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笔墨香，人物形象仍闪光 

                           ——浅评2010年的一些小说

                                 杨国庆

    古往今来，人们经常回望走过的路，并用诗词记录行进的历程或心灵轨迹，以更好地砥砺前行。如“逦迤回望石徇矼，万峰矗矗攒穹苍”，“野旷天遥，回望兴悠哉”，“回望还迷堤柳绿，到来才辨榭梅红”。近来，文学界也在热烈地回望和讨论“21世纪文学20年”这个饶有兴趣的话题和课题，实在很有必要。这就像赫尔岑说的那样：“充分意识过去，我们才可以认清现在；深深地沉思往事的意义，我们才能发现未来的意义；回顾一下，向前迈进”。（1）这可以使我们不忘文学初心，总结创作经验，进一步升华对文学创作规律的认识，使我们在新时代不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文学发展历程是一步步走过来的，靠的是广大作家、作者们日复一日，年续一年呕心沥血的创作，才使今天的文学百花园繁花似锦。而文学的“九层之台”的每一层都有绚丽的文学风光和优秀作品。这如别林斯基所说：“文学这个字眼的准确的和明晰的意思，应该指的是历史地表现在人民灵智和幻想结晶的文学作品中的民族意识，——意识既然是民族生活的最高表现，所以，文学必然应该是同样涉及一切人、同样是一切人感觉兴趣、同样为一切人所理解的某种东西。”（2）当我们研讨“文学20年”时，也可以回望21世纪10年即2010年的一些文学作品，这是“文学20年”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台阶，同样具有“历史地表现在人民灵智和幻想结晶的文学作品中的民族意识”。正如窥一斑而知全豹，察一叶而晓深秋一样，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宝贵的启示与借鉴，这对于今天和今后的文学创作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本着这一认识，近来笔者认真阅读了2010年的一些中、短篇小说，深感它们穿越时空笔墨香，人物形象仍闪光。这些小说无不写出了当年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各类各异的人性与个性，很好地艺术地阐释了文学就是人学这个小说美学的内涵与外延。同时在今天，这些小说对当前和今后的小说创作也有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一，描写积极追求美和实践美的人物形象

    罗丹说过：生活中从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从古至今，许多人都使出浑身解数，不懈地去探索、观察和发现美。薛舒的中篇小说《世上最美的脸》（《人民文学》2010年第6期）另辟蹊径，别出心裁，表达出一种震撼人心的美感。小说写得非常新颖和富有创意，这集中表现在对阿兴这个人物的描写和刻划上。阿兴是一个盲人按摩师。正常人用眼睛来观察和体味美，而他发挥了独有的长处，在按摩时，用一双手来“观察”、触摸、思考和品评一个叫余曼丽的女士的脸部之美。以至于他觉得她有“世上最美的脸”。这是从相反的角度发现了美，有特殊的美学意义。事物的普遍性存在于其特殊性之中，他感到她“所有的器官、骨骼，合拢在一张脸上……就显得如此陌生而新奇了”。他确信，“他在心里为余曼丽画出的脸，是世上独一无二的脸”，“是一张美妙的脸”。小说的创意也正是在此显山露水了，余曼丽在明眼人看来是一个“北京猿人”，她特地为脸整容和美容。但阿兴觉得很美，这丝毫没有低贬和讥笑之意，同样是一种赞美。美的存在有多种形式，对美的感悟和赞叹也可以有多种角度的不同表现方式。阿兴做事很敏感、细腻，善于学习，爱岗敬业，技术精湛，赢得许多顾客的好评和尊重。同时还有人给他说媳妇，帮助他解决实际问题。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人们对残疾人的热心和关怀，对美的赞赏和褒奖。事物相反相成。阿兴从相反的角度发现“最美的脸”；小说也是如此，用许多细小、细微和细致的细节，完美地描绘了阿兴给顾客做背部推拿和脸部按摩的过程，让读者如见其人如临其境，真切感受到阿兴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坚韧人生态度和乐观向上的开朗性格。他就是一个美的存在，美的形象。这也就是“单纯和真实的结合，构成着感情、行动和表现的最高的美。”（3）作为一个以发现和讴歌真善美为己任的作家，就应该而且必须具有这样一双在寻常生活中发现不寻常的美的眼睛；并且还要有表现这种美的扎实文字功夫，才能让读者在作品中愉悦地阅读美和欣赏美，使心灵受到洗礼和升华。方如做到了这一点，她在短篇小说《看大王》（《十月》2010年第3期）就发现并表现了几个朴实的村民身上不寻常的美。四十二岁的喜平婶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农妇，可她很喜欢也很擅长唱京剧，这就不寻常了。她和丈夫喜平还有喜强叔三人是戏搭子，她还有一个怪名字即《霸王别姬》里的一个唱段的名字，叫“看大王”。这篇小说以此为题目，也就凸显其美了。小说中一个很美的情节，是“我”看到他们在一起唱《四郎探母》：喜平婶扮“铁镜公主”，她“把自己明显粗笨的身体，摆出了一种弱柳扶风的婀娜形态，摆出了一副翩翩欲飞的轻盈韵致”。这是一种人物和造型的艺术美啊！“我”被“她甜、脆、水、亮的行腔细细密密地牵引、缠绕”,觉得她“妩媚、娉婷、妖娆”。这俨然是一个京剧艺术家在忘情献艺，美得让人流连忘返，心绪荡漾，心旷神怡。正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说的那样：“当自然很像艺术的时候，是美的。当艺术很像自然的时候，也是美的。”喜平婶等人站在平房顶上尽情的表演，达到了自然美和艺术美的和谐统一。将读者带到了一种愉心益志的美好意境中去了。同时，她在演绎美的过程中还传承美，几年后“我”还看到她对小孙女唱“看大王”唱段作一丝不苟的言传身教，在呕心沥血地栽培她心中的美的幼芽。小说通过现场感很逼真的场面描写与细节的细腻雕刻，将喜平婶这个其貌不扬的农妇对艺术美的追求、展现和传承，以及她的美的品格和美的行为，尽善尽美地刻画和描绘了出来，使她这个真善美的形象栩栩如生。也使人们看到了广大农民在物质文明有了较大改善后，又在追求精神文明的美好心灵与美的思想境界。这就是：“真和善是美好可爱的，但美也同样是美好可爱的，这三者互相匹敌，无分轩轾。任何一方都无法取代另一方，反之，这三者都同样地适应我们精神上的需要。”（4）性格是小说人物的灵魂。要写好小说，就要多角度的刻画、凸现人物不同常人的种种复杂性格。使读者在字里行间如见其人，如视其行，如闻其声，如听其语，这样就能让人物约然纸上，呼之欲出。武歆的中篇小说《老工人谢瑶环》（《中国作家》2010年第4期）里的谢瑶环就是这样一个立体般的人物形象。在他身上鲜明地镌刻着一个从解放之初成为工人到退休直至离世的中国“老工人”的时代印记。他历经沧桑而弥坚，屡遭磨难而刚毅。他爱党爱国，爱岗敬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又很平朴待人。有着“老工人”多种优秀而又朴素的品德与个性。同时他身上又表现出与常人不同的性格。可以说他是众多“老工人”中的“这一个”。小说用大量而又典型的事件、场景、画面，还有作家画龙点睛般的评论之语，精雕细刻了谢瑶环性格里的不同之处和出彩之处。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处事老实憨厚又经常显出“狡猾诡诈的一面”，当别人认为“他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时”，他又诚实得让人感动。他想法多挣钱养活老婆和几个孩子，但不愿使歪点子赚钱。他很正派，但“四清”时主动承认拿过厂里的东西。他积极向上进步，但不愿入党当干部。然而他通过正当和不正当的努力加入了工会。他痛恨请客送礼，但多次请工会的小头头来家里吃吃喝喝，并忍让着让人家当面调戏他老婆。他心胸宽阔，老想着工人的职责就是多劳动搞好生产，可在“文革”中厂里停产时，他却想不通，差一点上吊。就连他的“谢瑶环”这个名字，是他在娘的肚子时，父亲看了这曲戏后给预先起好的，这颇有传奇色彩，也使他的性格蒙上了几分神秘感。他对孩子们很严厉又有柔情，可是因老婆一开始就不是处女而几十年冷漠她，怠慢她，以至老伴临终时，说他是一个“骗子”……小说运用许多很生动的情节塑造了谢瑶环是一个性格既相互抵触又相互矛盾的“老工人”。他就像沐浴了种种历史风雨洗礼而挺耸的大山，从各个侧面看，都有“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审美效果。作家多角度地凸现了谢瑶环复杂而多样，主流又非主流的丰富性格，是一次成功的小说创作上的艺术创新。写小说就是写人物，写人物就是揭示和刻划性格，并将其与众不同别具一格的性格描绘和展现出来，这样的人物就是个性鲜明而又独特的艺术形象。鲁敏的中篇小说《惹尘埃》（《人民文学》2010年第7期）同样是说“一句话的事儿”，但扩展了内涵，比那小品更丰富，也就更有看头了。肖黎的丈夫在中午因一个叫“午间之马”的人的电话赶去约会，被垮塌的立交桥砸中意外死亡。之后她不相信任何人，觉得每一个人都在骗人，还教育儿子要提防别人，以免受骗上当。她还看不惯楼下的徐医生很高兴地受卖各种保健品与器械的小青年韦荣的骗，大方给钱他。但她后来听从徐医生的建议，将地下室租给韦荣住，他还辅导她儿子的功课，两人成了好朋友。这也靠徐医生“做工作”，说：“人家愿意费心瞒你个什么骗你个什么，那说明是看重你、在乎你，谎言就是对你的好……只有陌生人，跟你不相干，对你没兴趣，才会跟你说大实话”。肖黎也逐渐感受到了这点。可韦荣对她说了许多实话后，她却不租房给他了。直到徐医生去世后，她才感到韦荣“出现的意义大概正是为了打破她的沉沦”。小说多方面描写了肖黎种种复杂的矛盾心态，也由此折射出当今都市多变而又诡谲的人际关系。同时她看出来，韦荣一些善意谎言的内核，仍是有着一颗助人、帮人和扶老济弱的仁爱之心。她还感悟到自己的“不信任症”，是“生命中永难拂去的尘埃……正是谎言的大地，孕育出辛酸而热闹的古往今来”。有道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六祖慧能这句佛教经典，应该对肖黎和许多人都会有启示的。还是“一句话的事儿”，要相信世上毕竟好人多，开心地过日子，内心就不会“惹尘埃”了。作家红柯已经离世，可他发表在2010年1月23日《光明日报》上的短篇小说《生命树》，给读者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今天读起来让人感到他仿佛仍在世上栽培他的“生命树”。故事说到马燕红生儿子那天夜里，丈夫赶着牛车送她去医院。从此一个新生命诞生。但在儿子就要读小学一年级时，丈夫却因故失去了生命。然而生命之树常青。儿子每天用望远镜看南边的大戈壁，一天他看到一棵树，“儿子整整看了三年，风雨无阻雷打不动，这棵树好像是儿子看出来的”。她和儿子来到戈壁深处那棵树生长的地方，这坑是丈夫当年为了找牛黄挖的，结果被害死在这里。可是他的生命却以另一种方式出现，草籽树种落到坑里生根发芽顽强地长成了一棵树。儿子三年都在关注它，这是在深深缅怀父亲啊，显示了一片幼稚却又是令人敬佩的孝心。小说结尾还说了一个有关生命树的传说，一头牛吃了好东西后，就变成了一棵生命树，“树上全是生命，生命树的叶子都有灵魂”。这是对生命的真诚祝愿和赞美啊。应该说，红柯这些年的小说创作也像生命树一样，挂满了丰硕的果实。他的小说大都是写大西北的风土人情，他用饱蘸感情的文学之笔，写出了西部人粗犷、热情、直率、善良、勤劳而又勇敢的多种美好性格和品格，为读者展现了一棵棵不同色彩但又充满活力的常青生命树。生命树啊，我们真诚的祝愿你常青！即使是在十年之后我们重读《生命树》这篇小说，同样感到了人的生命的可贵，同样感到了鲜明的时代性和强大的震撼力。这就说明“在构成真正诗人的必要条件中，一定非包括有现代性不可。诗人比任何人都更应该是他自己时代的儿子。”（5）老兵退伍时，让谁“远去”让谁留队。对于“我”这个连长来说是件很头痛的难事。王凯的中篇小说《终将远去》（《解放军文艺》2010年第8期），就很深沉地描写了此事。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看到一些战士“远去”时，“终将远去”不了的是一股永远萦绕在心头的战友情啊！小说通过对老指导员张安定的深情追忆和缅怀，还有对战士周文明与聂衡宝的对比描述，将一股浓浓的战友情弥漫于小说的字里行间，也如春雨般播撒在了读者的情感园圃上。周文明是“我”接来的兵，五年来他喂猪或在炊事班一直勤勤恳恳地做事，但他小学没毕业，作为一个导弹部队的兵，今年退伍是正常的事，但他很想留队。他还是张安定的外甥。老指导员生前各方面都很关照我。但他很公正严明，我去他的家乡接兵前去看望病危的他时，他没说此事。我出于对他的敬重或是“回报”吧，将周文明带到了部队。他要走了，“我”也舍不得。还有聂衡宝，也该“远去”的，但他有个在旅部当军务科长的三叔，将他调到别的营，最后留了下来。部队也不是真空，这样直面现实写来，更让人看到了战友之情的高尚和可贵。“我”的个性刚直、急躁，甚至有些牢骚满腹，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一边是战友情让我想把周文明留下来，一边是必须执行上级的命令，就是在这种很矛盾的环境里和心态中，“我”这个形象才显得性格鲜明，立体般地站立了起来。描写军旅和部队生活是一块文学创作的“富矿”，许多作家多年辛勤耕耘并捧出累累硕果，王凯从退伍离别这个角度来写叱咤风云的军人和情同手足的战友，可谓角度新颖。使人觉得萦绕于心头的战友情是那么的醇浓、庄重、深厚与绵长……

