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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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说中国古典文化博大精深，可如果你问他，博大在哪？精深在哪？他便支支吾吾，不知所云！而我，就是那样的一个人！
我们从小就背诵（我小时候是被迫的）唐诗宋词，那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启蒙教育。直到写这篇《儒家与儒学》，对之前的学习进行总结，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我才切实体会到，中国古典文化的博大、精深，我所知道的，乃是九牛一毛。
笔者的儒家和儒学的学习是散乱无章的，于是才写了如下篇章，目的在于梳理一下自己的思路。
（一）历史时期和文化起源
三皇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路悠悠。秦汉三国晋统一，南朝北朝是对头。隋唐五代又十国，宋元明清帝王休。这首谣歌，大致为我们描述了中国所经历的历史时期。而要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就必要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因为那个时期是中国文化、思想的形成、绽放的一个时期。
西周（前1046～前771年），中国历史朝代。从周武王灭商到幽王亡国，共传12王11代。春秋时期，简称春秋，指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是属于东周的一个时期。春秋时代周王的势力减弱，诸侯群雄纷争，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另一说认为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春秋和战国的分水岭是韩、赵、魏三家灭掉智氏，瓜分晋国。
战国时期简称战国，指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东周后期至秦统一中原前，各国混战不休，故被后世称之为“战国”。“战国”一名取自于西汉刘向所编注的《战国策》。
西周时期，周天子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威权。平王东迁以后，东周开始，周室开始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义，而无实际的控制能力。
（二）百家争鸣与焚书坑儒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战国（前475年—前221年）时期，出现了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家族流派之间争芳斗艳的局面。期间思想文化流派繁多，大的思想流派包括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等。战国时期，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而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最据代表性。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焚书坑儒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其中焚书是真实的，而坑儒则是被多次伪造和误解的历史。
焚书坑儒，又称“焚诗书，坑术士”，是秦始皇在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实施的政策。这一政策包括焚烧民间书籍和坑杀“犯禁者”。秦始皇的这一行为主要是为了统一思想，加强中央集权。焚书并未涉及医学、农牧等技术实用书籍，而坑儒则是指坑杀那些否定君主专制的儒生和方士。然而，这一事件在历史记载中存在诸多争议和误解。
（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谓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指的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它是汉代董仲舒提出建议汉武帝实行的统治政策和治国思想。武帝即位为了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儒家的大一统，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则是“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这种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
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与历代儒客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四）儒家
