题材小说曾引发关注，但都是短篇小说，直到红日《驻村笔记》（下称《笔记》）的出版发行才结束了南方缺乏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历史。
如果说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农村题材小说的一个里程碑，那么，红日《笔记》则是农村题材小说的又一个里程碑，至少是南方农村题材小说的一个里程碑。丁玲全面展示了解放战争前夜华北土地改革从酝酿到发动到获胜的全过程，全面反映了当时复杂的农村阶级关系；红日则从一个侧面记录了精准扶贫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历史片段和桂西北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反映了桂西北农民的贫穷、坚忍和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展现了共产党人不忘初心，攻坚克难的历史壮举及其取得的伟大成果。
近读《笔记》，有些思考，谨录于后。
一、 无处不在的形式主义
红日的长篇小说《笔记》（作家出版社2017年8月第1版）出版发行后引起巨大反响，后获得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相同内容另一版本的《文联主席的驻村笔记》2019年11月获得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长篇小说奖。
《笔记》通过桂西北局部（红山村）精准扶贫的记录和思考，在
回答“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三个问题的同时也给读者展示了当代桂西北农村许多实际存在的问题，令人深思。
红日是土生土长的桂西北乡土作家，他对桂西北的贫穷、苦难、绝望和期盼是有深切的了解的，是有锥心之痛的。《笔记》以第一人称来写，更真实可信，更能倾注作者的悲悯情怀。他呈现给读者的都是桂西北真实的场景，令人心酸，令人震憾。
桂西北地处喀斯特地貌连片区，多山少土缺水，很多地方不适合人类居住，三农（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稳定）问题较其他地区突出，百姓们那种贫困、无奈和绝望是令人心悸的，那里人均月收入远在“六亿一千”族之外（广西低收入户组是527元，中等偏下收入户组是691元。南国早报2020.8.2），贫穷得令人心痛。
《笔记》是一部双线并行、明暗纠缠的作品。明的主线是轰轰烈烈吹糠见米的精准扶贫，暗的主线是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三农问题。明面上，读者看到的是热热闹闹的精准扶贫场景，是找资金、跑项目、拉捐助，搞水电路，开展生态养殖等等的起伏曲折效果良好的精准扶贫；但细心的读者会在热闹的背后看到贫穷落后的深层次原因——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根深蒂固如影随形的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其实是桂西北山区贫穷落后的根本问题，是脱贫①奔小康②的拦路虎。这个问题不解决，桂西北精准扶贫成果很难捍卫，桂西北百姓就很难奔小康，过上富裕③的生活。
脱贫可以如期实现，但三农问题不可能同时解决。国内其他得天独厚的地方都还没有解决三农问题，先天独薄的桂西北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更是任重道远。
对桂西北而言，影响扶贫和巩固脱贫成果奔小康，实现现代化的不仅仅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三农问题，还有很多令人生畏的形式主义。因而，《笔记》一开篇就无情地暴露、鞭挞形式主义。
作为第一书记，“我”处处想破除形式主义，但官小势微，“我”仍然处处受制于形式主义。
“我”动口破除形式主义。在韦鸣炮（谐“会鸣炮”。民间称爱吹牛皮的人为“大炮”，鸣炮，就是放炮，吹牛）称“我”为“毛主席”的时候，“我”立即纠正道：“叫我毛志平同志。”我们知道，在党内，“主席”是专属人民领袖毛泽东的，“我”不过恰巧姓毛，又恰巧当了文联主席而已，“我”是万万不能掠毛泽东主席之美的。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坚持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党内一律称同志”。小说中，“我”不但坚持了党性原则，保持跟党中央高度一致，还缩短了同志关系。这对当下喜欢下属称自己为老板、老总、老大等等五花八门，政商不分，红墨混淆的官员是一种提醒，一种教育，对那些嫌官小，一天只想往上爬，但就是不想干好本职工作，不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官员更是一种批评，一种讽刺。
