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制造情书”与民间化叙事的双重艺术——浅评任小乔小说《制造情书》》

展示制造“情书”与民间化叙事

的双重艺术

——浅评任小乔短篇小说《制造情书》

杨国庆

（7，232字）

短篇小说《制造情书》的作者任小乔，书写了同学给同学写情书继而学生向老师写情书的奇趣故事。而且站在平民立场上，运用民间化叙事的儿童视角多维度展现了这个有趣的场景与情景，以及故事内容。从而展示了“情书”制造与民间化化叙事的双重艺术，显示出多重美学效果。

一、同学为什么给班长写“情书”？

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小说开篇就奇峰突起：罗一鸣给班长韩文婧写“情书”，这可以说是在小学五六年级(或初中一年级）学生中发生的奇事、怪事。而且有的学生还恶作剧，竟在班上议论“情书”的内容，如“亲爱的班长，你一定要做我的女朋友，我会摘天上的星星给你……”这几乎超出人们的想象，从小说内容看，这是一群十二、三岁的孩子也就是儿童，真是早熟了。小说开头就不寻常，这使班长韩文婧很有几分“害羞和恼怒”。韩老师这时进教室上课，看到她情绪不正常，经过询问弄清了此事的来龙去脉。下课她将罗一鸣带到办公室进一步查问，可他说是“冤枉”，并说了此事的原委。原来他昨晚在寝室里吃完面包，随手将面包袋扔在走廊上。恰巧被值日老师看到，当即就扣了2分。这事就严重了，同寝室的男生不饶他要惩罚他。因为这些时，全班都在为期末能评上全校先进集体作各方面的努力，而罗一鸣这事对“评先”有影响。张华林同学别出心裁想出一个点子，要罗一鸣“给班长（韩文婧）连续写三封情书”。可他叫饶说不会写，但张华林说我给你写好你再抄一遍。于是小说开头出现了教室里的戏剧性场面。

小说顺叙开篇，韩老师查问罗一鸣这一段是插叙，也是向读者解释了这事发生的原因。这也是释悬。同时也可看出作者叙事的高明技巧。将最吸引读者眼球的趣事放在开篇，引起人们的注意，增加阅读的兴趣性和猎奇心，也就是增加读者即接受者的美学接受兴趣，使读者在阅读进程中既了解了写情书这事的前因后果，又增加了阅读时的审美愉悦。同时也说明小说具有较强的好读性与耐读性。

作者写罗一鸣给班长韩文婧写“情书”的动机是什么，或说是要突出什么样的小说主题呢？可以看出来，这表明了对同学们集体荣誉感的肯定与赞扬。这是学生们上进心的表现，是集体主义意识的有趣表达。而且用这种搞笑、恶作剧的形式来书写，很符合这群（学生）孩子的身份和性格特点，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他们天真、活泼、纯真的童趣，和有意或无意摹仿青年男女给对方写情书的心理特征。这件事情或说情节的书写是相当到位和成功的。同时这情节为下面更为奇葩事情的叙写，或说是进一步的扩写作了重要和必要的铺垫，为小说内容向纵深开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的条件，为全篇的精彩成章输送了难得的还可以说是宝贵的素材。应该说，如果没有这个同学给班长写“情书”的事情，那么就不可能出现接踵而来的学生给老师写“情书”的难以理解更为奇葩的稀奇之事了。这也见出作者结构搭建技巧之高明，推进情节深入发展的方式之奇巧了。

二、 老师为什么要学生继续“制造情书”？

韩老师在了解罗一鸣给韩文婧写“情书”的前后过程后，没有批评他，而是将张华林也叫到了办公室，同样没有责斥他，并且给他俩布置了一个让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奇特任务：“既然你们那么喜欢写情书，从今天起，给我写吧，一天一封，张华林一天一封，罗一鸣写半个月，而且，每一封内容都不能重复！”他俩想申辩什么，但“韩老师不容置否地下了死命令”。这两个“倒霉蛋”领受了“处罚”，每天给韩老师写一封“情书”。这个情节是多么的突兀又是多么奇崛，这是许多学生或读者想破脑壳也想不出来的奇绝之法，但韩老师不动声色地想到并做到了。她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给两个学生布置这样的任务？实际上她有着精心的思虑和周到的全盘谋划。这有着多方面的作用。

