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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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华杉小说集《向往城市》
杨国庆
作家华杉先生的小说集《向往城市》即将正式出版，他很信任我，在去年11月份就将该书电子版传给了我，使我先睹为快地阅读了该书。看得出来，作家在书中精心塑造了一组鲜活的具有时代性的人物群像。
时代性是文学作品最本质的特征。巴尔扎克和列夫▪托尔斯泰就是以写人物表现特定的时代性而著称。茅盾先生更是在文学理论的研究与文学创作的实践中，致力于文学的时代性的表现和书写。茅盾先生说：“文学史时代的反映”，“真的文学也只是反映时代的文学”。他指出，文学应当是“表现时代，解释时代，推动时代”的艺术美学方式之一。他还殷切希望“立在时代阵头的作家应该负荷起时代放在他们肩头的使命”。《向往城市》在这方面扎扎实实下了一番功夫，作了可贵的探索和努力。书中收录了作家自2012年至2017年发表在《芳草》，《芳草▪潮》，《湖南文学》和《滇池》等文学刊物上的11篇中、短篇小说。描写了20多位不同时代、时期和不同性格的人物，彰显了比较鲜明的时代性。
小说集时间的跨度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到今天的中国特色主义新时代，纵横八十多年，广阔而又恢弘，深远而又逼真地展现出不同时代的时空景像和多彩多姿的人物形象，是一幅色彩纷呈的时代风俗画卷，又是一副各种性格的人物图像。从多个侧面书写了抗日战争，“文革”，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多元的生活图景与人物，让人如临其境般感受到不同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各种人物形象接踵而至。《粮食熟了》具体描写1942年团风县军民奋力英勇保家园护秋收，与日本鬼子及伪军欲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悲壮时代氛围中，团风县王家坊村民兵队和区中队军民同仇敌忾，大智大勇，击退敌人的偷袭，成功守护村民的安全和秋收果实。民兵队长张大勇，民兵三喜、赵大兰、铁锁等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同时还写了少妇春桂，村长马九如和伪军小队长许三郎等人物，与抗日军民们的英雄群像形成鲜明对比。在英雄与奸细，崇高与渺小，正义与邪恶的强烈比照中，读者看到了当年抗战的艰苦卓绝，看到了美丑善恶人性的激烈博弈，看到了历史云烟对当今时代的悠远映照。
“文革”是一个特殊时期，离我们渐行渐远。而小说《哭泣的夏天》却唤醒了人们对当年的回忆。作家以点写面，通过一个村子也就是一个生产队里几个年轻人为权力的追求与争夺而发生丧失人性的争斗与厮杀。看后让人扼腕叹息不已，又感慨深思不已。可谓“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窥见当时基层农村文革的情景，为这一特殊的时代性重重抹上了带有血与泪的沉重一笔。不禁令人感叹令人悲概又令人拍案……
19世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在这篇小说里，可以看出人格的两重性与矛盾性互相挣扎又互相格斗的残酷与无奈。福元学毛主席语录很积极，队长培养他入党，这引起马细贵的嫉妒，他造谣中伤福元。显出人性中最凶残最丑陋最卑鄙的一面。文革中有句话，叫“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这来形容马细贵是很恰如其分的，他想法杀死了福元。队长将家庭成分不好的吴大勇列为嫌疑人，连续几天几夜办学习班，最后他怀冤自杀。而马桂贵最终因受到良心谴责而自尽。为了争夺一个小队长的位置连着出三条人命。权欲使马细贵由人变成杀人的魔鬼，不能不使读者在“哭泣的夏天”中，再三思考在权力与人性之间如何保持平衡，不让类似的悲剧再发生。小说在“螺蛳壳里做道场”，通过对一个生产队的权力之争的书写，让人看到了“文革”那个时代的一个侧面。