“我”动手破除形式主义。纠正了称谓，紧接着“我” 又对二十八块招牌动手，把那些徒有虚名的撤了，让“像农家神龛上两块祖宗牌位”但却靠边站的“主神”归位。
红山村委挂二十八块招牌已经算是少的了，有些挂四五十块，乡、县、市有的机构村委都有对应的招牌，楼外挂不完楼内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办事的就那几个人。
形式主义已经无孔不入，连驻村第一书记的讲话稿都是“上面”统一下发的，“村名留了空白，由各位自己填上，其余内容一模一样，统一了调子，也统一了格式。”很多说法“听似口号，空洞，但必须喊，就像冲入敌阵就得发出缴枪不杀的怒吼声。”（《笔记》P8）
怒吼不可能让敌人缴枪，也不可能吓退贫困，但至少可以自我壮胆。可是，像制作、悬挂作战地图这样的“军事项目”不说没有专业知识的人无法完成，就算让一个军事专家来制作再挂上去对脱贫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它无非是方便“领导”检查。因为，领导们居庙堂之高，偶尔“深入”基层大多也到乡镇为止，很少到村委，更绝少到屯。如果村委有“军事地图”，他们就可以一目了然，还可以过一把将军瘾，对着地图指点江山，发号施令，就不用再跋山涉水“深入”到村屯了。
形式主义已经统一化了。讲话稿从内容到调子到格式要统一，报表、口号、照片、作战地图、标语横幅、档案资料、资料录入，甚至连督查的内容和时间地点都要统一提前通知。“我”对此虽然反感，但除了不念统一的讲稿，其他也无能为力。
形式主义让第七小分队像陀螺一样不停地打转，焦头烂额。虽然，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媒不断地批形式主义，但是，形式既然已经成为主义，也不是批一批就能消除的，它是一颗铜豌豆，锤不扁，打不烂，煮不熟，倒不掉，如影随形。因为，形式主义虽然对实际工作几乎无用，但对“领导”有用，“领导”一看形式完备就“什么卵”都掌握了，就可以向首长汇报了，政绩就出来了，晋升就有望了，就不用再“深入”了，基层工作让那帮“狗肏”和“卵仔”去做就好了。
形式主义耗费了扶贫工作几乎全部的时间，所以，“我虽然住村里，大部分的时间却耗在应付面上的工作，每月下到帮扶对象家里的次数也不是很多，每次下来也不是为帮扶对象而来，都是为解决屯里的某件事顺路而来。……到目前为止，我只是入户拍照、合影、填表，春节前每户送了200元慰问金，与户主口头落实脱贫产业，具体帮助帮扶对象干成一件事，没有。”（《笔记》P163）而此时，大概算来“我”已经在红山村精准扶贫一年多的时间了。
因为形式主义，扶贫单位财务负担沉重。“这段时间下去填表就花了4万，还不算捐给贫困户的部分，把省文联拨给的培训经费挪用了……一个月下村五趟花几万块钱，说实话，下去就是填表，没能帮助贫困户具体做什么，还不如把油费差旅费直接给了贫困户。”（《笔记》P163）可是，下村填表是规定动作，必须完成，是不能考虑成本的。
形式主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让工作文件化、填表化、表象化、图片化、应付化、模版化，很多指示或者工作、会议都形式化，脱离实际，很多事情挂个牌子、把名目繁多的各种材料、表格、照片、档案、台账、公章搞掂——做假也要搞掂，然后写个总结，“上面”一画押就万事大吉了，至于群众是否受益，根本就不管不问。比如种养，只管把种苗发下去，然后就填表预测增收多少就完成任务了，哪管它树苗和饲养的动物是死是活，这样的事情哪里都有，哪里都“统一”，大家天天“鸣炮”，放卫星，都乐在其中。
形式主义让基层苦不堪言，所以基层干部就学会了哄骗“上层”，会做表面文章，会“鸣炮”，否则，你不是孙猴子你根本应付不过来（扶贫人员个个都恨自己分身乏术《笔记》P46），会被形式搞死。所以，乡党政办就用短信提前告知督查的时间、内容、地点、方式和注意事项，方便被督查者执行“预案”，平安通过，因为，大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不能因为某个点有问题而影响年底绩效，挨批评事小，少了绩效奖事大。
形式环环相扣，滴水不漏，局外人根本无从窥其全貌。为了形式，养殖场项目光填表可以要四个月，很多项目要在“有关单位”周转，盖几十个章，为了上电视，可以让人挑着猪仔来回走要镜头等等，不一而足，令人生畏，更令人气绝，但又让人无可奈何，直到没有脾气。
在小说中“我”其实是个另类，处处反形式主义，但处处受制于形式主义。因为，“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驻村第一书记，自己的单位文联又不是权力单位，无权无钱，甚至有人认为文联还不如残联；“我”只能破自己“码头”内的一些无关痛痒的形式主义，“码头”以外的就无能为力了。所以，此后无论是贫困户摸排评分、各种多如牛毛的报表填报，还是跑项目、拉捐助、找领导、应付检查、给乡贤老者和贫困户送“慰问金”、录制节目摆拍、陪同吃饭、背诵各种精准扶贫内容、搞“轰轰烈烈气吞山河的氛围”等等，“我”都无法突破形式主义的樊笼，只能老老实实地在各种形式里打转。
二、缺乏扎根农村的干部
桂西北农村特别缺脚踏实地的懂三农又乐意扎根农村的干部。
