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柴垛和煤球》

父亲的柴垛和煤球

屋檐下那一排排码得整整齐齐的柴垛和煤球框，就像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在父亲的眼里，那是一家人丰衣足食的保障，那是父亲轻装上阵奔赴工作岗位的坚强后盾，那是父亲心底里最安心踏实的生命线。

印象中全家人在一起劳动次数最多的就数做煤球和劈柴火了。也只有这个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才会老老实实又无可奈何地全都待在家里，要不然早飞到外面撒欢儿去了。也只有这个时候，父亲的领导力才又一次在家里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从我出生起，父亲就一直是单位的领导，他总是习惯性地把那领导架势带到家里来，一会儿指挥这个，一会儿指挥那个，有的时候他忙里出错会把我们几个孩子的名字搞混淆，弄得我们傻站在那儿，不知道自己被父亲派了什么活。

印象中我随父母乔迁过两次，曾经有过三个家。第一个家是母亲单位的大杂院，在那里我们一直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住到一九八六年。那是个四四方方的大院子，占地大约有两亩左右。南面临街，在县城最热闹的中山路中段，一楼是土产公司的店面，二楼是员工宿舍。院子的东边有一排平房，是几户人家的厨房。院子的北面是公司的大仓库，仓库有两个双开的大木门，门上有铁栓，栓上总是挂着一把大铁锁。仓库正面对着院子，有很宽的屋檐，屋檐下堆着各家杂物，比如父亲的煤球和柴火。院子的西面挨着仓库的西北角是一个公用浴室，和一个砌了四个水池的敞开式洗衣房。院墙西边有条巷子，临巷对面是医药公司，西边院墙的中间是进出院子的网状大铁门，大铁门双开，可以容大货车进出，大铁门的右半部开了个小门，供员工和家属进出。平时大门是锁着的，小门白天开放，晚上九点由值班人家（各户轮流值班，每户人家都配有小门钥匙）负责关门。如果家里有上晚自习的孩子，回家就得自己带着备用钥匙。大铁门的顶端是像箭头一样锋利的铁片，以防小偷爬进院内。铁门估计有三米多高，爬起来摇摇晃晃，没有胆量的普通人是不敢随便攀爬的。不过那个年代，民风淳朴，我从来没听说院子里进过贼。

在那个什么都要凭票供应的计划经济时代，大家的生活都过得比较紧巴，特别是孩子多、父母又没在国营单位的家庭，生活就更困难了。那个年代的父母都是勤劳节俭惯了的，每家每户都有两个灶，一个柴火灶用来做饭炒菜，一个煤球炉用来烧开水。于是做煤球和劈柴火就成了每家每户间隔一段时间必做的家务活。做煤球和劈柴火都需要家庭成员的多人配合才能完成，因为它们都是体力活，并且要求在当天完成，工作强度和工作量非常大，不是一个人单枪匹马能一蹴而就的。

