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哥正传

“歪”哥正传（报告文学）

铁城

题记： “改革开放，我是亲历者，又是参与者，更是受益者！” “歪”哥凌富强如是说。

凌富强还说：“高尔基：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话，是我一生过目不忘，刻骨铭心的一句至理名言”；“在广大农村，治穷应先治愚，治愚应先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六十九年前一个春天的清晨，随着“哇”的一声啼哭，“歪”哥来到了人世。身为武陵市万龙公社白马大队副主任的凌志富，当即给渴盼已久的白胖儿子取名为富强，意为祝福儿子与刚成立不到五周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道，都能走向繁荣富强！

赶巧的是，凌富强刚长大成人，正遇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时期，风华正茂的凌富强便遭遇了“歪”农民、“歪”干部、“歪”城市人、“歪”老板、“歪”大学生、“歪”记者编辑等系列“歪”经历。故幽默、喜剧的凌富强戏称自己是“歪”哥。

不过，凌富强所说的“歪”字与“假”字，千万不可相提并论。只能与说红不红、说黑不黑或说黄不黄近乎一致罢了。

一、“歪”农民

少年时期的凌富强，与本地本方的同龄人一道，从小到大过上的都是吃不饱、穿不暖的贫困生活。70年代初，初中毕业不能再升学读书的他，只好回到生他养他的白马大队，跟着祖辈都是农民出身的父母、哥姐一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过着抽泥巴翻身的苦日子。幸运的是，凌富强自小细皮嫩肉又身单力薄，好心的大队、生产队干部们看在他大脑灵活、年幼好学的份上，尽量照顾他干一些轻巧、少力的农活，如记分员、农技员、监收员、打谷和抽水农机手等技巧、技术性工作。

人们都知道，一个货真价实的农民，应该是栽秧、割谷，扬谷、上草，薅、刨、铲、种，犁田、耙田，担粪、淋粪样样能干、门门精通。

可凌富强当了整整七年的农民，以上“十八”般武艺基本上叫做摸门不着。

与众不同的是，凌富强自幼喜书如命，似懂非懂的中外名著，他都会不厌其烦地啃读个两三次。无论是放牛、割草、干农活，稍有空闲，他都会自顾自地埋头苦读怀里揣着的各类书籍。

凌富强认为：高尔基所说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话，是他过目不忘、刻骨铭心的一句至理名言。

无论凌富强农闲时干啥，可栽秧、割谷农忙时节，都得与队上社员们一道早出晚归地苦上一阵子。插秧季一结束，男女老少的脚杆上都会裹着一层厚厚的、黄色的水锈，可凌富强的双脚却一直保持着白白净净的模样，惹得那些成天满身泥水的男、女社员们艳羡不已。

1975年夏，刚当上大队团支部宣传委员的他，便在征得大队党支部批准同意的前提下，率万龙公社之先，办起了一个以“扫盲”为主的大队政治夜校。在夜校，凌富强既是召集人，又是主要任课老师，偶尔也会请公社农技员、农机员和农电员上一堂专门的知识讲座课，深受那些热爱学习、热爱科学技术的农村青年们喜爱。为此，凌富强还和大队宣传队的队员们自创自演了快板剧《政治夜校好》，参加武陵市和龙旺区农村文艺调演，均荣获了创作、表演一等奖。

1977年，由凌富强一手创办的白马大队政治夜校，荣获了《西南省先进政治夜校》光荣称号。

受到省、市表彰、奖励的凌富强，更是一门心思地扑进了大队政治夜校教学工作之中，并视提高本大队社员群众文化知识和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为己任，为日后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和记者编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难怪凌富强经常在知根知底的好友面前，幽默地称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歪”农民。

二、“歪”干部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年方二十三岁的凌富强，终于盼来了他人生经历的大转折一一党中央提出的改革开放。在一次万龙公社党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已当上万龙公社团委副书记兼白马大队团支部书记、具有较强政治敏锐性的凌富强被党委书记马永祥：“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我公社从明天开始，全面推行“水统旱包”的农村土地改革政策”那段话惊出了一身冷汗！

会议结束后，凌富强邀上公社团委书记、一个从大城市里来的知识青年带队干部刘荣连，急三火四地赶到马永祥书记办公室。刚进门，性急的凌富强还未落座，刘荣连就连珠炮似地问起马书记来：“马书记，你刚才在大会上是不是讲错了？会场上的人们个个都为你着急得不得了，你硬是一点都没有发现吗？”

