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京夫

接过8月4日的《华商报》，看到著名作家京夫去世的消息，我一下子愣了。

    这是真的吗？我把《华商报》上的消息看了一遍又一遍，心情一点一点地沉重起来。京夫老师是走了，永远离开了他终生为之奋斗的文坛，离开了他的亲人和文友。时间永远定格在2008年8月3日下午1时30分。我心里乱得很，感觉桌子在摇，好像要地震。京夫老师是文坛陕军东征的勇将，是商洛文坛不可逾越的一座大山。却想不到，这座大山轰然倒塌，使整个文坛为之一震。

    京夫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定于8月5日在西安三兆殡仪馆举行。我没有去，心里却很难过。5日一早，我什么也没做，面朝东方，默默无语。在文坛，我人微言轻，去了也只是添乱。在心里，我用自己一种独特的方式来纪念这位我几十年一直敬重的文学前辈。我没有眼泪，心中更多的只有悲哀。在陕西作家里，贫穷多病英年早逝的作家，从路遥到邹志安，再到王宝成，接着又是京夫！命运之神怎么这样不公呢。

    京夫老师是我非常敬重的作家之一，他走了，我不想在这儿说《八里情仇》和《鹿鸣》是多么伟大多么经典，一切颂扬的话都显得那样多余。说句心里话，自从文学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扎根之后，总误以为作家是那样神圣荣光。崇拜京夫老师，感性多于理性，甚至没有细心读过《新女》、《文化层》。看到这几天接二连三的报道，知道享誉全国的作家竟一直贫穷，连一张用于写作的桌子也只能放到阳台上！我真的想哭，不知道这些事多好，最少希望还在。

    这绝不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世俗的人总是喜欢锦上添花，而疏于雪中送炭。令人稍微安慰的是文坛充满了关爱，虽然爱莫能助，但绝不再文人相轻。文如其人，大多数读者读书往往取决于自己对作家的喜好。京夫的为文，京夫的为人，都叫人敬仰。虽然和京夫老师只有一面之交，但这一面足可以改变我，改变对文学的态度。

    刚走出社会，因为爱好便开了一个书店，店里租赁和卖得最快的是贾平凹的《废都》和京夫的《八里情仇》。《八里情仇》让我小店略有盈余，但我始终不明白，京夫老师为啥要把书名叫做“八里情仇”，像一个凶杀小说。是哗众取宠吗？京夫老师绝不是这样的人，后来才知道出版商的利益考虑，作家也身不由己呀。

    《八里情仇》让我记住了一个原名叫做“郭景富”的作家，也想到一个作家在社会上立足是多么不易。

    真正和京夫老师相见还是在古城西安。2005年4月8日，陕西作家协会和西影集团联合为著名作家王宝成召开作品研讨会。那时，王宝成老师已躺在病房不能亲自参加自己的作品研讨会。雷涛、陈忠实、肖云儒等老师都心情沉重。京夫老师也来了，忠实厚道的京夫老师在研讨会间隙，不断真诚安慰王宝成老师的爱人，希望奇迹再次发生。在会后，我向一直敬仰的京夫老师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能为文学爱好者写一段鼓励的话，京夫老师愉快地答应了，在我的的”咀由闲廊惶岜剩写下了“苹果熟了就会落地，不熟也不要勉强。”这是著名作家柳青说过的一句话，京夫老师又送给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京夫老师送我的那句话让我受益匪浅，明白了好多，对文学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文学不是为了名利，真正的文学是需要一种执着和奉献的精神。如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爱好文学没有捷径可走，拯救自己的人只能是自己。

    《八里情仇》之后，京夫老师淡泊名利，埋头苦干，十年磨一剑，终于创作出长篇巨著《鹿鸣》。然而，谁也想不到，《鹿鸣》竟是他最后的著作。我想，京夫老师是累倒的。

    京夫老师走了，我心里除了悲哀还是悲哀。我能怀念些什么呢，在《华商报》上，看到雷涛、贾平凹、陈忠实、陈彦等文坛大家对京夫老师的追忆情真意切。雷涛和贾平凹作为作协的领导，作为京夫老师的朋友，亲自安排了老朋友的后事，并写了纪念文章。省文联副主席陈彦老师在告别仪式上，为老朋友深情地唱了一段镇安孝歌，我以为，这才是最好的纪念。

    低调作人，严谨作文。京夫老师是文坛的楷模。文学的路很苦很累，但真爱无悔，只要还有一口饭吃，我会像京夫老师一样义无反顾的写下去，不为名利，用手中的笔为社会做些什么。

    文章千古事。好文章并不像工厂的产品可以速成，那需要阅历和博识，加上淡泊名利，执著追求。京夫老师曾送我的话，至今难忘，是呀，“苹果熟了，自然就会落地，不熟也不要勉强”，这是对文学爱好者最好的忠告。雷涛老师给我写过“清心”二字，程海老师给我写过“日有所进”，贾平凹老师给我题写“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莫伸老师、陈彦老师、常智奇老师都对我有过难忘的勉励。京夫老师，我会努力的，让苹果变得又红又甜，献给读者。

    京夫老师走了，他太累了，衷心祝愿这位文坛前辈在另一个世界安息。他留下来的巨著，是我们享受不尽的精神大餐。我想，对京夫老师最好的怀念，就是拿起手中的笔，为社会为读者写一些有用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