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花

我不敢相信，我那被厚厚的棉纱袜子裹紧的脚踝竟然让一粒火星大小的铁花烫伤，并且同时在心里烙下了一颗永久的印记：一粒红色的花蕊就跟一条毒蛇的舌头一样，可以给人留下懵懂的惊惧。

这种惊惧也许跟我8岁的年龄有关。

那个下午，是我的铁匠二叔叶方最卖力的时候，尽管他的隔火皮革马甲早已被烫得百孔千疮，他也毫无半点惧色，那抡锤的姿势无异于说是他自己对他那外表孔武而内心虚荣的一抹速写。许多年后，我才在一位诗人的诗中读到这种速写的线条间深藏的意义：伤痕累累的往事/ 被更为灼热的现实/ 不断淹没。当时，我就站在那个现实的下午，注视着那一炉灼热的烈焰和那一块块炽热的熟铁。执钳的严师傅像是在铁砧上煎一条草鱼，不断地翻动着红铁，不断地变换他那娴熟的动作。我敬仰那位师傅也还是后来的事，因为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铁匠铺子门口的那位姑娘就是他唯一的女儿，也就是后来给我抚慰烫疮的二姑娘。

叮叮叮，当当。两种轻重分明、起落有致的敲击声，比任何音乐的节奏都有意思，任何音乐即使在有声的同时复兼有形，也没有眼下这砧子上铁花四溅的壮美场面更为光彩夺目。为此，我那时的最大愿望是长大了一定要去跟师傅学习打铁，（我想那会子二叔一定是一位大师傅了吧）倒并不是乡谚所说的“一阉猪二打铁，三焊犁头四戳鳖”的好处诱惑了我，我恰是冲着那“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的画面以及叔父英武异常的形象，觉得世上七十二个行当，再也没有比打铁这个职业更崇高更荣耀的了。

一个人要想获得一个发现，有时候比伸手拣拾路边的一颗石子还要容易。我就在那“嗞”的一声中，获得了一个哲理——原来痛苦源于老是往好处想。于是，我赶紧收回幻想，立足现实，等到脚踹手抓之时，袜子上已经冒着白烟，而且比夏天的狗屎蜂蜇得还要疼痛。我原不知道这么一颗小小的铁花是会飞来烫伤我的脚踝的，也从未尝过那么美丽的“流萤”如此恶毒地蜇人的滋味。除了吓人的大哭，我的几乎一无所能。其实二叔手臂上、足背上乃至头脸上，早已留下了不少铁花亲吻的印痕，这是他后来一一指给我看的。

多么可气呀！在我哭喊声中，铿锵的锤声继续响着，我隐隐约约还看见二叔挂在嘴角上的那么一丝阴险的笑。我本能地用眼睛向四周求助，不想鼻尖上却飘来一缕奇异的芬芳，这芬芳一直弥漫到我那本《青春诗选》中的一个诗题：少女是一株春树。

我知道赶紧过来给我解围的是师傅的女儿，她当时说了一句什么，我一直记不起来了。只是到她跑过来帮我脱下袜子，用食指沾了一点儿口水，轻轻地涂抹在烫伤处，然后对着那吹了吹，套上袜子，对我说，没事的，隔天就还好了，你看我爸他们脸上都有不少烫疤呢。

接下来不再看打铁，我跛着脚走回家去。整个下午，我的情绪彻底坏成了一块铁屎。并且，后来脚踝上的烫疮发痒，我便不停地用手去抓挠，以致有点儿发炎的迹象了。

我终于忘不掉二叔那天挂在嘴角的那个讪笑。他到底是怎么啦？我想我没有什么事情得罪他，我没有让他给我打一把小刀，一只剜泥铲或是一把小火钳，一个小小的要求没有。我也没有当着师傅的面说什么不吉利的话 （尽管在二叔叮嘱之前说过），何况我对他那天的铁锤抡得超乎寻常而肃然起敬，深为他靠8磅大锤抡出一个个满圆受到师傅赞赏而感到自豪。这个怪怪的二叔，倒是个幸灾乐祸的人了！

养伤的日子里，我有机会再次接触师傅的女儿——二姑娘，但那时竟然一点儿不明白她将来有可能改变我对她的称呼。我这未来需要仰视的美女，哪怕她不在我面前，我只要一动遐思，就会想起春天的花树来：美丽，芬芳，夺目。她似乎又很羞怯，再也不去看我二叔充满神异的膂力抡锤的气势。记得她在为我调治伤口时，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你二叔你知道吧，他就是那么一个人，只会在铁砧上来那么几下子……

她是说到我的心坎上去了。我的二叔，我祖母娇惯的小儿子，除了一身力气，除了对我使些小把戏，他简直一无所能；并且，严重缺乏同情心，眼看我的脚踝被铁花烫伤，他还露出那种奸邪怪异的讪笑。

也许是由于她的这两句话吧，我更加喜欢这位铁匠的女儿，即使她在涂抹口水时把我的烫疮弄出一阵一阵的疼痛来，我也觉得是亲切的。谁叫二叔露出了那一抹怪笑呢？谁教他卖劲地将铁锤狂敲猛击才溅出了那一颗烫伤了我脚踝的铁花呢？我一下子觉得我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了。