“啥子讲错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马书记反问道。

“你说的水统旱包，不就是包产到户？包产到户，不就是破坏集体生产？破坏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刘荣连步步紧逼地追问道，两只大眼紧紧地盯住马书记。

“哈哈……你俩是为这事才追到我办公室的？不要着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讨论通过了我国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决议，农村土地实行水统旱包只是第一步，今后还会全面实行包产到户，在确保公粮统购、统收的前提下，谁剩的粮食多就归谁”。

“嘿嘿，你们年轻人不要着急！慢慢来，好戏和好日子还在后头！”说完，马永祥书记用手拍了拍两个似信非信年轻人的肩膀，双眼笑成了豌豆荚。

就这样，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在武陵市万龙公社，同时也在凌富强的身边拉开了帷幕！

随着农村土地“水统旱包”和“包产到户”的全面推行，万龙公社农村群众吃得饱、穿得暖了，家家户户都有了余粮，且工余时间也多了。

没有了集体生产计工、打分的约束，农忙之后闲得无聊的人们不是三五成群地吹牛皮、冲壳子，就是四、五成伙地玩扑克、赌输赢。更有甚者，成天东游西窜、赶场上街，乘人不备实施偷摸扒窃。

时任白马大队团支部书记的凌富强，将此不良现象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凌富强深思熟虑后，得出的结论是：治穷应先治愚，治愚应先扶志；向广大农村群众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才是扭转当前我国农村落后面貌的明智之举！

苦于无力扭转这种局势的凌富强，一番着急上火之后，静下心来决心写信给当时的市委书记罗安斌，向他反映当前农村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现状，并希望市级相关部门要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村群众业余文化生活，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向广大农村群众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凌富强没想到的是，在市一中当教师的妻子林福娟，看到了他写给罗书记的那封长信后不但不支持，反而给了他一顿臭骂，骂他吃饱了不得饿，无事找事做！还说历史上给官方上书的，没有哪个得到好下场的……。

妻子骂归骂，凌富强做归做。他还是凭着犟驴脾气，硬着头皮将给市委罗书记的长信寄了出去。

信倒是寄了，可凌富强的心里总是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地忐忑不安起来。

四个多月后的一天上午，两个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穿戴十分讲究的人来到万龙公社那条像“吹火筒”似的乡场上，在公社文书的带领下，找到了正在焦二毛家理发的凌富强。在确认是凌富强本人后，矮胖个子的外来人十分严肃地说：“你就是凌富强？理完发到公社办公室一趟，我们有事要找你。”

听了这话，理发店里一屋人莫名其妙起来，猜疑凌富强是不是犯了啥子事？然而，此时的凌富强才是自己的肚皮痛自己明白：一定是写给罗书记的那封长信，把市领导给得罪了！

理完发，凌富强怀揣着一颗“砰砰”直跳的心、胆战心惊地来到了公社办公室，只见先前那位面若冰霜、不苟言笑的矮胖个子完全变了个样，满脸堆笑地上前拉住凌富强的手说：“小凌你好！你给罗书记的那封长信，经罗书记阅后批示，我们宣传部转发给市级文化系统干部、职工人手一份，要求大家认真阅读后进行了讨论。”矮胖个子接着又道：“经过讨论，大家都说你那封信写得好！真实反映了当前农村人民群众的生活现状。特别是你在信末提出的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村群众业余文化生活的几点建议写得更好！我们今天来找你，就是想当面听听你对农村文化建设还有些啥好的建议和意见，以便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采纳和运用。”

矮胖个子的话刚讲完，站在一边的高瘦个子连忙接口道：“富强你好！这是我们市委宣传部的邱部长，我是市群众艺术馆的副馆长王清泉。你对加强农村文化建设还有些啥想法，请给我们细细地说说，以便我们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予以采纳”。

听到这时，凌富强先前悬着的那颗心顿时平静了许多，原来是市委罗书记十分赞赏自己写给他的那封长信。

随后，罗富强便无拘无束、毫无保留、满口直言地将自己对目前农村物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刚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村群众心灵十分空虚，以及怎样加强和改善这方面工作的建议一五一十地讲了个透，当即得到了邱部长和王馆长的一致认同和夸赞！