儒家，儒学和儒教，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儒家是相对于道家、墨家、法家等各个不同主张的门派而言。我们时常听到“三观”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说法，那我们说，相对于其它门派，儒家的三观大致是这样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也就是说，儒家是不谈论人间发生的怪事、乱事、暴力、神鬼的。孔子又说，“不知生，焉知死”，也就是说，儒家是关注社会生活和人本身做什么、如何做、怎么做的事情的，这一点是和道家、佛家有着明显区别的。
儒家主张济世救人，说白了即为“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也就是说，儒家认为，人应该学文习武，学成之后，报效国家，做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在社会和人际关系上，儒家讲究“和为贵”，整个社会、人和人之间要能做到和谐、和睦、和顺，这是儒家所倡导的良好的存在形态。而要做到“和”，就要“壹是以修身为本”，也即是说，对于社会个体的每一个人而言，没有比修身再大的事情了。
天人合一思想。西汉武帝时代的大儒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我们现在时常提及的“人在做，天在看”大致就是这种思想的一种体现。再有就是他的思想中，融合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道家的观点，大致是说人应该顺应天地自然，那种人定胜天的说法是可笑的，是不可取的，人在天地自然面前是渺小的，你只能去顺应天地自然。如果你抱着人定胜天的说法，无异于痴人说梦。
笔者觉得，以上是儒家和儒家思想的概要，其实这完全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但简言之，大致就这些。
（五）儒学
在儒家思想的引领下的文章、典籍等，是儒学，传至目前，其中四书五经最为经典。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其实是六经，应该还包括《乐经》，但因为遗失，所以后人已经见不到这部经典了）。这是儒生所必修的经典教材，说实话，不要说精研，就是统统把这些书读一遍，已经是不简单了，所以，对古代的儒生，和那些通过科举考试的状元、榜眼、探花、举人、秀才等，他们很是不简单啊。
（六）儒教
关于儒教，我认为这是一个虚假的概念。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宗教。
百度上说，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这种反映采取了幻想的方式。宗教以超自然、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反映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神圣化，使之成为主宰人们日常生活的支配力量，这是宗教之为宗教的根本，是一切宗教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规定。
而我们之前说过，孔子对于“怪力乱神”采取的是不语（不谈论）的态度，那儒教又从何说起？所以说，儒教本身是一个虚假的、错误的概念，我们大可不必在这个上面较真。
笔者所在的北京通州，在所谓的五河交界处，有一处名为“西海子公园”的所在，那里有一座隋朝建造而成的古塔，当地人称之为北关塔，它的大名为“燃灯佛舍利塔”，在古塔下面有一座名为“三教庙”的古迹，所谓三教就是儒释道，可见，对于儒家和儒家思想以及儒学，我们是多么的崇拜和尊崇，但我个人还是认为，儒家和儒学，不是宗教。
（七）儒家和儒学演变和发展脉络
《红楼梦》中，曹公借贾雨村之口道出的“正邪二气论”——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
其中所述及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等，作者以为是中国各个时代的儒家先贤。尧、舜、禹自不必多说，汤是指商汤，文、武、周、召分别是指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周召公，接下来是孔子和孟子；而董则是指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天人合一”思想的汉代大儒董仲舒，韩是指韩愈，周是指周敦颐，程是指程颢、程颐二兄弟，张是指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儒家终极目标的北宋五子的张载，朱是指南宋的理学大师朱熹。
因为是清代的作品，所以红楼梦的这段述论中，没有提到明代圣贤王阳明。但我们依稀可以窥见，在曹公眼中，儒家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中的历代圣贤，在这里都有提及，它为我们梳理了儒家和儒学演变和发展的脉络。
（八）儒家的十六字心传
说到儒家和儒学，就必要提到十六字心传，即“人心为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一儒家的十六字心传，是古代中国的一种政治哲学思想，出自《尚书·大禹谟》。这十六个字是尧帝在传位给舜帝时，告诫舜帝关于治世之道的心法。
人心惟危，意味着人心是危险难测的，强调人性的复杂和不可预测性。
道心惟微，表示道心（即天地自然之心）是幽微难明的，说明理解和实践“道”的难度。
惟精惟一，强调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仍需保持专心一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允执厥中，则是强调在处理事务时要保持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实事求是地执行中正之道。