小说在后面也一一将谜底逐一托出。学生读书学知识，首先要认得字，还要写好，罗一鸣的字写得又大又潦草，这为学生提供了很好的练习写字的机会；写“情书”要遣词造句，这又为他俩增加词汇量和提高文章的构思能力与写作能力打开了机遇之门。这也是教学上的倒逼机制，必然要逼得两个学生练写字，觅词句，思文路，谋全篇。他俩费了老大的劲，吃了不少的苦，耗了许多心血，他俩有时一起商量如何造句，怎样用词，这无形地促进了他俩作文技能的提升和语文成绩的提高。到后来班上的同学也为他俩出主意，增加了全班的向心力和团结精神。

一个月后韩老师拿着“厚厚的一摞子信纸来到教室”，宣布写“情书”的最终结果：“罗一鸣和张华林情书写出了水平，写出了风格，不错，值得表扬！”这最后的结局是两个学生没有想到的，也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实际上韩老师要学生给她写“情书”，表达的是对他们新奇的深厚的大爱，这就如意大利十九世纪作家德▪亚米契斯一本著作的书名以样，是“《爱的教育》”生动而又新颖的体现。开始几天他俩还能搜肠刮肚想出用各种美好的词汇赞美韩老师，但几天后哭也哭不出来新鲜字句来了。这时就连班长韩文婧也不计前嫌，主动帮助罗一鸣和张华林“开辟写情书的新天地”；大家也七嘴八舌给他俩出点子，扩大和创新写“情书”的内容。这样全班同学的集体智慧也就显现了出来，“情书”中有了“趣味横生的事例”，而且“班上的秩序也开始好转，同学们都努力地制造着‘好人好事’”，进而“‘情书事件’成了整个班上的事情了”。韩老师让两个学生给她写“情书”，给全班学生带来行动上的新变化，给他们的认知与思想境界带来了新的跃升。这说明“孺子可教”。这也看出这些学生（儿童们）是有上进心的，是有很强的团队精神的，他们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就像《爱的教育》作者德▪亚米契斯以父亲的口吻对儿子说的那样，“不是有几千万数都数不清楚的小孩，都夹了书学着同样的事情，同样在学校里上学吗？”他们是做着读书和学习的“运动”，“如果这运动一中止，人类就会退回野蛮的状态了，这运动才是世界的进步，才是希望，才是光荣。要奋发啊！……安利柯啊！不要作卑怯的兵士啊！”（《爱的教育》，夏丐尊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5月第1版，第15页）从小说中能看出来，罗一鸣、张华林和同学们同样懂得认真读书这种“运动”“才是世界的进步，才是希望。才是光荣”，他们愿意而且想方设法“奋发”地给韩老师写“情书”，这样他们才不会“退回到野蛮的状态”，所以他们绝不做“卑怯的兵士”。让人们欣喜地看到了“少年强则中国强”的可喜情景。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这也表现了韩老师美好、高尚和大爱的教育情怀，善于教育学生。法国十六世纪哲学界蒙田说：“名师高瞻远瞩，其高明处就是俯就少年的步伐，指导他前进”，她“评估学生的成绩不是去证明他记住了多少，而是生活中用了多少”。（《蒙田随笔全集》第1 卷，马振聘译，上海书局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135页）韩老师可以说是一位“名师”，她恰到好处地“俯就少年的步伐，指导他前进”，使学生学会“在生活中”学会、用活了语文知识，提高了写作技能。审美韩老师这个人物形象，人们会很自然地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教育学生？尼采说：“教育就是解放，就是清除杂草、瓦铄以及那些企图啮植物嫩芽的害虫，就是施放光和热，就是淅淅沥沥的夜雨，它是对慈爱而大度的大自然的摹仿和崇拜，它是自然的完美形态”。（《悲剧的诞生》，漓江出版社，赵登容等译，2007年2月第2版，第161页）小说很具体书写了韩老师“施放光和热”的红烛精神，她教育学生如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一样，采用“解放”的让学生给她写“情书”这一天方夜谭般的方法教育学生，这可以说是一种“完美形态”，从而促进了学生提升多方面的素质。