    作家裘山山的短篇小说《你的名字我作主》（《红岩》2010年第2期）用一个有些怪异而又离奇的故事说明了老人与年轻人有“代沟”，进而又如何填平代际鸿沟的过程。艺术形象的反映了当今社会和家庭中的一个现实矛盾和问题。高博寄居在家里，父母特别是父亲对他看不惯，老要教导他，喜欢“你的名字我作主”。但他极有个性，父亲感到他“这么霸道，这么我行我素，自作主张”。他大学二年级就旷课，没毕业就自主创业，同时与一个父母很中意的女孩吹了，却找了一个小县城的打工妹。父子两代人久而久之便产生了代沟，在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上都有较大的分歧和隔阂。但毕竟又是父与子啊，有关问题不得不坐下来谈，有时还必须取得一致的看法。高博的父亲只好采用妥协的办法与儿子沟通，存同求异地与下一代人就相关事情达成共识。这也是舔犊情深的表现，又巧妙地显示了他填平代沟的艺术和技巧。为了叫在屋里的儿子和儿媳到客厅来商量事情，他用手机给儿子发短信，以致高博说他“有进步”。这个细节相当的传神、点睛，说明他艺术而又巧妙地填平代沟取得了实效。小说从“早上”写到“夜”里，好像平铺直叙，然而不时风云奔涌，两代人对垒，父与子冲突，经常高潮迭起，非常引人入胜。特别是开头与结尾，皆以梦来起笔和完篇，遥呼相应，一实一虚，妙趣横生，颇有几分神秘而又虚幻的意境。让读者实在享受了一回小说的艺术美感。作家刘庆邦发表在《中国作家》今年第2期的短篇小说《红蓼》里的一个人物——宋小美应该说她首先是一个遭人鄙夷的角色。她为了寻找外出打工五六年没见的丈夫，带着女儿四出寻夫皆无踪影，“几乎到了乞讨的地步”，她来到了一座煤窑。矿上管治安的朱股长让她在附近做“生意”，也就是当“窑姐”，以自己的皮肉换取她和女儿的生活费用。这是被人瞧不起的，但为了生存，她只得“接客”。然而宋小美又是令人尊敬的，她处处疼爱、呵护和保护自己的女儿，尽到了一个母亲的最大职责。当一个叫侯玉文的矿工说她女儿是处女，叫她将女儿送给朱股长的哥哥“玩”，可以得到五千至一万元时，很想赚钱的宋小美义却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并大声谴责侯玉文：“你不是人，你给我滚！”她为自己赢得了尊严也赢得了读者的尊敬。她第二天带着女儿离开了此地。“对女性而言，美德丧失会马上暴露出她们的无数缺陷，让她们的内心迅速而彻底地堕落。丧失了最重要的这个点，会让其他方面也跟着堕落。”（6）然而她用坚决的让人出乎意料的言语和行动捍卫了女儿与自己的尊严获得人格，守住了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点”，她正是一个具有思想美德的可敬母亲。作家为了刻画宋小美这个最终令人尊敬的母亲形象，运用了很纯熟的小说技法。小说开头写她绣花，并精心绣了三支红蓼。这是一种象征和寓意，说明她是思慕和追求美的，并不是真想做“生意”的女人。小说对她的描写还运用了先贬后扬的手法。小说前部分她给人的是一个令人鄙夷的形象，但到结尾处，她的言行举止又很令人尊敬。与此同时，作家对候玉文则是用了先扬后贬的手法。他每次来到宋小美住处并不急着做“生意”，而是与她谈心，并特别关心她的上学的女儿，逐渐赢得了宋小美的好感，也使读者感到他是一个热心快肠的正人君子。直到最后面，他才露出庐山真面目，让人看出了他的司马昭之心。刘庆邦的《红蓼》深刻而又艺术真实描写了现实中的某些龌鹾之事，从而通过这种强烈人物比照，映衬出宋小美是在这种环境中“秋波红蓼水，夕照青芜岸”的令人尊敬的母亲形象。人的生命之根在哪里？在故乡，也在自己的心里。詹谷丰的短篇小说《菩提的根》（《作品》2010年第7期）通过对外出打工的乔树根思念故乡，和回家准备修葺旧土屋前后过程的详细描写，传神地表现了他热爱家乡，思惦故土的美好情怀。他小时看到的那棵菩提树很有象征意义，当年红卫兵砍光后残留的一棵树苗他移栽到院子里并长得枝繁叶茂。以至日后在异乡打工“坐在路边喘息的时候，他就想起老家那棵菩提树”。可见故乡的根深深扎在了他的心灵里。当村长带口信，叫他回家修缮旧屋时，他不顾两个同在一地打工不想回老家的儿子的想法，毅然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看到梦牵魂萦的旧土屋时，他欣喜又辛酸，全村家家都盖起了新楼房，就是他家的土屋最破旧，成了老鼠、蟑螂栖身之地。只有老伴的遗像挂在墙上。这与他记忆中的家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在他要修缮前的一个大雨之夜，这土屋不能承受风雨摧残之重，轰然倒塌了，将他压埋在里面。完成了他的心愿和归宿，“叶落归根”在了他的家里。他回家归心似箭，很是欢喜，想早点修屋，现在这个家成了他生命之根最后的落脚处，就像院子里的那棵菩提树一样，他永远留在了故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喜剧。但他这种护守家乡和生命之根的精神与心态，是很令人感动的。小说还直面当今农村现实，写出轻壮年大都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一些妇叟幼童，连一副出殡“八仙”也凑不齐的悲戚场面。让人感到农村和农民如何在参与和跟进城市化进程中，建设好家乡，呵护好生命之根，这是一个艺术写照，更是一个现实课题。小说将此含蓄而又拷问良心般提了出来，很值得人们探究和思索。龚冰的短篇小说《致命伤》（《作家》2010年第1期），向人们讲述了教师范小红有着特别而又崇高的爱心的故事。学生杨小样的父亲杨明远是市建委的主任，然而一查竟是个腐败分子，被抓了。范小红怀着一个女人和教师的爱心更加关注和关心他。这里又有这一层特别的关系，范小红在大学时曾与杨建明谈过对象，而现在这个昔日的情人却啷噹入狱，这就引起一些人的好奇和猜疑。可杨小红还是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将杨小杨带回家里。照料他的生活，辅导他的功课。她的老公将为民一开始也被她的这种特别而又崇高的爱所感动，然而不久他得知了范小红与杨明远曾有的浪漫之事，一气之下和她离婚。而她也决然牵着杨小扬的手，走进了学校。这是很震撼人心的特别而又崇高的爱啊！为了爱护和关心学生，自己家庭的破裂和与老公情感的断绝，范小红都默然接受了。这不禁使读者想起一句名言：救救孩子！为了“救救”杨小杨，范小红的付出是很令人同情、尊敬和赞美的。小说的表现技法也很令人赞美，作者巧妙的运用了矛盾冲突的手法来表现人物性格和推动情节的发展。首先是很细腻的刻画了范小红的内心冲突，当她想关照杨小杨时，她就知道这事很棘手，在进行了很艰难很焦虑的思考后，她毅然要这么做。因为“爱，是生活的诗与太阳。”（7）他不忍看到幼小的杨小杨遭受生活与心理上的挫折和煎苦，她用母爱抚慰和关心他的不幸遭遇。这也表现了她可贵的美的精神与纯美的心怀。让人看到“美是伟大的精神现象，为了美，必须奉献出一切牺牲，奉献出全部宠爱，奉献出热情青年的最甜美的希望和白发老翁深受感到的喜悦。”（8）小说还很直观地表现了范小红与同事在工作上的冲突。在寻找杨小杨时她与别的教师调了课，使得主任和校长颇有微词。还有她与丈夫将为民的情感冲突最为突出和激烈。为了“救救孩子”，她与老公离婚也不后悔。这表现了她博大的爱心和纯美的心灵。小说就是在一连串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了范小红善良而又执着的性格，并凸显出她的特别而又崇高的爱和美好人性的光辉。作家石舒清的短篇小说《小米媳妇》（《作品》2010年第7期）刻画了一个别具性格的“小米媳妇”。“我”通过认识小米进而认识了他媳妇。他很诚实，待人诚恳，给我干活，只得那份应得的工钱，再给一些额外的东西，他不高兴，反而成了一种负担。假若是别人，怕是只嫌其少不嫌其多。这是他与别人不同的个性。而他的媳妇却显得有些大大咧咧的，已婚的回族妇女经常戴顶白帽子，可她一段时间戴一段日子又不戴了。“像这样朝三暮四，变来变去，就不雅观”。她还学城里女人，做头发。“她走路的样子也是别致的，有些像模特走台”，有时还“戴墨镜打伞”。这些举动遭到别人的议论。但她不在乎。她还能说善道的，笑声也多，很能调节交谈的气氛，然而不给人家添麻烦，在我家一到吃饭的时候，她就借故很坚决地离开，很能替别人着想。有次我在大街上看到她戴太阳镜打遮阳伞，“气派娴雅地走着”，与人说着普通话。小说用很多细节，还有看似随意但又是精心的描述，勾勒和突显了小米媳妇的言谈举止，一动一颦，一说一笑，让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也很精彩地叙说了她具有与一般回族妇女不同的性格。这看出小米媳妇很开放，追求时尚，有股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去的开创精神，同时她又不出格，只是在追求和实现一个城市女性新的幸福生活。她又开朗大方，文明优雅，穿着打扮甚至走路的姿势都很讲究，可谓新潮中透出几分浪漫，开朗中又显出几分沉稳。而且她对丈夫和家庭都乐于吃苦奉献，里里外外的关系处理得当，实为难得和可贵。小米媳妇真是一个别具性格的回族女性形象。

