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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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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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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六零后”

 

“六零后”,从小吃不饱、学不好的一代,却经历了一个接一个触及灵魂的社会变革和体制改革,他们承受了一次又一次肉体和心灵的震荡冲击,用任劳任事、勤奋俭朴、踏实肯干的一生,铺就了时代前行的路基。

“六零后”是名符其实的“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一代。但不巧的是他们出生时正好赶上非常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或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尾巴,这使得“六零后”打小便吃不饱、学不好。六零后出生时,不是赶上史料说的“这一时期,粮、油、蔬菜、副食品等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许多地方因此饿死了不少人的困难关头,就是赶上了“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之际。这两个有名的时期,让“六零后”一个吃不饱,一个学不好。

出生并成长于整个国家全面推行“低标准、瓜菜代”时期的“六零后”,父母都很难吃饱,他们又如何能吃饱吃好呢?由此可见,“六零后”出生早的,能活下来,就足以证明生命力的强大。而等到“六零后”要上学的时候,又赶上了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这次革命首当其冲革的是学校教育体制的命。无论是学校管理模式,还是教育体制都进入了脱胎换骨式的改革,工人、贫下中农管理了大大小小的学校,学生们忙着写大字报,老师等着挨批斗,老师学生都忙着闹革命。先是学黄帅,造“师道尊严”的反;接着学王莹,不学外语照样干革命;后来学“白卷英雄”张铁生,革了考试的命;再后来就是批林批孔,连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都挖出来批判了,谁还有心思上课上学呢!最后,教育全面与劳动生产相结合了。学校推倒了围墙,以城市热火朝天的工厂、农村广阔的天地为教室,“六零后”就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开始了“野马长缰绳”式的学习成长。自此,“六零后”在把田间地头、工厂车间作为课堂的“开门办学”中,在自己白纸般的人生中开始绘制最新最美的图画了。没有课本,几个人甚至一个班用一本书上课;没有纸张,在地上画上格子,用树枝、瓦砾、干电池里面的碳棒在地上做习题、写生字、画图画。尽管“六零后”如此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却没有学到理想的文化知识。“六零后”就这样既没有吃好也没有学好,在广阔天地的风雨里,在生产劳动的锻炼中度过了青春期。

而出人意料的是这种教育,让“六零后”成为成熟早、自立早、敢想敢干的一代人。“六零后”的父母都是跨越了新旧两个社会的一代人,他们在旧中国受尽了剥削、压迫和歧视,那种毫无做人尊严的感受,长久积累成沉重到近乎窒息的压抑,到了让他们站起来成为主人的新中国,一下子便转化成巨大而无限的生产和建设热忱。虽然他们没有多少文化,但他们朴素而真诚地热爱这个新生的国家,真诚地以主人翁的姿态,用满腔的热情投身到国家的建设事业之中。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到田间,父辈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生产和建设中去了,自然就很少有心思和精力照顾“六零后”们了。所以,“六零后”不是跟在哥哥姐姐后面长大,就是领着弟弟妹妹长大。他们从小遇到生存、生活中的困难挑战,很少去找父母,因为找了也极少会得到帮助。他们习惯了自己想办法、自己动手,应对成长中遇到的很多困难,他们学会并习惯了自己动脑子、自作主张、独立行事。天长日久这便成了“六零后”一个普遍的毛病或是特质。

这并不是说“六零后”不依靠或是不敬畏父母,相反“六零后”对父母的依赖到了绝对无法远离,敬畏到了有些害怕的程度。“六零后”从出生到成人,是人民币价值最稳定、最值钱、购买力最强的时期,但“六零后”的父辈们大都不富,甚至很多还比较穷。父母的口袋里能掏出一张“大团结”(当时最高面值的十块钱)甚至是五块钱的家庭确实不是很多。一年必给的压岁钱大都是几毛钱,如果谁能得到超过一块钱的压岁钱,那绝对是一笔会让其他小伙伴们惊呆了的“巨款”。那里像今天的孩子看见地上掉的一块钱都懒得去捡。父母的大口袋里尚且如此干瘪,“六零后”的小口袋自然是囊中羞涩了。没有经济的独立,如同无形的铁索般把“六零后”牢牢地系在父母搭建的这个家里,寸步难离。所以,“六零后”无论在外面如何地无法无天,回到家里必是小心翼翼,那怕是装出来的,也要对父母言听计从,极少有悖逆之举。因为“六零后”的父母们还是固执地坚守着“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古训。他们讲不出太多的道理,但他们擅长用棍棒说话。“六零后”在无处可逃的情况下,只能顺从。