临别时，邱部长叫公社文书将党委书记马永祥请了来，当面提出了由凌富强负责，在万龙公社筹建武陵市第一个公社文化站。

邱部长还说：“在创办公社文化站中，若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可直接找市群众艺术馆的王馆长商量解决”。

就这样，凌富强便开启了他有生以来从未涉足过的文化之旅，当上了一个没有工资、没有编制、没有办公场地和设施设备的公社文化站站长。

既为公社文化站，凌富强首先想到的是要有一块牌子，一个章子和一间能做图书阅览室兼办公室的屋子……。

凌富强深知，要解决当前农民心灵空虚的最好方法，就是要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类健康有益的书籍给他们读。他更知道：还有俄罗斯著名文学家、诗人、小说家普希金说过的“书籍，是人类的精神食粮”的这句话。

紧接着，凌富强便自筹资金，租房办起了一个能容纳20余人的文化站图书阅览室，将在市群众艺术馆图书室借回的各类书籍500余册，共青团武陵市委和喜欢读书的朋友们捐书500余册摆上自制的简易书架，在一阵“呯呯、砰砰……”的鞭炮声中，万龙公社文化站便正式挂牌开了张。

经两年多时间的“滚雪球”式发展，到了1982年，万龙公社文化站图书阅览室藏书量达5000余册，每天可接待各类读者200余人次。

有了牌子、章子和屋子，凌富强又想方设法组建了两支能够外出挣钱的演出队，修建了一块能够宣传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及本公社新闻动态和好人好事的黑板报。

为让地处偏远村、社的老、少读者方便借书，他还抽闲将各类书籍用背篓背到村校和田间、埧头。

与此同时，凌富强还在征得公社党委同意，相关部门大力支持的前提下，采取“谁受益、谁负担”的措施，集资统一管理场镇卫生，使先前“晴天满是灰、雨天一地稀”的场镇落后面貌得到了彻底的治理和改观。

也正是这个80年代的第二个春天，凌富强和全国各地文化系统的干部、职工们一道，迎来了城乡文化大发展的春天。

他们在《中共中央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即：中发1981[31]号）文件精神的指导下，共同见证了农村乡、镇和城市街道文化站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的喜人局面。

紧接着，凌富强又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后干部制度改革的第一波红利，以武陵市文考面试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当上了招聘制文化事业干部。

所谓招聘制，就是有国家人事部门的正规编制，享受原有国家干部同级、同职、同等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不同的是保持原户口性质，招聘合同每年一签。

在当年那些原有固定制干部们的眼里：招聘制干部就是要你就要你，不要你就不要你的“活搖活甩”的临时人员，也就是凌富强后来自嘲自讽的“歪”干部。

三、“歪”城市人

由于凌富强的工作绩效较为突出，工作表现十分优秀和组织、协调能力较强，加之全市城、乡文化站点多面广，原市文教局所属群众艺术馆人手短缺，管理数十个文化站鞭长莫及，市文教局经请示市委宣传部，决定将凌富强抽调到群众艺术馆，专门负责全市乡（镇）、街道文化站的辅导工作。

凌富强也不负众望，与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王清泉、曲艺辅导干部张万渠、音乐辅导干部罗琼一道，将他自筹自办万龙公社文化站的经验毫无保留、手把手地传授给全市新招聘的文化站专职干部们，让全市城、乡文化站有了突飞猛进的起色，名列西南省同行列前茅。

尤其是根据凌富强建议和编制实施的《武陵市乡（镇）、街道文化站积分管理办法》收效甚佳。后经武陵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将其借鉴、升华至《武陵市计划生育工作量化管理条例》，并在全国各地推广、实施。

在此期间，凌富强撰写的论文《群众文化管理干部自身素质之我见》和《干部招聘利弊谈》在省、市级刊物公开发表后，还荣获了武陵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论文一、二等奖。

凌富强抽调进城时，组织上考虑到他妻子林福娟，四年前本是为了更好地照顾凌富强的工作，主动提出申请从市一中调往万龙中学任教的因素，决定也一同将其调回市一中，以免造成夫妻两地分居的悲剧重演。对此，凌富强和林福娟夫妻俩百感交集，对党组织的关怀和照顾感恩不尽。