这十六个字不仅是对领导者的一种告诫，也是对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处理事务的一种指导原则。它强调了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专注、诚实和公正的重要性。这种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被视为治理国家、教化人民的根本原则。
（九）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提到儒家和儒学，还必要说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句话的通俗解释是指——奉行尧舜之道，遵循文武之法，是古代儒家的传统立场。此语出自《中庸》，为孔子之孙子思所著。
以上对这句话的理解似乎浅显了些，对于祖述尧舜，我觉得可以解释为“以尧舜为祖而述之”，意为把尧舜当作儒家的始祖而讲述之、传承之。
而“宪章文武”即为“以文武为宪而章之”，为什么会这样呢？“宪”字始见于西周金文，宪的本义一般认为是敏捷、聪颖，而不是现在所解释的宪章、宪法的意思。另外，章字在先秦时代与彰同意，综上，我们觉得还是应按宪字和章字的本意来理解“宪章文武”，那即是以周文王、周武王的聪智贤德为内容，而崇尚之、彰显之。
（十）大学之道
《大学》开篇即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实际上，这区区十五个字，即表明了我们应该学习的是什么。“大学”，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大学即学校，大学的原意的“天大的学问”;明德要好解释一些，“明德”，简单来说，就光明的品德，而“明明德”意即我们学习，我们做学问的目的，在于明白、懂得、知晓并具有光明的品德。
（十一）亲民与新民
接下来，是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和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陆王心学的重大分歧点之一。
程朱理学认为，“亲民”，即“新民”，意即“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意思，汤之《盘铭》曰 :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而陆王心学则认为，“亲民”，就是它的本意，与民相亲，这是典型的孟子的主张，亲民、爱民，孟子主张“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统治者不爱民，不亲近老百姓，又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呢？所以，陆九渊、王阳明认为，《大学》开篇的所说的“亲民”，就是它的本意，即亲近百姓，爱护百姓的意思。
在程朱理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明代，王阳明的心学被斥为旁门左道而备受打击。
（十二）至善
至善，是最高、最好的道德境界。宋明理学与陆王心学，在这一点上，似乎没有太多异议。
在笔者看来，至善有两层含义，一是就个人而言，要有完美的人格，也就要具备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要求，这要通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来达到，就个体而言，修身是根本，而修身首先要做到的是净口，也就是不说脏话。《大学》开篇的这几句话，使后人明白了，学习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十三）知止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是大学的第二段，它告诉我们，要想学有所得，必须要做到些什么。
首先要做到的是知止，就是说晓得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说来简单，真正要做到却很难。
其次要做到“定”。定是指定力，我们学习、做事，如果没有定力，缺少执着的追求精神，又会怎么样呢？会不会一事无成呢？
有了执着的追求精神，有了定，我们就会少了许多的不良欲望，而寡欲的必然结果，是清心。
金刚经中说，“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六祖慧能大师，正是听了这句话，才顿悟的！
我们的心静（净）了，就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考虑问题和学习，从而有所得！这即是“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通俗理解。
（十四）终始
平时我们常说，不要“舍本逐末”，其实这句话也是来源于《大学》。
大学中说，“事有终始，物有本末，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做事有始有终，有本有末，知道了这个，就懂得了事物的规律。
项羽请刘邦赴鸿门之宴，于是有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成语典故，范增和项庄，欲在鸿门宴上杀掉刘邦，之后，“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