而且，她这一方法经过时间检验取得可喜的成效：“期末考试张华林语文考了班级第三名，罗一鸣也考了第五名，而且他的大号字也工整了”，“全班也获得了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功夫不负有心人。到这时，学生们“仿佛明白了韩老师的良苦用心”。实践证明，韩老师用“制造情书”的方式教育学生是成功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出现这种人，他在认识和爱，在静观和行动之中，都有充实而壮阔的感觉”，并且“渴望超越自身，全力以赴寻找一个隐藏在什么地方的更高自我”。（同上，第190页）很明显地看出，韩老师教学中“在认识和爱，在静观和行动之中”，教育和帮助罗一鸣与张华林“渴望超越自身，全力以赴寻找一个隐藏在什么地方更高的自我”，并且在期末实现了这一目标。她用特殊方式教学取得了让学生和读者都喜出望外的教学效果。

这么说来，小说在人物塑造上非常成功，从叙事视野观察，对两个儿童（学生）受叙者罗一鸣、张华林的性格刻画很是到位，凸显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个性，显出他俩活泼、机巧和聪慧的童趣。对韩老师这个成人受叙者更是书写得充盈、丰实和多元，表现了她教育学生的新蹊径，体现了她对学生不一样的别有新意的严格训练，更是显现出她关爱学生促进和训练他们提高语文技能的教师素质，还有一颗外严内软、关怀学生成长的大爱师心。小说在书写形式的表现即细节、情节、场景和人物心理描写等技法的运用上也是游刃有余。通观全篇，还运用民间化叙事对师生作了多角度多侧面多层面的描写，使小说显出人物之美的同时又展现出小说的叙事之美，“情书”制造和民间化叙事的双重艺术之美很和谐地展现了出来。这时，读者很可能要问了——

三，小说有什么民间化叙事的艺术特色？

民间化叙事，简单地说，是一种充满民间情趣的叙事形态，或者说是为了彰显一种民间意趣。其题材和书写内容大都是书写社会底层老百姓、小人物的有关事情。这样就显得接地气，有烟火气，并有着同样的文学诉求书写的艺术性。《制造情书》就是写一所乡镇学校的两个学生（或说是一个班级的学生即儿童们）与一个老师的故事，这就是很具体很典型的写小人物的民间化叙事了。笔者认为，小说民间化叙事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

第一、小说表明了作者鲜明的平民立场

平民就是普通百姓，但他们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独特的生存智慧与生活趣味。《制造情书》书写的恰恰就是学生与老师这样的普通人物，用许多有趣的情节、细节、场景、对话与场面表明了学生的生存智慧和学习方法，以及老师的教育方式和教学情趣。因而说，平民立场是作者民间化叙事的重要立场、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民间化叙事的积极的和有效的策略。作家、批评家晓苏对此说的相当透析和明白：平民立场就是“要求作者把老百姓当作叙述的主体，用老百姓的眼睛看事，用老百姓的耳朵听事，用老百姓的嘴巴说事，与老百姓一同喜怒哀乐。”（晓苏：《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第15页）作者正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来写师生的，与他们“一同喜怒哀乐”。

