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保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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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起秀
我与长篇小说《最后的河兵》的作者杨保红偶然相识于他的这本小说出版前的一周，但早在多年之前我在网络上就读过他的文章，那些自然灵动、深刻厚重的文字让我欲罢不能，但苦于他在焦作、我在郑州，一直没有相见的机会。
杨保红相貌憨厚，两眼有神，头发却开始稀疏花白，一看就是经常操心的人；他走路矫健轻盈，一看就是经常锻炼、长期与河为伍的人。他的外表颇似《黄河东流去》的作者李准，只是他偏瘦高一些，等到他告诉我他的长篇小说《最后的河兵》就要出版了，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治黄人悲欢离合的故事，使我猛的一惊，莫非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黄河东流去》写的就是抗日战争时期黄泛区老百姓悲欢离合的故事呀，与《最后的河兵》组合在一起不就构成一幅完整的历史画卷？这时，我看他更像李准了。
一周以后，杨保红派人送给我两本带着油墨芳香的《最后的河兵》，我如获至宝，一本放在办公室，一本放在家里，有空就看。通过日以继夜地学习思考，我有了些许不成熟的认识，写在下边，以期抛砖引玉。
一
《最后的河兵》以小说方法来呈现历史，是在大量历史事实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精品佳作，使沉积于众多资料与口耳相传的抗日战争时期治黄人的历史，变成了有表情、有声音、有故事、有情节的众多鲜活形象。在作者精心构思下，在那段逝去的艰苦岁月里的治黄人众生相跃然纸上，以不同方式诠释了与古老中国相伴而生的治理黄河事业生命力如此顽强的精神内核。这些形象的成功塑造，首先要感谢作者对这段历史的精心研究，通过对历史材料的准确掌握，再用小说的手法去灌注每个灵魂，从而使个个形象充实而饱满，使故事情节生动而逼真。例如：
该书的名字叫《最后的河兵》，但我不认为这是河兵的挽歌，而是作者巧妙地利用“河兵”这个几百年来与黄河共生共荣的群体，或者说黄河专业修防队伍的源头，唤起读者对治河修防队伍形成和发展历史的回忆。
漕运是封建王朝统治的重要基础，为保护漕运安全历史上出现了运军、河兵等特殊的军队，清初靳辅治河开始设河兵守堤，以后逐步取代河夫成为基层河工力量的中坚。河兵主要职责有巡堤查险、修防堵决、治河助漕、维护治安等，治河修防队伍由此走向了专业化、技术化的道路。
民国时期，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孔祥榕主持过黄河上的贯台堵口和董庄堵口工程。贯台决口水深达29米，口门流量占全河80%。他积极备料，坚持在决口附近筑透水柳坝，以遏水流北滚，减轻灾害，产生拦水挂淤的效果，为堵口准备条件。在拦水挂淤使贯台口门水深降低至不足20米，且水流异常缓慢的情况下，他当即指挥实施堵口。由于工料准备充足，堵口取得成功，这个消息是当时全国爆炸式新闻，“透水柳坝”也因此名扬海内外。小说中杜春来利用“透水柳坝”堵口的故事就源于此段历史，由于不是凭空虚构，无疑增加了小说的历史厚度。
董庄决口，大水淹鲁西南10余县及苏北部分地区，造成巨灾。为筹办堵口工程，孔祥榕调集一批老河工赶赴工地，堵口工竣后成立4个工程队，分驻河南、河北、山东各险要工段，直属黄委会调遣。工程队就是小说中“穿着军装干的却是黄河堵口筑坝的活”的河兵的原型。
《最后的河兵》以大量历史事实作为小说创作基础，是其一大特色。好似古代堵口打桩一样，基础扎得越实越深，小说越精彩，越有持久的生命力。
二
《最后的河兵》以我国传统小说惯用手法开篇。“我”到坝头镇寻找最后的河兵，得到一本《杜公宣房录》。所谓“宣房”出自西汉时期汉武帝领导堵复黄河瓠子决口，“功成之后，筑宫其上，名为宣房宫”；清代史志大家章学诚则释之更加具体：“既承不可遏之江河，则当相度宣防，资其灌溉，通其舟楫”。“我”阅读《杜公宣房录》，发现杜家从清朝初年开始世代治河，“民国二十六年中元节的次日，开始记录河兵故事”，这就是工程队成立的日子。小说通过《杜公宣房录》这条历史线索，非常自然地将读者带入了从坝头镇走来的怀河营的故事之中。
《最后的河兵》还巧妙地设置了一条清末张道爷丢失官银大案的故事线索，这种引入悬疑故事的技巧，使小说情节愈加生动。宣统二年，张道爷自济宁押送100万两官银往彰卫怀道衙门，夜泊坝头镇被怀河营富察守备等劫盗。这个充满悬念的事件几乎贯穿小说的整个过程，故事的主要人物大都牵扯其中，有的是直接参与者，有的是参与者的后人。随着故事的发展，扣人心悬的恩怨情仇徐徐展开，引人入胜的情节令人欲罢不能。作者引入这条线索，特别是锲入到风云变幻的抗战大背景里，使人的善恶本性暴露无遗，作恶者终于受到了命运的惩罚。刘文胜是当年劫盗案的主谋，在日寇入侵面前丧失民族大义，甘愿做铁杆汉奸，最终被张道爷的后人“活生生将一颗脑袋切了下来”。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家族仇与民族恨、投敌与抗战等互相交织的关系与矛盾，使小说高潮迭起，又使人回味无穷。