瞧瞧，那一介杀猪的屠夫、武夫的樊哙，在这个刘邦生死的关键时刻，是多么的冷静沉着，他以“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为由，劝刘邦赶快溜之大吉，就是“事有终始，物有本末，之所先后，则近道矣。”的楷模。如果樊哙那时瞻前顾后、啰里啰唆，而没有毅然决然地力让刘邦溜之大吉，那大汉的历史或将改写。
所以，《大学》中说的“事有终始，物有本末，之所先后，则近道矣。”是多么值得我们深思、学习和借鉴。古人的智慧根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子里！
（十五）本末
“事有终始，物有本末，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的例子比比皆是。上面的那个鸿门宴的故事出自《史记》，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本人也有一个故事。
李陵兵败匈奴，汉武帝气愤之极，彼时司马迁为李陵说情，汉武帝刘彻大怒之下，对司马迁施了宫刑。在那个年代，一个好好的大汉史官，被施了宫刑，那简直是奇耻大辱，司马迁想到了死。但那时他的《史记》已经开始动笔，那样以来，也就没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于是司马迁忍辱负重，完成了宏篇巨著《史记》。之后，那司马迁写道，“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
他又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从此，我们看到，司马迁认为，腐刑也就是宫刑（割掉男性生殖器），是天大的耻辱！然而，为了完成《史记》，司马迁忍了下来，最终完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史记》。上面那些内容，来源于他的《报任少卿书》，其中饱含血泪。
这难道不是“事有终始，物有本末，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的典范？我想是的。
（十七）曾子
我们常有“善始善终”的说法，这也就是我本人对《大学》开篇的看重是一样，一件事须有一个好的开始，一部小说须有一个好的开头，《大学》作为一篇为古代知识分子趋之若鹜，奉为经典的儒家经典，是有着绝美的开篇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那有人会问，《大学》的作者是谁？《大学》的作者是曾子，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曾子和父亲曾点同为孔子的学生，实话讲，曾子的学识和地位要高过他的父亲。曾点其实也很有名，他就是孔子说的“吾与点也（我同意曾点的说法）”中的那个曾点。
《论语》中有这样的一节记载，题目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曾子的父亲曾点，为我们描绘一幅盛世春光图，那也是孔子的理想，因此孔子才会说“吾与点也”。
曾子最为我们当下还津津乐道的“吾日三省吾身”的述说者。在《论语》中明确写道：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于是，我们大约知道了《大学》作者简要情况。“读其书，想见其人”，我们读书，读什么书，读谁的书，是需要经过甄别的，因为读书是一个和作者交流的过程。如果作者的思想和行为都有着明显的偏差，我们是不需要也不能读他的书的，否则，你会被他的思想所带篇。
（十八）学而时习之
“事有终始，物有本末，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由此我们知道，一件事有一个好的开始，是多么的重要，而我们正在说的《大学》，正是有着这样绝美的开篇（请容许我用“绝美”两个字来形容大学的开篇）；而同属于儒家必读经典的《论语》，也是有着绝美的开篇的。
《论语》开篇即道——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认为，人有两大值得高兴的事和一件可以称为君子的事，两大乐事分别是“学而时习之“和”有朋自远方来”。“学而时习之”中的学，不只是一般的学语文、英语、数学，它包括的内容很多，而就孔子的本意而言，其主要是指学礼，既是学礼，就要时常地练习并将其付诸实践，《礼记》即是这种实践活动的记录和标准。当时的儒生在学习和实践中体会到快乐，正如刘邦当上皇帝后，重用儒生演礼给大臣们看，于是惊呼，“做皇帝原来如此威严和受尊重！怪不得人人都想当皇帝！”
就如我们现在当初做学生的时候，能写出一篇通顺的文章，能很快计算出数值，能和外国人交流，这种种实践活动，不是令我们很快乐吗？
（十九）《论语》开篇析
“有朋自远方来”同样是人之为人的一件乐事，“朋”字在古汉语中意味着天上有两个月亮，两个月亮相互照映，是为朋，又为心心相印。这样的许久不见的朋友，相见了，又可以把酒言欢了，别说在孔子，就是我们一般人也会觉得，这是一件快乐事。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履历或功绩），而自己不会恼怒，那这个人是不是可以称之为君子呢？孔子用这种反问语气表达了肯定说法，是的，别人不知道自己的本事，而我不会恼怒气愤，这样的人，是君子。说来简单，可真正做到却还是有难度的。人常常是自负的，你看我多么有本事，我怎么大本事你（们）居然不知道我，那不是轻视我、小看我吗？我大约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说，别人不知道你，而至于冷落了你，但你却不因此而恼怒、气愤，那你就一个可以君子的人。
（二十）静坐