第二、用民间化叙事的儿童视角观察和书写人物

《制造情书》就是作为一篇儿童小说来读也是很精彩的。从小说中可以看出来，班上的学生可能是五六年级的或初一年级的学生（也是儿童）。并且小说从开始到结束都是用儿童视角讲述事情，观察老师，书写内容。作家创造性地用儿童的目光来看生活，看同学，看老师；用儿童（学生）的口吻来讲述故事，这样写出的小说具有很强的叙事审美张力：“儿童视角不同于一般的成人视角，它可以顺畅地将我们与我们所面对的，每时每刻都浸淫于其中的现实生活拉开距离，进行遥远的异地观测，从而得到真实、客观、有效的观测效果。”（吴义勤：《自由与局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9页）小说写罗一鸣给韩文婧写“情书”，这就拉开了读者（成人）对现实生活的“距离”，可以想象各自在十二三岁时所做的事情，“进行遥远的异地观测”，使人回想童趣，产生情趣，从而在阅读时产生不一样的审美愉悦。与此同时，作者还运用儿童视角的几种特性来书写学生（儿童）们，更是为小说增添了风趣和乐趣。因为学生们还相当的嫩稚，同时模仿性较强，有好奇心，又充满求知欲，做事不免有时显得荒唐、搞笑，如张华林建议罗一鸣给韩文婧写“情书”的事情。

小说中儿童视角的特性可以说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语言无忌。作家用儿童（学生）的口吻说话。学生们想到什么说什么，口无遮拦，体现出儿童说话的特点。作者就更容易写出想说之所言，是行文显得更为洒脱、活泼，使得小说好读和耐读。如小说开始描写班上的学生，“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40名学生就像40尊大神”，将学生说成“大神”，是不讲禁忌的表现，还有些调侃的意味。还有，下课后韩老师让罗一鸣去办公室，这时“同学们像是获得释放的嫌疑犯，有的吐着舌头，有的吹起口哨，嬉笑地看向罗同学”，学生们这些无忌的行为举动，表现了他们复杂的心情，即为自己无事感到放松和高兴，又在嘲笑罗同学，还有几分幸灾乐祸的心理夹杂其中，将这些学生的儿童言行特征写得十分生动，传神。二是趣味无邪。因为儿童（这些学生们）少不更事，涉世不深，他们对生活、学习的趣味大多是出于天性，是一种如孔子说的“思无邪”的审美趣味。这样看事情想问题就显得浅直、简单。正如晓苏说的这样：“作家借用儿童视角来反映成人世界，其目的之一就是巧妙地利用儿童的‘思无邪’特点，对一些敏感性、忌讳性和争议性的题材进行儿童化处理，以此给成人趣味披上一层儿童情味的外衣，……给读者带来一种诸如乐而不淫和哀而不伤的审美享受。”（晓苏：《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第1 版，第108-109页）成人男女之间写“情书”是件很甜蜜很浪漫很幸福的事情，更是一件很隐私很保密的事，不允许第三者知道。而小说中的学生（儿童）却将罗一鸣给韩文婧写的“情书”内容公开宣扬，闹得沸沸扬扬。然而他们并没有什么不良动机，只是感到好玩，借此揶揄他俩而已，以满足个人的搞笑、搞怪的趣味。“同学们交头接耳地议论着，窃笑着，推搡着传阅几张信笺，兴奋的浪潮在教室里回荡，时而又刻意地压抑着”。同学们都为这事感到新奇、新鲜和好奇，这就是“趣味无邪”的具体表现，同时显示出他们一颗天真无邪的童心与童趣。