先说做煤球吧。首先得选一个烈日当空的大晴天，最好是夏天，因为温度高，煤球容易干透。在院子里选一块空地，清扫干净，接着把买来的煤粉和黄泥分别用圆篾筛把石头筛出来，防止煤球混入石头后影响燃烧。筛石头的工作一般由母亲承担，因为她最有耐心，也最仔细，最重要的是父亲最信任她。因为这一步没做好，会直接影响煤球的燃烧质量。这就像我们吃米饭，不小心吃到一粒沙子，结果整口饭都得吐掉。筛选工作完成后，父亲用铁锹把煤粉和黄泥按一定比例混合在一起。混合均匀后，从煤堆中间用四角耙挖出一个底窄顶宽的圆锥形空地，注入清水，清水高度不能超过煤堆，否则容易溢出来。然后继续用四角耙把中间与水相交的混和煤一点点往水中间耙，一边耙一边搅动。这个动作要非常小心，因为煤耙多了中间的水会涨起来，弄不好就溢出来了，煤也会随着水流流失，这是父亲最不愿看到的事情。一般这种带有技术性的活，都是父亲自己亲力亲为。父亲每做一个动作都会事无巨细地给我们讲解要点，但如果不是他实在累得不行，一般不会把这么关键的事情交给我们干。混煤堆有点像做馒头调面粉，不能太稀也不能太稠。好不容易煤堆调制成功，终于可以开始动手做煤球了。站在一旁观看良久的我早就等不及要跃跃欲试，因为这有点像小孩子玩泥巴过家家，虽然有点脏，但却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父亲手把手地教我用左手在煤堆里掏出一团煤，然后用两个手掌合拢把它捏紧实，再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依次把做好的煤球排列整齐，每行每列间隙要一致，不能太稀也不能太密。排列太稀占地方，摆放太密，煤球容易粘在一起。这有点像在没有画格子的白纸上写大字（毛笔字），非常考验一个人的眼力。有的时候第一行摆放得好好的，到了第二行便成了蚯蚓状，或者上下荡漾的水波弯弯曲曲。为了把煤球摆放好，我会找来一根小木棍量间距，眼力不好，就找媒介，这样总不会歪了吧。但这样一来，速度就不是慢了一星半点。哥哥姐姐们做了好几个我才做一两个。为了加快速度我想了一个办法，既然我摆不好，那我就只管做。我把做好的煤球直接拿给母亲，让她去摆放，母亲脾气最好，从来不会责怪我偷奸耍滑，总是放下自己手上的事，默默地接过煤球帮我摆放到位。这样我做的煤球数量与哥哥姐姐们就相差无几了。虽然在父亲举行的竞赛中，我每回都是垫底，但也没有到天差地别的程度，作为老幺，我在面子上还是能够接受得过去。煤球做好，差不多快中午了，大家收拾好工具回家帮着父母做午饭，我被留下来“看场子”。当时家家户户都养了鸡，那些鸡每天都在院子里肆无忌惮地飞来跑去。我的任务就是负责“赶鸡”，不让鸡跑到煤堆里，把还没晒干的煤球踩得乱七八糟。煤球一旦被鸡踩过，不是变了形，就是被踩得七零八落，那样就前功尽弃了。父亲每次安排我“看场子”，都要把这些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和任务的重要性告诉我，仿佛这是一件多么光荣而又神圣的使命。我被父亲的重视而感动，所以“看场子”看得特别认真，也不怕那烈日当空的大太阳，看到鸡有走近煤球场的倾向，便朝鸡飞奔过去，同时用两个手不停地从下往上扬，嘴巴里还不停地发出“嘘嘘”的声音，非得把鸡赶到离煤球很远的角落里才肯罢休。下午父亲来视察，看着一个个完整的煤球，每次都会对我大加赞扬，并会在事后偷偷地给我一点小奖励，比如一支铅笔、几页信纸，运气好的话还可能是几颗裹着漂亮彩纸的水果糖。有了这些珍贵的奖品，我下回赶起鸡来更加卖力了。傍晚时分，父亲会召集全家人一起收煤球，找来土产公司装爆竹废弃的木箱子，在底层垫一层塑料膜，把晒干的煤球一层层错落有致地摆放整齐，再在顶上铺上一层塑料膜，然后盖上盖子，两人一组把它抬到仓库的屋檐下，一箱一箱垒起来。如果木箱不够用，就用镂空的竹框装，那个年代竹框是一种很常见的容器。用竹框同样也要在煤球的上下层铺盖塑料膜，塑料膜的作用是防潮防水。

再说劈柴火。劈柴火这项工作机动性比较大，工序也没有那么复杂，它不需要一家人全员上阵，多劈点少劈点不伤大雅，属于随时拿得起放得下的活。再说劈柴火所需的场地也不需要那么开阔，只要在自家门前麻条石旁找一块空地，两三个人就可以搞定。劈柴火和做煤球不一样，它不需要大太阳，因为劈柴本身就是一件重体力活，就算在冬天也可能干得汗流浃背，所以只要挑个不下雨且不晒的阴天就可。新买来的木柴不能马上就劈，因为新柴买来都不是很干燥，湿柴劈起来是很费力的，所以新柴买来一般会垒在屋檐下，让它风干，过一段时间再搬出来劈。既然劈柴是重体力活，一般都是爸爸和哥哥们唱主角，我和母亲、姐姐负责打下手，做些搬运和捆绑工作。大杂院里有一个公用的圆形大木墩，选好了天气，我们需要先把场地打扫干净，然后，母亲、姐姐和我分别会用土箕从屋檐下分批把一根根木柴运送到劈柴地点，父亲和哥哥们则在圆木墩或麻条石上分别开始工作。一般没有节的细直木轻轻松松一刀就能在麻条石上解决，而遇上那些长有节和歪七扭八的木柴就一定得在矮木墩上慢慢地想办法。遇上有节的木柴，首先得避开那个节，从节旁边一点一点地把木柴劈小来，因为木柴的节是根本劈不开的。而对于那些长得歪七扭八奇形怪状的木柴，则需要在麻条石上把弯曲部分用木锯把它锯成好几小段，这样每一段的曲度就会变小，劈起来也不容易劈歪，木头更容易立起来，省力多了。父亲告诉我，劈柴火也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要想把它做好做快做轻松，其实都是有技巧的，那就是要多动脑筋多实践，在实践中边干边想，技巧和经验就总结出来了，做起事来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后来我长大了读了书才知道，父亲是把毛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在劈柴的过程中用浅显易懂的朴实语言传授给我们。劈柴确实很有技巧，比如碰到那些比较难劈的木柴，首先要把柴刀从木中间砍下去，让柴刀嵌入木头当中，然后举起，举至一定高度，突然用力加速度向下往木墩上砍去，等到木柴底部快接近木墩时，不能再用力，而是要利用惯性往木墩上砍，这样既可以省力，也可以避免被反弹力震得虎口疼。劈柴火很多地方都要用巧劲，如果力道用得不好，不仅虎口会震得生疼，有时候还会闪着腰。木柴被劈开后，捆木柴便是我们女人（孩）干的事，捆柴首先要找厚竹篾编成的圆形竹箍，如果没有竹箍，父亲就会用细铁丝编铁箍，用手扶住竹箍或铁箍，把劈开的木头一根根整齐地平放在圆箍内，放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圆箍在木柴的中间位置，这样最后成捆倒转把木柴放正时，才不会因某根木柴没有被圆箍箍住掉出来而整捆松散开。捆木柴也是有讲究的，首先选粗一点的木柴放，这样容易把圆箍挤满，圆箍挤满后，用手稍微往上把箍拎一拎，看看会不会散架，如果不会，就用另一只从下往上把整捆木柴逆时针旋转九十度，即把平躺的木柴整捆竖起来。如果有些松散，就赶紧找来粗细合适的木柴往木柴缝里插，如果直接用手不能一插到底，就用直刀或者直木把它敲进去。尖木柴时要先选粗木，再用细木，最后用有尖头的小木头打尖进去，直到整捆木柴紧紧实实为止。木柴劈开、捆结实后，父亲会组织我们搬运到仓库的屋檐下，一捆一捆地垒高，然后找来塑料膜盖上，并用绳子把塑料膜绑好，以防下雨把柴火淋湿，塑料膜只盖住顶部和前半部，留出下面一点空间透气，同时也可以起到风干的作用。劈柴火不是一蹴而就能干成的事，不管是劈柴的、捆柴的、还是运柴的，干一会儿就会累得汗流浃背，腰酸背痛。这期间父亲便会让大家中场休息，提前嘱咐母亲准备些汤汤水水给我们补充能量，夏天是清热解暑、香甜爽口的绿豆汤，冬天是热气腾腾、健脾养胃的荞麦片……休息的时候，我们站的站，坐的坐，蹲的蹲，父亲兴致高了就会给我们讲“薛仁贵和樊梨花”的章回故事。每次我们听得正入神，父亲揣摩大家休息得差不多了，便突然不合时宜地给我们来一句“欲听下回分解，继续砍它三大捆！”吊足我们的胃口，我们只好加足马力继续干活。有的时候，儒雅的大哥也会给我们猜谜语或念绕口令。一家人在一起干得热火朝天，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家用电器陆陆续续走近千家万户，由于烧煤容易损坏电器，于是煤球很快便从我们家消失了，煤球炉也不知被母亲遗弃在哪个角落。