然而，凌富强两夫妻感恩之余，又不得不被三口之家以及带女儿的老母亲住在哪里犯了愁。

进城半个多月后，思来想去不得其解的凌富强，不得不斗胆到武陵市文教局登门拜访分管人事工作的马副局长。

马副局长问明来意后，摊开双手无可奈何地对凌富强冷冷地说：“要住房？我在哪来？你们只能自己解决。”

“自己解决？我们怎么解决？我们一家老小四口人不可能住露天、住街沿吧？”看到马副局长那张冷冰冰的脸，本就不太高兴的凌富强，听到她那不阴不阳的答复，一肚子的窝火气便毫无顾忌地迸发了出来。

马副局长听到凌富强那不恭不敬的答话后，也毫不客气地回敬道：“住不住露天，那是你们的事。你们招聘制干部户口又没迁移进城，人进城工作了，乡下应该还有个家呀？”

马副局长话音刚落，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凌富强“啪”地一巴掌拍在办公桌上，用手指着马副局长：“姓马的再敢胡说，招聘制干部怎么啦？招聘制干部不比你们少一根肋骨！请你认真听好，按政策规定，招聘制干部所享受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与你们是平等的！”说完，凌富强便拨开围观人群，怒气冲冲地离开了马副局长办公室。

气归气，工作归工作。凌富强大闹文教局后返回群众艺术馆，照样有条不紊、一丝不苟、不声不响地继续干着自己的本职工作。

第三天中午，刚回市一中伙食团端起饭碗打算吃午饭的凌富强，看到气质非凡、有些盛气凌人的马副局长在一个戴着眼镜，书生气十足的年轻人陪同下走进了校长办公室，不由得使凌富强心里一紧：马副局长是不是找麻烦来了？

可让凌富强做梦都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上下班回家后，刚进家门就听到妻子林福娟喜笑颜开、眉飞色舞地跟他说：“富强，房子有了，家也有了！今天市文教局马副局长和市委宣传部文教科的邓科长到学校来找了彭书记和程校长，程校长表态滕一间教室给我们暂时住家！”

“哎呀我的妈呀！还是党组织好！单位领导们好呀！”说完，凌富强猛地一把抱起妻子林福娟，原地转了几个大圆圈。

一年之后，市级机关干部、职工新房分配时，凌富强和林福娟一家便搬进了当时全市为数不多的高楼大厦，真正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

1986年春节，是凌富强一家老、少搬进城市、住进新房的第一个春节。也是凌富强记忆犹新、终生难忘的一个春节。

那年正月初六中午，万龙公社中学刚升入大学、中专的十六、七名年轻人相约到市里给凌富强拜年。走进家门后，凌富强才猛然发现：这十六、七名才考出去的大、中专生，竟全是公社文化站图书阅览室的忠实读者！

席间，学生们在武陵师范大学中文本科生吴磊的提议下，向凌富强敬酒表示感恩时，凌富强激动得眼泪直流，忙不迭地说：同学们，你们不应感恩我，应感恩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祖国。没有党中央提出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万龙公社文化站图书室；没有文化站图书阅览室，你们就不可能阅读到那么多丰富多彩的课外书籍；没有课外书籍的帮助和指导，你们就没有那么高远的目光和宽广的胸怀。”凌富强话音刚落，同学们一饮而尽、相拥而泣！是呀，他们幸运！他们幸福！他们相遇了千载难逢的改革开放！

凌富强也十分幸运的是，1981年至1986年，他自筹自办的万龙公社文化站，两次被评为西南省先进文化站，凌富强也两次荣获西南省先进文化工作者光荣称号。1981年至凌富强离开文化部门时，他年年被评为武陵市文化工作先进个人，并于1983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陵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

让人们不可思议的是，凌富强一家老小进城工作和生活了20余年，其户口簿上依然只有妻子林福娟和女儿林丹两母女。

除了像凌富强、王富强、刘富强这样妻室儿女都是完完全全的城市人，自己也住在城里、工作在城里，可户口依然在农村的“歪”城市人之外，武陵市还另有一群与凌富强、王富强、刘富强反其道而行之的“歪”城市人。

1992年初，武陵市领导听说相邻的江南县在卖城镇户口，男的一人6000元，女的一人5000元，江南县卖出15000个城镇户口，一次性收入8000余万元。他们还听说，随着15000名农村人口“农转非”的迁入，既增添了江南县城的人气，又缓解了县财政紧张的被动局面，是一个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之的美事。