毛泽东曾告诫全党“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对路线、方针、政策和决定确定以后的执行问题而说的，它是永远不过时的。在当下，国家对三农问题其实已经有明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与败都系于干部一身。
红山村的脱贫，不仅得到了第七小分队的鼎力帮助，还得到了从北京到省市县乡，从官方到民间，从国营到民营，从省外到省内等等各种资源的立体加持，水电路，生态养殖等等才从无到有，各种脱贫报表才完美完成填报。红山村是幸运的，因为，不是所有的村都是红山村，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是第七小分队。
第七小分队工作任务完成之后，为什么群众不愿意签字？因为群众担心签了字，他们就走了，再也不来了，就被遗忘了，就返贫了，就没有人帮扶了。这种心理又何止是红山村人的心理呢？
桂西北居民纯朴善良，勤劳忍隐，他们不需要干部和他们同劳动，但他们需要有干部给他们正确传达国家政策，给他们做主心骨，帮助他们走出贫困，走上小康，走上富裕。
由于长期被过度索取，中国农村目前就像是一个久病之人，虚不受补，但也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因而，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空前突显，城乡差距在不断扩大，且势头仍然没有得到遏制。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解决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干部问题就成为重之重的核心问题。
然而，有多少干部像第七小分队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多少干部能够承担这重之重的工作？有多少干部能担负起重之重的核心工作？有多少干部懂三农且愿意为解决三农问题而全心全意工作？有多少干部愿意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又有多少干部像杏福（谐幸福，混者幸福）那样混，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笔记》中反映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官本位主义（《笔记》P87）和经验主义，还有或多或少的自由主义已经给出了答案。《笔记》第206页中的反思和反省何尝不是对现实的批评和批判呢。
有的扶贫干部扶贫也是人到心不到，情不到，吃了群众很多的鸡羊美酒（《笔记》P21），但扶贫效果几乎没有，有的扶贫项目脱离农村实际，不但扶不了贫，还增加了贫困户的负担，因此，真正扶贫的是驻村扶贫人员和那些“不能移”的村干在工作，领导们都浮在面上用短信、开会、表格、照片、档案和形式化的督查来“领导”，电话都懒得打。他们想的是如何报喜不报忧，如何封锁坏消息粉饰太平，如何暗箱操作变项目，如何改变资金用途把钱用完，如何骗贷款，如何填表要政绩。
《笔记》中写到的十余个官员几乎都浮在面上，个个装模作样。拆除天桥之后各级领导的精彩表演就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一个集中表现。“拆除了天桥领导万事大吉”，他们才不管“受苦受累的是人民群众”，（《笔记》P55）只要不上访，不让上级发现问题就万事大吉，哪怕死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甚至，他们都不想解决问题，而只想解决暴露问题的人，冰儿如果在那些干部的权力范围内一定被解决掉。
干部们的工作基本与解决三农问题无关。乡镇干部日常工作就是截访、填表、捡垃圾，县级干部则摆谱、推诿、喊口号，下级稍有不如意就痛骂、辱骂，直骂完祖宗十八代。扶贫项目或者“产业”，都可以不经过任何的论证，不经过任何法定程序，“一把手”拍脑袋马上改变，为了异地搬迁，为了动用扶贫资金，为了在限期内把专项资金花掉，他们可以随意改变“政策”，而改变所谓政策完全是“领导意志”，完全为了政绩，完全不顾百姓的利益，那些对百姓真正有利的且已经确定了的事情他们可以瞬间遗忘。因为，对群众有利的事情不一定有利于政绩和升迁。
虽然现在的干部大多出身农村，他们知道农村的贫穷，但他们并不真正懂三农。他们当年穷尽吃奶之力求学，初心就是要跳出农门，然后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如今好不容易吃了皇粮当了官，他们有几个愿意回农村去？即使是村干部，又有几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知识和技能？人往高处走，哪个干部又不想“进步”到市里、省里，甚至到中央？事实上，在桂西北地区，市、县、乡镇和村干部到首府和县城买房的非常多，很多人的车都挂省城牌，有一点能力的都想方设法往城里走，没有人愿意在农村扎根干一番事业。