二，展现和描绘各样不同的爱与爱情人物形象

爱情从来都是人世间美好和浪漫的事情，更是小说描写和表现的重要内容。一些小说分别描写了各种不同的爱恋，爱情和婚姻，让人在阅读中为他们或她们不时祝福和欢喜，并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美妙与幸福。同时也从一些爱情与婚姻中看到了各样人性的美好与复杂，给人深刻的道德方面的思考。我们知道，小说之所以要写爱情，是因为“爱情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意义在于大自然对维持并繁殖人种的关注。可是，如果人们的爱情里面，仅仅只有这种自然的考虑，人们就会和禽兽没有什么不同。从而，人的爱情里面这种一性对于异性的肉欲的追求，只是知识爱情感觉的因素之一，它的最初的瞬间，在发展中在这以后跟踪而来的应该有许多崇高的、更富于精神的与道德的追求。”(9) 一个博士先后谈过三个女友，还和学生有“美丽的误会”，这在许多男士眼里是很幸福的事情。但他感到很累，不停地斤斤计较地运算着“婚姻经济学”。这就是阿袁在中篇小说《顾博士的婚姻经济学》（《十月》2010年第4期）描写顾言一路桃花而又沿途辛苦的婚姻历程。尽管他的女友经常在变，但他的婚姻经济学却是以不变应万变，最后将陈小美“变”成了自己的妻子。他成功的奥秘在于他的性格使然，即诚恳、正直、重实际，讲实惠。他学识渊博，同时又很注重人间烟火，这岂不与他才思敏捷的个性相矛盾？但实践证明是相辅相成的。顾言的第一个女友叫沈南，特别喜欢逛街到商场试穿衣服，并对他发出种种暗示，叫他掏钱为她买下。可他“面无表情沉默是金”。姜绯绯是第二个女友，他在校外租房与她同居。按照他的“婚姻经济学”理论，房租应两人共同负担。很快也就“南辕北辙”。顾言认为“理想的妻子，第一条就是精于厨艺”，而陈小美正擅长此道。两人结为夫妇后，家里“五味杂醋浓香四溢”。几年后，他的小孩两岁多了需要人照料，这时她的学生鲍敏想请他指导毕业论文，常来他家，也顺便照料他的小儿子。“知识分子嘛，最重要的是要守大节而不拘小节”，“但大节顾言也没守住”。一天鲍敏在他家说起写论文的事，他就站在高处找自己写的论文，居高临下看到她胸部“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她也倒在了他的怀里。恰巧这时有人来他家要一块姜，正好看到这一幕。这事很快传遍了师大。但顾言与陈小美像无事一样，波澜不惊，仍是恩爱和睦。这是他的理论起了作用，他感到“离婚是最彻底的破产，太不经济了”。以至有人说他“大智若愚”。一个饱学的博士用很实际的“婚姻经济学”成全了婚姻，并在危机时刻维持了家庭，和谐了夫妇。应该说他在婚姻和感情的关键时刻处理得非常恰切到好处又显得很是果断勇敢。这就紧紧吸住了他的妻子。他性格的奥秘就是：于渊识中脚踏实地，在幸福里保持理性，处风波前权衡经济，关键处大胆果敢，确实值得称赞。因为“一个女人更为崇拜的是力量、威武、坚强。她需要的是他不仅待她温柔，而是大胆果敢。”（10）我们要祝福这对夫妇“但愿千秋岁里，结取万年欢会，恩爱应天长。行喜长春宅，蓝玉满庭芳”。“龙袍”可是皇帝穿的啊！可是，一个村干部穿的一件衣服，村民们也叫它“龙袍”，这是这么回事呢？作家乔叶的中篇小说《龙袍》（《绿洲》2010年第4期）讲述了这么一件充满悬念和传奇的事情。小说很耐读，至少有三个亮点：首先，着力刻画和描写了老忠这个很有个性的人物。有一年，他穿件四个兜的干部服从省里劳模会归来并当上村干部。他常年穿着那件衣服，乡亲们叫它“龙袍”。他“耕田两手鞭，扬场两手锨”，是做农活的好手。分地到户他想不通，挨了乡长的骂，最后苹果园没分。继而又将苹果树砍了在原地建起啤酒厂。“我”跑进去打酒不小心掉进啤酒池，他将我救起来。过了几年，他身体不佳，将啤酒厂交给儿子打理。“我”去看他时，见到他的房子很破旧，还看到他穿了多年的“龙袍”晾晒在绳子上，我一摸抚就全破了。同时得知他去世的消息。这是一个大集体时很正直很能干的村干部形象，他又能与时俱进，开放搞活，为民造福，但艰苦奋斗的本色没变，那件“龙袍”一直在穿，虽说最后毁在我的手里，但正是这一悲剧性的细节，给读者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记和更能想象的空间。第二个亮点：是无情而又辛辣地解剖了“我”的婚姻。我的老公老李比我大十八岁，“这婚姻的实质就是卖”，“我用青春的硬件和老李金钱的硬件扎扎实实地签了这一笔婚姻合同”。也借此讽喻和针砭了现实中为金钱为物质享受假戏真做或真戏假做而结合在一起的男女们。“我”的婚姻很有“典型性”，很值得人们对这种即正常又不正常的现象深思。细腻描写人物关系和故乡的变化，是小说的第三个亮点。“我”与哥嫂的关系同样靠金钱的“润滑”。当初我与老李结婚时，他们指着鼻子骂我，怕我用了母亲由我交给她的存款，可当我开着160多万的“路虎”回村时，哥嫂却处处献殷情。这是尖锐的讽刺啊。小说也描述了故乡的建设和发展。村子很快就要成为新开发区的中心广场了，老李还与人谋划在这里开发房地产项目。小说还分别用描述过去与现在事情的章节轮换叙述，这样对比鲜明而又强烈。这也不由不让人想起孟德斯鸠的一句话：“我们从群居生活中明白了何谓滑稽，从隐居生活中明白了何谓邪恶。”（11） “文革”离我们越来越远，但说起当时一些情感之事来令人唏嘘和深思。姜贻斌的中篇小说《老炸药库》（《芙蓉》2010年第3期》，讲述了“我”的父母亲与一个女人的感情纠葛和恩怨。他们从热恋到分手，从嫉恨到同情，从冷漠到相助，演绎了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的感人故事。庄姨与我爸准备结婚时说出她有海外关系，而我爸的成分是地主,“他害怕今后有大麻烦”，“挥泪与庄姨分了手”，与出身工人家庭的姆妈结了婚。文革开始后，庄姨被抓了，过了半个月爸爸也要进“牛棚”，临走他交给姆妈一个重大的事，给躲在老炸药库的庄姨每天送一次饭。她一时转不过弯，跑出去大哭一场后又做好了饭，叫我送去。以后她也给庄姨送饭，并想花样调理饭菜。为了保密庄姨的躲藏地点，她将准备去老炸药库玩的我的几个小伙伴请来家里，用花生奖励他们说绕口令。在姆妈精心照料下，庄姨的身体得到了恢复。后来，造反派要抓跑了的人，姆妈急匆匆去给庄姨报信，然而被一辆汽车撞出十来米，鲜血飞溅，最后，她的一只手朝山那边扬了扬，“我明白，姆妈还在牵挂庄姨的安全”。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震撼令人悲痛又令人崇敬的场面啊！是什么力量使姆妈用生命呵护庄姨呢？是善良而又美好的人性！庄姨虽说是我姆妈的“眼中钉”，但文革这种黑白颠倒善恶混淆的历史大环境，让姆妈逐渐认识到了世间的假丑恶。庄姨和爸爸先后被关进“牛棚”，她更憎恨文革和造反派，化解了对庄姨的旧恨。心地无私天地宽，人间有爱乾坤大。姆妈与父亲用行动阐释了人间的真善美。父亲与庄姨由恋人转化为同事，他在危难之时仍关心她；姆妈和庄姨则由对头变成了姐妹，这是由于父母亲有着正直、热心助人、不畏风险和不惧危险的美好性格。只要有美好的心灵，人们在任何险恶的环境里都能为他人做好事——这就是可敬“我”的父母心！农民工在城里打工很辛苦很艰难，女工就更难了，但她们为了生计和生存，仍是咬着牙含辛茹苦地打拼。姚鄂梅的中篇小说《一线天》（《北京文学》2010年第8期）用饱蘸感情的笔墨，细腻地描写了“我”和表姐在武汉打工冲出人生“一线天”的苦苦挣扎和坚韧拼搏。还有那苦涩和痛苦的爱情。小说的后半部分几乎是用血泪写成，读来让人在同情中悲愤地唏嘘，在关注中深切地敬佩。表姐将我带到汉口一家厂里打工。分布料时大家拼命抢，而我犹豫了一下什么也没抢到，可表姐抢了很多布料。老实、胆小、文静的我，与泼辣、强悍、能干的表姐一开始就形成鲜明的性格对比，凸显了她争强好胜的个性。她很新潮，时髦，人又长得漂亮，很快有个叫鹏程的小伙子追她，不久就带她去过门。之前她有个叫李科的男朋友。她很快怀孕了。李科就不理她了。一次鹏程受伤，他父母来看他，她才得知原来他家很穷，那次是他“瞒着父母在相对富裕的亲戚家里做工作，出钱打点，说服他们跟他一起演戏，骗过表姐”。李科这时出现了，准备“收垃圾”，但最后没有勇气还是退缩了。这与表姐也形成强烈对比。她在这个很危急的“一线天”时刻没有绝望和自弃，而是出外租房，坚持要将孩子生下来。