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友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动荡年代，南璎与岗岚两位文学青年因缘际会，他们相聚的时光匆匆，仅在上海与宁波的短暂停留中交汇，但这段珍贵的时光里，他们互相鼓励，在各类杂志和报刊上留下了感人的诗词文章。这些作品如同黑夜里出现的璀璨星辰，不仅照亮了那个昏暗的天空，也见证了两人之间深厚的友谊。

岗岚--怀南瓔

他是好久没有音讯了，使我怀念着。因此就托一住在G城的朋友，按照他所留下的地址前去探问，但结果也是没有回音。

我和南瓔开始相识至今，还不过是一年左右的事。是去年秋天，我的一个在甬城的友人，寄来一本叫做《描在青空》的散文与诗合集作者就是男婴：那时他在鄞师教书。

当我读完了这书之后，就体验到作者本人，是个遭受过很多不幸与失望，而酷爱寂寞的孤独者，在文作中，处处都显示着像是一个创伤未愈的战士，负着残留的痛恨，孤独地踌躇，难者仍是有着一颗战士的心。

在夜深的旷夜里，他想以他微弱的生命之烛，去照亮宇宙，温暖宇宙，但风狂野大，烛花跳动的非常厉害，随时都有被吹熄之忧。

于是，我就像他所说坦率得近乎鲁莽的去了信，告诉他在这夜暗的旷野里，不是以一只微弱的烛光，所能照亮和支持的，它必须是火把，是电灯，是太阳，一个具有集体的光亮才行。并且也说，在这时代里，我们需要的是力，而不是泪。

同时我和惠峯，对着《描在青空》的册名，作者又是姓杨的，文笔又是那样绮丽。还以为就是杨桦，因为杨桦起先也曾写过一篇叫做描在青空的诗。

不久他的回信来了，证实他不是杨桦。是的，杨桦是不会有这样的刻苦性去执教师范学校的。

从此以后，我们就时常的通讯，并且交换诗稿与报道阅读所得及近况等，不过可奇怪的，我们是从没有谈到个人本身上的往事；瞧样子，他也像我一样的讨厌关于这些的诉求。

去年冬季某一天的上午，他突然和另一个朋友，到我的公司里来。这时候，我们才算是从心灵上的认识，再而到了面容上的相识，他是吃了午饭就走的。

我的第二次和他相见，是在今年的春季，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从上海回到宁波去，事前约好在星期六的下午去看他，因为趁他的学校里比较清静和空闲。

到了那边，他不像普通的人，喜以陪伴游览一下周近的地方，做着招待。他只留我在他的寝室里坐着；而我也没有要求他伴我出去。那天，我记得我们是说了许多的话，而他也像是非常兴奋和快乐的。因为据我所知，在寂寞和孤独之外，他也是常常沉默着。

其实，假使说他是个喜欢寂寞，却也并不妥帖；在学校里，乃是有着许多敬爱他的学生，时常会向他请教的和聊谈，也不能说是孤独了。而且在孩子们之前，他会变成不是一个沉默者的。由此，我知道他酷爱的寂寞，乃是指点清静。他孤独，在庸俗之群的前面，确是这样的。

是夜，我就住在他的学校里，并且是共榻。

在第二天的清晨，我就宣告走了，他一直送我到庐蓬头，途中，我要他无论怎样，就再在这忍耐着吧！瞧瞧那些孩子们的面上；试想，自你走后，他们将是怎样啊？他点点头，但是认为那是指这学期而说。

虽然后来我在甬地又住了一星期左右，为了零星的琐事，却没有再去看他，就回到上海来了。

到了今年秋季开学的时候，他忽然来了信，说为了某种关系，开始辞去鄞师的教职。不多时，又来了信，告诉在G城找到了一个报社工作，和兼任一个学校里的职务。

在生活水准极低劣的G城里，他当然再也不会是例外。从来没有习惯夜生活的他，为了报社的工作，也得去忍受着长夜的辛劳了。有时，他从报馆里出来，就单独地坐在公园里的小山上，眺望着星辰，等待着晨阳。稍事休息后，又得到学校里上课去了。

他明知道像这样的生活，对营养不良以及本身瘦弱的他，是种异常重大的危害，但是为了维持生活，又有什么办法呢？

自生活在荒凉的G城之后，在写作方面，却显得非常勤奋。他说，也只有以写作，可以减少他的苦衷，和对于那些他所怀念着的孩子们，一种无助现实的慰藉。

他的最后一次的来信，说G城也受到抢购影响，只能吃淡饭了，早晨，他还吐了血。在信中，他又附来了刊出的一篇纪念鲁迅，和一篇诗回顾的文章，一帧他的照片，和我在那儿刊出的一章诗。

此后，虽然我曾去了许多信，托朋友们去探听，但都没有音讯。天天，我期望着，怀念着，也祈祷着，相信他是会护着健康，获得平安的。有一天——不久的明天，他会依然从南方北来的，那时，他不但显得快乐，并且也不再寂寞孤独和沉默了。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上海。

杨奔--忆岗岚

“我想，当一个作者发表作品后，渴于知道的还是读者的反响吧？《描在青空》是怪美的名字，从扉页引语看，你喜欢瓦雷理，但他早已被约戈尔处死了。

从书中，感到你是身处寂寞中的孤军，而并未消沉抗暴的意志与信念。你想以烛火？照亮这世界，但烛光太弱，禁不起风暴。唯有火把，才是夜行者的光，才是坚强生命的反射。

我祈望你能够，同时也请你别忘了，火把是没有泪的。这世界，我们不需要泪。”

