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土中的故乡

穿过县城狭小的候车室，出口处就能看到那只外观灰旧的班车像条灰狗耷拉在强烈的日光下。班车前窗左下角斜着一只白底红字的方牌，醒目地写着出发地和目的地，提示我要上的就是它这艘贼船了。想起就要呼吸几十分钟充满汽油味的污浊空气，我就隐隐发怵。这辆班车几处漆皮脱落，几处坑洼凹陷，仿佛经历了一番战火的洗礼。当一阵热浪将我推上它拥挤的过道时，母亲又很不放心地追了上来，歪歪扭扭地避开尚未入架的行李和尚未落座的人群。她望着我坐下的双腿上垒得像一座小山的大包小包，似乎仍不满意，又提着刚买好的几只烧饼熟练地塞到装满蔬菜的布袋中。塞到我耳朵中的，是“回去一定要多吃蔬菜，记得和你奶奶每天喝营养粉”的叮嘱。我摸了摸布袋，还能感受到那盒新打好的营养粉的温度，那是用红枣、黑芝麻、何首乌、白苓以及各种叫不出名字的豆类打成的混合粉末，这是母亲放心我在老家的几天不会缺乏营养的信念源泉。我应了一声，让母亲不用担心，她这才不知所措地走下车去，仿佛我仍然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我一只手护着双腿上的行李山，一只手向车下的母亲挥手示意。就在这时，班车突然抽搐了一下，轰轰地启动了。

这趟班车沿途会经过许多个村镇，但没有固定的停靠站点，像我这种不在终点下车的旅客，除了将行李随身携带方便下车外，还得时刻注意班车行驶到了哪里。阔别故乡其实没有多久，但我之前几次回老家都在冬季，如同蜻蜓点水一般即去即回，要么是取走藏在地窖里的一袋苹果，要么是给大门口贴上和这里的荒凉气氛并不相称的巨幅春联，然后去东边的一处玉米地里给爷爷上坟。真正在老家居住已经是几年前上大学的暑假了，因此我对故乡的一切都有了一种朦胧的陌生感。奶奶是老家唯一的主人，同南徙的大雁相似，到了天气变冷时，她就会被接到县城过冬过年，到了来年春天，又会抢在清明谷雨之前回到老家，操心又一年的稼穑农桑。奶奶年事已高，田地已经被同村的人承包了，但庭院和门前的两小片土地，也足以让她满心欢喜地体味泥土之上的辛劳和幸福。

但今年是个例外。横扫全国的新冠疫情直到四月才被平息，但病毒仍像脱缰野马一般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横扫肆虐，人类世界就这么被一种微如尘土的渺小生物爆破得一片狼藉。我的返校计划和奶奶的返乡计划都被一拖再拖。终于，省内的疫情稳定后，奶奶在五月上旬先回了老家，收拾清扫房屋，之后开始忙活她迟到的农事。我正好今年毕业，没有什么网课，毕业论文也早已写好，开学又遥遥无期，在县城那个狭小如火柴盒的楼房里享受蒸笼一样的待遇，让我的全身着了火一般，下巴此起彼伏地生着毒疮。与其如此，倒不如借着帮奶奶干农活的机会，到故乡居住几天，也算是向故乡做一次正式的告别。今年下半年我就要参加工作了，别说老家，就是县城也只有过年时停留屈指可数的几日。南方那个陌生的大城市就是我的新家，现在的家反而成了我暂时栖息的逆旅。