租的三楼的房子楼顶上有一条过往的狭窄的天桥，我们称为“一线天”。表姐说：“这桥多么像我现在的处境啊，摆在我面前的不就是这么一条又窄又危险的路么？”然而她很坚决很刚毅地跨过去。她将出生的男婴叫“小顽强”，并让我送到楼下去，有人用三万元买走。但我抱着“小顽强”过“一线天”时，很紧张很害怕，一松手，他从三楼掉到地面了……很多人在生活中会遇到如同“一线天”样的险境，关键是要像表姐那样英勇、顽强面对。这确实让人感到“我们享有的乐趣与好事，无不掺入痛苦与艰难。”（12）这是一部反映农村姑娘打工的感人小说，又是一部激人在困境中不消沉，在灾难前不后退的励志小说。结局是很悲惨的，但很能鼓舞人在命运之路上勇往直前。 有个“一句话的事儿”的小品：两口子在家互不信任，丈夫叫妻子打电话问外面的同事，说别人保险会说自己与他们在一起。妻子就打电话，别人真说她的丈夫与他们在一起。她要老公接电话，那人装模作样喊了几声，然后说你丈夫上厕所了。妻子愕然，亦让丈夫打电话给她的女同事，结果回答如出一辙。可以说他们同事的回答是一种善意的谎言，是为了让两口子相互信任，一家人和睦恩爱。可谓用心良苦。荆歌的短篇小说（《有个女人叫付静》（《黄河》2010年第4期）书写付静先后与五个男人有过“交往”的很令人同情的漫长感情之路。小说着力塑造了这个一直与被侮辱和被屈辱的命运奋力抗争的女人，体现了她苦苦追求爱情幸福而又始终不如人意的艰辛历程。小说描写付静从一个处女到生命最后，心中高悬理想之灯，坚韧追求美好爱情与生活曲折、艰难而有多舛的命运轨迹。让人在同情之时给予赞叹，在深思之中与之扼腕。付静从小就性格倔犟、刚烈，执着，与父亲、继母斗嘴，较劲，他们都有些怯火于她。读书时她事事要争第一，甚至对竞争对手有“买一包老鼠药给周春蕾吃”的想法并大胆说了出来。招工时她“无师自通”，主动和镇文化站长程亮睡觉，从而轻易打败了周春蕾，捧了铁饭碗。她想和他结婚，但他叫她与儿子谈恋爱。她在省里学习两年回来想取而代之程亮，但老程不让位，他儿子程小峰还踢伤她的脾脏。她来到杭州，又落入一个男人的圈套，生下儿子便遭抛弃。付静倔犟、刚烈的性格又显露出来，她找到婴儿后抱着要一起跳入西湖。那男子给他一些钱才罢休。她摆起服装地摊。与她相邻地摊的小伙子一次将她“折腾”半个多小时，日后成了他泄欲的对象。逐渐“她离不开他”了。但有一天她看到前来看望他的那个老阿姨竟与他“干”上，她“差一点就要吐出来了”。为了生存，付静又开始了新的漂泊和打拼。不久时来运转，和“著名的企业家柳建波恋上了”，可就在这时，她被查出是癌症晚期，“她一直都那么要强，但是，她强不过命运”。这不免令人叹息、惋惜啊……小说用倒叙的手法回顾了付静艰辛而又悲伤的人生历程。虽说结局是悲剧性的，她追求爱情和幸福的方式也是值得商榷和考虑的，但她坚韧、顽强地向着人生目标奋斗的精神和性格是值得肯定和佩服的。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但作为教授的老马在与前妻牛惠离婚后又回到她身边，要求复婚。最后他还真的“吃”了回头草，两人破镜重圆，和好如初。这是作家晓苏在短篇小说《吃回头草的老马》（《作家》2010年第7期）讲述的一件生动、有趣而又浪漫的事。应该说，老马和这篇小说都值得称赞。首先，要称赞老马的勇气和韧性。他将一般人看来办不好办不成的事，办得很理想很圆满。这需要精明的智慧和超强的决心。老马并不老，才五十岁，他在指导一个叫小蚕比他小一半的研究生时，与牛惠离了婚。一年后，通过比较牛惠与小蚕，有了不同的鉴别和感受，便决定杀回马枪。在为牛惠过生日时，给她敬酒不喝，他就跪在地上，说你不喝我就不起来。这才使牛惠喝下酒。男儿膝下有黄金，这一跪是很需要勇气的。可见他对前妻第二次的爱是多么的真挚。当然值得赞叹。其次，老马求爱复婚的举动和浪漫情怀令人赞叹。他精心选择牛惠生日这天上门，并特地挑选了蛋糕和红酒，一直等到夜里七点多牛惠才回家。但她一下就将他拒之门外。可他不灰心，瞅准一个机会灵活跑进了屋。牛惠不喝酒，他就抽自己的耳光，用苦肉计化解了前妻心里的冰块，并且两人都喝醉了。第二天他又给牛惠做早餐，带她逛商场，吃海鲜，看电影，这些细腻、温馨、体贴的举动温暖甚至是征服了前妻的心。晚上，牛惠还给他做晚餐。当他郑重提出复婚时，牛惠劝他好马不吃回头草。而他很幽默又很诙谐的说，自己就不是一匹好马。这开玩笑似的打诨和调侃，足见老马的机灵与浪漫，不能不使人赞赏。还有，小说的叙事艺术也令人赞叹。情节很是紧凑，从昨天晚上到第二天深夜，老马就与前妻很欢喜地“第二次握手”。同时还用很多细节来刻划老马真心悔过的心理与行动，如很细心的为牛惠洗短裤与乳罩，做早餐，打豆浆，还将苹果切成块状放好，又跪着很认真的擦拭地板。这让前妻心里立时热乎乎的，对老马的谅解与爱意也油然而生，他还特地为牛惠买了一件四千多元的风衣，更是感化了对他的愤懑与恨意。小说同时结构精干，节奏明快，动感很强，具有鲜明的视觉效果和美学效应。综上所述，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赞“吃回头草的老马”。这就像别林斯基说的那样：“爱情需要合理的内容，正像烈火需要油来维持一样；爱情是两个相似的天性在无限的感觉中的和谐的交融。”（13）一对夫妻的情感在漫漫时光中应该越积淀越深厚；两人的爱心在悠悠岁月里应该越来越心心相印。可是，两个都过了五十岁的老夫老妻——“我”的爷爷和奶奶却突然闹离婚。这是哪门子事啊？马金莲的中篇小说《坚硬的月光》（《朔方》2010年第3期）很离奇又很曲折的向读者讲述了这么一个近乎天方夜谭的故事。小说一开始抖出这个“猛料”后，又倒叙行文，多侧面多角度叙说了奶奶和爷爷的为人以及他俩几十年时而小桥流水时而波起浪涌的情感历程，而且特别是在挖掘和表现奶奶的善良性格上下足了功夫，使奶奶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山村老妇的老实、平朴、正直、坚韧和守身如玉等多种性格，还有对爷爷的执着与忠贞不二的情感，不时在小说中闪光和闪现，如一团团美丽而又耀眼的火花腾跳于读者的眼帘，灼热着读者的心灵。小说还将二奶奶、爷爷与奶奶作对比，更是烘托和显现了奶奶秉好性格的光泽。同时又把爷爷那种火爆、倔强、甚至有些“花心”的品性与奶奶作衬托，再一次托显了奶奶对爷爷一往情深的感情与爱情。在最困难的年月里，爷爷跑到新疆一个寡妇那里去了，而奶奶执守家中，含辛茹苦养育几个孩子，什么苦都吃了也不肯“骚情”，去求队长多给点救命粮。这是一个很正派，宁肯玉碎不为瓦全的妻子形象。也再一次说明了奶奶对爷爷的忠诚和挚爱。唐代诗人李郢有诗云：“鸳鸯交颈期千岁，琴瑟谐和愿百年。”奶奶就是这样令人崇敬的良母贤妻！小说多层次讴歌了她的人性亮点。在写作上，小说也有独到之处。一是语言文字很细腻，有种特有的女性作家述叙的婉约之美。二是开篇巧设悬念，精心布局了一个漂亮的“风头”。三是“卒章显其志”，道出了老俩口深夜提水，在“坚硬的月光”里的依依深情。如“豹尾“一般，给人留下许多美好的遐想。畀愚的中篇小说《邮递员》（《人民文学》2010年第8期）宛如一幅壮怀激烈的解放前我地下情报人员，与敌人殊死斗争的悲壮画卷。通过多个惊险场面和情节的描写，讴歌了我情报人员对革命忠诚，对爱情忠贞的感人情怀。仲良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人物，“仲良”乃忠良之人也！他的父亲是地下交通员，被敌人杀害后他毅然走进邮政所当了一名邮递员，接父亲的班并干得很出色。他身边的同志一个个倒下，但他毫不畏惧，在白色恐怖中机灵勇敢而又顽强坚定地执行组织的指令。与此同时，爱情也不约而至。他第一次见到也是情报员的苏丽娜就怦然心动，但他控制了自己的感情，在以后多次的接头与传送情报过程中，他俩相恋、相爱并结为夫妇。但先于他而去。每逢清明他要为她上坟，给她写一封长长的信念完后再烧掉。可见他对她的感情是多么真挚和深厚啊！就在仲良认识苏丽娜后，组织上介绍了一个叫秀芬的女人与他同居一起生活。他也违心地接受安排。她是抗日锄奸队队员，在一次刺杀日本特务时壮烈牺牲。而且小说中还写到许多同志不屈献身，像仲良的父亲徐德林、门房周三、他的上级杨复纲，还有也是地下交通员的英国神父布朗。他们与仲良一样，都是革命的忠良之人啊！这就是奉献！ “一个人奉献给另一个人的是什么？他奉献自身，奉献他宝贵之物搬，奉献他的生命。”（14）