男女爱情是文学创作的永恒素材，《最后的河兵》也设置了一条爱情的线索。女主角陈金铃的出场，是从旁观者眼里来描述的，她是个娇艳妩媚的妇人，同时举手投足间又显出果敢聪颖的性格。故事主人公杜春来与陈金铃在去汴城的水路上偶遇，陈金铃落水被杜春来救起，由此暗恋上了杜春来，将祖传的金铃铛送给杜春来。作者并没有故事直线发展，而是在两人之间插入了一个在“东亚研究所黄河调查委员会”工作的日本人柴田。在汴城的乔记怀药铺，杜春来的夫人“崔月娥见陈金铃热心招待柴田，以为她对柴田有意。”于是崔月娥给两人说媒，但陈金铃却让杜春来做主，“如今咱家中，只有春来哥是个男人，凡事还得他做主才算。”这段惟妙惟肖的描写，细致刻画出陈金铃的真实心态。作者又在柴田与陈金铃之间插入了河兵王逵与其妓女出身的老婆杏花。柴田用其母送给他“让我一遇到危难情况，就切腹自尽”的精致短刀杀死王逵，游走在陈金铃与杏花之间。柴田又用这把短刀杀死杏花和崔月娥，不仅如此还嫁祸于人。直到柴田毫不犹豫掏出短刀用力刺向杜春来，这个貌似学者、狡黠凶恶的日本侵略者的真实面貌终于暴露无遗，紧接着陈金铃的枪响了，一颗子弹结束了柴田罪恶的人生。通过杜春来与陈金铃在特殊时期的特殊爱情史，作者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邪恶本性，热情讴歌了中国人民的真挚、纯朴、善良。
《最后的河兵》精心设置的上述几条线索，把故事情节紧紧地串在一起。但是，小说主线是杜、崔两家人的命运。围绕这条主线，作者设置了大量代表性人物，将当时社会环境尽可能展现在读者面前，有共产党一方的周国华，有国民党一方的张凤鸣，有国民党军队的郭伯韬……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把小说主线与辅线紧密结合，是作者的巧妙构思，也是这部小说的价值所在。
三
《最后的河兵》通过各类人物的悲欢离合、跌宕沉浮，将那段逐渐远去的治河历史巧妙地融入其中，让读者重回历史，从中切实感受到今天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一部治黄史就是一部治国史，用文学之笔盘活汗牛充栋的治河历史是时代赋予治黄工作者的使命。《最后的河兵》是作者潜心研究治河历史与文学创作的结果，同时也是顺应时代大潮的产物。
作者选择抗战时期治黄史作为创作背景极具历史代表性，这是离现在最近的一段外族入侵历史。如何揭示历史真相，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一个个活生生的事例是十分困难的工作，也是对作者综合水平和能力的大考。为此，作者虚构了一个个人物与事件。在国难当头的危机时刻，每一个人的道路选择，既能暴露出个人的道德素质，也能反映出历史的深远影响。读者通过这些虚构的人物与事件，或许能够反思出一些超乎小说之外的意外收获。以崔庆安、杜春来的命运为例：
崔、杜两家都是河兵出身、渊源颇深，崔庆安的父亲崔老太爷大力提携杜春来的父亲杜义德，杜义德担任千总之后，让崔庆安做了把总。杜义德殉职之后，崔庆安一直关照杜春来，不仅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还提拔他做了自己的副手。崔庆安是怀河营的营长，杜春来是副营长。如果没有日本鬼子入侵中原，这样一对“金搭档”或许会一直搭档下去。但是，孰料日寇铁蹄踏破国门来到中原，在民族大义面前，崔庆安与杜春来原形毕露，成为生活在日寇铁蹄下的治黄人两种形象、两种态度的典型代表。
崔庆安，面对敌人说客的威逼、利诱，起初也有所顾及“国民政府就要把俺当汉奸处置啦”，但“说起自己父亲与杜琪的死，女儿被逼沉河，对郭伯韬、朱彪充满怨恨。”又听说客说：“要说咱们都是中国人，可日本人的行事风格，咱不得不服。人家说了，堵复黄河决口刻不容缓，钱要多少给多少！”立即应声说到：“俺在河上这么多年，从没有听过这么慷慨的话！”表示：“若不嫌弃，兄弟愿效犬马之劳！”
作者通过崔庆安投敌过程的细致描写，一方面深刻揭露了国民党抗战一败再败、一退再退的主要原因，以郭伯韬为代表的其军队对自己人民冷酷无情、痛下杀手，使崔庆安这样本可依靠的对象，投敌与否就剩下了当不当汉奸的“遮羞布”；另一方面，对于世代从事治黄工作的崔庆安来说，堵复黄河决口就是他最大的梦想，说客恰好抓住了他的“软肋”，又抛出了日本人“钱要多少给多少”的诱饵，怎能不让崔庆安就范呢？
如果说崔庆安投敌具有偶然性，只是出于实现堵复黄河决口的梦想，但当他找到投敌的理论依据，就成为了铁杆汉奸。作者通过崔庆安劝儿子崔志芳回坝头镇与其“共举大事”的信，进一步揭露了如他这样从寇的中国人的心路轨迹：“须知外族入主中原，从来就是血流成河。清人扬州三日、嘉定三屠，蒙人杀人无数。然蒙元、满清同列华夏正朔。何止蒙元、满清，中国历代帝王，无一不是杀人强盗、吃人恶魔。且杀人愈多愈受崇敬，对民稍有怜悯者便称明君。”