经武陵市委常委研究决定，学习邻县经验，也走一下“摸着石头过河”的成功之路。

经过有分寸的限制性宣传，武陵市一周内便卖出城镇户口10000余个，收入达5000余万元。这些花5000元或4500元一个买来城镇户口的人们，在城里几乎都没有正当职业和住房，全是亲靠亲、戚靠戚的暂时挂靠入户。时至今日，凌富强家的户口簿上，都还挂靠着两个远房侄儿、侄女的户口。

四、“歪”老板

武陵市文化局从市文教局分家出来，成为西南省最后挂牌成立的一个市级文化局，被全省文化系统的同行们戏称为西南省文化系统的“老幺儿”。

武陵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新成立的文化局，将曾任过市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市司法局局长，有文化、有能力且才思敏捷的政清调任文化局局长。

与此同时，市群众艺术馆王清泉副馆长和凌富强，也有幸成为武陵市文化局首批局机关干部。

一天早上上班时，王副馆长和凌富强按办公室的通知直接进到了政清局长办公室。

正在案头忙碌着的政清局长急忙搁下纸和笔，十分郑重、严肃地对王馆长和凌富强说：“接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厅通知，全国“扫黄打非”工作从本月起正式启动，局里决定你们两人专门负责抓这项工作。这项工作任务艰巨，时间紧迫，情况复杂，你俩必须全力以赴。根据上级要求，从明天起，此专项工作每周一小报，半月一大报。另外，市文化局刚成立，对全市文化市场和文化经营项目也是一无所知，你们在组织开展“扫黄打非”工作的同时，还要将全市文化经营项目的相关情况逐一登记造册，为日后文化市场持证经营和有序管理打下基础。”紧接着，政清局长又说：“局里人手紧缺你们是知道的，可这些工作又不得不做。“扫黄打非”是今后一段时间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急需人手时，我会无条件指派其他人员给予你们全力支持。”

就这样，凌富强便与王副馆长一道，一头栽进了先前从未涉足、从不知情的“扫黄打非”和文化市场清理整顿工作之中。

他俩从接受任务的第二天开始，便不分白天黑夜，不分刮风下雨，马不停蹄地来往穿梭于武陵全市的大街小巷和乡镇街道，将凡是从事文化娱乐经营活动的地方翻了个底朝天。与此同时，“扫黄打非”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成为西南省为数不多的先进文化局。

在两年之后西南省委宣传部召开的《西南省“扫黄打非”工作总结电视、电话会议》上，武陵市文化局局长政清作为唯一一名地、市、州文化局代表，在会上作了经验交流，受到了全省文化系统同行们的高度评价。

文化工作搞了十余年，真让凌富强脑洞大开、思想解放的事，还是要算西南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在宝鼎市召开的那个《西南省文化市场清理整顿工作现场会》。凌富强在接到通知要与副市长杨茂兴、宣传部副部长王素荣、文化局局长政清一道，远赴150公里之外的宝鼎市参加《西南省文化市场清理整顿工作现场会》时，从未出过远门、从未见过大世面的他，还有些茫然，这文化市场清理整顿现场会咋开？

到了会议现场，全体与会人员终于明白：原来是宝鼎市供销社的一些闲置门市和仓库，在该市文化部门的指导下改为茶餐厅、图书室、练功室、音乐茶座、录像放映室、台球室、文化茶园和夜总会等文化娱乐经营项目。

尤其是晚饭后，凌富强在五光十色、五彩缤纷的夜总会里看到的那场景，才真叫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和触目惊心：宝鼎市副市长竟和市委宣传部一名女副部长手拉着手、亲密无间地同唱《迟来的爱》！

更让凌富强百思不得其解，大开眼界的是：他心目中一直老沉稳重、少言寡语、不苟言笑的副市长杨茂兴，也登台用他浓重的上海口音，高唱了由余凤兰和李天培对唱的《纤夫的爱》，竟赢得了台下此起彼伏、经久不息的掌声。

入夜后，凌富强思来想去，翻来覆去可怎么也难以入眠，歌曲还能这么唱？男女领导也可在大庭广众面前手拉手这么亲热？副市长也唱：“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纤绳荡悠悠……”这样有些带“黄”的歌曲？资本主义社会中“夜总会”“百乐门”这样的娱乐场所，也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立足、发展？这样莫不就是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新生产物？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开了眼界、想通了的凌富强暗自下着决心：回武陵后，也要学习宝鼎市的模式，迈开步伐大干一场。