更难为可贵的是，解放后，由于仲良从事工作的复杂性，他和苏丽娜被视为涉嫌特务人员受过审查。可他忠心不改，坦然面对，最后获得了组织的信任。小说用白描的手法，在直叙中显出细腻，转折中突显高潮，即扣人心弦又给人启迪，即惊心动魄又催人泪下，艺术写照了仲良沉着、机智、执着、灵活和诚实的性格，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三，讽刺与针砭假丑恶的人物与现象

 对立和统一的规律是宇宙和社会的根本规律。现实中绝大多数人有着美好的品德和个性，善良的愿望与愿景；但也有就极少数人怀有阴暗的心理，表现出虚假、虚伪甚至是丑恶的品行。杜勃罗留波夫当年就说过：“诗人与散文家，学者通人和浅学之士，理论家和实践家——大家都擎着暴露的火把，奋不顾身冲到粗野无知与贪污舞弊的幽暗的泥潭里去。一种强大的力量在他们的灵魂里沸腾，他们的言论燃起兴奋的火焰，燃烧着祖国土地上的莠草。”（15）这些小说同样对现实中的卑鄙之人和丑恶之事作了无情的揭露、批评、讽刺和针砭，对生活中的“莠草”作了猛烈地“燃烧”。

  作家石舒清的短篇小说《低保》（《人民文学》2010年第6期）以村长王国才平整一块地为契入点，描写了几个性格各异的吃低保的村民的各种心理活动和种种表现。使人怀疑“低保”竟有如此魅力？他想将这块弄出一个果园来，先是计划找几台推土机推，但精于算账的他一琢磨又感到不划算，便将平地的事说了出来。一些吃低保的村民听说后就主动为他平地，以前生产队会计马保仓是个人精，他牵头造了个花名册，让每人来果园劳动三天，他负责签到。一些憨厚或有些笨拙的，或心地善良但有些狡黠村民纷纷绞尽脑汁盘算起来。他们既不敢得罪村长失去低保，但又要做得圆滑，照样做自己的事。手脚不方便的王瓜瓜正准备给儿子娶媳妇忙的抽不开身，和老婆半哑子商量好久，想出给马保仓送几斤牛肉的办法，让他通融一下。王尖头眼睛不好使，平日靠扎扫帚为生，为这事与老婆商量几次。但他听说低保要“涨到六十块”，他觉得“红口白牙吃着人家的低保呢，咋能关键的时候往后退。就是让退也不能退的”。他便主动去干活。还有王国富吃了几年的低保，便带老婆去果园干活。可小舅子在城里为他联系了活计，下一车炭六十元，两人平分。这比整果园强多了。于是他就让马保仓替自己签到，每次给钱他。也有没吃低保的马建文也不敢怠慢村长，就自觉去劳动。当然也有不去整果园的人，那就是退下来的村支书脱万贵，他吃着低保，并说要收拾王国才。老婆劝他，当初人家要给两个低保，你一个，我一个，是你自个儿没要的。你不能怨人家啊。他才如梦初醒，叫老婆去把另一份低保再要回来。那个在外边混的脱进福也同样不求王国才，但他想得开，觉得“村长也要会当呢，看你是在谁面前当村长呢”。看来，他是非常圆滑而又聪明的，善于看人下菜碟。他手里捏着低保的发放权，能将许多人弄得不得不围着他转。他是一个无耻的自私者，“只对自己感兴趣，一切为己，对给予不感兴趣，只热衷于索取。他仅立足与他能从中得到什么的立场去看外部世界；他对其他人的需要、尊严和人身尊重漠然视之。”（16）小说表面上是写村民为了保住低保，对王国才百依百顺，写出了低保的魅力。而实际上，是通过写低保不动声色地讽刺和抨击了他玩弄权力的伎俩。以及他深谙权术的不正心机。低保是党和政府关怀救助贫困村民的一项好政策，但在王国才手里，成了谋私利的工具和筹码。实质上，村民并不看好王国才，而是敬畏他掌握低保的权力！如何选好村官，如何让他们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小说艺术地给人们提出的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自有了手机后，人们相互间联系就太方便了。可某市发改委办公室主任桂平却烦得很，一打开手机,电话、短信就如潮水般涌进来。他只好关机，但又怕误事，再打开，就有人打电话不停地求他帮忙。他左右为难。下属小李教他一个“点子”，让他的手机不在“服务区”。但又有麻烦，领导找不到他，说“你老不在服务区，你干脆就别服务了吧”。他受到惊吓，赶紧调回原状。小李又教他一个“办法”，将有关手机号分类存储。但还是出了纰漏，一次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碰到他，说连他的电话都不接。“桂平吓了一大跳，心里怦怦的，都语无伦次了”。还有一次同学聚会，别人将他的手机号翻出来看，全市大人物的号码都有。于是有人求他找一个副市长办一件事。并用他的手机联系上了副市长的秘书。他只好去见副市长。谁知他也对桂平大吐手机的苦水。他只得换号。结果搞得与同事、熟人如陌生人一样。桂平又无奈的换回老号，才感到生活正常了。这就是作家范小青在短篇小说《我们都在服务区》（《人民文学》2010年第4期）讲述的，令人啼笑皆非又使人颇生感慨的事情。小说以手机这个看似不起眼但又很重要的小物件贯穿全篇，生动形象地描写了官场潜规则的种种表现，还有人与人之间惟妙惟肖的种种正常和不正常的关系。这是一篇看似寻常实则寓意深远的讽刺小说，采用微讽的方式，非常冷静甚至是有些冷峻的讲述着事情的发展过程，是非对错，事由曲直全交给读者去研读去思考去评判。用白描的手法将桂平这个老实人和小官员写得很有立体感。他在官场上不得不受各种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潜规则所左右所掌控，他想掌控自己，也经过多次的努力，然而最后还是被潜规则所控制，牵着鼻子走。这个人物非常的可怜，同时刻画得非常的成功，是官场上许多小官员遭受潜规则的绝妙写照。某市口岸办主任柳志明在一次公务接待中，因“酒精依赖”不治而亡。这是作家杨少衡发表在《百花洲》2020年第1期的短篇小说《酒精依赖》告诉读者的一个可悲可怜的无情官场故事。为了搞好各种上下关系和接待，他在某县当副县长时就革命加拼命，拼命喝酒精，一次他竟喝了十几个“深水炸弹”，最后“现场直播”。但他为县里“某一项目争得了四百万的经费”。他这种英雄壮举可歌可泣。然而他还是在“酒精依赖”中英年早逝，这又令人可痛可哭。在官场和一些官员中为什么会发生”酒精依赖“这种很不正常的事情呢？说到底还是一种不正之风在掀波作浪。酒无罪，人有过！一些手里执掌钱、权、物的官员，许多下级都有求于他们，这时酒就成了他们弄人取乐的工具和利箭，别人会喝得喝，不会喝也得喝，就是喝死了也得喝。也有的干部长期在这种环境中确实有了“酒精依赖”，最后喝上了不归路。柳志明亦是如此。以至“他不是喝死的，是馋死的”。有此环境，必会出这种“人才”。生活中有这样的顺口溜：“能喝三两喝半斤，这样的干部党放心；喝了半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曾何几时这简直成了选人用人的风向标。这怎么在公款酒宴上不喝死官员呢？！十几年前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曾播出过《局长醉死歌舞厅》的报道。一些官员醉生梦死，怎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怎能自觉当好人民的公仆和服务员？怎能切实遵守八项规定？！实质上，这是一种道德滑坡的消极表现，是一种享乐和奢侈的表现。我们必须“把道德看得比享乐和奢侈更重要”！（17）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不正之风！当然，现在官员产生“酒精依赖”的现象大为减少了，这是大好事！应该说《酒精依赖》里的柳志明是很不幸的。作家用白描的手法冷竣而又沉重的向读者讲述了他产生“酒精依赖”前前后后的过程，值得读者深思，值得官员们警鉴和醒悟，再不要“酒精依赖”了——这是小说给人们敲响的热爱生命的警钟。南翔的短篇小说《世相》（《文学界》2010年第5期）通过“虎王之死”等五个章节，分别写了五个不同人物的结局或事件的始末，反映出如今浮光掠影般的种种世相，给读者一种陆光离奇之感。莫道浮云终蔽日，深入分析一下，我们便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了。虎王是一名歌星，回故乡演出，受到粉丝们狂热欢迎。