岗岚(1947.11.24)

送这封信的是个女学生，我问：“写信的是谁，我向哪里回信？”她神秘地一笑：“别问，交给我转就是。”

从此，开始了我们频繁的通信，交换着诗作或互相介绍新书及读后感受。但都不谈自己身世或处境。我只知道他是上海一家五金厂的年轻工人，每天下班要走五里路，回到斗室，就坐下写杂文，或抄刻一份叫《铁兵营》的油印诗刊一它联系着京、津许多知识青年、大学生，在呼号，在呐喊。

也许因为忙，或者出自老习惯，每次来信都写在随便撕下的纸片上，寥寥几行，电报体文句，却清纯，满怀激情。

半年后我去上海，在冷巷中找到这家五金厂，小小的铺面，地上乱堆着钢材，他高大、苍白、消瘦，长下巴尖得像犁铧。初次见面，都有点涩讷，而且周围闹哄哄的也非谈心所在。第二次是年底，他回宁波东郊老家，特地来西郊的师范学校看我。都有些兴奋，共榻抵足长谈了一夜，谈人生，谈时局，谈诗文。起床时，他翻到我枕边的李商隐诗集，叹了一口气。我送他到路口，他说：“你不要离开这儿。试想，你一走，这些孩子将会怎样啊！”我黯然点头，谁想这一面就是永诀。

秋天，我还是被迫回到鹿城，教书，兼编一个副刊。相隔更远了，信是半个月来一次，看得出他处境更坏，连那“呼喊派”的诗刊也停刊了，却还为我“沉郁的性格”担忧，要我“在冬天，一切都得自己保重”，我又想起第一封信。这“火把”是难以持久的，连我微弱的“烛火”都将熄灭。不久，在全国性大风暴中，我们断绝了音讯。

解放后，才获悉他解放前夕入了山，参加了游击队。第二年夏天随大军回到了城市，在一家报社工作。肺病发了，被遣返回乡。妻子（原来就是那个女学生，他俩都一直瞒着我）在校还未毕业，家中没人护理。这次的来信却写得又长又酸苦，信末还决定在这五月底投水自杀，我慌忙发信劝阻，但不几天先收到他妻子的来信，说他在25日呻吟了一夜，在连续咯血中死去，连一句遗嘱都没有。

我欲哭无泪，又想起他信上最后一句话：“死有如上船，那远行的船……”。这只船究竟驶向何方？为什么不再回航？

岗岚与南瓔

岗岚，原名林纯嬴。浙江鄞县人。少年时到上海当学徒，后在五金店管理账务。1946年与友人成立文学团体铁兵营社，并主持《铁兵营》《枕木》等诗刊的编辑、刻钢板和油印工作。该刊在上海、江浙、京津一带颇有影响，李瑛、蓝曼、余振等频繁投稿。解放前夕岗岚参加了游击队，1949年岗岚随解放军回到了上海，在一家报社工作。后来肺病复发，回乡养病，曾经想投水自杀，被妻子劝阻，但不久后他就因病去世，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南瓔，又名杨奔，原名杨丕衡，笔名昧尼、辛夷等，现为龙港市张家堡人，是温州市享有盛誉的散文家与诗人。1946年，经老师引荐，他担任了鄞县县立师范学校的教职。次年，在翁亭（又名翁心惠，曾任师范学校政教主任，后升任宁波教育局局长、宁波市副市长）与岗岚的鼓励下，杨奔自费出刊了散文与诗合集《描在青空》，在宁波期间，他与翁亭、岗岚等一群满怀爱国情怀的文学青年积极在浙、津、沪等地的杂志与报纸上发表文章，南瓔与翁亭还是宁波文学协会的创始成员之一，他们共同推动着当地文学的发展。

然而，1948年8月，国民党当局对鄞县师范学校的进步师生进行了打压，校长黄达晶被调离，包括杨奔在内的5位教师被解聘，14名进步学生也遭到开除。面对这样的环境，杨奔被迫离开宁波，后在自己老师的推荐下，前往温州城南小学任教，并兼任浙瓯日报副刊编辑。1949年春，他毅然加入了浙南游击队，担任瑞安县委书记秘书，继续在革命和文学的道路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杨奔是平阳人，他却背井离乡去了宁波教书；岗岚是宁波人，他却远离家乡去了上海打工；共同的爱好让他们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两人曾经共同在天津的“海河” 、上海的“铁兵营”、宁波的“春风”以及宁波日报等等刊物杂志上发表文章。杨奔兼任浙瓯日报副刊编辑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自己发表了16篇文章，在他的邀请下，岗岚在浙瓯日报上发表了6篇文章，这些作品深受文学爱好者的青睐与赞赏，成为了他们才华和友谊的见证。

文学，成为了南瓔和岗岚友情的见证者，也是他们精神的栖息地。在无数个日夜的奋斗中，他们用文字记录下彼此的思念与鼓励，用诗词传递着坚定的信念与不屈的意志。这份友情，如同他们笔下的文字一般，真挚而深邃，历久弥新。

如今，再次回顾这段历史，不禁为这两位文学青年的故事所感动。他们用自己的青春与才华，书写了一段关于理想、信念与友情的故事，这段故事，不仅是对那个时代的一种缅怀，更是对后来者的一种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