其实，除了父母和其他亲人，我对这个自己出生和生长的小城也说不上有多少留恋。县城里的家就是父亲单位的家属楼，南边紧挨着一栋脚手架和钢筋水泥搭起的烂尾楼。每次进入小区，更像是走进了一个建筑工地，绿色的破布和生锈的钢筋交织在一起，起风时另外半边荒芜赤裸的地基上扬起一阵阵沙尘，使得家属楼终日笼罩在一片灰暗当中。之前烂尾楼所在的地方本来是属于这个小区的花园和车库，但在小区居民不知情的情况下，这片土地的使用权据说是被父亲单位一位离职的领导出让给了一个房地产开发商。他们声势浩大地打木桩夯地基，要建造一栋二十层的高楼。这引起了小区居民的一致反对，因为建起的高楼完全夺走了小区原先家属楼的阳光。双方交锋进入白热化的那段时间，有一户人家的防盗门上甚至被插了一把菜刀。最后，县政府的有关部门扮演了和稀泥的角色，使得这次纷争以房屋面积按照新旧比例1:1.2置换的协商结果宣告结束，至于那位神秘的领导和那把插在门上的菜刀则不了了之。但好景不长，在挖掘机隆隆作响了半年后，只搭建了三四层的烂尾楼便已人去楼空，像顽皮的孩童随意搭建的积木，这使得我每次经过烂尾楼时，总担心那看上去似乎微微颤动的水泥骨架会轰然垮塌。当然，这个小城也不乏许多让我感到温暖的角落，小时候嬉戏的大杂院，几家好吃的饭馆和夜市，还有度过十二年光阴的小学和中学，让我的童年和青春也有几分鲜艳的色彩。但现在回想起来终究物是人非，那些儿时的玩伴早已淡却在记忆中，我只和中学寥寥几个同学保持着清淡如水的交往。自己的社交生活大都建立在聊天软件之上、朋友圈和微博的评论和点赞之中，却鲜有能够走进心灵深处谈天说地的知己。我承认自己也慢慢变得功利起来，和大多数人一样，在社交平台上竭力展现着自己最为美好和优雅的一面。虚拟世界的社交像一条喧闹繁华的大街，每个人都精心装饰着自己生活的那扇橱窗，也透过橱窗看见别人精美的生活，装饰的和看见的其实只是生活一个很小的平面，以至于忘记体验它本身更加多彩和丰富的全貌。我有时甚至会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多么的虚无缥缈，倒不如写一些天马行空的东西和灵魂深处另一个自己聊天来得有趣——我大概属于活得太过通透的一类人吧。或许人生本就是无根之木，我还需要去很多地方，经历许多人和事，才能寻找到更多让我有意义感和满足感的东西，就像奶奶守护的那几小片土地带给她的一样。

当熟悉的蓝色彩门在窗前一闪而过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出现了幻觉，直到定睛看见上面的字时，才意识到坐过站了。我赶快叫司机停车，刚刚还飞速行驶的班车魔术般立即站定，幸好我的安全带仍然系得牢固，不至于飞到车前门的台阶上。我忍着沉甸甸的大包小包带给我十指的酸痛和胳膊肘在刹车时撞在前面座位的疼痛，跌跌撞撞地下了车。故乡带给我的疏离感似乎愈发浓烈了，记忆中时间很久的旅途，现在却短暂得不可思议。我艰难地向那高大的蓝色彩门走去，它矗立在村口狭窄道路的尽头，恢弘的气势却与四周芳草萋萋的广阔野地格格不入，如同荒原上矗立的一个巨大象征符号，提醒外人这条道路深处有一个食人间烟火的村落。沿着这条狭窄的道路，走到村庄还要将近一个小时的路程，出发前奶奶就打电话给我，让邻居爷爷骑电驴接我一趟，但我不想麻烦爷爷，决意走回去。但此刻我面对沉重的行李和毒辣的阳光却打了退堂鼓，一边和行李缩在彩门一侧两人合抱的门柱投射在地面的阴影中，一边很不情愿地给奶奶打电话。

这条窄路是条下坡路，远眺的目光尚未伸展，就像被截断了一般，只能看到远处垂落的天空。原来故乡并不是坐落在一片土地之上，而是沉睡在一个泥土做成的大碗中。很快，我就看到天空蓝色的幕布下，一个小黑点越来越大，像一只行走的铃铛。最后，一辆枣红色的电驴车出现在我视野中，两侧杨树叶子便哗哗地夹道欢迎。邻居爷爷熟练地倒车转弯，稳稳地停在我的身旁，我拎起众多的行李迎上前去向他问好。邻居爷爷已经年过花甲，却精瘦干练，笑吟吟地和我打招呼，并耐心地教我如何关闭电驴车的车门。电驴车很快启动了，我看见窗外驶过一个废弃的药厂，然后是一大片已经抽穗的青色麦子，过了好一会儿，才稀稀疏疏地出现几栋屋子，一个中国移动建设的基站，一个由原先学校改建的村委会，村委会再往前，两侧就是家家户户紧挨的门庭院落、一个被杂草侵蚀几分的打谷场以及栽满果树和庄稼的农田。立夏已过，本应“东风虽有经旬在，芳意从今日日非”，但我丝毫体味不到残存的春意，只是草木仍未茂盛，浓荫尚未形成，翠绿想要浩浩荡荡地完全占领荒凉的土地，仍然需要一些时日，但炽烈的阳光已经把人间装饰成盛夏的模样了。

