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川记

在古代，对一个诗人来说，六月大概算不得来成都的最宜人的时候。杜甫来成都，是大唐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的冬天，他对成都的印象大概是“冷”，这既有气候之“冷”，也多少暗示了他来成都的状态：“心寒”。此番前来，是飘零，而非游历。陆游来成都，是大宋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的春天，他用一支跟“春”有关的词牌——《汉宫春》，写下了他对成都的初印象，其中有句：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语出陆游《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

杜与陆，在所有旅居成都的诗人中颇为闪光的两位，却展现出迥然不同的状态。对后者而言，只因他是来做官的，而前者是来投靠做官的。尽管际遇有别，但对成都的喜爱，倒真应了时下胫走了数年的广告：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杜甫来了，尽管窘困，但最终在浣花溪畔建了自己的家——草堂。流连戏蝶，邻翁对饮，时而洒扫花径，也为三重茅草跟南村群童斗智斗勇，看一行白鹭，听春夜喜雨。杜甫把自己化入了自己的诗里，变成自己所描写的对象。而陆游却放不大开，时刻要记着自己是诗人似的：此身合是诗人未？（语出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 思考的结果，似乎并不乐观。诗业与功业，皆他之所欲也，但终究不可得兼。想必他想到老杜，内心大概有着为官与为文的纠结。

我来成都，已是距那遥远的唐宋逾千年以后，公元2023年6月的夏天，“热”是我对成都的初印象。未来成都之前，印象是“辣”，这讲的是成都的吃，其次是“平”，这讲的是成都的地形。而面对成都的“热”，我竟然像面对一片无人赏赉过的风景。我一面有命笔的快感，一面又因无所引据而胆怯。在写与不写之间，我与成都相顾两无言。唯有锦江脉脉，流进一个漫游人苍白的心田。

我来成都，也想以诗人的身份进入这座城市。但我无法悠然闲居如老杜，也并无陆游式的视野与抱负。然而，我不作“诗人”，又应当怎样进入成都呢？

游客老舍先生大概是最为爽性的。他四游成都，觉得成都“可爱”，因为成都有北平所不同的景色，因为成都有好友三两，又因为成都有手有口，手是看人赏鉴古玩，口是听唱川剧洋琴。他为此写下一篇《可爱的成都》，一改老辣幽默的文风，换下忧患伤时的基调，写着与北平、与济南、与多磨难的中国大地完全不同的城市。成都，穿越千年，来到老舍先生的笔下，依然是一派避世天府的物阜民丰之象。

与老舍相比，我反观自身，倒真有一种矛盾记上心头：当游客尚有余，写游记实不足。

我来成都，却仿佛没到过成都，至少是在文学的书写中，面对蜀道天险，徘徊于剑门之外，这一刻，我面对这些历史的背影，乖乖地变成了蜀都大道余荫下一片阴凉的底色。

朝川，朝向四川，终究与它背向而行。于是，我背向历史，背向传统，进入春熙路，穿过太古里，在写字楼外的巨型4D荧幕中照见自己的行迹，最终躲入繁忙都市的甬道深处，作一尾瑟缩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游鱼，携带浣花溪畔的身世与基因，黄四娘家花满蹊，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我看到一个白衣少女，独坐，低头，抽泣。

这是古诗人不曾写过的“风景”，这是我在末班地铁里初见成都的夜色有如少女的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