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大部分人还没解决温饱,村里过得好的不多,克良舅家算是比较富裕的。记得每年元宵节,一村人都围到克良舅家门口等着看烟花。那时的烟花还不是制成的成品,火药要放在墩头子底下压住,点燃后火力很大,能蹿一房多高,有时会把墩头子拱起。不过,倒没啥危险,我们只兴奋那冲上天空的火花,随着烟火从小变大,从低变高,我们一边往后躲,一边兴奋得欢呼雀跃。那份新奇和热闹是一年中少有的欢乐。看烟花成了元宵节最期盼的节目,如春晚一样必不可少。克良舅慷慨,年年自掏腰包满足大家。克良舅个子高高的,说话声音洪亮,人豁达开朗,头脑灵活,说话办事妥当,为人实在真诚,一看就是个干大事的人。我小时候经常找敬兰玩,克良妗子好头痛,不喜欢小孩子吵闹,我们在院子里跳房子或砸布袋,妗子就嫌吵,让我们出去玩。克良舅就在门外胡同里帮我们画房子,兴致来了也跳几下,他很受我们小孩子喜欢。小五比我们小几岁,天天跟着我们玩,我们女孩子玩的跳皮筋,跳房子,拾子,他样样精通,别人都喊“五老婆”,这小子,除了学习吃力,其他样样在行。
那时候过元宵节也挺热闹。家家买烟花,晚上吃完饺子,小孩子便叫来胡同里的小伙伴,大家一起聚胡同里放烟花。各自在家门口点燃一把柴火,一家一家挨着放。这样,一晚上能看五六家烟花,很过瘾。小孩子手里还拿着扑啦筋,电光筋,摇动点燃的扑啦筋,可在暗里画出各种红色的光圈,很好玩。我们在红红的篝火旁,在忽明忽暗的烟花里,大人孩子欢笑声不断,映照着一张张纯真的笑脸,一年又一年。我们也在这烟火里一天天长大,那绽放在胡同里的烟花,也渐渐隐于夜空,不再重现。
烟花放完,我们兴致不减,便闹着舅舅lou花灯。舅舅烧好木炭,找来废铁片,把木炭和铁片放到铁皮的暖壶皮里,暖壶皮嘴部吊上铁丝,铁丝绑在长木棍上,木棍底部插在墩头子里,如果有钢铃最好,转起来又快又省力气。这项活动相当耗力气,没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接力摇,很难坚持到铁熔化。场地一般选择四周有墙的地方,当铁被烧化,铁熔液碰到墙上,迸溅出火花,这火花明亮耀眼,像雨点一样四处飞溅,这景象很新奇,也很梦幻。这份来之不易的快乐,不在于铁花带来的奇幻景象,而在于大家一起动手创造快乐的乐趣。这种集体娱乐,团结合作的精神,才是乡亲们快乐的源泉。在贫穷的日子里,在少有的闲暇时光,大家聚在一起,动手动脑,努力把一件事情做成,这本身就是快乐。这项活动现在叫“打铁花”,河南的打铁花已被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的乡亲没有坚持下来,也没形成规模,只当自娱自乐的消遣,但同样值得称赞。
克良舅还为村里请戏班子。戏班子驻村里一唱就是一个月。戏班的领班就住在克良舅家。唱戏的男女多是夫妻档,连他们的孩子也在戏里扮演角色。这种全家唱戏为生的戏班在当时很普遍。我们小孩子虽然闹着要看戏,但哪里听得懂咿咿呀呀的唱腔,只是凑热闹罢了。倒是那戏园子里卖的瓜子花生,糖葫芦,薄荷糖,糖酥棍更诱人。不过戏中也有感兴趣的人,比如诙谐幽默的小丑,搞笑逗闷子的媒婆,翻转腾挪的武生,撒泼耍赖的小孩子。《卷席筒》中的两小娃,秦香莲的两孩子,都让我记忆深刻,因为只有他们和我们年龄相仿,戏中又不停地撒娇哭闹,让人感觉很亲切。最怕老旦出来,一个人一唱一晚上,甚是无趣。因为听不懂戏文,便把关注点放到戏装和头饰上。那些戏服的领子,袖子,衣襟,团花,都一一记在心里;头上闪亮颤抖的花饰,垂地的长发,缀着绒球的绣花鞋,都刻在脑子里,这些成了我绘画的素材,回家在本子上反反复复地画,戏没听懂多少,绘画技术倒提高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