返回武陵后，凌富强便连夜找来几个刚刚“农转非”，领到巨额拆迁补偿金，正打算寻求项目投资的朋友，将国家开放文化市场的信息和宝鼎市开放发展模式，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们。并于1992年春，率先在武陵市最为集中的闹市区，创办了第一家取名为《乐上乐》的卡拉0K厅，凌富强也顺势当上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个“老板”。

根据当时相关部门政策规定：各级文化部门，拥有所有大型文化娱乐经营项目的审批权和主导权。

也就是说，所有大型文化娱乐经营项目的实际投资人无论是谁，都必须挂靠到正规的文化部门名下。因此，凌富强便理所当然地成了《乐上乐》卡拉0K厅的法定代表人。

有了《乐上乐》卡拉0K厅的“破冰”之旅，武陵市迅疾出现了你追我赶、只争朝夕投资文化娱乐经营项目的热潮……。

不到两年时间，全市城乡便兴办起规模不一、档次纷呈、风格各异的夜总会、卡拉0K厅、录像放映厅80余家。凌富强最高潮时，曾出任过8家夜总会、3家录像放映厅的法定代表人。

1994年夏季的一天上午，两名法官急匆匆地走进凌富强办公室，十分严肃认真地递给他一份武陵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他出庭参加《绿宝石》夜总会故意杀人致死案审判会，将先前底气十足、义正词严的凌富强吓得魂不附体。

从此之后，凌富强经请示文化局领导同意，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取消了所有挂靠经营的文化娱乐项目法定代表人资格，如释重负地向他的同事和朋友们说：我再也不当那些名不正、言不顺的“歪”老板了。

五、“歪”大学生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市、县级和乡镇机关，大学生真可叫凤毛麟角。一般都是以初、高中或中师、中专学历为主，且还有很大一部分初小、高小毕业生。80年代末，国家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提高现职机关干部、学校教职员工及企、事业单位从业人员的文化素养，开启了自大、夜大、职大、函大和电大等获取高等学历的快速通道。

1989年春节刚过，凌富强在《中国文化报》上看到了一则《中国人民大学中文函授学院招生简章》。如获至宝的他，赶忙拨通了大女儿在市教师进修校当校工的舅舅和在市食品公司当政工科长的干妈的电话，要求她们晚上到家里有要事商量。

晚饭后，大女儿的舅舅、干爹、干妈等人陆续来到凌家。

凌富强兴奋地拿出《中国文化报》，一本正经地给大家说：“随着社会发展需要，你我现有的学历将会被逐步淘汰。我这里有一则中国人民大学中文函大的招生简章，我们可以边上班、边学习，通过毕业考试后获取国家认可的大学专科学历证书。我决定明天上班就去报名、缴费，也希望你们大家也与我一道报名学习、共同提高。”

“拿大学文凭？怕没那么容易！”大女儿的舅舅听了凌富强的话，不冷不热地说。

“我认为富强说得还是有道理，老话说人不学习要落后，刀子不磨要生锈的嘛！”凌富强的干亲家母附和道。

“是呀！我不知道你们心里有没有危机感？这一届一届的大学生接二连三地分配到岗，到时我们这些初中、高毕业生不被他们挤垮才怪。”凌富强苦口婆心地强调道。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凌富强的决意带动下，凌富强两夫妻和大女儿的干妈、干爹以及林福娟市一中的两个同事，都在此后的两年半时间里，全部修完了函授大学规定的全部课程，率全市之先顺利地获取了《中国人民大学中文函大文秘专业毕业证书》。

尤为可喜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各级党委政府组织、人事部门清理不合格“五大生”假文凭时，凌富强他们几个的学历被认定为合格，并在日后的晋级和职称评定中，起到了不折不扣的“敲门砖”作用。

时至今日，当年“五大生”中的很大一部分学员，均已迈上领导岗位，长期活跃在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不少学员业已成长为党和国家不可或缺的栋梁之材。

可不管怎样，凌富强却依然固执地认为：凡是没进过高等学府，接受过全日制系统知识、理论教育的大学生，都应归咎于“歪”大学生之列，哪怕凌富强自己也不例外。

六、“歪”记者、编辑

凌富强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可懂事之后却一直做着一个“伟大”的梦一一当记者编辑。

