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记

海南的四月已有夏热，夜晚的风却那么爽凉。这似乎并不是我想要的。按计划，我该在暑假登岛，在极热之季，追寻那极旷达之人——

公元1097年6月，北宋绍圣四年，苏轼渡海登陆海南岛。

那时的他已经六十多岁了，逢着那样的热天，挺着那样的衰骨，以及在终老有愧和北归无望的心灵折磨之间，一个人，需要有多么旷达的乐观和幽默，才能度过像海一样茫然无际的日子。

度过海一样的日子，他需要用海一样博大的乐观才行。

如若以西方的哲学观点审视苏轼，竟会发现他是善于运用辩证法的高手，既用于治学，也用于生活——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之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在儋耳书》）

坐在飞机舱向下俯瞰，即将登岛时，我确乎能看到海岸的依稀的轮廓。跨越琼州海峡，竟然只需要一个小盹，——有谁能想到当年浩瀚的大海上，一个花甲老人消受了多少回可怕的涛声！黄州时的“寂寞沙洲冷”，现在，小小沙洲换成了硕大岛屿，天子余光下的贬所（黄州距都城汴京并不远，仍属朝廷监控范围），现在，是率土之滨，他依然是王臣，然而已处江湖之远了。

孤悬海外。我以为天底下对文人最不善的词便是它。孤者形单，悬者提心，海者无依，外者放逐。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若说黄州成就了文才，惠州锻造了豁达，那么儋州（泛指海南之贬）对一个老人的意义在哪里呢？

他太老了，已不需要活下去的理由；他业已成名，也不再需要更多山水的簇拥。

而这时，姜唐佐来了，符确来了，鸿儒白丁，少长咸集，载酒堂盖起来，是低配版的黄州雪堂或惠州白鹤居。

传道受业解惑，索性教书吧。

一座海岛需要的不是平平仄仄，黎人自有快活的水调山歌；一个边疆需要的也不是迁人骚客，普天之下总该是君君臣臣。

于是，他，一个老头子，头戴椰冠，脚踏木屐，手执竹杖，忽然用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说道——

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别海南黎民表》）

将近三年，他总算要离开了。回首向来尽是萧瑟么？不，他说——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对一个诗人来说，爱人生就是爱人生的一切。爱春风得意，也要爱命途多舛；爱山明水丽，也要爱骇浪惊涛。

以这千年前的伟大辩证法，他照亮了一个海岛贫瘠的文明，照亮了一个积贫积弱的时代，也照亮了短暂而永恒的自己。

也照亮我，一个追怀者，循着他的踪迹，由生地眉州（今四川眉山），经黄州（今湖北黄冈），转惠州（在今广东），再到儋州。

当代诗人王家新面对俄国伟大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那一声咏叹，也适用于我——

不能到你的墓地献上一束花

却注定要以一生的倾注，读你的诗

以几千里风雪的穿越

一个节日的破碎，和我灵魂的颤栗（《帕斯捷尔纳克》）

儋州东坡书院。白色的牌坊，黑色的题字，四下围长着丛丛的椰林，颇具热带风光。这与我在黄州赤壁、惠州白鹤峰，甚至三苏祠里所见的景象完全不同。这不是中原的感觉，也不是南乡的感觉。

这是海的感觉。

我第一次离开大陆，来到海岛上，去看一个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的人，他最后在这海上，变成一座中国文化的灯塔。

想起苏轼，读东坡诗，每每自觉生活的折腾里总是有他当年浮沉的影子。只不过，他是那浪花，无浪不为影，而我是浪沫，在他身后激起一串飘渺的涟漪。

是机缘的注定，也是注定的巧合。这便是我对苏轼的爱，或毋宁说是借由爱苏而最终爱己。在羽翼渐丰而未曾展图的前半生，爱春风得意，也爱命途多舛；爱山明水丽，也爱骇浪惊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