小说集的题目就叫《向往城市》，那么小说很自然很明显地书写了“向往城市”的内容，和一些向往城市生活与到城市打拼发展的人物，这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农耕社会，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众多乡下人和农民“向往城市”的梦想逐步变成现实，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观点，存在决定意识。作为表现和反映“存在”的“意识”形式之一的文学，将笔触对准农民“向往城市”的“存在”，其时代性不言而喻。作家集中笔墨书写了多个在城市生活与打拼的农民工形象，成为该书的一道亮丽风景。改革开放的时代性也随之靓丽耀眼。
《向往城市》是篇短篇小说，作家以该小说名作为小说集的题目，有其独特的深意和寓意，切合了当今时代变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我国和世界各国都在加速城市化进程，这方面内容的小说有6篇，占了全篇内容一半之多。有“向往城市”来到城市打拼的人物，也有在城市生活追求和“向往”更有刺激和别样生活的人物。他们经历各异，性格不同，人生曲折，都尝到了生活的苦辣酸甜，因而也有多种表现，或沉沦，或奋起，或彷徨，或搏击，从而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展现了小说内容摇曳多姿的丰富性与趣味性。《向往城市》里的小邵从农村来到城市，干得有起色，但他不适应城市的夜生活，找女友几次碰壁感到苦闷，继而又想起家乡的黑土地，他想回去又想继续待在城市，显得很苦恼又很彷徨，莫衷一是。这正如一句歌词唱的那样：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看来“向往城市”还要有适应城市生活的心理准备和技能。想到城市去的年轻人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小说深刻反映和揭示了城镇化、城市化的内核和关键：是人们思想意识的城市化、现代化，人需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适应新形势。而小邵不适应城市生活是精神层面肤浅与空白的真实写照。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农民融入城市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艰难，这也从更高层面显示了小说时代性的光泽。《狐狸精》中的金花却与《向往城市》里的小邵相反，她从村里来到武汉打工，与也是从村里出去在省城当包工头的狗子在城市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应对自如，这表现了另一种“向往城市”的人物。小说很具体很细腻地写了金花与狗子在武汉打工期间发生的情感、情爱之事，以及在村里引起的舆论风波。赞美了金花因丈夫性无能而追求真爱的勇气与胆识，还有她率直、热烈、刚强，执着的美好个性，同时对泉叔这个一口仁义道德，暗地奸诈淫邪的人物作了无情和辛辣的讽讥与抨击。他很好色，一面假惺惺劝说金花的丈夫不要打她，而很想他将金花的短裤扒光，看看她那“地方”，“哪怕扯一条缝儿，自己可就死而无憾了”。是一个十足的大色狼。不久他将侄儿媳妇的肚子搞大，侄媳为保脸面投水而死。可他还此地无银三百两，说此事与他无关。泉叔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物形象，他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表面正人君子，实为男盗女娼，是个典型的两面人！应该说，金花与小邵是两个对比鲜明的角色，“向往城市”是时代潮流，问题的要害是看你能否在城市站住脚扎下根，小邵显然是初出茅庐，显得清涩、幼稚了一些。《桃子》则写了在北京打工的得安的妻子桃子，这个女性形象值得夸赞！因德安不堪受包工头的弟弟的毒打，自卫还击将他撂倒毙命，他为了保全人格而壮烈跳楼殉身。