随后他的演出更加“行为化”，经常请一名姑娘上台协助，他“不但让自己的舌头伸进对方的唇齿，而且还解开对方的衣扣”。后来他在台上这样做时，“一把真真切切的尖刀插在虎王的背上”，被正直而又正义的人愤杀死了。这就是“虎王之死”世相的真相！小说用白描的手法描写这一章节，揭穿和抨击虎王原来是一个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调戏、猥亵女孩的不法之人，违法之徒，受此惩罚，是自找自咎的。会唱几支歌便不可一世，将自己凌驾于道德和法律之上，胡作非为！这便是此世相产生的真相和悲剧所在。这确实是“当我们在自己眼前所见让我们看不见悬崖的时候，我们就会无忧无虑地在悬崖上奔跑了。”（18）那么“虎王”的可耻结局就可想而知了。这不由得使人想起当今娱乐圈里，一些明星、名人和红人常有发生出格之事或“潜规则”的报道，这些“虎王”们应该扪心自问一下，难道你们想重蹈“虎王”的覆辙吗？！“桂老师变法”开始很红火，但最后他自己也说“衰年变法，无疾而终”。这表明了人们对远去的“文革”这一世相的看法，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但如何“注意”这一段历史，是需要讲究方式方法的。最好我们还是要将精力放在当前尚未完成的事业和事情上。“偷玉米”说了一个很离奇的故事，乡长黑皮为了给大刘庄的恩人小时的玩伴丑蛋做四十大寿想尽了办法，最后用十万斤玉米棒子搭成一个玉米城，以取悦于他。但丑蛋最终没有回乡，而是叫黑皮将那玉米城送给了别人。这说明人富了也是要面子的。黑皮可拍到马蹄子上去了，让人哑然失笑。还有那个“嗅辨员小梅”，她能嗅辨出许多种不同气味的细微差别，还帮助公安局破了几个案件。然而喜是此事悲亦是此事，她也嗅出了“老公身上有不同的女人气息，而且日渐浓郁”。两人只得“分袂仳离”。这似乎是天方夜谈，但却真实地折射出当今这种不正常的“世相”，一些男人喜欢“彩旗飘飘”并觉得十分高明，他们也许没想到，妻子们中说不定也有小梅这样的奇人，一旦识破这“世相”的真相后，那结局就惨了。最让读者感动和唏嘘的要数“牛皮癣”。李四撕揭牛皮癣很是认真负责，以至遭到一个黑壮汉子的毒打，他不小心还烧死了李四。但那汉子却得了一种怪病，浑身奇痒难熬，彻夜叫道：“牛皮癣，牛皮癣……”真是应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句老话。“如果我们并不认识这一点，我们每个人自己都充满着高傲、野心、欲望、脆弱、可悲和不义，那么，我们确实就是一个盲人。”（19）《世相》将五个不相干的人或事串联成篇，好像有些零碎，但却是把这些世相的真相紧紧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提醒并告诫人们：尽管当今世相纷繁复杂，作为个人来说，还是要咬定道德不放松，多做好事、善事——或许这就是作家写“世相”的真相和良苦用心吧。王永民来某地开会，一报到就领到很多很高级的纪念品。可住进房间他马上想起上次开会幽会过的吴月，急忙打她房间的电话，后来才明白接电话的人不是吴月，感到很失望。吃饭时,王永民见到吴月，悄悄对她说：“到外边开个房间”。吴月用了“别一种方式的默许”。这时他房间有人因急事赶回去了，他告诉吴月到他的房子来幽会。他很想重温鸳梦，便很焦急的等待“好事”出现。由于多种阴阳差错的原因，错过了机会。次日早上他拿起手机一看，吴月夜里已发来短信：“我可以来吗？啊。可以吗？”王永民后悔不已。这就是作家王祥夫的短篇小说《开会》贯穿始终的情节。这篇发在《朔方》2010年第1期的《开会》，不动声色地讽刺和针砭了生活中“开会”的种种弊端和见不得人的丑恶内幕，君不见，现实中，一些人为了捞个人的好处，简直成了开会迷和开会专家，每逢“开会”并不认真听取和学习会议精神，而是变着法子游山玩水，搞皮弄绊，贪占女色，甚至巧立名目出国出境游。这是劳民伤财，也是对开会本意的莫大亵渎。王祥夫陆续发表了一些针砭社会时弊的中短篇小说，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表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开会》是用艺术的方式提醒和劝诫人们，开会就老老实实开会，不要去干那些与开会无关的事，更不能搞不能见人的幽会。有的小说还写到一些小留学生在国外的种种悲苦遭遇。令人同情和叹息。陈河的中篇小说《我是一只小小鸟》（《收获》2010年第1期）以细节化的笔法和客观、冷酷的笔触，描写了几个留学加拿大留学生的异域生活。读后使人很自然的产生悲呛的感叹。大洋彼岸的留学生活很精彩也很无奈，马红堡、杨靖邦和周琴等人的最后结局非常悲惨，这几只“小小鸟”还没飞起来，就永远折断了“翅膀”。马红堡、杨靖邦并没有认真读书，而是“过一天算一天”，贪图享受，向往并都先后买了名贵的跑车，装出一副花花公子的派头招摇过市。还有他们的一个同学用他老子在国内当副市长贪来的钱在多伦多最富贵的市区买了一座庄园式豪宅。被抓了的老爸“转移到国外的钱够他花几辈子”。这哪里是留学啊，这是在烧国内老百姓的血汗钱啊！真是可恨可耻！周琴也没正经读书而是被人包养，后来因情被人杀掉。同样可叹可悲的是，马红堡和杨靖邦在参加同学的生日派对时，遭人枪击身亡。几只“小小鸟”就这样先后魂殒异国他乡。还有更可叹可悲的事，周琴的父母为了擒拿凶手，拿着警察制作的凶手相貌设想画像，在大学门口坐了三年多。因经常在梦中见到女儿说好冷，只好带着她的骨灰回国。这或许是留学中极少见到的一个可悲插曲。但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留学的路上布满荆棘，“小小鸟”们要努力打拼，刻苦读书，切不可被花花世界迷遮了眼，撩乱了心。不然，结局是非常可叹可悲的……在很多国家还有许多像马红堡一样的中国的“小小鸟”们，希望他们也能读读这篇小说。以此为鉴，精读学业，为振兴中华早日腾飞。为什么要去跳舞呢？看完作家王梓夫的短篇小说《为什么不去跳舞》（《长城》2010年第4期），才体会和感受到，这是小古的妻子美芳为了让他走正道，对他苦口婆心的提醒和劝诫。小古下岗后，手头很紧，而家里家外很多事都要钱。于是他与好友王鹏在一起合谋一件事。美芳听到后，就劝他去跳舞。可他说：“现在我最想的就是去抢银行！”他还作了准备，在看《爆破学》的书，并买了一支仿真度很高的玩具枪。美芳很着急、苦恼和害怕，这可是犯罪的事啊。她不忍丈夫去冒险和犯法，就不停地劝小古去文化宫跳舞。原来她与小古、王鹏都是在那儿跳舞认识的，并与小古跳成了夫妻。她想用那段美好又浪漫的幸福时光，唤醒丈夫一心追求金钱的邪恶念头，回到正道上来。小古说家里的摆设太落伍了，他急于想弄钱改变家庭环境。他的这种想法没错，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哇，你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韙，去抢银行，是吧？！有句话：犯法的事不做，毒人的药不吃。小古一时犯糊涂了！所以美芳再三要老公去跳舞，以转移、分散和淡化老公对那事的注意力，几次对他说：“你必须去！”小古只得听老婆的，夜里去跳舞。但长时间没跳了，他连最拿手的慢四也跟不上，有几次还踩了舞伴的脚。让他很尴尬。回来的路上，美芳仍是提醒甚至用下命令的口吻说：“我要你没事跳舞！”小古说：“好，跳舞。”在美芳多次苦苦做工作后，看来事情有了转机。小说用几个横截面述说了这事，很值得人们思考。人在遇到困难和危机时，要想办法突围，但必须走正路！千万不能去搞歪门斜道，铤而走险。不然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美芳尽了一个妻子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用她柔弱又是柔韧的言行帮助丈夫走出了很危险的心理阴影。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学小古，要知道，心若在，梦就在，一切可以从头再来。当初有许多人下岗，都咬牙挺过来了。在现实中