这就是我将要道别的故乡。

和没有多少留恋的县城不一样，对于故乡我总有一种复杂矛盾的感情，我在拼命逃离它的贫瘠、愚昧和狭隘的同时，却又被它的丰盛、淳朴和广阔所吸引。我不是一个生活在理想中的田园主义者，自己曾清晰地看到过守望在这片故土之上一代人命运烙下的种种不幸和苦难，但不可否认的是，故乡又用深厚广阔的怀抱无比包容地给许多漂泊在外的灵魂以原始本真的抚慰。即使在时间和空间上走得再远，千万年来也没有人能够脱离土地给予的物质馈赠。蓦然回首时，我还能清楚地看到来时的路上，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那些本不该失去的，总想又把它们重新捡拾起来。因此故乡于我而言，与其说是留恋，倒不如说是一种纪念。

电驴车驶过村口的那棵大槐树时，我习惯性地朝树下的井口边望去。水井被一块紫色的磨砂石盖着，旁边伫立着青砖砌成的井台，伸出一根光秃秃的木棍，上面的转轴不知何时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早些年村庄没有通自来水时，村里的人要从几里外的水塔运水，将水贮存在打好的深井中，井台的转轴上缠着结实的带钩麻绳。挑水的人把水桶钩在麻绳上，麻绳就像一条敏捷的青蛇，衔着水桶哧溜一声钻入水井。壮实有力的臂膀才能驯服转轴，让它一圈一圈地搅动，一桶清亮无比的小世界就溅着水花摇摇晃晃地升了上来，被扁担挑到家里的水瓮中。小的时候，大人是不允许小孩靠近水井的，井中既贮存着生命的源泉，也沉睡着吞噬生命的死神。但好奇心还是会驱使我和同村的几个小伙伴溜到井边，隔着厚厚的紫砂石向井中啊啊地大喊，井里的回声就像一层层水波一样次第传来，仿佛是无数个其他世界的回应。井台上有一只外型怪异的花岗岩，除了平整的切割面外，其他的地方坑坑洼洼，以至于我们一直把它当作从天而降的陨石。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块岩石的裂缝处一道金黄色的粉状颗粒，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声这石头里面能够提炼出金矿，大家就一呼百应地上前去抚摸裂缝，踩着紫砂石做成的井盖，在井中死神的头顶上触摸那块我们眼中稀有的财宝。

如今，光秃秃的井台已经有几分破败了，那些儿时的玩伴成家的成家，立业的立业，他们大多没有考上大学，早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左右邻家的哥哥们已经外出打工，也有比我小很多的弟弟们继承父辈的土地和家业留守在村庄。女孩子早已长成了姑娘，到了出嫁的年龄，便出嫁到其他的许多村庄和城镇，只有极少数通过考上大学或者打工做生意的方式去往繁华的大城市。即使出门打工和做生意的青年们，也需要经历时间和运气的考验，才能在外地真正扎根立足。否则，无论愿不愿意，他们的人生只能兜兜转转，画出一个大大的圆，像一个打不破的魔咒，终有一日，还是会回到最初的起点，故乡成了他们无法逃离的宿命。这样的循环还要在村庄中一代代地上演，除非村庄里的孩子们能够在教育质量低下的镇小学和初中脱颖而出，去县城上比较好的高中，才有可能寄希望于通过考上大学改变命运。听邻居爷爷说，相隔几家有一个比我还小两岁的妹妹早就结婚，已经生下二胎了。他的丈夫是一个老实本分的本村青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在他们两户人家的土地上卖力气，农活做得十分精细，让许多老庄稼人都心生羡慕。正说着，我远远就看见这位妹妹在家门口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身后牵着一个孩子，这个在泥土中长大的姑娘已经没有了一丝孩童时代的稚嫩，却有着泥土一样朴素的气质。在这片生养她的土地之上，她也将用一生守望自己平凡的幸福和平静的爱情。对于有的人来说，这样的生活足够安稳和圆满，但对于我来说，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一成不变，能够一眼看穿，就浑身感到莫名的恐惧。

村庄的聚居处大都在地势低洼的一片地方，从聚居的地方无论是向东向西，还是向南向北都是上坡路。越往下走，我愈发觉得故乡是坐落在一个泥土做成的碗中了，而房屋就是大碗中一个个精致的泥塑。尽管时过境迁，家乡的许多户人家富裕起来，将原先的土墙拆掉砌成砖墙，铺上瓦片和瓷砖，原先破旧的大门也被修葺成大富大贵的样子，又在院落里修建了几间水泥平房当作厨房、洗澡间和杂物间，但居住的屋子主体仍然是原先土做的窑洞。这些窑洞的墙壁和屋顶由青砖和黄土做成，质地厚而坚硬，不易传热散热，因而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在二〇〇三年那场持续数日的罕见暴雨中，村庄里的窑洞都被贴上了封条，成为危房，村民们被转移到救灾帐篷或者平房里居住。但雨停后，想象中的危险并没有发生，窑洞仍然屹立不倒，解除封条后只是内壁的墙漆有几处脱落，这些泥土构成的建筑像是被造物主吹了口灵气一样，具有了顽强和坚韧的生命。它们就这样又屹立了十七年，仍然纹丝不动地履行着庇护的职责，孕育万物的温柔泥土又展现出了它刚强坚毅的一面。

