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子青衿风满袍
不独唐宋,就是明代的散文家和诗人们,似乎都披上一件款式相同的文人制服,所用的料子质地都比较清纯,色彩大多凝重,因而穿出来一个个风骨卓然,桀骜不群。
一身傲骨,使他们走在归隐的林中,走在贬黜的路上,走在系狱的枷下,甚至走在钢刃阴冷的讪笑里。明洪武或正德年间的秋风,明成化或万历年间的苦雨,已经把他们的青衿漂成了白露,把他们的胸臆浸成了冰潭。
走在前面的那位大儒是宋濂,他以学问道德著称于世,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做过太子朱标的老师,凡朝廷需要起草的祭祀、朝会、诏谕、封赐等类文章,皆由他执笔。你也许能够看到,他案上的墨砚里始终激荡着浩瀚的文气和淼淼的烟波。一部《元史》,仍然在书架上醒着逼人的眼睛,在历史深处发出沉重的喟叹与唏嘘。终于有一天,宋学士拂袖掷笔,决意辞官回家。就在此时,他听到一个令他惊骇的消息,他的长孙宋慎因“胡惟庸案”牵连,全家将被贬到茂州(今汶川)。踉跄在山路上的宋濂,如秋风枯梗,摇摇难支,还没到茂州便忧愤而死。
另一位自号青丘子的“吴中四杰”之一高启,才气轩朗,诗文卓拔。清人赵翼称他“才气超迈,音节响亮,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一涉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并说“论者推为开国诗人第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指出:“高启天才高逸,实踞明一代诗人之上。”曾授翰林院编修,后升户部侍郎。但是高启面对高官享爵漠然置之,力辞不就,宁可回家课小儿聊以度日。本来,大才子和小顽童降为一格,应该已经脱去官场干系,谁曾想手中那支笔还是要了他的老命。有一天,苏州知府魏观前来恳求高启代写一篇《上梁文》。后来有小人奏上皇帝,说文中有“龙蟠虎踞”四字,暗藏谋逆之心。酣梦未醒的高老师万万没有想到竟以此蝇蝇四字触犯天子之忌,可怜这位把人生去路都已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学究,竟被活活腰斩为八大块。
明代中期的大思想家王阳明(守仁)因为针对朱熹的“天理”说,提出了自己 “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新思想而遭到了朝野朱熹追随者的强烈围攻;又因弹劾宦官刘瑾而遭到贬斥,虽然在万幸中捡回了一条命,却难再被用,及至死后还被桂萼奏其当初擅离职守,以致“天子怒,廷臣议”。桂萼等人说: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倡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皇帝立即下诏停了他家世袭,“恤典俱不行”。这不是朱皇帝另一种“焚榇鞭尸”又是什么?
大思想家李贽在世就没这么幸运了,因为在讲学和著述中敢于“离经叛道”,多受刁剥。但是,他蔑视恶习的气焰仍然高涨。有一年夏天,他强执剃刀以剃去头发表示断绝鄙俗,那些保守派定要将他驱逐出境,他说:“余可杀不可去,头可断而身不可辱!”万历30年(1602),他在古稀之年被逮捕系狱、抄家、焚毁著作。得知要将他押解回福州原籍,他说:“我年七十有六,死以归为?”他再次拿起剃头刀,端视良久,然后刎颈自尽。当热血喷溅青衿,李贽还带着不屈的哂笑,昂首于料峭春寒之中。
还有一位大学者危素,其遭遇更为滑稽。危素当时是弘文馆学士,史学、书法造诣极高,因而有点自命不凡。一天,朱元璋听见窗外有脚步声,便问是谁。危素回答说:“老臣危素。”朱元璋冷冷地说:“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呢!”原本危素曾在元朝历任高官,元朝灭亡时曾想自杀尽忠,后来无奈归顺了明朝。朱元璋这句揭短抢白的话已够危素无地自容了,但这位朱老头儿仍觉得不解恨,索性把危素贬到和州去,责令危素为元朝尽忠死难的“忠宣公”余阙看守祠庙。其理由是:你不是元朝的老臣吗,正好去给元朝的死难忠臣看庙。危素以古稀之年受此羞辱,不久便郁愤而殁。
更有离谱的。明初著名文人张孟兼为人情性清高刚烈,在任山西副使时,与钟山寺和尚出身的布政使吴印不和,屡次冲突,被吴印告到朱元璋那里。朱元璋也是和尚出身,根据他惺惺相惜的心理,觉得张孟兼瞧不起吴印,便是瞧不起他,不由大怒,说:这小文人是存心要和老子作对呀!命人将张孟兼捉到京城,活活捶死。
何景明,号大复,也是一位心胸耿介的汉子。因为不满刘瑾专权,毅然辞官引退,直到刘瑾事败被诛,才出任陕西提学副使。后来再次辞归,到家仅仅六天就去世了。
众所周知的徐文长,因总督胡宗宪案下狱,以致由疯而狂,癫狂自戕,几次自杀未遂,在卖书画的极度困窘中死去,徒留一舍青藤书屋让后人景仰亦复哀叹。
宗臣,明代后七子之一,以《报刘一丈书》为人们所熟悉。性耿直,不附权贵,因作文祭奠杨继盛而得罪严嵩,被贬为福州布政司左参议。英年遭逆,仅以36岁早谢。
和王慎中、唐顺之一起同为“嘉靖八才子”之一的陈束,向来就看不起阁老张孚敬的刚愎自用、阴险狠毒以及打击报复的心性与作风,结果以编修名义贬出为湖广佥事,并河南提学副使,他一再上疏坚决辞去,结果得不到准许,终至纵酒呕血而死。
魏学伊,一生无官。父亲魏大中弹劾魏忠贤被下狱,学伊改姓换名,因营救父亲无果,晨夕号泣,悲愤而死,时年仅三十岁。
夏完淳,誓死抗清,不屈而死,卒年17岁。
明代士子,挟风咽雨而葆守气节的还多,虽然大多未能善终,却给我们留下了足以瞩目的不朽形象。
然而,同为士子,王世贞却在所著的《艺苑卮言》中大贬明一代文人,说什么“文人无行,明亦最烈,晋虽放诞,犹嫉俗耳”。他把这些惨遭不幸的根源归结于文人的放旷、自我失检和不能审时度势,这是很不公允的。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指出,据明诗综,如汪广洋、魏观、高启、朱同、苏伯衡、张孟兼、王彝、扬基、张羽、徐贲、王行、孙贲、黄哲、郭奎诸人咸死非命。如李仕鲁、王朴之死,尤暴残。太祖又有“士大夫不为君用”之科。靖难之变,方孝孺夷十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鞭笞捶楚 ,成为朝廷士大夫寻常之辱。”读到这里,我又不禁想到曾经看到的一篇杂文《劝君少捧皇帝朱》。虽然文中没有谈到朱皇帝对文人学者“鞭笞捶楚”,但是明代自朱元璋开国以降,朱家王朝处理人际关系尤其是朝廷和士大夫的关系,无论怎么说也不能令人歆同。
由是,我为明代士子宁死不屈的精神击节,为那些或聪或愚的统治者扼杀人才的残忍手段而愤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