每个人都要自觉地学法、守法，为构建和谐社会奉献一份力量。这或许是小说里美芳多次劝诫丈夫的潜在美学张力和社会意义吧。她是一个很有道德和责任心的人，为了维护这个家庭也为了挽救丈夫，想尽一切办法让丈夫改正恶习，不往犯罪的斜路上滑下去。因为她知道“恶习紧紧同使人难堪的东西纠缠在一起，以致为了最终摆脱同自己的联系，人们就要摒弃恶习。”（20）应该说美芳成功地帮助丈夫做到了这一点。吴音是国际上知名音乐家，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开专场音乐会，演奏美国后现代音乐巨匠约翰．凯奇的代表性作《4分33妙》等作品。几乎在同时，他的外甥王强从广州赶到北京来找他，希望能得到他的关照找口饭吃。却因保安措施严密，没票的王强不能进去看他舅舅的演奏。他的手机没电了，原先说好的事全泡了汤。这时他剩下10元钱不敢乱花，吃了一个在地上捡起的橘子后坐车四处乱转，来到城乡结合部的一条小巷里，在一个小理发店洗了个头。在他掏钱时却发现10钱在车上被人偷去了。小老板要他喊声爹，不收他的钱。但他受不了这奇耻大辱，反而将那那个洗头的小姑娘持为人质。小老板报警后来了警察，最后他被击中。这个过程很巧合的用了4分33秒。而这时他的舅舅吴音的音乐会成功落下帷幕，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喝彩。这就是邱华栋的中篇小说《4分33秒》（《花城》2010年第3期）给人们讲述的故事。舅舅和外甥两个截然不同的“4分33 秒”，实际上是两人或者说是两代人命运高度浓缩的写照，给人们许多思考和启示。小说在叙述上颇有新意，描写吴音用第三人称，很详细介绍了他的求学和成功经历以及各种音乐流派的演变与发展过程，简直就是一部音乐简史。在写王强时，很少有的用了第二人称，讲述他从小时的贫困和打工的艰辛过程。将两种不同的叙述方式很和谐的统一在一起，令人耳目一新。第二，小说在描写吴音与王强不同人生轨迹上进行了强烈对比，他们命运之所以不同，说到底，是受教育的差别！第三，小说还很细腻很着力的描写、刻划了王强的复杂性格，是一个很鲜活又很令人同情、佩服又有几分惋惜的农民工形象。他年轻有正义感，在看到一个工人因讨要赔偿最后杀人时，他上前制服了他。他很忍耐、认命但又不服气，在北京吃了很多苦只好默默吞下。然而他又很刚烈和自尊，在别人要他喊爹时，他热血奔涌，一错念之间酿成了惨剧。这暴露出他思想上和性格上不成熟的一面。读这部小说使人认识到：人生就是一条布满荆棘的曲折的小路，需要每个人很小心很谨慎地走好每一步——这是小说给人们的启示之一。这也提醒人们应该知道“人就处于危险之中，违背了生命的理想性，就有灭顶之灾的危险。”（21）这给一些脾气暴躁的人也是一个有益的反面的提醒。《北京文学》2010年第1期发表作家刘庆邦的短篇小说《到处都很干净》，艺术而又形象，深刻而又哲理地述说了人们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对物质的追求，发生的很无奈也很可悲最后又有意外结局的“灵与肉”故事。一男一女在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博奕过程，就如一面镜子一样，折射出了人们在今天某些方面的影像。有的村子里很卫生，还有人们吃的粮食和能吃的东西，“到处都很干净”。连树皮“都被人家剥光了”。有人到麦地掐麦白，但公社派人来说，谁再去掐就窖到红薯窖里去，那等于是将人丢进了死牢。而这时洪长海几天没什么吃，饿得要死了。他的两个幼小儿女也想法子救老爸，但最后钓鱼救父的希望还是破灭了。洪长海的妻子杨看梅要他“把要说的话留下”，也就是“遗嘱”了。而他说不想死，并暗示老婆想“办法”。杨看梅马上明白了，老公是暗示她去找队里的仓库保管员周有恒。队里仓库的钥匙在就他的裤带上栓着。以前他也“拿这把钥匙不知开过多少锁”，勾引和调戏过很多村里的妇女。也勾引过杨看梅，但被回家来的洪长海碰见，给轰了出去。现在为了能活下去，他却主动暗示妻子去献身，这实在是很无奈甚至是很卑鄙的事。为了救老公，杨看梅夜里出去，“一只手向周有恒的裤裆摸去”……可她摸到了他裤裆里的暗口袋，拿出了一块榨油后的芝麻饼，她用这块饼救活了丈夫。小说读起来让人有些心酸。如果不是“到处都很干净”，洪长海是决不会暗示老婆那样做的。可见，人为了活命，什么样的龌龊之事都是做得出来的。这也说明了一个哲理，当物质上“到处很干净”的时候，人的思想和灵魂并不一定“干净”。今天，我们的物质可以说是丰富了，但在社会和现实中，还有人们的思想和灵魂里，并不一定“到处都很干净”。这就需要我们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抓好精神文明建设，自觉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让我们的社会和人们的思想“到处都很干净”——这是“因为思想的性质是光辉灿烂的，普照大地的；它渴望普及，它冲入所有的孔隙，从指缝间漏出去。思想的真正实现不是在特殊集团之中，而是在人类之中；它不可能局限在行会的狭隘圈子里；思想并不信守夫妇间的忠实，——它对一切人都拥抱。”（22）一粒小小瓜子很不起眼，却包涵人生酸甜苦辣多种味道。黄咏梅的中篇小说《瓜子》（《钟山》2010年第4期）充满了这种人们不想品味但又不得不品味的味道。嗑着“瓜子”，读者嗑出了不同的味道。一是嗑出了生活的辛酸之味。“我”是一个由打工的父亲从老家带到广州的女孩，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在一所民办学校读书，离住的地方很远，每天要经过一条长长黑黑的隧道。老爸只好来接我。因为母亲在我两岁时跟人跑了，一个算命的给爸写个“孤”字，逆看是“瓜子”二字，她说没事就嗑嗑瓜子，去去孤命。于是嗑瓜子成了“我童年最爱做的一件事情”。然而老爸的上司保安队长孟毛的儿子孟小军每个星期有二十多块零用钱，我俩在一起玩，吃零食，打游戏机，他埋单。在对比中更是将“我”童年穷困辛酸的窘境鲜明地衬托出来。二是嗑出了父亲对我的悯爱之味。爸爸也经常在夜里陪我嗑瓜子解闷。平日他还对孟毛低脸躬腰，做多种苦事，换来半小时跑出来接我回家。有时我不高兴，他就给我买很便宜的小花吊带背心。一想起老家那些孩子，我觉得老爸还是不错的，是他给了我的城市生活。为了我，老爸拼出一切。一次孟毛说我的坏话，他就与他扭打起来。这足以说明他“怜子何如不丈夫”的悯爱之心。三是嗑出了老爸的刚强性格之味。为了我，他在孟毛面前逆来顺受，但他很有火性和骨气。一天孟毛要我爸带他的姘头去做人流，他不肯，硬是站着不动，以致将大便拉在裤子里。足见他的刚硬和倔强之性。在夜里他带上刀子，“将仇恨还给了孟毛”。同时“瓜子”还嗑出了我执着的个性。老爸因刺伤孟毛被关进拘留所。大伯来接我回家乡。但在火车上我想起一个游戏里的一句话：笑，众人陪笑；哭，独自垂泪。我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吞，在半路上偷偷下车，朝广州的方向走去。小说通过“瓜子”这个小物件，以小喻大，以物传情，多角度反映和描写了农民工及子女在城市艰难生存和生活的不易，深刻鞭挞了有关人物的丑恶行径，让读者嗑出了小说的艺术之味。是篇很有深度和新意的好作品。作家范小青的短篇小说《接头地点》（《北京文学》2010年第7期）用荒诞的艺术手法，有力鞭挞和针砭了当下一些人圈地占地修豪华坟墓，这种即丑恶又荒诞的行为。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读来即令人捧腹又使人深思。事情起于大学生马四季到赖门头村当村官，他下到乡里了解情况，许多人却说没这个村子。后来才知道该村叫赖坟头村。他很纳闷不解。这事一开头就显得扑朔迷离，使人感到怪异、阴森和恐怖，还有几分荒诞的感觉。然而更荒诞的还在后头。马四季走马上任后，见不到村支书，只用手机遥控指挥他干这干那。一次他到乡里开完会要向村支书汇报，才有人带他到赖坟头见一把手，他看到“赖支书就坐在其中一个坟头上”。这确实荒诞，马四季与村支书的接头地点竟是在坟头边！他说乡里批评村里偷偷圈地，并指出是违反政策，犯错误。而赖支书振振有词：“现在谁不在违反政策呢？……他们卖地，一卖就是一块地王……卖的钱都到哪儿去了？都揣谁口袋了？”这又是一件很荒诞很不正常的事。作家正话反说，钱揣进谁的口袋，不言自明啊。同时，赖支书还挺关心马四季的，劝他买四块坟地，给父母、和他及老婆留着。他一听就生气，他在城里买不起房子，他“看到许多高楼大厦，看到一扇又一扇的窗户，但没有一扇是属于他的”。他说还没结婚，活人的房子还没着落。赖支书马上开导他：“活着委屈自己，死了住豪华套间，不再亏待自己”。这是什么逻辑啊？也太荒诞和荒唐了。好在这种乱象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虽说村民们靠卖坟地家家盖起新楼，但一条高速铁路经过这里，刚好从坟头上穿过去。最终科学替代了迷信和愚昧，发展驱散了荒诞与荒谬。多年后，马四季坐高铁上北京，经过当年的接头地点，想看一下，但列车风驰电掣，什么也没看见。这让人有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慨。小说于荒诞荒唐之中戳穿了事实真相，于嬉笑怒骂之中责斥了社会痼疾。作家犀利的笔触和正直的社会良心令人赞赏和敬佩。他失恋准备杀死前女友的二皮，在一个意外情况出现时，一念之差做出勇抓小偷的“英雄壮举”。这非常的巧合和富有戏剧性。王长元的短篇小说《英雄壮举》（《青年文学》2010年第8期），非常细微地描写了这件很奇巧的事情。二皮因前女友枝子与他告吹而起杀心，他带着刀子等工具摸到了她租住的五楼一间房子前。在找时机下手时，四头走了上来。他赶紧躲藏起来。四头与二皮正好相反，他是为了娶丫蛋出来偷一笔钱两人租房住。他以前装修过这户主的房子，有大门的钥匙。当他将钥匙插进锁孔时，忽然楼外传来脚步声，心虚的他从腰间抽出一把菜刀来。正好被躲在暗处的二皮看见。他想，这人“偷东西不算，还要杀人？活腻了不是”？本来要杀人的二皮一念之差，冲了出来，将四头扭到了派出所。他接受电视台的采访，被说成是“英雄壮举”。但“他想杀枝子的事一字没提”。这样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也太巧了！这显示小说至少有三个特点和特色：一是构思巧。让失恋要杀人的二皮与想娶亲要偷钱的四头巧妙地碰面，造成激烈的戏剧冲突，大有无巧不成书的妙趣。二是人物关系设置巧。二皮成了英雄后，村长给他介绍对象，恰恰是四头要娶的丫蛋。这也巧合至极。同时四头又碰巧是他亲手送“进去”的。三是问题提的巧。小说运用情感、细节和心理描写提出了对农民工特别是青年农民工进行法制教育的问题。要让他们明白，解决失恋、贫困和婚姻等问题，决不能用杀人、偷窃等违法手段，而要靠辛勤劳动去创造和积累财富，才能叩开人生的幸福大门。也许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吧，当然，像二皮这样的“英雄”还是少一点为好。文学是现实生活的艺术表现。张学东的短篇小说《绿芭蕉》（《山花》2010年第5期）是反映和描写农民工的辛苦打拼的故事，非常令人同情。郑小燕和男人来到一个城市打工，夫妻俩很难见面，过“夫妻生活”更是难上加难。一次两人深夜来到另一个厂边的绿芭蕉树下解决“问题”时，被邻厂的保安当场捉住。她的男人反抗受伤，同时也打伤他人。结果他俩要赔对方十万元。她的男人赶回老家处理事情还要再来继续卖苦力；而她只得返回厂里接着上班，为还这十万元的债，两口子要含辛茹苦长期打工下去。看了小说的这个主要场面和情节，让人感到很无奈很悲愤，还有深深的悲哀和怜悯。如果有关部门或是企业设身处地为这些农民工排忧解难，为他们设立“夫妻宿舍”，或在生活，住宿和工作环境等方面有大的改善的话，郑小燕和她的男人是绝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的。关心和关怀农民工，不能仅仅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播放在广播电视上，最重要最关键的是要一件件的落实在具体的事情上。无论是在小说里或是在现实中，这一点都是至关紧要的！他们背井离乡来到城里辛勤打拼，为城市建设和国家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应该受到和得到多方面的关怀与照顾，还有作家陈应松的中篇小说《夜深沉》里的隗三户更是一个悲剧，他从广州赶回家要原先的宅基地，找了村、乡干部也是无果而返，与一个偷牛贼搏斗而命丧故土。读来使人唏嘘不已。实际上农民工们很是通情达理，他们的要求很低，只要各级公仆们有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心态，将他们当做自己的亲人和兄弟姐妹，他们的困难就会迎刃而解。因此，为了建设和谐社会，为了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我们要设身处地为农民工多做排忧解难的工作。迟子健的短篇小说《五羊岭的万花筒》（《钟山》2010年第2期）用她一贯犀利、辛辣而又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五羊岭令人眼花缭乱的“万花筒”般的人情世故和两个女人残缺不全的爱情。小豆因闻不得丈夫身上气味的怪癖而离婚，到德顺的店里打工，并与他“好”上了。他也特地在门上挂了“小豆饭馆”的匾。但不圆满的是，“她和德顺偷情只能是清晨，德顺去早市为饭馆采买时，先拐到小豆家。本该是伴着星星缠绵着做的事，要在晨曦中匆匆地明着做，小豆便起了委曲”。这种“爱情”注定是不圆满的。实际上德顺有老婆，叫宋翎，因儿子五六岁时叫人拐走，他带着她两年走遍大半个中国也没找着儿子，她回到五羊岭便疯了。白天她就坐在馆子的对面。这样的女人哪有爱情啊，情爱对于她来说确实是残缺不全。可是一天事情起了变化，一个外地人吃饭时不小心打破了馆里的一个穿衣镜，他掏出包里的万花筒等几件东西作赔偿。德顺就拿万花筒给妻子宋翎玩。谁知她整天拿着万花筒看着、玩着，疯病竟好了。她做了块“德翎饭馆”的匾将原先那匾换了下来。从此她的爱情圆梦了。而小豆和德顺“露水夫妻”的爱情变得残缺不全起来。她又和卖水果的林茂生“好”上了。不幸的是被他老婆当场捉住，遭到痛打。在看热闹的人中，德顺因故瞎了的一只眼睛竟然流下眼泪。对像小豆这样不幸的女人，他有着爱莫能助的遗憾和超乎常人的理解，也表现了他对她的同情和怜悯的仁善之心。“我们知道，在最坏的、最恶毒的最冰冷的人中常常隐藏着无价的善良的金水滴，它们比新生灵魂所有的仁善更有价值。”（23）作家在着力刻画小豆热情、善良、能干又有些软弱等性格的同时，几个小物件也运用得出神入化。如万花筒、两块匾、一只叫金霞的猫，还有那块画有鸳鸯戏水的穿衣镜。它们在小说中或是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或是加快故事的转换，都用得恰到好处。而且这个“万花筒”还深有寓意，借它说出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纷乱复杂，和小豆的爱情看似缤纷实则悲酸和残缺。由此可以看出作家纯熟的驾驭短篇小说的艺术功力.