一些官员深知三农问题无法一任两任解决，于是就举债搞形象工程。因为形象工程可以立竿见影，可以立马出政绩，有了政绩就有条件“进步”走人了。这就是各地“一把手”热衷搞形象工程的根本原因。有些地方几十年来不断折腾，几乎原地打转，除了负债增加，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影响恶劣。
乡村干部几乎都是“不能移”的干部，他们身份低，不得不做最具体的最繁重的工作，他们级别低，工资低，一天随着牛事马事转，工作难出成绩，升迁希望渺茫，因此，他们已经学会了打太极，哄领导，骗百姓，磨洋工，放大炮，得过且过。
村干们都想多赚些钱，有的装神弄鬼兼职创收，有的在各种经费中动手脚。有些村干受托为行动不便的低保户领低保等钱物都收取辛苦费，在地头水柜、残疾补助、退耕还林和危房改造等事情上都索要好处，村干三姑六婆享受低保等好处也并非红山村独有。
《笔记》中写村干白天工作，晚上捉妖赶鬼，其实他们还不算是坏村干，因为，他们总比那些在扶贫项目、百姓优抚等事情上揩油、贪污腐化好。
鬼神崇拜是桂西北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伴随桂西北百姓走过了漫长的时光。在桂西北农村，百姓有病痛首先想到的是鬼神，一般不去医院。所以，桂西北的道公也不乏村干，他们的收入比公务员还高，吃喝不愁，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红山村村干做道公一点也不奇怪，只不过红山村可能多了一点，三四个村干都是道公。
中国社会特有的亲缘人情文化，注定了村干甚至任何一级干部都无法完全脱离这一文化而六亲不认，特立独行。所以，百姓们虽然心有不平也敢怒不敢言，谁言谁吃亏，而且亏的更大。因而，对村干等各级农村干部进行法纪、思想政治教育，使之成为爱农，懂农，愿意扎根农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作。
村干部的工作可以说完全是上级喊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自主性、创造性和创新性，不说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就算是有能力，他们也不敢，只能按形式主义办，迎合上级，而上级的决策很多并没有经过严密的论证，很多的决策脱离实际，水土不服，比如很多养殖项目并不适合桂西北，但“上级”一拍脑袋就强行推广，劳民伤财。这样的案例已经很多了，比如核桃几十年不结果，鸡笼遍地却无一只鸡，等等，只要走进桂西北农村，这类“政绩项目”绝不止一两例。
《笔记》中的干部群像就是当下农村干部的缩影。
现在的领导干部任职一任五年，连任不超过两届。“一把手”用的是外籍。用外籍当“一把手”主要是想杜绝用人上和工程项目上的任人唯亲，但事实上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有些外籍官员反而在用人上大胆卖官，在工程上自带工程队，离任之后留下一地烂摊子，拍拍屁股走人。
外籍官员不熟悉本地情况，等到他熟悉，一任也差不多过去了，如果连任，他最想的不是怎样为当地的百姓服务，而是如何在最后五年快速出政绩升官。因此，这个政绩一定不是关于三农的，因为三农周期长,所以,他要搞短平快的项目,甚至不惜大量举债,搞形象工程。桂西北某县连续三任县委书记无所顾忌,把“治下”当作自己的独立王国，为所欲为，让全县人均负债近十万，最后不但断送了自己的前途，也耽误了该县的发展机遇，教训深刻。
毛泽东指出：“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党的干部路线归根到底必须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必须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严格执行党的干部路线，纠正干部任用中的不正之风是推动桂西北政治经济文化等健康、持续发展，巩固脱贫成果，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保证。
三、桂西北奔小康的隐忧
除了干部问题，桂西北地区巩固脱贫成果奔小康的隐忧是在自然条件上。
如今，桂西北各县整体退出国家贫困县行列，但确保不返贫，奔小康，走上富裕路远比脱贫更艰难。
首先是缺资源，即使有资源，由于自然环境限制也不适合开发。
其次是缺水。桂西北整体上是缺水地区，其总水量少于华北地区。上世纪末大量建设地头水柜后目前也仅仅基本解决人畜饮水问题，大水大肥的种养项目根本无法实施，前些年搞乡村公路硬化，很多村屯几乎都没有水和浆。缺水的地方要建设小康社会太不容易了。
再次是缺合适的项目。过去很多项目的失败已经让农民心有余悸，而且，每一届领导都有自己的项目，每个领导项目都没有开花结果，农民已经不再信任“项目”，一听见项目俩字就反感。
如今的桂西北，很多村庄已经空心化，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了，乡村只剩下老弱病残，很多村屯已经荒芜了，没有炊烟了。