一九八六年底，父亲单位的新大楼落成了，新大楼与县城的地标建筑“大观楼”相邻，醒目地伫立在锦江河畔，大楼东面是县城最大的沿江公园，那个家真可谓是县城独一无二的江景房。新大楼一楼是店面，二楼是办公室，三楼至五楼是每层三套三房两厅一厨一卫双阳台的结构。我家有幸住在三楼的最西边，每层的最东边是同层三户人家的厨房和卫生间，过道成了各户的饭厅，北阳台是各家出入套房的走廊，每套房子均匀分布着四个房间，南面是主卧和次卧，北面是客厅和客房。楼下有个小院子，有一排平房，各家有个小小的柴棚间，用来堆放杂物。每家的厨房那时都还有两个灶，一个烧罐装煤气的煤气灶，一个烧柴的柴火灶。那时候汽车是稀罕物，只有个别单位才有，我们搬家都是用板车一车一车拖，所以搬了好几天，柴火作为父亲的必备之物，自然也被大板车拖进了楼下的柴棚间。那时姐姐结婚了，姐夫成了父亲的主力队员。家里每回搬柴，劈柴，唱主角的便是姐夫。姐夫是个性格开朗的勤快人，父亲每次吩咐他干活，他从不叫累，还总是乐呵呵，给我们家带来了数不尽的欢乐。

一九九一年，我们家那带有前庭后院的三层小楼封顶落成，我们离开了大观楼隔壁的江景房，乔迁到了新居。这次搬迁我们用上了大哥单位的江西五十铃，不到半天时间就把东西全部运到了新家。上世纪九十年代，小县城几乎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煤气，很少能找到有柴火灶的人家。但对柴火独有情钟的父亲居然在小楼的底层把主卧往里回推了一米深，留出了一个有顶无门的柴间。还在厨房里让泥匠特意砌了个柴火灶。

一九九四年，县城撤县设市，升级为县级市。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得到了很大提高，不要说是温饱，很多家庭都实现了小康。可是父亲仍然放不下他的柴垛。当然这些柴火也在我们家做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每年端午节，母亲都用柴火灶给我们炸外酥里糯的麻圆、酿香甜醉人的米酒、煮软糯滑爽的粽子；每年腊月，母亲都用柴火灶给我们炸松脆香甜的冻米糖、炒香脆可口的花生、卤唇齿留香的西瓜子……

如今，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管道天然气，做饭炒菜已成了分分钟就能搞定的事情。父亲和母亲也早已离开了人世，现在的家用电器，比如什么电磁炉、电压力锅、豆浆机、面条机、烤箱……层出不穷，他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更谈不上使用了。虽然父亲和母亲没有赶上如今的好时代，但那些柴垛和煤球将是他们心中永远的温暖，也将成为我们兄弟姐妹不可磨灭的记忆！它们是父母勤劳节俭的象征，也是我们全家团结和睦的见证，更是我们对父母绵延不断的思念……

  2022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