成长于极度匮乏的时代,使得“六零后”的童年单纯到了单一的地步。小时候没有什么像样的玩具,滚铁环、弹玻璃球、跳绳打球、老鹰捉小鸡一类简单的游戏,汇集了童年所有的笑声。而各种花花绿绿、大大小小的票证,也装点出了“六零后”最美好的童年,粮本、布票、肉票、油票、糖票、副食票……,每一种票证的背后便是这种物资的极度短缺和匮乏。同时,也表明即是有钱也未必能卖到你想要的商品。在蓝灰黑构成的时代色彩里,“洋布”的稀缺、色彩的单一,使得大人也没有更好的衣服,“六零后”只能是用父母旧衣服改做,或是捡大哥大姐穿小了的衣服穿。最洋气的打扮莫过于“六一”或其它什么节日时,上白下蓝的统一着装。最时尚最流行的就是绿军装,不要说谁能有一套“的确凉”军装,那怕是有一件上衣、一双解放鞋、一个军挎包,拟或是一顶军帽,绝对是一件十分拉风的事,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让整条街的人侧目。所以,抢军帽便成了“六零后”少年记忆里很流行的一件事情。有军帽的上厕所时,必须把军帽收好,否则刚蹲下,头上的帽子便会不翼而飞。戴一顶的确凉军帽既是一件挺酷的事,也是一件有风险的事。

对军装的痴迷,让“六零后”普遍地喜欢上了参军入伍。当然人生之路的出口偏少偏窄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面对“拿枪的敌人已经被革命前辈消灭干净”的现实,“六零后”的革命热情只能在为解救“全世界三分之二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而奋斗的虚幻理想之中燃烧,总是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搅得“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努力担负起解放全人类的重任。这使得“六零后”有着坚定的信念、狂热的激情、大胆的行动。上世纪的七九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南疆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时,部队的基层骨干和兵员的主要成份就是“六零后”。在方方面面都质疑,经过了几十年的和平时期我军还能不能打仗时,“六零后”用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无所畏惧的精神和英勇善战的行动,证明了自己是有担当的一代,也证明了这支军队依然所向无敌。

“六零后”精神上的单纯来自于他们成长期精神营养的高纯度。在学校也无书可读的情况下,“六零后”能读可读的书就极其有限了。除了《艳阳天》、《金光大道》、《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等仅有的几本书外,想读能读的都在禁书之列,如《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暴风骤雨》、《烈火金刚》、《家》、《春》、《秋》,以及《创业史》等等,能找到其中的一本是一件挺难的事,而敢于私下偷偷摸摸的去读,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一旦被发现或被检举,轻则检讨挨批,重则有可能毁了前程。无书可读而又渴望读书的“六零后”,把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看电影之上,在《新闻简报》里领略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在《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几部有限的影片中一再激越革命的激情;在把《红灯记》、《沙家浜》、《选取威虎山》等八部样板戏熟烂到,可以随便凑几个人都能演上一段的过程中陶冶革命情操;在熟练地背诵领袖语录中,“六零后”的人生偶像除了黄继光、董存瑞、雷锋等英雄人物外,就是杨子荣、郭建光、李玉和等样板戏的主角了,渴望着有朝一日能像英雄一样,用一个为国献身的壮举成就自己人生的辉煌,那怕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可是,理想虽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六零后”的人生随着国家翻天覆地的改革,深一脚浅一脚地踏进了社会。本来没有学好也就算了,却踩上恢复高考的头班车,全社会开始以学得好不好来衡量青年的优劣,人生的出路也要完全取决于学得好坏。加上那些本来已经错过时机、超过年龄,文化基础却要比“六零后”扎实的“老三届”也蜂拥而来“凑热闹”,一时间让刚刚恢复的高考成了真正成为波澜壮阔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宏大场面。尽管“六零后”借资料、抄习题,点灯熬油、加班加点地疯狂补习,但在当时高考录取率远远达不到百分之十的严酷现实中,亦然是能挤过“独木桥”的奇少,被挤掉下去的众多。

“大学生”这个惹人羡慕的美好名字和金字招牌,就这样与众多的“六零后”擦肩而过。但这丝毫不影响“六零后”渴求知识、渴望拿到一张文凭、渴望改变命运的巨大热情和不屈的努力。他们为了能获得一个文凭,改变命运,不惜用自己微薄的收入,一边养家糊口,一边疯狂地走进成人教育的行列、函(刊)授的教室和自学成才之路,从而让成考、函授风靡一时,成了非常挣钱的一个行业,甚至连制造假文凭的行当也大行其道。

但这还远不是“六零后”一波三折命运的最艰难时期,最难的当是“六零后”上有老下有小之际,农村城市都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农民被长久地浸润于“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中养成的“磨洋工”习气,压抑了强烈而巨大的改革欲望,他们推动改革并实现了拥有自己的土地的愿望。有了地也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于是,便想到了去城市打工挣钱。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有了大量农民工时,六零后就是其中的主力。他们到城市里干着城里人不愿干的活、出着城里人不愿出的力、受着城里人不愿受的罪,却享受不到城里人的一丁点名分、地位和待遇。他们用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量,年复一年洒血流汗的付出,让一座座城市长高变大、变美变亮,让一条条公路变平变宽,让一道道铁路变长变高,让一个个天堑变成了通途,但却没有人记得他们在这其中的付出和贡献。他们在城里盖满了高楼大厦,却没有自己的一间安身之处;他们干净了城里的角角落落,却亦然是让人瞧不起的乡下人。尽管如此,还常常要冒着拿不到血汗钱的风险。而城里的很多“六零后”也在企业的改制、产业的调整、行业的兼并的浪潮中,不得不在人生已近中年之时,重新踏上创业谋生的艰难之路。就这样“六零后”亦然乐观地面对生活,他们也想抱怨,但却没有功夫停止努力。他们要支撑起家庭,要赡养老人、要养育子女。他们只能咬紧牙关,从头再来。

