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母做的棉袄

丁宝岩

岳母为我做了两件棉袄。

跟妻子结识的那年冬天，妻子顶着凛冽的北风到我们学校，带来一件新棉袄，是岳母缝制的。棉袄咖啡色暗花缎面，里子是淡粉色小花棉布，一眼就让人喜欢，我立马换上，十分合身。因为里表三新，所以特别暖和。我高兴坏了，幸福坏了！我已经很多年没穿过新棉袄了，刚脱下的那件是母亲改了又改的，袖子短，棉花旧，不合身，不暖和。我家在农村，收入低，姊妹多，母亲又整天忙于农活，所以我们穿新衣服的机会很少。穿上这件新棉袄，开始的几天都舍不得套上外套，就让它光光鲜鲜地随我出入教室、办公室。那几天，讲课好像格外起劲，跟同事们交流语调也满是欢欣。

岳母做这件棉袄时已经头发花白，眼睛也花了，而做棉袄只能利用下班时间，想来这件棉袄多是在灯下做的。岳母患心脏病、糖尿病多年，拖着病体，带着老花镜，一针一线都有我未曾体验过的艰难。每念至此，喜悦的心海就泛起阵阵不安的微澜。

隔了一年，岳母又为我做了一件棉袄。这件仍然是咖啡色暗花缎面的，只是比那件略红一些。这件，是我的结婚礼服。我们腊月二十六在老家举行婚礼，正是天寒地冻的时令。晚上，乡亲们来我们家闹洞房兼看电视，人太多，房间里盛不下，只好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那时电视机是稀罕东西，诺大的院子里挤满了人，电视信号不好，我反复调试，竟然不觉得冷，我知道，这大半归功于身上这件簇新的“礼服”。

岳母这样频繁地为我做棉袄，可能会让读者朋友认为她是家庭妇女。错啦，岳母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一直担任领导职务。在我和妻子成亲前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跟我们提到岳母时总是“高主任”长“高主任”短的。可岳母并没有因为自己是“主任”而疏远家务活，做菜、针线活都是高手，周围好多妇女登门求教做菜、缝衣技术，每年端午节，求岳母指导包粽子的络绎不绝，有些主妇干脆把岳母请到家里指导。实事求是说，没有人做清炖鲤鱼和粉皮鸡能赶上岳母的水平，至今，无论在哪里包括在星级酒店里吃这两道菜，我都觉得味道没有岳母做的好，略一动箸就作罢。

论家境，岳父家比世居农村的我们家强得远。可岳母并没有因此轻视我，反而因为我出身寒素而给予更多疼爱。孩子出生后，我们一家三口在岳母家住了很长时间。从那时起，我深深体味到，岳父岳母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疼爱孩子、精心操持家务是岳母非常重要非常本色的一面，而另一面，岳母对工作非常负责非常投入，并且，倾注了对老百姓非常殷切的关爱之情。在我们村和周围村子里，很多人对我岳父岳母既亲又敬。提起他们，往往翘起大拇指说“马书记高主任是好领导”，语气里满是钦敬，眼神里满是亲热。

前不久，我因心脏问题住院治疗，同病室病友是一位农村老太太，妻子跟她及陪护她的女儿攀谈，得知她们来自石门镇，遂有些惊喜地说：“那我们算老乡呢，我在那里长大，住了十年呢！”

“你怎在那里长大？”

“我爸爸妈妈当时在那里工作。”妻子随口说出爸爸妈妈的名字。

老太太的嗓门骤然提高“哎呀呀，高主任是你妈妈？她身体怎么样？”妻子告诉她爸爸妈妈都已经去世了。

短暂的静默之后，老太太抬头说：“马书记高主任可是好人，俺那里的人没有不夸他两个的……那一年，我怀着二丫头，都七八个月了，在湖里干活，肚子疼起来，实在受不了了，就跟队长说了声，撂下活往家走。路上，肚子越来越疼，实在走不动了，正愁怎着回去，高主任拉着平车（地排车）从后面过来，她不知道帮哪个生产队运东西的，二话不说就要我上车，俺娘唻，高主任是大官，俺就是一社员，怎能她拉车俺坐车呢，怎好意思让她拉车呢？可高主任硬要俺上车，俺要是不上车还就真难到家了。高主任一直把俺拉到家门口，水没喝一口，擦着汗就回去干活了……”。

岳母同多数老干部一样，爱讲自己的经历。可这事，从未听她说起过。

岳母离休十多年后的一天，突然有位农民模样的人造访。农民来岳母家不奇怪，岳母工作过的两个公社，时常有农民来，有的带几颗白菜，有的带几条鱼，有的带两只鸡等等。岳父岳母对他们热情有加，吃吃喝喝之后，每每让他们带着点心、烟酒或衣物回去。自岳母来县城工作后，这样的事就不时发生。来岳母家的农民多是岳父岳母蹲点结识的老乡或村干部。而今天来的这个人岳父岳母都不认识。他自我介绍了一番，才知道原委。当年，她怀孕的妻子患急病，须住院动手术治疗，而他们家钱不够，一时又凑不到钱。这事碰巧让岳母知道了，岳母给了他们一些钱，使病人得以及时手术。这事已经过去数十年，岳母早就不记得了。这位农民今天来，并不是要还钱。他近些年在青岛等城市收破烂，凑巧得到一本医书，里面有关于治疗糖尿病的验方。他让患糖尿病的亲戚试了试验方，果然有效。就带着一大堆按验方配药需用的黍子、鸡蛋及其它草药来了。“高主任救了俺家两条人命，是俺家的大恩人！”他一直记着恩人当年患有糖尿病，今天来“报恩”给恩人治病。可能是因为岳母患病太久，用了验方后效果并不明显。议论起这件事，岳母说“老百姓太好了，其实当年我给他们那点钱，真是不值一提，可他们几十年念念不忘！”实际上岳母做这样的事不少，究竟有多少贫困村民受到过她的接济，她自己记不清，别人也说不清。后来她到工厂工作，把济困助人的习惯随身携带，工厂里一些困难家庭也得到过她的资助，甚至有小夫妻闹别扭各自在外大吃大喝，和好后无钱吃饭也到她那里讨要生活费。岳母周围的人都认为她大方，可她生活十分简朴，从不浪费一分钱，饮食水平与工资收入极不相称，“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是她常说的话，也是她奉行的生活准则。

岳母在她工作过的地方和单位，都留下不错的口碑。乐于助人怜贫恤弱是大家对她众口一词的评价。这固然是岳母骨子里对古老美德的继承，恐怕也与她十多岁就入党不无关系。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确实能把群众放到心坎里。岳母也明显表现出老干部的共同特点，爱讲大道理。“听党话，爱国家，老百姓的事情比天大”、“干工作要细心，多征求群众意见”、“遵守纪律，药人的不吃犯法的不干”、“嘴老实手老实处处安身”、“组织原则最重要，一定要服从组织安排”“气力是外财使了它还来”等等。说实话，当时听岳母讲这些，潜意识会闪现“不过如此我早就懂得”的念头。现在回味起来，尤其是对照那些道理检点自己的工作失误，会有幡然醒悟之感，当年自己是太聪明了。如果在实际工作中真正毫不走样落实这些道理的精神，成绩不论，人可确保无虞，心可确保安妥。岳母去世三年了，到哪里再听她那样讲大道理呢？听不到岳母说什么了，回家看看岳母为我做的棉袄吧。

岳母为我做的那两件棉袄还珍藏在我们家衣橱里，看上去，尚不破旧。出门在外，想起这两件棉袄，依稀感到温暖从心里慢慢泛起，逐渐暖遍我的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