让我们回到《大学》中来，“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段话又使我想起了明代儒家圣人王阳明。我们知道，阳明先生在贵州龙场的石棺中，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悟道，“吾性自足，心即理，心外无物”。而我们大约也知道，阳明先生和儒家先贤，是提倡静坐的，毋庸讳言，这与佛家的“禅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是静坐可以不拘形式，而佛家的禅坐是有相当严格的规矩的。但无论如何，静坐，是儒生（真正的）所必修且每日都要做的一件事。晚清名臣曾国藩的做事修身十二条是这样的——
1、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人要有敬畏之心。2、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座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4.、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5、 读史：丙申年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页，间断不孝。6.、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功夫。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8.、保身：十二月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9、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10、 月无亡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丧志。11、作字：早饭后作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做自己课程。凡事不待明日，愈积愈难清。12、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我们之所以长篇引述曾国藩的修身为学知道，一是因为《曾国藩家书》名扬天下，二是因为如果做到了其中几条，即可对我们的身心大有裨益，三是因为曾国藩是阳明心学的信奉者和实践者，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晚清名臣，之所以写出流传后世的《曾国藩》家书，是与他的这十二条为学修身之道分不开，而这十二条中的第二条，即明确提出了“静坐”的儒家修身静心之道。
《大学》中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那当时儒生领袖的曾国藩是在切切实实地在躬行着，因此他才有了惊人的成就。
（二十一）静以修身
羽扇纶巾的诸葛孔明是怎么说的呢？他在写给儿子的《诫子书》中说——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诸葛亮，近乎神一样的人物，他切切实实地给后人留下了如何生活和学习，那就是“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和“宁静致远”等。可见，静心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二十二）上士闻道
写到这里吗，我忽然想起了《道德经》的那句话，“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有人说，你讲儒家和儒学，怎么又牵扯到“道家”的言论呢？其实，明朝的儒家圣贤王阳明就是兼学了儒释道的之后才有了“阳明心学”，也就是说，王阳明的心学，在骨子里、在实际上是儒学，但它并不排斥佛家和道家，可以说，我们在阳明心学里，找得到佛家的影子，比如静坐，也找得到道家的影子，那道家又何尝不提倡“静”和静坐？所以，在王阳明之后的儒学，对佛和道，是有着学习和包容且兼容并蓄的的精神的，这便为之后的儒学变得更为博大，打下了基础。如果固步自封，并能兼容并蓄，儒学又怎么能够发扬光大？又何谈光大发扬呢？
上面那句话的大致意思是：上等智慧的人，听到道（我们可以理解为真理，大多是与众不同的，是只有被少数人认可的），便躬身去实行；中等智慧的人听到道，会将信将疑；下等智慧的人听到道，会哈哈大笑，甚至会说，这是什么东西？神经病吧你！所以，不被人耻笑，就不足以被称之为“道”。因此当有人嘲笑、耻笑甚至诋毁某种观点，旁人不必过分争执，因为老子认为，这些大约不是上士甚或中士。
（二十三）修身为本
《大学》接下来的段落是——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在这两个段落中，大学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这就儒士所津津乐道的修齐治平理念的由来。
（二十四）周易
说说《周易》。说到周易，我本人确实做过学习，曾经对其中八八六十四卦倒背如流，并且我也用它算过卦（占卜），据我看来，还是很灵验的，因为我很真诚。
但笔者始终认为，周易具有卜卦的功能，而其最大的功用，是为我们描画出了八八六十四，再乘以六，总共三百八十四中人生状态。比如乾卦，乾卦的卦象是六个阳爻，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最下面的那个阳爻，意味潜龙勿用。这即是说，一个有很大潜力的人，在你还处于学习阶段，你应该做的事是潜入水底的龙，虚心学习，不用也不要过于张扬炫耀，因为你还不具备飞龙在天的本事和时机。再比如谦卦，是说人只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就会大吉大利等。