改革的潮起潮落,生活的风风雨雨,一再地检验着“六零后”的忍耐、承受与担当的程度。在物资极度短缺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六零后”,饿都没有饿死还有什么可怕的?从小吃不好的条件,使他们在生活上向来就不太讲究,无论到哪里,在什么单位,极少对伙食提出意见。独立任事的性格,使他们具有想方设法干好本职工作的基本素质,无论干什么工作都不愿意让人说三道四,而敬畏长辈的本能,使他们在任何单位对领导都保持着应有的尊重和服从。他们太在乎别人的认可和社会的承认,他们绝对是宁愿委屈自己也不愿让他人不适的一代。这是“六零后”本性使然。

即是没有远大的理想,最起码他们不愿让受了一辈子累的父辈晚年不快,更不愿让自己的儿女再过自己过过的吃不好、学不好的日子。他们拼了性命也要让上下两代人过上好日子。看病贵时,他们不敢生病;房价疯长时,他们穷尽一生的积蓄,甘愿被“按”住一层一层地“揭”皮,也要为家人换得稍显宽敞的住房;上学贵时,他们宁愿自己吃的差一点、干的多一点重一点,甚至不惜借贷,也要让儿女们走完求学之路,那怕是大学毕业就失业,他们也无怨无悔。

“六零后”将是传统意义上孝敬父母的最后一代,也将是被儿女照顾不上的第一代。“六零后”出生时,正逢“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的时代,所以,六零后就有了不少的兄弟姐妹。而到了六零后自己结婚生育的时候,却只能在“只生一个好”的号召下,领了一本光荣证后,成为“独生子女”的父母。正在“六零后”小时候三五张小嘴张着等父母喂饭的热闹,变成了到老时四双老眼盯着一对儿女的尴尬之时,又遇上了“放开二胎”的大势。一对小夫妻,需要赡养四位老人,还得养生二胎。以现在生养孩子的代价,不是儿女们不孝顺,而是他们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儿女们既是有能力,也没有时间精力,陪护着“六零后”慢慢老去。面对竞争日益惨烈、生活节奏飞快、工作更是“压力山大”的现实,儿女们稍不努力就自身难保了,又如何去照顾日渐老去的“六零后”呢!

但无论经过多少改革大浪的冲击,多少体制变革的震荡,多少生活风雨的洗礼,都不能否认,“六零后”仍然是共和国很幸运的一代。从借辆自行车都难到借汽车都很容易的年代,从有钱买不到东西到什么都不缺的时代,从用最原始的工具修理地球到人工智能无处不在的世界等等,六零后经见了国家最快的发展,世界最大的变化,物资极大的丰富,也贡献了自己应有的智慧力量。神舟飞天、嫦娥奔月、蛟龙下海有六零后的智慧,北斗巡天、大飞机腾空、航空母舰下水有六零后的参与,天眼傲视、高铁飞驰、港珠澳架桥少不了六零后的贡献,网络的发展、智能的升级、虚拟世界的拓展也有六零后的推动,包括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的发展变化之中,无论是顶层的规划设计,还是广泛的技术创新;无论是琐碎的管理实施,还是具体的一砖一瓦劳作建设,都有“六零后”的奋斗的身影。“六零后”如石子一样铺成了时代前进的路基,推动了时代的发展,时代也成就了“六零后”的荣耀。

过去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以如今时代发展之迅猛,科技更新之快速,也许只能“各领风骚数十年”甚至三五后了。“六零后”在坚韧负重、勤奋节俭、乐观任性、历经波折中走过了自己的时代,渐渐地从推着拉着时代前行的角色,变成了被时代拉着推送前行的老人。虽然,一辈子太过在乎别人感受的他们,小时候怕家长,到了学校怕老师,进了单位怕领导,当了领导又开始怕群众,老了以后又怕儿女。如今在他们不得不面对日益老态龙钟的现实时,他们仍然是一代任性独立、任劳任事的“六零后”。

要知道,“六零后”出生时小伙伴多,老了老伙伴自然也多。“六零后”用自己的时代,完成了国家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艰苦过程,迎来了一个正在复兴的光辉灿烂的美好前景。回味一生,也应该是“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悠然。”即是已到桑榆晚,依然有“为霞尚满天”的灿烂。

属于“六零后”的时代虽然过去了,但属于后辈们的更加美好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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