第三、小说表现出儿童视角的审美张力

这种儿童视角的审美张力在小说中体现在：一是具有复调与重唱的声音效果。“新学期我转入了一个新学校进入了一个新生班”，“别看我们班表面上风平浪静，可私底下却暗流汹涌”。这是开篇的几句话，这看出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并是“我”以学生的口吻来叙事的，也就是学生（儿童）叙述者的声音。同时人们还可以从小说中不时听到一个成人叙事者的声音发声，这就是韩老师的的声音，这就使小说有了复调和重唱的美学意味。如韩老师下课时说：“罗一鸣，跟我来办公室一下”。还有她询问罗一鸣与张华林的言语，都是她的声音，她最后下命令下命令似的说：“既然你们那么喜欢写情书，从今天起，给我写吧，一天一封……而且，每一封内容都不能重复！”这几段儿童（学生）的声音和韩老师成人的两种声音交替出现，就造成了小说的复调，并且是儿童（学生）与成人（韩老师）两种不同声音的重唱。使得小说的叙事有变化又丰富起来，使得情节曲折起伏和弯转，使得行文的节奏也变得抑扬顿挫，更使得小说变得好读起来的同时也很耐读，读者愿意并喜欢反复阅看，不断欣赏和领会其中的许多乐趣。二是具有摹仿和游戏的特征。摹仿与游戏是儿童（学生）的天性，同时也是一种审美形态。德国十九世纪哲学家、美学家席勒对此作过深入研究，提出游戏冲动这一概念。在小说中人们看到，运用儿童视角叙事非常有利于作者利用儿童游戏冲动并表现儿童（学生）的游戏经验。这些儿童（学生）的游戏是从模仿开始的，张华林要求罗一鸣摹仿成年人的恋爱方式给韩文婧写“情书”，这实质就是一种搞笑和恶作剧似的游戏。韩老师就因势利导，将计就计，利用儿童（学生）的这一游戏冲动和摹仿举动，要他们给自己写“情书”，倒逼他们认真学习语文和写作知识。如果说罗一鸣给韩文婧写“情书”是一种感性的游戏冲动，那么韩老师要他俩给她写“情书”，体现的是一种很严肃的理性行为，是对他们进行严格的写作训练。这正如晓苏所言：“这种从儿童视角出发的摹仿与游戏，既展示了生动有趣的的感性内容，又不违反至高无上的理性原则，有效拓展了文本的审美空间。”（同上，第115页）三是对比与反衬的书写特征。罗一鸣给韩文婧写“情书”表现出儿童（学生）世界里的趣事，而韩老师要学生给她写“情书”则是成人世界的空间展现，这就是对比与反衬。这两个场景与画面的出现，既丰富了文本中的声音对比，也使这两个不同画面很自然很和谐地形成了反衬。这就扩宽了小说的广度，掘进了内容的深度，是小说显现出一种斑斓纷彩的美学张力。

第四，精心搭建民间化叙事的错位结构

民间化叙事有多种结构表现形式。《制造情书》是一种精巧而有趣的错位结构。错位即位置发生了错动，人物对象发生了调换或变动，使小说内容发生近乎戏剧性的变化，增加了文本的巧合性与变动性，从而增加并增强了小说接受美学的吸引力和关注力。《制造情书》就具有这样的美学效果。

首先是人物错位。罗一鸣先是向韩文婧写“情书”，随着内容的展开，变成罗一鸣与张华林向韩老师写“情书”，前后之间写“情书”的人物对象发生了错位，让人有种啼笑皆非的戏剧性感受。其次是“情书”内容错位。罗一鸣给韩文婧写“情书”是学着说“我爱你”之类的话语；而当罗一鸣、张华林向韩老师写“情书”时，内容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和大变化，以至全班同学都参与进来，成为全班的“情书工程”。内容都是正能量的。再次是效果错位。罗一鸣给韩文婧写“情书”招来全班同学的嘲笑，韩老师的批评与“惩罚”；而他与张华林向韩老师写“情书”效果大不一样，先是得到同学们的热情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到期末写“情书”的效果更为明显：他们的字写好了，语文考试成绩分别获班级前三和前五，全班也评上先进集体。这种错位结构的运用，将两此写“情书”的事情写得平常中见陡拔，逆转中显奇意，而且情节逶迤多变，内容美不胜收。从中也看到了作者对错位结构运用之妙的高明与谙熟。

四、结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人们很清晰地看出，作者在展示“制造情书”与民间化叙事双重艺术方面，下了艰苦的功夫，作了积极的探索，花费了很多的心血，进行了锐意的创新。因而使小说在形式与内容方面都使人耳目一新，使读者得到了多方面的美的享受，使小说的接受美学效果得到多方位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