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块麦子

最后一块麦子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去过杨树垄了，就像没有去过毛狗垄一样，这两个狭长的地垄，在我们那个小村还算是大地，以前曾经作过“样板田”，很是走红过一阵子，到后来土瘦地瘠，不知分给了谁家作为责任地，一直种着芝麻或红薯什么的，远望一片青葱，由这颜色，我对杨树垄保持着较深的印象。

我终于看见杨树垄里还有最后一块麦子，在由青转黄地成熟着。这是真实的麦子，也是真实的大地。麦子灌浆的气息将我彻底地覆盖，使我猛然记起我是五月降生的，我是小麦的孪生弟兄，是村庄撒在杨树垄的一粒孱弱的麦种。

我在外面碰上小村里的同龄人，问起杨树垄，他们有的点一点头，有的则把头直摇，似乎对这个地名没有多大兴趣。这很自然，早年离开了村庄，到外头走一趟，发了财，成了家，孩子也在外面生根长叶开花，杨树垄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值得怀念的印记；另一些人刚从小麦地里起身，拍打拍打头上身上的麦花，在小河里洗去了腿上的泥，从土墙上取下褪色的帆布挎包，急匆匆踏上沿河的机耕路，他们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一份工作，他们不愿提起自己是从杨树垄来，就像一株清秀昂扬的小麦，不愿指认自己来自一窖牛粪和一堆草木灰混合的土坑。

杨树垄颓丧地卧在小村的西北角，昔日的杨树逐渐被砍伐，新的杨树还没有长高，再远一点，是一片新植的桑树林以及不太成片的香椿林。耕地近几年做得比较潦草，经济林目前还没成气候，村民小组长说，大地被规划以后，前景是很可观的，杨树垄也一样，不信你过几年回来看。我说信啊，但我要看一看最后一块麦子。

于是我就一个人去了杨树垄。路边的刺玫瑰正在开花，红得耀眼，鲜红的花瓣底下，往往藏着一两枝刺，出其不意地钩着你的裤脚，绊你一个趔趄。但是那块麦子我是老远就看见了，仍在斜坡上，在阳光完全能照见的地方。杨树垄真有些像我的剪贴本，那块麦子也就有点像其中的一幅插图，当然，如果杨树垄还记得我当初的一些细节，我也许就成了它的一幅名副其实的插图。

杨树垄应该记得，细节之一是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我曾经被藏在一垛玉米秸下，等母亲把一垄麦子点种完后，从干燥的秸秆里找到他的儿子，并把他带回家去。再就是二姨的女儿死去的第二天下午，父亲在垄头挖了一个并不太深的坑，说是要把二姨的女儿埋进去，我当时大哭不止，抓起沙子朝父亲的脸上扔去……我原来是从玉米秸或麦草垛里爬出来的，而我的姊妹还在小小的年纪就走进了沙土里去，我想只有大地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而又不发一言。在杨树垄，最有出息的是麦子，它曾经锋芒初露，它被铲锨高高扬起，复又落到谷场上，它在风扇里走过一遭，稍稍知道一点儿自己的分量。然而，当小麦变成面粉，面粉走进城里去，它可是什么也没有说。

在城里，我们每天都还保持着吃面食的习惯，我们只看见臃肿的馒头和油滋滋的包子，只看见面条油条豆粑们在叫卖声里油头粉面地存在或消失，只看见电视新闻里收割机大片地撂倒一块块麦子……我不知道是否有一粒麦子来自杨树垄，来自生长我小名的土地。有一天，我与一只馒头长久地对峙，就像与家门前的一座小山对望着，我企图从它身上发现五月里麦浪滚滚的恢弘气势和打谷场上连枷声声的闹热场面。

我忘记了麦芒的刺痛，一如城市记不起我初来乍到的寒碜样儿。

现在，我所知道的一些锋芒毕露的目光，来自橱窗里那些大腕儿、明星们和各级大员，尽管他们的上一辈子都有可能是曾经的“麦田守望者”。我清楚地记得，祖父八十岁时，腰弯成了一把镰刀，而他的眼里，仍能迸射出麦子的锋芒。

“一个人活得再圆溜，他应该还能摸到自己的脐蒂。”这是祖父留在这世上的唯一的至理名言。

如今，我家的一些麦地都荒芜着，有的长出了野蒜，有的被野竹子侵占。时下，不种麦子已经不算过错，调整农业经济结构，麦地改种经济作物还要受到奖励。何况，杨树垄的最后一块麦子也不是最好的麦子，高低不齐，青黄不匀，锋芒短促而缺少锐气。离开杨树垄之前，我扫了一眼大叶杨，它似乎没有长高多少，它底下也不再有玉米秸。垄头上没有凸起的坟包，没有清明节插上去的纸标，只有几茎青草开着细小的黄花在风中摇着。

走到垄口第一家，看见一个小女孩在树上吃杏子，边吃边唱：“麦花麦花清清香，五月端午迎新娘……”，声音极脆，像一只嫩羊在叫。她，让我想起二姨家不到四岁的表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