所以说，周易是一本告诉我们人生所处状态的和采取何种应对措施的书。
（二十五）忍辱
我们所熟悉的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提到了现在我们仍能耳熟能详的语句，即“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样的言语可谓振聋发聩，令后人警醒。
在《报任少卿书中》，太史公还说到了如下言语——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以上是史迁在讲述他被施以宫刑后，忍辱负重中所悟道，史记中大多有所记述的古圣先贤，他们大多经历了磨难，之后才有了大的成就，其中提到了“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所以，作为儒家所推崇的对象，我想有必要说一下屈原。
（二十六）离骚
关于屈原，我们完全可以在太史公的《史记》中找到线索，《史记》在《屈原列传》中道：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从此，我们可以知道，屈原乃当时楚国皇室贵胄，年纪轻轻便做了楚怀王的左徒（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也正因为此，他遭人嫉妒，听信谗言的楚怀王于是逐渐疏远了屈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屈原受谗人之间，诚信却被怀疑，衷心却遭诽谤，因而心生忧愁幽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屈原才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篇《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离骚的意思是吗，远离忧愁，屈原的忧愁幽思无以排解，于是乃有离骚之作。司马迁评价《离骚》道：“《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对于屈原和离骚的评价可简单归结为，“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即是说，屈原的志向、理想，即便是说它可与如月争光也是可以的，这种评价，在史记中是很少见的，可见太史公对于屈原的评价之高。
（二十七）屈原
关于屈原，我们还可以从《离骚》中找到线索，其开篇即道，“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史记中记载，屈原是和楚王同姓的王族，而离骚又点明了他是帝高阳的后代，高阳帝即颛顼，姬姓，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并且，有学者考证，屈原出生的日期是寅年、寅月、寅时，屈原的名字叫正则，屈原的字为灵均。
我想，我们大致可以采用百度中的说法——
屈原（约前340年～前278年），芈姓（一作嬭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省宜昌市），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一说屈氏的来源是西周前期的楚国人屈紃）。屈原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识，志向远大。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前278年，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楚国。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楚辞之祖”，楚国有名的辞赋家宋玉、唐勒、景差都受到屈原的影响。屈原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大雅歌唱到浪漫独创的新时代，其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求索”精神，成为后世仁人志士所信奉和追求的一种高尚精神。
1953年，在屈原逝世2230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二十八）南方的儒家
郭沫若先生说，屈原是南方的儒家，我觉得这大致是不错的。屈原生于约前340年，卒于前278年；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前479年；孟子生于前372年，卒于前289年。从此我们可以看出，屈原和孟子大致一个时代的。有人说，屈原是闻得楚国国都郢都被秦国大将白起攻破，于是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楚国。那楚怀王疏远屈原，是因为上官大夫谗言所致；而楚顷襄王放逐屈原，则是当时效力于秦国的张仪使离间计所致。喜欢这段历史的朋友，可以百度一下，就能知晓。
（二十九）朱熹与陆九渊
理学与心学同属于儒家，但它们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有着巨大的分歧，这便有了著名的鹅湖之会。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在今江西上饶市铅山县鹅湖镇鹅湖寺（寺虽不大，但却因南宋时著名理学家朱熹曾寓居于此，并在这里发生了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因而远近闻名。）举行的一次著名的哲学辩论会。由吕祖谦邀集，意图调和朱熹和陆九渊两派争执。陆九渊门人朱亨道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