那扇熟悉的红铁门赫然呈现在我的眼前，终于到老家了。我向邻居爷爷道了谢，又把买来的瓜果和烧饼分出一些送给他。除了亲人之外，附近的左邻右舍是我最应该感激的人，他们从小到大对我甚至比许多亲戚还要亲近。我们这几户人家的关系格外紧密，相互的帮衬不是义务，而是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分内的事情。如果一家到镇上赶集，总是主动问要不要给其他几家捎带着买些什么。到了秋收季节，更是不分彼此，今天几家一同收这家的地，明天一同收那家的地，邻居爷爷毫不吝啬地开着他的拖拉机，载着邻居们一同去田地里分享每一家收获的喜悦。如果是运送小麦，他保准要将小麦均匀地晾晒在每户人家的水泥地面上才肯离开；如果是运送玉米，他还要帮忙将玉米去皮，让地上滚满了金灿灿的玉米棒。至于平时播种栽苗，切菜做饭，如果手头紧缺种子、树苗或者什么食材，问邻家要便是。夏末秋初是家家户户最热闹的季节，庭院变成了丰盛的果园和菜园，几户人家新鲜的瓜果蔬菜可以摘采后相互赠送，使得每家都能吃上不同种类的果蔬。如果说这种互利互惠的帮助还能够理解，左邻右舍的爷爷奶奶们不求回报的付出就让我无比动容了。从小到大，只要我回老家，他们总会颤巍巍地带一些他们舍不得吃的东西给我，有糕点，有水果，有奶糖，有的甚至是子女们从远方专程寄回的土特产，仿佛我就是他们的亲孙子一样。不只是我，父亲和姑姑们也能享受这样的待遇。有一次给爷爷上坟，我们原本打算返回县城再吃饭，但邻居爷爷奶奶竟然亲自端着做好的饺子送给我们。这种让我难以理解的温暖情感，或许是泥土孕育出的淳朴乡情，或许是出于同姓渊源的宗族观念，在这些可敬的邻居们看来是那样地自然。不过我明白的是，做人不能忘恩。

老家的庭院很大，足够容纳种类繁多的果树，苹果树、梨树、杏树、石榴树、核桃树、无花果树等等，这些树有的是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扎根在这一片泥土中了，有的则是我小时候和爷爷奶奶亲手栽下的。树的命运和人真的有几分相似，有的树高大挺拔，茂密葱绿，每一年都硕果累累；有的树却有一半都是枯枝败叶，像只剩下了半条命，但另一半仍然在拼命地抽芽生叶；有的树甚至已经死过了一次，像我栽下的石榴树和无花果树，前者因为给爷爷的葬礼腾场地，后者因为一个酷寒的隆冬而遭受了灭顶之灾，但到了来年春天，却在死去的身躯旁金蝉脱壳般重又长出了新的树苗；有的树则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西院的那棵橘子树苗尽管百般照顾，在冬天到来之前还特意撒上了一层石灰避寒，却连“生淮北为枳”的机会都没有，桑葚树和柿子树则因为名称不够吉利，怕招惹更多晦气而被砍掉。故乡的大多数村民们过着平常的世俗生活，没有宗教信仰，但仍然多少有些迷信，邻里之间除了闲聊家常之外，便是聊一些超自然的神鬼故事、面相手相和生肖星宿，例如有人去世的时候饲养的家禽出现了异常的反应，埋葬在土地之中的亡灵又来托梦并且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蛛丝马迹，按照黄历中的黄道吉日安排婚丧嫁娶的大事等等。