崔庆安按照这种强盗逻辑思路一路走下去，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日寇特高股将他逮捕投入监狱，他虽然感到冤屈，却仍对日本人抱有希望，对儿子崔志芳说：“重庆政府是没希望了，日本人终将统一中国。爹无辜被抓，即使被枪毙，也无怨无悔。你要忠心为新政府做事，不要让我们崔家因改朝换代而没落。”日寇用一颗子弹结束了他“忠心为新政府做事”的命。
杜春来先是跟随孔祥榕参加了阻塞长江航道，迟滞日军沿长江进攻的“锁江”斗争，等他再回中原，黄河花园口扒口事件已经发生，黄河下游多已沦陷，儿子和二女儿死于非命。他在花园口修筑裹头工程的过程中，横渡新黄河欲回家探亲，不料在东岸巧遇崔庆安。崔庆安劝他：“这个国家不值得咱为它如此啊。”他却斩钉截铁地回答：“一日从寇，终身为贼。我是不会做汉奸卖国贼的。”
裹头工程结束，杜春来被遣散，只得到汴城的乔记怀药铺为陈金铃打工。崔庆安当了伪水东河防营长，在赵口堵口遇到难题去找杜春来，杜春来不好推脱，给他出了修“砖坝”的主意。崔庆安堵口成功后，与杜春来举杯庆贺，一个河兵进来报告：日本人“把铁栓等五个人抓去了。”为救5个河兵生命，杜春来当了伪水东河防营的副营长。这是崔庆安与日寇一起逼杜春来就范的局，杜春来万般无奈只能踏入其中。铁栓劝杜春来一起回水西，投奔国民党，杜春来却难再与不要他的郭伯韬等相见。作者巧妙地通过设置这样的情节，深刻揭示了脱离人民群众的抗战是没有前途的抗战，只有按照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的方向，才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我们共产党人，同其他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
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的思想对杜春来的影响逐渐加深，由“我对重庆政府早就不抱啥希望了。但是，我总觉得共产党那些人是不会轻易屈服的。”到“共产党代表的是一种新生的力量，像这样的队伍，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再到带领河兵营起义，奔向光明。
作者就是通过对人物命运的细致刻画，解析着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让读者在感觉历史律动的同时，在思想认识上得到升华。
四
《黄河东流去》是河南著名作家李准创作的长篇小说，背景选取的是蒋介石以阻挡日寇为由炸开黄河花园口，使黄水泛滥，黄泛区老百姓流离失所的历史事件，是全面、生动地反映黄泛区人民苦难、挣扎、斗争的文学精品。
《最后的河兵》是河南黄河作家杨保红创作的长篇小说，背景选取的时代与《黄河东流去》基本吻合，是全面、生动地反映日寇入侵中原后治黄职工苦难、挣扎、斗争的文学作品。这里一本是“精品”，一本是“作品”，并无褒贬之意，因为李准长期从事文学创作，他的创作经验、生活积累、思想高度等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黄河东流去》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由此可见这部作品达到的文学高度。但是，杨保红的文学道路还很长，如果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未必不会有惊人之作问世。
《最后的河兵》最大的特色就是黄河人写黄河事，像小说中到处可见的黄河堵口修防技艺、黄河边的民风民俗等，是局外人一时半会不可能完全明白与了解的。杨保红生在黄河边，长期从事黄河修防工作，耳闻目睹是黄河，躬行践履是黄河，因此，他的作品带有浓厚的黄河味道。
《最后的河兵》的黄河味道，与李准先生试图借助《黄河东流去》重返历史，有意识找寻中华民族的“根”，探索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以激活中国人民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并为现代人类提供精神栖息之地的创作思想不谋而合。从这个意义上讲，《最后的河兵》可以说是《黄河东流去》的有机补充。
杨保红的外表颇似李准，期待着不久的将来，他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能够与李准先生一样站在我国文学的最高领奖台上。到那时，或许有人说，杨保红的作品颇似他的河南老乡李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