又一个冬天到来，冬闲里的铁匠是最繁忙的时候。这年的冬天下着大雪，管饭轮到了我家，记不得那时我家打了几件什么铁器，反正斧头是有的，至今还在。我跟着父亲去送饭，二叔的铁锤抡得划天掣地，他瞥一眼我父亲，兀自发出一种莫名的微笑；再看一眼侧门内的临时小厨房，而后再次发出那种好像很自信很自足的微笑。在饭桌上，铁匠师傅端坐上首，我父亲陪着，铁匠的女儿——那棵春树，坐在东边他父亲的下首，我和二叔坐在西边的下首。父亲劝铁匠师傅喝酒，却制止着叔父伸出去接酒的手臂。二叔似乎很尴尬，赤红着脸，低头吃着那盘腌小菜，偶尔用眼睛示意二姑娘吃那菜油煎的小黄鱼，却被二姑娘的羞赧挡回去。

我端详着二叔脸上被铁花烫伤的小麻点儿，似乎有点儿为他鸣不平了，倒不是觉得父亲不让二叔喝酒，而是感到作为一个打铁大师傅的的副手，确实太辛苦太危险了，那么多麻点儿该有着多少次的疼痛啊，倘若烫到了眼睛，岂不是一辈子的瞎子了——我隐隐约约觉着自己脚踝上的烫疤在发痛发痒。

放寒假是我们快乐的日子，寒假里大雪天更像是我们的节日，不用上山砍柴火，不用下地收老玉米秸秆，更不用做作业——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家庭作业，在院子的空地上用木炭写字儿就是父亲布置的作业。我和房东家（铁匠临时安置铁墩起火打铁的主家）的二林就在那间铁匠铺里，享受炉火的温暖，并央求二叔在大宗铁器打完之后，给我们打一把铅笔刀或是一把小铁铲；也经常为二姑娘择择菜，洗洗碗，扫扫地。

至今，我怀念那个冬天，炉火，大雪，二姑娘，我二叔的叮叮当当小锤敲击小铁铲的声音……二林说，他将来也想做个铁匠，餐餐有好吃的，他舔了一下嘴唇说，那小黄鱼真香！

我再一次听到二姑娘对我二叔的评价，是在她父亲对我二叔评价之后。师傅对他女儿说，叶方不仅仅有一股子蛮力，那小伙子心窍是通的。二姑娘对我说的是，你叔叔并不是一窍不通，他看他那嘴角边上的笑……

正是由于二姑娘的谬赞，让我二叔沉醉于一时的迷幻之中，导致一场巨大的事故发生了。

1973年腊月初十日上午，在孙家冲孙家老屋打铁，二姑娘随行，帮忙捡叠杂七杂八的。叔父后来说，记得那天二姑娘穿一身绿，绿袄绿裤子，围一条红围巾，真像一棵春天的绿树开出红花。师徒二人忙得没歇手的工夫，二姑娘把茶水送到了铁炉跟前。我叔父喊一声：二姑娘，注意铁花！就在这时，一闪手，一锤子砸在师傅的左手虎口上。就在大家乱作一团的时候，师傅自己咬下一块衣服褊，紧紧裹住血肉模糊的左手，随后急往大队医疗室处理。

我父亲急得往东山坳去找老中医，想用草药敷那伤手；我母亲大骂二叔是个莽货，是个痴货。母亲骂他是有根由的，我大姨的婆家的大妹曾经由我母亲介绍，准备许给我二叔，但是二叔不拿正眼瞧那女孩子，惹得我母亲一直对二叔耿耿于怀。

自1973年腊月十一日起，严铁匠再也没有打过一件铁器，他的五指最终只留下来三根。我的二叔害怕担不起这个责任，在家里躲了一个星期。后来师傅亲自上门，带着布满麻点子的围裙和马甲，对我二叔说，这是天灾，不是人祸。你接着掌钳，我用右手给你做副手吧。

二叔热泪潸然，趴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却并不起来。

师傅拉他：起来吧，就这么定了，我不怪你！

二叔泣不成声：师傅——爸，把二姑娘嫁给我吧？！

师傅对这句话并不感到惊讶，好像他已经预感到我二叔会这么说，只回了他一句：随你们吧，只要你情我愿。

开年的花朝节，我二叔和二姑娘、铁匠师傅合成了一家人。

至今，我的脚踝上还留着一颗小小的伤疤，就像一篇作品里保留着一个早已不再使用的古语词，稍不注意是看不见的。我知道它比二叔第一次给婶娘留下的印象要浅得多。多年以来，我一直佩服且尊敬我的婶娘，那跟我们一起择菜一起扫雪的二姑娘，不仅仅因为她是我美丽的婶娘——她曾经精心地给我调理着烫疮，更主要的是因为她有一双跟别人不同的眼睛，又有一种与别人不同的思维定式。当她自以为把我二叔看得通透的时候，她居然嫁给了他。她跟我二叔始终生活得很好，极少发生矛盾，她常爱说的一句话是“幸亏看得见”。她是那般坚信她的眼睛，那么她到底从我二叔身上看清了什么呢？

显然，她说的肯定不是烫出我脚踝上那个疮疤的铁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