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强调“格物致知”，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并认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认识的两个方面。主张多读书，多观察事物，根据经验，加以分析、综合与归纳，然后得出结论。
陆氏兄弟则从“心即理”出发，认为格物就是体认本心。主张“发明本心”，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不必多读书，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去此心之蔽，就可以通晓事理，所以尊德性，养心神是最重要的，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以为读书不是成为至贤的必由之路。会上，双方各执已见，互不相让，不欢而散——此次“鹅湖之会”，双方争议了三天，陆氏兄弟略占上风，但最终结果却是不欢而散。如今，这座古寺也许是因为有这么一次重要会议，也许是因为朱熹住过，将其作为“书房”，作为教书育人之地，因而也叫做“鹅湖书院”。
（三十）陆九渊和王阳明
陆九渊（1139年3月26日—1193年1月18日），字子静，抚州金溪人，汉族江右民系。书斋名“存”，世称存斋先生。又因讲学于象山书院（今江西贵溪西南），被称为“象山先生”，学者常称其为“陆象山”。陆九渊与朱熹齐名，而学术见解多有不合，主“心即理”说，尝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又谓“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认为要认识宇宙本来面目，只要认识本心。与朱熹通信论难，曾会于鹅湖，作学术论争。其学术思想，为明王守仁所继承发展，成为陆王学派。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本名王云，字伯安，号阳明，又号乐山居士，浙江余姚人，出生于余姚北城（今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阳明街道）。明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南京吏部尚书王华之子。王阳明是儒家心学的集大成者。主张心即理，心外无物；知行合一；事上磨，事上练；致良知。王阳明有三大事功，平南赣匪患，平宸濠（宁王）之乱，平广西匪患。王阳明又有古文大家，在明代，入选《古文观止》篇数最多的就是王阳明，其篇章分别为《瘗旅文》《象祠记》《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王阳明的思想秉承孟子一脉，在发扬广大南宋陆九渊的哲学思想，使得儒家心学得以被后人长久的学习、研究和传承。
少年时期的王阳明，表现出极强的叛逆性格，他曾不辞而别，到北部塞外去考察地理、研习军事，回来之后，他写了安定北部边疆的奏折，欲要父亲王华呈送给皇帝，那时的王阳明大约是十六岁。父亲对王阳明的举动甚为不屑，然而王阳明不但不生气，反而“虚心”接受父亲（曾经的科举状元）王华的批评，过了几天，王阳明再次拿出修改过的“奏折”交给父亲……对于过于叛逆的儿子王守仁，父亲终于想到了一招，送他到南昌，让他完婚。
当时在南昌做官的诸养和与王华是好朋友，他们私下里订立了“儿女亲家”。只身来到南昌完婚的诸养和，为王守仁和其女举办的盛大的婚礼。我们现在大约知道，南方的风俗是傍晚举办酒席，之后送新人入洞房，而就在准备送新人入洞房的时候，众人却发现新郎王守仁不见了。这却急坏了诸养和，令人四处寻找，直到第二天早上，在道观中和道士长谈一宿的王阳明回到，大家才算松了一口气。那么王阳明宁可舍去“洞房昨夜停红烛”的洞房花烛夜的美好时刻，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王阳明确乎不是一个普通人。
（三十一）宋明理学与陆王心学1
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和陆九渊为代表的陆王心学究竟在哪里不同呢？我们知道，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学派与陆九渊学派的矛盾，达到会归为一的效果而阻止了鹅湖大会，会议辩论的中心议题是“教人之法”。
儒家主张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且诸事以修身为本，这些理念，朱熹和陆九渊是没有异议的。这八项儒家主张，前四项也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均是修身的基础，说白了，修身儒生学习、做人、做事的根本，而要想修身，朱熹认为要先格物（研究事物），而后才能致知（知晓事物的道理），做事、求学才会意诚而心正。陆九渊学派则认为学习也好、做事也罢，最重要的是去此心之蔽，而格物就是体认本心，所谓“心即理”是也。