年轻人外出打工一个月的工资超过他们在家种一年玉米的收入。这个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因此，桂西北的成年人，特别是成年男性几乎都缺席家乡的建设，而桂西北因为自然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有什么产业可以留住成年人，他们还会继续外出打工。他乡盛放不了灵魂，故乡盛放不了肉体，打工也不过温饱而已，奔小康的理想美好而骨感。
现在很多地方都有《笔记》中提到的产业办，但，桂西北地区很难把某个行业办成产业。这里说的产业须符合三个特点，即规模化、职业化和社会功能。以此观之，桂西北的农业都算不上是产业，红山村的生态养殖也尚未具备产业的基本条件，产业办可谓重任在肩。
桂西北属于喀斯特地貌区，那里其实不具备让居民小康的条件。《笔记》中乡党委书记杏福想把部分居民搬迁到条件更好的地方去，虽然动机不纯，工作方式比较简单粗暴，但搬迁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桂西北地区一直在进行异地扶贫搬迁（将贫困人口搬迁到县城），但只能在各县辖区内进行。搬到县城，看起来很好，但因为没有土地耕种，没有生活来源，国家又不可能永远扶持，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搬，已经搬的有些又回老家去了。他们害怕老家的房子被打掉，担心搬到县城后生活无着，家乡的土地又被收回，最后两头不到岸。
打掉搬迁户的老房子很大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复垦，保住耕地红线，但是，桂西北喀斯特地区的房子几乎都建在乱石之上，不占耕地，无所谓复垦，但政策规定要打掉，谁又不担心呢。
广西有很多地方地广人稀，能不能全区通盘考虑，把桂西北地区（特别是大石山区）的人整体搬迁到自然条件好，有充足水源，有土地耕种的地方去呢？这或许是成本最低又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
如果对照精准扶贫八要素④和农村产业革命五步工作法⑤，红山村乃至桂西北的精准扶贫工作还是有差距的，但第七小分队已经尽力了，群众也已经满意了。然而，万里长征只走了第一步，同志仍须努力。
“笔记”是中国古代记录史学的一种文体，一般用来记野史。红日用笔记的形式来记录精准扶贫是需要勇气的，也是艺术的。我们认为，《笔记》作为精准扶贫的“断代史”，以笔记形式叙述精准扶贫这一宏大的历史画卷难免给人以零碎之感，又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笔记》没有能全景式地把桂西北精准扶贫全场景地表现出来，令人惋惜。尽管书中对一些敏感问题进行了暴露和批判，但仍然不影响它的出版，也不影响它获得大奖，这又是令人高兴的。
《笔记》带给读者的思考空间是巨大的，每个读者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思考，但也会有共同的认识，那就是桂西北的穷是触目惊心的，桂西北的落后是出乎意料的，桂西北的精准扶贫是波澜壮阔的，精准扶贫干部是鞠躬尽瘁劳苦功高的，桂西北百姓是贫穷勤劳纯朴善良的，他们的好日子是可以预期的。（写于2020年10月，2021年4月中旬修改）
注：
①脱贫标准：a、我国现行脱贫标准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按2010年不变价计算为2300元，2014年现价脱贫标准为2800元。综合考虑物价水平和其他因素，逐年更新按现价计算的标准。按每年6%的增长率调整测算，2020年全国脱贫标准约为人均纯收入4000元。折算成人均可支配收入10000元。b、脱贫原则标准：《扶贫纲要》规定：2020年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即：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三”是“三保障”。一是义务教育有保障，二是基本医疗有保障，三是住房安全有保障。
②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准：a、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b、城镇居民每月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万元；c、农村居民家庭每月人均纯收入8000元。
③根据2018年《中国家庭金融财富报告》的划分，富裕家庭要连续三年，年收入80万到200万，或者净资产达到500万-1000万。
④精准扶贫八要素：选择适合的产业、培训农民、提供技术服务、筹措所需资金、注重组织方式、产销高度对接、利益紧密联接、完善基层党建。
⑤农村产业革命五步工作法：政策设计、工作部署、干部培训、督促检查、追责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