桃子接到丈夫工友的电报前往北京办丧事，她在处理丈夫后事的过程中大义凛然，正气张扬，显示出农民工妻子的傲然铁骨，她不接受包工头的施舍，可一百多名工友自发给她捐抚恤款时，她领着两个年幼儿子跪地磕谢。天地有正义，人间须公平。小说描写了德安这个普通然而又不普通农民工的英雄本色和浩然大勇，为了惩治邪恶不惜用生命与工地恶霸斗争到底，同时也写了桃子怀念和忠贞丈夫的感人之举，她父亲劝她再找个男人，可她坚决不从，很是坚毅地带着两个孩子艰辛而又艰难，坚定而又坚韧地生活下去。《小保姆》是一个悲酸的故事，给如今的时代抹上了几分苍凉与悲戚的色彩。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人性的异化，也感受了时代性的复杂与深奥。20岁的小保姆山花从山乡来到武汉给女记者吴敏的母亲当保姆，可不幸被人骗到很有名气的镇子给一个有严重生理缺陷的男人做媳妇。而这种拐骗行为竟是镇上领导班子的集体决策而作出的，这可以说是集体犯罪。吴敏多次前往寻找和解救她皆无果而归，开始山花还不肯就范要逃出囚禁，但后来被金钱和舒适的生活引诱而顺从、归化，甚至是“向往”并且是很情愿地享受这种纸醉金迷的不正常的生活，吴敏最后一次见到她感到很绝望很悲哀，见她打扮得珠光宝气，近乎妖冶，令人恶心。小说同时着力刻画了吴敏有着善良心性，有着真挚与正义的好品行，是“铁肩担道义，妙手写文章”的好记者。山花与《粮食熟了》里的春桃有几分相近之处，为了物质利益和私欲的满足不惜自甘堕落，出卖人格和灵魂，很是可悲可耻。由此可以看出，在不同时代里有着一些品行龌龊道德沦丧的相似人物。这更可看出时代性的五光十色。
正是通过这些不同农村人到城市后不同生活和际遇的写照，从多个维度展示了“向往城市”这个时代走向的主脉，并射出小说时代性各异色彩的斑斓。
在城市里生活的人们不需要“向往城市”，而是“向往”和追求更有刺激的别样生活。《我想出本书》描写了“我”和妻子，林武，喻蓉等几个曾是大学同学与熟人之间追逐金钱名利，感情出轨的故事，是“向往城市”的升级版。喻蓉的丈夫当了县长，而她与他离婚，理由是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为了能在仕途上有进步，想出一本书，好友林武看中我爷爷留下的几本邮集，说值十几万，他乐意给我牵线找人帮我出书，条件是到时将邮集送给他。他说与我是铁哥们，就是剩下一个馒头也要掰半个我吃。随后几个人开始了一些不正常的甚至是有些暧昧的交往。我同情喻蓉导致妻子与我离婚，而她与我缠缠绵绵，以致我上了她的床。而林武一直在追她，可她瞧不起她。在这一系列情感的漩涡中我感到失望和苦恼，书出版后我竟将书全烧了。喻蓉一直与我默默温情，林武最后只得与别的女孩结婚，第二天他竟丧心病狂地将喻蓉刺伤，被警察带走，可谓刚进洞房就被关牢房。而最后我想与喻蓉结婚她坚决不同意。小说以悲剧收场，给人许多对人生对友谊对“向往城市”的痛苦思考。小说写出了林武的虚伪和疯狂，所谓与“我”铁哥们说穿了是为了钱而装出好人的样子。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说，“友谊仅存在于好人之间”，“他们的行为和生活无疑是高尚、清白、公正和康概的；他们不贪婪、不淫荡、不粗暴；而且他们有勇气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小说中的林武离这些“好人”的标准相差十万八千里，可他却口口声声与我说友谊谈交情。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是一个善于用口头的友谊掩饰肮脏的心理，用虚伪的微笑遮盖罪恶的报复的家伙。最终他受到法律制裁，是他应得的报应。小说艺术地表达了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要诚信如一，遵守法律的道理，不然是要受到法律的惩罚的，决然实现不了“向往城市”的梦想。而小说《童年》则写得清秀靓丽，述说了两个小女孩童年的友谊与童趣。张婷小时跟随调动工作的父母从乡下来到一个小县城读书，这也是很自然的“向往城市”的事。她与小女孩爱爱相遇相识成了好朋友。她成绩很好，而爱爱家里贫苦只能整天干活。但爱爱很有志气表示以后要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学校读书，读高中读大学到城市去工作去生活，她自己的愿望不能实现，但她要实现让儿女成为城里人的理想，实在可贵。