王阳明从小便立志做圣人，他在17岁的时候，受父命到南昌与诸氏完婚，而新婚之夜，不是和新婚妻子过的，而是和一位道士在一起谈论问题，直到第二天天亮，他方意识到昨天是他结婚的日子，昨晚他该和新娘在一起，于是阳明先生连忙跑回诸府。之后，阳明先生按照当地风俗，要在老丈人家生活一年，一年之后，王阳明带着妻子回自己的家。在江西上饶，他遇到了当时理学大师娄谅，于是王阳明向娄谅讨教，娄师一句“圣人必可学而至”，意为圣人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成就的，这便坚定了王阳明学习做圣人的决心，也便有了阳明格竹的典故，七天七夜下来，王阳明病倒了，但他却没有格出道理了，大病一场的王阳明意识到，朱熹的格物而后致知的说法是有问题的。而后，王阳明因为公开反对宦官刘瑾，而被廷杖四十，差点没被打死，之后又下了锦衣卫的诏狱，九死一生的王阳明被刘瑾等人发配到贵州龙场做驿丞，在一个大雨之夜，王阳明在石棺中悟道——心即理，心外无物，接下来，他悟道了知行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是不可以分开的。比如说孝（古人提倡孝顺），有谁不知道对父母不应该孝顺呢？难道说知道了孝顺，就是真孝顺吗？是不是只有真正对父母和气恭敬做出孝顺的事来，才能说这个人孝顺呢？所以说知和行本是一体的，如果说知道孝，而却没有行孝，就不是真孝，也不能说这个人孝。阳明先生用这个例子说明了知行合一的观点。接下来，阳明先生又提出“事上磨，事上练，事上磨练”的主张，也就是说，我们学习什么，不是为学习而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为了“用”，这也就是阳明先生提出“事上磨，事上练，事上磨练”观点的初心。最后，阳明先生提出“致良知”的观点。
（三十二）宋明理学与陆王心学2
明代的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也就是说，直到王阳明，才使得儒家心学成为了一个完美的哲学体系。同时，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作为儒家发展史上的两个分支，是没有高下之分的，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支持一派又否定一派。朱子（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而王阳明是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
良知说并非王阳明的发明，它源于孟子。孟子在其《尽心章句》的开篇即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大意是说，极力发展人的善良的本心，就可以认识到人的本性。认识了人的本性，就会懂得上天好善的道理。保持人的本心，培养人的本性，这才是侍奉天道的方法。不管寿命是短是长，都不怀疑天道，只一心修正自身等待天命之年的到来，这才是安身立命的方法。在这一章节中，孟子又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这一段不用翻译也能明白，孟子提倡良知说，是人皆有良知、良能，这或是陆王心学之说的由来。
阳明先生在龙场悟道，悟得“心即理，心外无物”之后，很快又悟道了知行合一与事上磨练，在王阳明五十岁的时候，他方提出“致良知”。《大学》中说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朱子与阳明都没有异议的，他们的异议在于，朱子认为先格物，才可以致知，而后才能意诚而心正；阳明则认为，诚意、正心是本，意诚、心正之后则见良知，良知即现，则物可格。
阳明先生认为，人之所以良知被蔽，是因为心中贪嗔痴慢疑等不良欲念所致，所以攻击王阳明的人说，王阳明受了佛家的影响，我想这大致是不错的。佛家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又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这里的尘埃便是贪嗔痴慢疑等各种人的欲念，所以，认为王阳明受佛家影响的说法不无道理。然而，这是错误的吗？如果人心中少了贪、嗔、痴、慢、疑等不良心态，那这个人是不是就真正让本心发现呢？回答是肯定的，所以，说王阳明借鉴了佛家的某些正确的理念，是儒家得以发展的正途，这又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
但王阳明的心学便与朱子的理学产生了根本的矛盾，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被阳明给颠倒了过来，变成了正心、诚意、致知、格物，这或许阳明先生所处的明代，那些对朱子理学深信不疑人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当时阳明心学被斥为邪端异说，阳明也因此被打击报复，他曾被贬到安徽亳州做养马的工作。但在那里，阳明先生每日讲学，听者云集，这说明了什么？正确的东西，总是会被认可的，当时的大明统治者不认可，而民间却在研学阳明心学。而阳明心学在先生离世后，又分成多个门派，其中最为有名的阳明的弟子王艮所创立的“泰州学派”。到晚明时，主张男女平等，有很多女弟子的泰州学派代表人物是李卓吾（李贽）。李卓吾在当时北京通州的狱中自尽而亡，他的衣冠冢现在通州西海子公园处，可见，李卓吾和通州是有缘分的。
（三十三）北宋五子
第一邵雍（1012年1月21日—1077年7月27日）；第二周敦颐（1017年6月1日—1073年7月14日）；第三张载（1020年—1077年12月6日）；第四程颢（1032年2月28日—1085年7月9日）；第五程颐（1033年9月11日—1107年10月5日）。
（三十四）为天地立心
如果说，十六字心传，即“人心为危，道心为微，惟精为一，允执厥中”是儒家的十六字心法，那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便是宋代之后的儒家、儒生所奉行的为人处世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