奶奶永远是家里最勤劳的人，当她微微佝偻、弱小而苍老的身躯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很难相信这么大一片土地平整的庭院是她收拾的。院落里杂草极少，庄稼整整齐齐地在砖路两岸长着，和二十多年前没有什么区别。当然，这个院落的格局分布，至少有一小部分是有我的功劳在内。小的时候，爷爷奶奶都特别宠我。那时我大概是受了《葫芦兄弟》的影响，喜欢葫芦，他们不知道是从哪里搞到了葫芦籽，架上一根粗木棍，葫芦藤便在春雨后破土而出，一圈圈地攀了上去。这还不知足，那藤蔓的触须一直伸到了旁边一棵苹果树的高枝上。到了后来，苹果树就吊着大大小小的葫芦，像个在秋天喝醉的酒鬼。较大的葫芦开膛破肚，可以用来做舀水的瓢，小一些的葫芦摘下来就成了我的玩具，或者吊在灯绳线上。后来，我又喜欢吃草莓和葡萄，奶奶又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两三棵草莓苗和一根葡萄藤。草莓苗没过几年就在西院的空地上繁衍了一大片，让几户人家都能大饱口福。但葡萄藤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开始一切顺利，那老态龙钟，如同几股麻绳拧在一起的嶙峋枝条上抽出极不相称的嫩芽，后来长出一簇簇的花骨朵，花朵开尽后剩下一颗颗水晶一样的嫩绿珠子。我隔几天就要给它浇一次水，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些珠子有没有长大，甚至都能够嗅到葡萄成熟后甜美的气息。也许嗅到这气息真的不是我的错觉。有一天我从外面玩回家，一进老家的大门，没走几步就看到葡萄藤下绵延着一条黑花色的东西。开始我以为是谁折断了葡萄的枝条，但走近一看，竟然发现那是个吐着信子的活物。是蛇！出于本能，我想要后退，却像中了某种符咒一般呆呆地站定在原地。在我幼年的心灵中，蛇带给我的恐惧比电视和漫画中任何其他危险的动物更加直观和真实。我向屋子里叫爷爷奶奶，但没有人应答，他们那时正在屋里睡午觉。我顿时惊慌失措，一个激灵转身向大门外跑去找其他大人搬救兵。随后，大人们七手八脚地带着捕蛇工具来到院子里。直到看见蛇被封到了口袋中，我这才嚎啕大哭地向屋子里奔去，寻找爷爷奶奶的抚慰。后来，听奶奶说，院子里的葡萄藤被连根拔出，和那条蛇一起被扔到了荒郊外的一口枯井中，似乎葡萄藤黝黑的枝条日后也会成精化为毒蛇一样。

我一到家，奶奶就嘘寒问暖，要割院子里新长出的韭菜要给我包饺子吃。我们来到西院的韭菜园，一畦韭菜在奶奶的精心灌溉下茂盛而葱绿。但极不相称的是，不远处的几颗核桃树稀稀拉拉地挂着几只核桃，树叶普遍出现了边缘发黑的情况，有的甚至蜷曲成卷筒，像一只只着过火的芭蕉扇。奶奶说，今年春季的气候有些异常，倒春寒的时候核桃被冻光了。庭院里的核桃树尚有围墙和房屋的遮挡，能够抵御部分寒气，不至于颗粒无收，但毫无遮拦的农田里核桃树就遭殃了。与其他在庭院里栽种核桃树用以自足的农户不同，有几户人家将核桃作为一种经济作物，在田地里栽种了大量的核桃树。为了保证收成，他们不惜下血本投资化肥和灌溉系统。听奶奶描述，二三亩地的核桃树刚长出果实，就被轻易摧毁在这场寒潮当中了，辛辛苦苦几万元的血汗钱就这样打了水漂。有的人比较幸运地买了农业保险，得到了一定的赔付，但大部分农户没有风险管理意识，节省了几十元的保险费，却将庄稼的命运交给了变幻莫测的天气。一对辛勤劳作了很久的夫妇甚至因此卧床不起好几天，邻居们纷纷到他们家里探望和慰问，生怕有什么不测。还好只是心病，他们的意志力没有就此压垮。过了几天，他们的身影又出现在那片被寒潮摧残得没有几分绿意的田地里了。我听到外面传来嗡嗡的电锯声，奶奶说，他们正加紧加点锯掉所有的核桃树，补种上玉米。这个时令种玉米虽然为时已晚，但多少还是能有些收成的。除了核桃之外，樱桃也遭遇了相似的命运，受灾的面积因地区而异，村庄东边的农田受灾普遍比较严重。也有一些懂得农业技术知识的农户使用塑料棚种植庄稼，邻近有村庄的土地被企业承包，使用太阳能电池发电，精确控制作物生长的温度和湿度，这些地方的农作物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值得感慨的是，在新世纪迈入第二个十年的关口，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农村人仍然改变不了靠天吃饭的命运。在大小城市的现代化工业和服务业如火如荼地建设和发展壮大的同时，国家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进程仍然前路漫漫。