小说集里大多写“向往城市”的故事，但有两篇却是描写从城市到乡村的小说,可以说是逆袭的成功之作，同样表现了鲜明的与可贵的时代性。《明月几时有》深情讴歌了有三十年教龄的县教育局第六副局长秦古到最偏僻条件最艰苦的一所中学任教的感人事迹，并截取他五十岁生日恰逢中秋之夜这个不寻常的节点，回顾了他艰难曲折多有磨难和婚姻之痛的跌宕人生，在同情赞美他洁清标高，刚正不曲，为人耿直等优良品格的同时，对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和人与人之间的暗斗，伪善之事作了刻骨三分的揭露与鞭挞。秦古为了学生们的明天，为了家长们的殷切期望，他忍受着遭同事们排挤的不平和对其不公的处理，毅然来到学校，并很快打开局面，嬴得学生们的欢迎和家长们的信任。为了农村孩子们能在明天“向往城市”，他不顾自己今天的不幸遭遇，一心培养明天的人才。真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啊！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积极兴办乡村教育，他说：我“爱上了这数千受教育的儿童”，“每当我走进学校，看到一双双亮晶晶的眼睛，天真灿烂，身上穿着破衣服，满身泥污，瘦骨伶仃的孩子们时，心中便兴起一阵惊慌和恐怖的感情，就像见到行将淹沒的人一样……而且被淹没的正是儿童身上常常引人注目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要使民众受教育的目的，只是为了挽救那些行将淹没的普希金们……这样的人才每所学校多得很。”应该说，秦古正是有这种为国育才的伟大情怀！人物鲜明的典型性和时代性在他身上立体地凸显出来。《城里来的大学生》更是紧扣时代脉搏，具体书写了省城名校大学毕业生孟佳从县委组织部到最偏远的乡挂职任科技副乡长的事情，正好与当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攻坚战应节合拍。孟佳开始很是想不通，老是想离开这穷山僻壤。后来与村民打成一片，用省农科院培育出来的优良土豆品种帮助农民解决温饱问题。他在一线干出了实绩，并收获了爱情。最后被调到市扶贫办任职。在基层他灵魂得到净化，人格与人品得到升华，堪以重任是当然之事。孟佳这个人物形象对于奋战在扶贫脱贫一线的年轻干部们无不有莫大的感召力和鼓舞力。小说的时代性可以说是大放异彩。
《五桂河》是篇笔调轻快，风景清秀，爱情绵缠的小说，它写的是人们最“向往”的爱情，一个石匠与一个外来的美丽女子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情感相连。他对她的情爱与思念如他每天开采雕琢的石头一样坚硬而又坚贞，纯洁而又美丽。他们在这风景如画的五桂河边演绎着“青山着意化为桥”般的爱情童话。空灵的环境，洁美的人物相得益彰，十分和谐相配。宛如天然浑成。一天他看见了她：玉面如同雨打梨花，腰姿好似风拂绿柳。夜里想她睡不着觉。一天夜里他听到对岸女人发出哭啼声，他赶紧过河冲进她的屋里看到一个男人从床上惊慌逃走。从此他每夜为她守门。她得知他病了，就为他采药熬汤伺候他。她说：“我是过来人。”他应道：“我不嫌。”三年后他与她才有体肤之亲。不久她就走了。而石匠直到老年还夜夜在河边坚守。“石匠仅仅守的是夜么？他守的，是他一生的爱！”爱情是每个时代最华丽最动人的篇章，这篇小说描绘的美好爱情，与从古到今不同时代的爱情篇章很是和谐地产生优美的共鸣。
普列汉诺夫说：“文学——民族的精神本性的反映——是那些创造这个本性的历史条件本身的产物。这就是说，并非人的本性，并非一定民族的性格，而是它的历史和它的社会制度。向我们说明了它的文学。”他还认为：“文学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新政策和新机制让大批农民进城务工，圆了他们多年的城市梦。而作家以敏锐的目光观察到了这一新气象新事物新变化，进而通过深邃的思考和精细的写作将其转化成了小说集中内容不同，人物各异的多篇小说，并且还书写了不同时代和时期的小说人物，他（她）们共同组成了一幅不同时代风云汇集的锦绣图像，小说人物群像的时代性随之喷薄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