因此，自他参加工作以来，无论在哪个单位，他都会自理其事地给单位领导建议办一张小报或编一份《简报》。在万龙公社、古佛乡和龙溪湖镇工作时，由他负责主办的《万龙文化》《古佛风》八开两版油印小报和《龙溪湖畔》双月刊16K文学期刊，都是凌富强用钢板、铁笔刻写后，再油印成型、晾干后发送给武陵市相关单位、部门和所在公社（乡、镇）各村、社及场镇部门，得到了所在单位和领导们的高度赞扬。

特别是在武陵市城区镇任文化中心主任和党政办公室主任期间，凌富强创办的四开四版铅印《城区报》（后为胶印套彩），更是向专业报刊靠近了一大步。

20世纪90年代中，《武陵都市报》副总编辑马万春，看到凌富强对报纸和期刊如痴如醉的状态，曾出面协调将他调到《武陵都市报》当记者或编辑。可终因凌富强难以割舍故土情怀和不愿辞去得来不易的文化干部编制，错过了梦寐以求的记者编辑梦。以致后来，终生不灭记者编辑梦的凌富张，当了20余年的“歪”记者、编辑。

用凌富强自己的话说，凡持有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记者证》或《编辑证》的公开刊号报、刊的记者、编辑，才叫正儿八经的记者、编辑。像他那样持报、刊《采访证》和单位《介绍信》加《身份证》的内刊刊号记者编辑，应统统归咎于“歪”记者、编辑之列。

可不管怎样，凌富强自21世纪初迈进内部报、刊之门后，都一直坚持中规中矩、尽职尽责地履行一个报刊记者、编辑的职责，恪尽职守地为武陵市各行各业在改革开放中涌现出的先进模范人物和先进事例进行鼓与呼，仗义执言地为向报、刊投诉的弱势群体和个人伸张正义，充分发挥了报、刊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法制建设以及文化建设中的宣传、鼓劲和监督作用。

在那期间，凌富强的足迹遍布了武东南地区的乡乡镇镇，采写了长篇报道、长篇通讯和人物专访上千篇达数百万字。

2003年12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正在文阳县落石镇党委书记马云飞办公室等马书记开完会后一起研审采访稿件的凌富强，看到一个年近古稀、穿戴平平、约显瘦削的老人走了进来，赶忙起身为来人让座。

那老人非但不接受凌富强的礼让落座，反而用一双狐疑的眼神，紧紧地盯着凌富强，口语缓慢、若有所思地细声问道：“请问老弟，你怕不是我们落石镇人吧？”

“不是。我是《公务事业报》记者凌富强，家住武陵市区，在这等马书记开完会研审一篇采访稿。”一贯站不改姓、坐不更名的凌富强，毫不迟疑地向刚进门的老人自报了家门。

凌富强话音刚落，便听到“咚”的一声，老人猛地跪到了他的跟前，并用十分惊恐的眼神凝视着他说：“哎呀我的个天，您是市里的大记者呀，我有冤、我有冤啦！”

说这话时，老人早已悲泪纵横。

被老人的举动搞得无所适从的凌富强，手忙脚乱地将他扶到木质沙发上坐稳后，向老人说：“老人家您不要着急，这里不是我俩说话的地方。下午3点后您给我电话，我俩见面后再细说好吗？”说着，凌富强将一张留有自己电话号码的采访名片，递到了老人那双有些微微颤抖的手上，并迅疾将来访老人送出了马书记的办公室。

望着一步一回头、迟缓着离开镇政府办公大楼的老人背影，凌富强心里明白：老人心里又有了担忧！担忧我是不是又在忽悠他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

下午3时，凌富强的电话铃声准时响起，在约定地点与瘦削老人见了面。继后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中，凌富强才完完全全地了解了老人所说的“寃情”和诉求。

老人姓朱名国胜，退休前曾任文阳县落石镇党委书记。

三年前，已退休赋闲的朱国胜，因自家三峡移民搬家费补偿问题，与副镇长胡海波一言不合，被酒性大发的胡海波一拳打掉两颗牙齿。后经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反复做工作，胡海波已赔付医疗费、营养费和精神损害补偿费25000余元。之后，胡海波便对朱国胜的后续医疗费8000余元和朱国胜老书记提出的：在一定范围内当面赔礼道歉的要求置之不理。