故乡的老屋仿佛一棵巨大的槐树，扑面而来的是茂密树荫下才有的潮润和清凉。一走进屋子，就感觉时间在这汩汩的清泉中走得更加缓慢和从容，我能够听到钟表的秒针窸窸窣窣的脚步，总感觉它有一刻的迟疑，仿佛在一瞬间忘记了前进。这种温润如玉的闲静时光和老家门口的那口古井一样，被外面的世界尘封和遗忘了很多年。在一个说话都能隐隐听到墙壁回音的广阔空间里，被纷乱忙碌的生活折叠起来的思想一点点舒展，在空间当中弥漫散布，我就带有一丝哲学意味地不自觉陷入冥思，这种奇妙的感觉不知道是来自庄子，还是梭罗。旅途的困倦让我陷入了片时迷迷糊糊的睡梦中，直到炒饺子馅的声音滋啦啦地惊醒了我。我赶忙洗了手，到案板前帮奶奶包饺子。兴许是日子慢下来的缘故，一些寻常的东西和事情在老家反而变得有滋有味了起来。饺子馅飘出异乎寻常的香味，连县城带回来的水果经过瓮里清凉的水淘洗后，吃起来也更加津津有味了。这样的氛围更适合回忆，那些陈年旧事在老屋里叙说，如同酿酒一般有了岁月积累的醇香。奶奶在包饺子的时候，和以往很多次一样，总会回忆起很多被岁月尘土埋没的事情，但我总也听不厌。这个时候，通常会有三三两两的邻居串门闲聊，也加入叙旧的话题。过去生活的辛酸苦辣就在老屋的空间里回响着，小到我这一代人的成长，大到村庄的世事变迁，奶奶就像是在演出一场声情并茂的戏剧，有的时候脸上洋溢着喜悦和幸福，有的时候却声泪俱下。如果来串门的是奶奶和阿姨们，无论怎么聊，总有一个避不开的话题就是爷爷。爷爷去世已经十一年了，尽管音容宛在，但对于我来说，他在世时的许多细节已经淡忘了，只记得两件事。一是他总在家里坐不住，经常骑着永久牌自行车或者二手摩托车载着我在村庄里四处游荡。二是他在泥土上用一根木根儿给我画西瓜，有虎皮条纹西瓜，有细花纹西瓜。孩童时代对于甜味是极其敏感的，我每次看着他画画，都和吃了西瓜一样开心。奶奶则不一样，她能回忆起爷爷去世前一周每一天发生的事情，描述出极其微小的细节，比如吃了什么饭，喝了什么药等等。最令她伤心和后悔的是爷爷去世前一天，父母回家看望时带了一个西瓜，爷爷的肺气肿病情不是很稳定，因此她没有满足病床上爷爷吃一口西瓜的愿望。西瓜这种带给我多少次甘甜快感的水果，此刻却变得异常苦涩。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苦涩的感觉在我心中已经变得微微麻木了，但对于奶奶来说却日久弥新。

但还好今天来的是邻居爷爷和另一位伯伯，老屋里闲谈的气氛就不会因为伤痛而凝固太多。但大家聊着聊着，气氛还是由热烈转为沉郁，人的生老病死终究是无法转移的话题。同村的谁家有老母亲去世了，又有谁家的老父亲被查出癌症晚期了，棺木和寿衣是否买好，葬礼如何举行……奶奶和一些年龄大的长辈们用平时相处的点滴回忆，感慨着这些不幸的老人们多难而坎坷的一生。他们甚至会轻描淡写地谈论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和后事料理的诸多想法，仿佛就是在谈论一个和自己毫不相关的陌生人一样平静。对于老人们来说，人生的遗憾远比死亡更加悲哀。在他们的交谈中，我得知一个外出打工大我10岁的哥哥五六年前就因为冬天烧煤炉没有通风而一氧化碳中毒，在千里之外的异乡去世了，我小时候还参加过他的婚礼；还有一位就住在附近的大胡子伯伯雨夜里开运输车，在翻山越岭时因为道路湿滑和操作失误翻入了几十米深的沟底；另一位被查出癌症晚期的伯伯为了避免化疗的痛苦和节约开支，直接从医院回到了故乡，平静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随父亲探望他，他在院子里用砖头搭起的简易灶台上熬一罐中药。药汤烧开了，咕嘟嘟地冒着泡，他半隐半现在吞云吐雾的苦涩青烟中，喃喃地说，怕是没有多久了。但我分明看见，舔舐着药罐的熊熊火光在他枯瘦的面颊上那双凹陷下去的眼睛里炯炯发亮。

