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晓红
从小到大,姐姐、妹妹都说我是父亲的心尖尖,可我知道,在父亲心里,她俩同我一样有分量,都是父亲含在嘴里、捧在手心里的宝。
80年左右,姐姐2分之差无缘高中,父母让她再复读初三,来年再考,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她坚决不同意复读,最后只能待业在家。
那个时候,一切工作安置,都要靠劳人局,没有高官亲戚,少了人际关系,找个工作很难,不像现在,只要人勤快,脑子没毛病,到处都能去挣钱。隔年天热了,姐姐看别人骑自行车带着冰棍箱子卖冰棍,也想卖冰棍贴补家用。
虽说我父母都有工作,可我爷我外婆那辈前,我家所有的亲戚,根脉都在农村,即使我们住在县城,父母每月都要从他俩微薄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钱接济我乡下的亲人们,有时也有厂里的叔叔阿姨倒不开资金,跑来借钱,我家再艰难,我父母从不驳人面子,都会一一借给,哪怕事后他俩又去别的叔叔阿姨那里挪腾。
要为姐姐买一个去卖冰棍的箱子,对于我们家日常捉襟见肘的经济来说,实在是有些困难。父亲就利用下班空闲时间,在厂里的垃圾堆,捡拾工厂做铁件浇铸模具时废弃的木板下脚料,拿回家,在一个支单人床用的窄木条凳上,固定了一个马耳子样的东西,每日下班后,俯身在木条凳上用锯子、刨子、矬子为姐姐制作了个精美的小木箱。
整个箱子,除了盖子上的合页和锁箅是用木螺丝固定外,其余地方全都是榫卯连接。箱子做好后,父亲先用粗砂纸打磨,刮了刷油漆前打底用的腻子,再用细砂纸认真抛光,涂了乳白色的油漆,再上了几层清漆。油漆干后,父亲又在箱子里,铺了母亲专门为冰棍保温,用纱布和棉絮做的两个小褥子。姐姐命运不济,早已于十多年前身赴黄泉,那个变了色的小木箱,依然放在父母家的床底下。父亲给姐姐的爱是什么?不正是夏日在那条木凳上一弓一俯的弯腰,在千百次的推刨中流下的汗水。
89年,妹妹同样没有考上高中,那时家里经济已明显好转,父亲不想妹妹赴我和姐姐的后尘,从不求人的父亲,拉下脸,骑上我家那辆外婆给的红旗二八自行车,到刘集高中,找他当年做工宣队时结识的一位老师。妹妹上高中后,有次周末上学时,父亲骑自行车送她去的刘集学校,乘着夜色返回时,被一只无人看管的疯狗在路上凶猛追撵,慌乱中,父亲一不留神摔倒在地,那可是坑洼不平的一条炭渣路,父亲挂了彩,身上的擦伤可想而知。父亲给妹妹的爱是什么?不正是她上学路上,父亲这一程又一程的陪伴,这一程又一程的安全护送。
88年8月,父亲送我去南社上班,暑热的天,我和他各骑一辆自行车,我是空车前行,而他却载着我的行李和日常用的物品:桶、碗、盆、铺盖、换洗衣物、洗漱用品等。父亲给我的爱是什么?不就是这暑热天里的陪我前行,这一路洒下的汗水,湿透的衣服,如牛马的载重。
父亲现在真的老了,身子有些佝偻,耳朵也不灵光,每当我们和他说话,似乎他总也听不清,总会问我母亲,她们说啥?可只要母亲给他翻译,即使再小的声音,他都能听的明白,明白后,他一准会夸我母亲几句“润娃子倩,润娃子聊,润娃子灵……”其实我母亲的名字叫瑞,几十年父亲不改的乡音,他一直把我母亲叫“润”。
平常在家里,我妈喊他老头子,我们喊他老爸,他的几个外孙叫他爷爷,有时候,逢年过节,家人聚全在一起,我们集体都会喊他“老惠”,这时候,他总会乐呵呵地说“看把你们一个一个惯的”,说罢总是慈眉微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