为此，朱国胜已10余次信访至市、县相关部门，都如石沉大海。

交谈中，朱国胜老书记还从一个文件夹里翻找出一大摞信访资料复印件，情绪十分激动地给凌富强说：“现在的干部哪像我们那时，遇到困难就解决困难，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哪怕是不吃、不喝、不睡，也要千方百计把群众所反映的困难和问题解决好。”紧接着，朱国胜老书记又说：“这次如果再得不到彻底解决，我就直接向中纪委上访！到时，市、县领导莫怪我朱某人不讲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哈。”

“哪里哪里，老书记您说到哪里去了，您这事也不是个啥大不了的事。今天您既然给我讲了，我就要一直将您这事过问到底！现已到了年末，您老和家人安安心心、高高兴兴地过好春节，待节后我到文阳采访时，一并把您老这事协调、解决好行不？”说完这话，凌富强信心满满地对着朱国胜老人笑了笑。

那些年，每年元宵节后的正月十九，是凌富强新一年第一次离家外出采访的日子。

那年有所不同的是，凌富强为协调解决好朱国胜老书记的信访问题，特意约上了一个《武陵法制报》记者小王，出发前便电话通知朱国胜和他在县属企业上班的儿子，上午十点准时到文阳宾馆。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长途颠簸，凌富强和小王在宾馆登记后，便对朱国胜两父子进行了正式的调查笔录和医疗发票审查。在确定后期治疗费用为4200元后，凌富强便电话通知当事人胡海波下午2：30时，到文阳宾馆接受调查采访。

下午2点半，胡海波副镇长如约而至，凌富强在客观地讲明了解决好朱国胜老书记的信访问题，对地方政府和胡海波本人的利弊关系后，胡海波副镇长也明确表达了，完全接受两位报社记者协调解决与朱国胜纠纷遗留问题的诚意。

此时，凌富强先前那颗悬着的心，才真正平定了下来。

第二天清晨，凌富强和《武陵法制报》记者小王，在文阳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王斌的陪同下，穿破能见度不足十米的弥天大雾，驱车到了落石镇。

凌富强一行进到镇政府小会议室，见到了早已等候在此的朱国胜父子和胡海波副镇长以及在家的落石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成员。

在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王斌的主持下，胡海波当场交清了朱国胜的后续治疗费4200元，并当着全体与会人员的面向朱国胜父子赔了礼、道了歉。朱国胜也当着大家的面，写下了后续治疗费收条和《息访承诺书》，并满面笑容地表态说：“感谢凌记者和王记者！感谢县纪委王斌副书记！感谢镇党委、政府一班人的尽心协调，我朱国胜绝不再给党组织和地方政府增添麻烦了。”说完，朱国胜老书记流下了两行酸楚的热泪。

凌富强在20余年的内刊记者、编辑生涯中，协调解决类似信访案件不下20件次，为各级地方党、政组织缓解和劝阻了一些不必要的矛盾，为和谐社会建设作出了应有的积极贡献。

因此，凌富强还别出心裁地总结出，“歪”事正做和正事“歪”做，比正事正做和“歪”事“歪”做的收效要好得多！”凌富强还说：“歪”事“歪”做就可能超越法律和政策红线，是万不可取的方式；正事正做，会出现一些难以跨越的条条框框，缺乏应有的灵活性和机动性，有时也会出现不易解决问题的被动局势。”

结语：正是那场惠及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的改革开放，才让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凌富强、王富强、刘富强等一大批人遭遇了“歪”农民、“歪”干部、“歪”城市人、“歪”老板、“歪”大学生和“歪”记者、编辑的人生旅程。

然而，也正因为有了那段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发展阶段的这样“歪”和那样“歪”，才真正成就了凌富强、王富强、刘富强们的幸福家庭、事业成就和精彩人生，成就了他们幸福的、无忧无虑的晚年生活。

其实，通过深入了解凌富强的人生经历，结果却是：“歪”哥凌富强并不“歪”。而是一个敢说敢当、敢闯敢干、思想敏锐、雷厉风行、讲求实效的堂堂男子汉！

现已退休赋闲、年近古稀的凌富强，经常感慨万千地告诉他的后人们：一代伟人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真是富国之举，强国之举，深得民心之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