这些英年早逝的人除了给田地留下一个小小的土堆，使活着的人们在茶余饭后闲聊时发出一声惋惜和感叹之外，在故乡没有任何其他的痕迹。在这片承载了一代又一代生命延续的土地之上，人们年复一年付出力气和汗水，他们的健康却被一点点蚕食，身体发生着不可逆的损耗，承担着道路交通设施不健全的风险，接受着水平低下的教育而缺乏科学常识，最终酿成大大小小的悲剧。与这些相比，土地带来的回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泥土埋葬着死去的人，仍然还是一片富有生命力的泥土，春耕秋收，但在上面耕作的人越来越老，也越来越少了。但愿那些外出谋生的青年，可以不再回来走父辈的老路，在城镇享受更加完善的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服务，但愿他们永远背井离乡，但永不忘本。故乡终将老去，但相信总有一天，它也会以另一种方式涅槃重生。

天色逐渐暗下来了，夏夜的人总喜欢三五成群聚在门口聊天，有时搬出形态各异的椅子凳子和石墩，有时拉出一张竹席铺在太阳落山后仍然温热的大地上。在门前的槐树下，夜色就在纷纷飘落的槐花中神灵下凡般降临了。那些落在竹席上或者椅子上的槐花，在光线微弱的黑暗中仿佛无数只萤火，给宁静的村庄带来几分超脱的神秘气息。在过去土墙尚未推倒的时候，就会有捉蝎人头戴紫色的探灯，让幽暗的光柱扫遍土墙的每一个缝隙。蝎子在紫光的照射中会泛出莹绿色的夜光，仿佛镶在墙上的翡翠。捉蝎人一手持长嘴钳，一手持玻璃瓶，娴熟地将那蛰伏在暗夜里的幽灵生物夹入瓶口。奶奶曾经被蝎子蛰过，我一直对她痛苦的表情印象深刻，那只被蛰的手臂也肿了很久。但我还是大着胆子靠近玻璃瓶，看见那木讷的生物伸着一双与身躯极不相称的大钳子，尾巴翘起一条长长的刺钩，全身像是武装了盔甲一般。蝎子是一味珍贵的药材，捉蝎人常常冒着被蛰的风险在夏夜里寻找这种危险的动物，等到次日清晨拿去卖钱补贴家用。卖蝎子时，活蝎子更能卖个好价钱，这些捉蝎人不得不提高捕捉的技巧，掌握捏长嘴钳的力度，过轻会使得蝎子逃跑，过重则会捏死蝎子。捉到蝎子后，还需要放在温暖潮湿的地方，保持空气畅通，否则经过一夜，瓶子里的蝎子就会死掉大半。

在众人高谈阔论的时候，村庄里除了飘荡着和蝎子踪迹一样神秘莫测的探灯紫光外，凝固的黑暗中只剩下偶尔路过的车灯。门前这条乡间窄路像悬挂在两侧天际的吊床，村庄就像个婴儿一样蜷曲在这吊床的中央。闪烁的车灯出现时，开始会让人以为是远在天际的星光，过了很久，那亮点才越来越大。车辆像是在黑暗的隧道中行驶一般，昏暗的光柱透过道路两侧高大的白杨树影。低低轰鸣的车声呼啸地路过众人时，家家户户的墙壁上映现飞快掠过的火车车窗，像上演了一场盛大的皮影戏，用人影和树影演绎着抽象而简洁的叙事。很快，这戏剧就消失不见，村庄被淹没在无边的黑暗中，重又归于沉寂。

同小时候一样，我没有兴趣加入那些话题被重复了无数次的闲谈中，只身一人来到院落里。庭院因为黑暗而显得更加空阔了，周围的一切在夜色里变成虚无的暗影，只有脚下的泥土和头顶的星空是两片平行而真实的存在。在月亮尚未升起的时候，整个天球因为身处灯光的荒漠而格外清晰，犹如一块悬浮的黑色水晶。我从来没有见过故乡庭院里这么清晰的星空，以至于怀疑黑暗消除了距离感，让宇宙刻意探下了身子，静静地横亘在不远的空中。我曾经躺在院子里的竹席上，躺在堆满的玉米棒上仰望星空，寻找城市里看不见的银河，也识得猎户座、天鹅座、狮子座、北斗、牵牛星和织女星。总有那么几个瞬间，我似乎看见了一颗火柴般划亮天际的流星，但本能地眨了一下眼睛，再睁开眼时，那黑色的水晶一切照常，每颗星都在熟悉的位置安分守己地亮着。此时此刻，我觉得除了头枕的大地和扑面的宇宙，这个世界上大概也不存在其他永恒的东西，能够让我用一生去信仰和依赖。