    四，这些小说的描写内容与表现形式，对当今小说创作的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说这些小说都是十年前创作的，而且与当年小说创作的总量相比是挂一漏万，但现在读起来，仍有一种历久弥新的感觉。因为“在我们的文学中到处都可以看到生气勃勃的历史的联系，新的是从旧的发展而来的，后来的东西要靠前头的东西来说明原因，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偶然出现的。”（24）我们可以从这些小说中看到许多鲜明个性的人物在眼前跃动，可以从许多感人的故事和情节中得到启迪和思索，可以从多篇小说中感受到其中的艺术魅力，并给我们新的启示：

 1、要集中笔墨塑造人物形象，这是小说创作的主核和硬核。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用小说人物形象说话。因为现实生活是人的世界，在小说创作中就很自然地要多维度多层面多视角多侧面写好人物。人物永远是文学和小说创作的主角。如《红岩》中的江竹筠、许云峰；《创业史》里的梁生宝；《林海雪原》上的杨子荣；《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等等。在新时代，“拥有诗人天赋的人必须创作他们应该创作的东西，用高尚精美的诗句来再现好人，用适当的节奏再现好人的心怀，用优美的旋律来再现好人的节制，这些人是纯粹的，高尚的，简言之，是善的。”（25）我们更需要众多的典型小说人物形象，来表现我们民族的精气神，来彰显我们新时代的新气象，来为新时代文学和小说人物画廊增光添彩。

 2、要不断创新小说创作的表现形式。文学永创作，创新无止境。十年之后，写了以上一些小说的作家仍在继续挥笔不止，不断写出新的佳作和力作来。如刘庆邦，范小青，迟子健等不停写出形式新颖，内容新鲜的中、短篇点小说，还出版了几部长篇小说，创造了众多的鲜活的具有时代特点的人物形象；而且迟子健还获得过矛盾文学奖。还有一些著名作家同样仍是在孜孜以求地创新小说的形式与内容，可谓是“若无新变，不能称雄”。如作家刘心武先后推出几部篇结构创新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被称为“橘瓣式”结构；《浮窗》为“扇柄式”结构，而《邮轮碎片》又被称为“碎片式”结构，他利用新的结构写出了新的小说内容，为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开拓了新的艺术境界。还有莫言在一篇小说中运用不同的文学体裁来表现内容，很是引人入胜，吸引读者眼球。如在《蛙》中运用书信、小说和戏剧等体裁来书写小说内容，让人读来耳目一新，让读者对内容和人物形象记得特别的清晰。还有迟子健的编年体小说《伪满洲国》，张炜的纪传体小说《外省书》和李锐融合农书和风物志创作的小说《太平风物》等都是小说创新的探索和实践。这样在小说的结构和体裁等方面的创新，就可以更好地书写小说的内容，为读者提供更好的阅读享受和审美愉悦，这也就是“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緼宜修，姱而不丑兮”的小说美学艺术效果了。

3要深入生活，提高素养，不断推出新作力作。没有生活就没有文学，没有作家就没有作品，没有优秀作家，就不可能产生由高原向高峰攀登的力作。“一个诗人，如果他的诗并不是在他所属民族本身的生活土壤中生长的，他就不可能称作是人民的诗人或者民族的诗人。”（26）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写出以上优秀小说的作家、作者们都是深入生活的佼佼者或是长期在基层生活的人们。因此，作家要深入生活，真正做到身入眼入心入脑入笔入，到火热的新时代沸腾的基层中去，沉潜生活，学习人民，思考现实，磨砺笔锋，厚积素养，薄发新作。因为“具体的真理既不能高于生活也不能低于生活，它必须是正处于生活的中央，正像心脏正处于有机体的中央一样。”（27）

 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实生活与国内外环境都发生和正在发生新的深刻的变化，作家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准确地观察发展着的和在不断变化着的现实生活。做到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覌今察古，书写风云，真正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以时代同步、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的嘱托和要求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承担起“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全力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当年作家柳青在农村长居14年，写出经典之作《创业史》；路遥为写《平凡的世界》通过住农村，下煤矿，上矿山，挤公汽等方式体验底层人们的生活长达几年。今天我们广大作家和作者同样要继承和发扬这种好做法好传统，采取各种办法和方式深入基层，扎根群众，为人民而写，为时代而歌。为繁荣新时代文学和小说创作尽心尽力，不断奉献佳作杰作，不停攀登文学高峰。

注释

    （1）（俄）赫尔岑：《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李原译，吉洪校，商务印书馆1959年1月第版，第 21 页。

    （2）（俄）：《别林斯基选集》，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版，第三卷第123——124页。

   （3）（俄）：《别林斯基选集》，满涛、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四卷下册第612页。

   （4）（俄）：《别林斯基选集》，满涛、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四卷上册第348页。

   （5）（俄）：《别林斯基选集》，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5月新1版，第一卷第216页。

（6）（法）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欧启明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第87页。

    （7）（俄）：《别林斯基选集》，满涛、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四卷上册第89页，

    （8）（俄）：《别林斯基选集》，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版，第三卷第217页。

    (9)（俄）： 《别林斯基选集》，满涛、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四卷上册第69页。

    (10)（俄）：《别林斯基选集》，满涛、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四卷下册第734页。

（1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欧启明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第273页。

    （12）（法）：《蒙田随笔全集），马振骋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2卷第332页。

 （13）（俄）：《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满涛、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7月第1 版，上册第209页。

    （14）（美）艾里希•费洛姆：《爱的艺术》，刘福堂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第28页。

    （15）（俄）：《杜勃罗留波夫选集》，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1月新1版，第一卷第136页。

    （16）（美）艾里希•费洛姆：《爱的艺术》，刘福堂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第63页。

    （17）（古希腊）：《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4卷第81页。

    （18）（法）帕斯卡尔：《思想录》，陶林、韩利利等译，江苏凤凰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第71页。

   （19）（法）帕斯卡尔：《思想录》，陶林、韩利利等译，江苏凤凰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第175页。

    （20）（德）尼采：《权力意志》，吴崇庆译，台海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上卷第209页。

    （21）（德）尼采：《权力意志》，吴崇庆译，台海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上卷第163页。

    （22）（俄）赫尔岑：《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李原译，吉洪校，商务印书馆，1959年1月第版，第46页。

    （23）（德）尼采：《权力意志》，吴崇庆译，台海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下卷第599页。

 （24）（俄）：《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满涛、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7月第1 版，下卷第497页。

 （25）（古希腊）：《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三卷第407页。

    （26）（俄）：《别林斯基选集》，满涛、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四卷下册第386页。

   （27）（俄）赫尔岑：《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李原译，吉洪校，商务印书馆，1959年1月第版，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