夜里，盖着奶奶白天在庭院里晒好的被子，我被上面残存的阳光气息绒软地包裹着，在天窗缝隙探进的一缕星光中沉沉睡去。

到了下半夜，睡梦中我隐隐约约感到一阵寒气，仿佛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夜晚，季节在不经意间已发生了轮转。不知何时，奶奶已经在我的被子上又加了一层被褥。窗外淅淅沥沥地响起雨声了，屋子里飘进了雨水清新的味道。突然，我紧闭的眼皮一亮，一道弧形的闪电划过天窗，紧接着响起震耳欲聋的炸雷，那隆隆声像远自天庭的庄严圣乐。我打了个寒颤，裹紧了被子，蜷缩在老屋的庇护中。老屋外面深不见底的静寂里此起彼伏地响起热闹的水声：屋檐下的锅瓦瓮盆叮叮当当地奏响了抑扬顿挫的音符，屋檐的水筒积聚着屋顶瓦片流下的雨水，哗啦啦地倾入下面青石板上常年放置的黑瓷瓮，黑瓷瓮的水溢出到石板上变成溪流，汩汩地流向地势低洼的果园。只有老屋里一切照旧沉睡着，我惺忪的睡眼中看见闪电映亮那只仍在窸窸窣窣行走的钟表，一张斜挂着的相框里摆放的许多老旧相片，一台老式的电视机，一张笨拙的八仙桌和几把椅子，几只断腿的被砖头垫着的木柜子，一把靠着木柜子的黑伞，几只塑料盆，一张宽大的案板和上面陈列的瓶瓶罐罐，除此之外，只能看到四周苍白的墙壁。屋子里的每一件陈设我都无比熟悉，多少年如一日，连摆放的位置都没有丝毫变动。它们似乎永远是不老的，那只钟表不知道换过多少次电池，校对过多少误差了，仍然昼夜不息地走着；那把黑伞是父亲上大学用过的，被奶奶一直用到现在；那只洗脸用的塑料盆年龄比我还大，竟然没有丝毫破损的痕迹。屋子里还有很多自我记事起就存在的物品，隐藏在黑暗中，没有被闪电映亮。唯一在岁月长河中一点点长大和老去的，只有这个屋子的主人，开始是爷爷奶奶和三个孩子，后来两个姑姑出嫁，父亲在县城工作，只剩下爷爷奶奶，爷爷去世后，从十一年前到现在只剩下奶奶一个人。雷声又一次响起的时候，一切就重新隐没在黑暗之中，时光的窃贼就这样在一个雨夜偷走我记忆里很多东西。

外面的雨不知下了多久，等我醒来的时候，雨已经停了。窗外天虽然亮了，但天色仍是阴沉沉的，这种阴天，清晨、中午和黄昏似乎都没有什么区别，只有几声清脆的啼鸣不时传来。洗漱后走出屋子，我发现水汪汪的院落里到处都是冒出的嫩芽和苔藓，泥土中的生命只用了一个晚上就上演了奇迹。雨后富含水分的泥土蓬松而柔软，栽种的幼苗成活率更高。之前栽好的辣椒苗有一些已经枯萎，趁此机会，我帮着奶奶补栽辣椒苗。先拿铲子铲出一个坑，再将辣椒苗放进去，在幼苗周围用双手抔一把泥土，完全覆盖根部后按紧，防止它在松软的土中倾倒，之后再浇一遍水，就算大功告成了。这是我剩下为数不多的，能和泥土如此亲密接触的方式。我现在就像是那个耐心的造物主，有板有眼地捏着一排排精致的泥塑，它们将会变成一株株富有灵气的生命。虽然等不到它们开花结果，但我还是以一个农人的方式向泥土中的故乡告别，向农业这种万千年来使得人类得以一代代延续的古老传承告别。

干完活后，奶奶叫我去西院摘草莓吃。就像幼时捕捉蚂蚱一般，我在露水莹莹的草莓丛里如履薄冰地走着，寻找那些倏忽出现在眼前的红宝石的踪迹，将它们一个个剪下安置在碗中，像捧着一片火红色的晚霞，这是故乡给予我所剩不多的最后馈赠。

我端起那碗散发着泥土和雨水香气的鲜艳浆果，小心翼翼地走在庭院的砖路上，避开每一只匆匆路过的蚂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