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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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向岛的长篇小说《佯狂》
闫会作
知道小说《佯狂》及其作者向岛来自巨石先生的介绍。而能很快得读《佯狂》更要感谢巨石先生专门从西安快递了一本。
这是向岛先生去世以后的事。巨石介绍说，向岛去世了。是咱县出的作家，近些年出了不少大作品，其中就提到了《佯狂》。说是用家乡方言的口气写的，出版以后评价反响都不错，可惜人走了，才五十多岁，英年早逝。听着让人不胜唏嘘。末了又说，是临平中学毕业并考上大学的。家乡人、中学校友、同样靠高考跳出农门……，种种相同相近的经历和同代人的感觉，无形中增添了拜读向岛及其作品的欲望，接着又读了巨石先生《读〈佯狂〉，忆向岛》的回忆文章，更对向岛及《佯狂》多了一些期盼。得知我没有《佯狂》，巨石先生立即从西安快递了一本。于是，我有了阅读向岛和《佯狂》的机会。
如果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百年未遇的大变局，那么《佯狂》描绘的就是这大变局中的世态百相，素描了一幅当下社会的浮世绘。
作为“长宁第一楼”的长龙大厦，可以说是长宁社会过去现在种种佯狂者的杰作。当它作为“长宁第一楼”张扬而风光地耸立于长宁的中心广场，成为一个城市的地标性建筑时，也把过去长宁官场商场、白道黑道的肆意佯狂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当它在爆破声中轰然倒下时，瞬间便把长宁曾经的和现在的种种佯狂，一下子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官场、商场、情场、酒场，包括文化界无所顾忌的佯狂，便一一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中。长龙大夏实际上是长宁种种佯狂者及其行为的盖子或遮羞布，有它，是一种光鲜，是长宁市最亮丽的水幕电影。它倒了，显露出了世态百相，水幕没有了，便露出了黑幕。
尽管官场商场权钱互利的佯狂，虽说也是社会的毒瘤，但那怕是到了能佯狂出“长宁第一楼”的程度，也能在一声巨响中连根拔除。但知识、文化和艺术界的人也无底线地佯狂起来，将会影响大众的价值取向、精神追求和道德素养，从而使佯狂有了社会基础而变得无处不在。这大概是小说以白小白这个所谓的文化人的佯狂轨迹作为一条线索的重要原因。
文化一旦傍上了权力，便没有了风骨，丧失了清高，也就没有了塑造精神、提振道德、引领世俗的力量，只能在浮躁的佯狂中加速堕落而让斯文扫地。没有文化的“文化人”在一个佯狂的社会里如鱼得水，而让真正的文化人马川，只能无所事事地守着电话值班。而紧紧追随权力的文化，到处假文化之名，忙着为权力炮制文章、扬名立万，陪当权者打球、应酬，四处丑态百出地逐利谋名，不仅给种种奇形怪状的佯狂披上了“高雅”的文化外衣，也使得社会精神沦落、道德堕落、价值体系紊乱的各种怪象有了名正言顺存在滋生的理由。白小白，从打工者到作家，再到这个社会最基层的文化普及传播单位的领导；而顾若虚靠当权者的赏识得到“书协”主席位置，写了满街的招牌还要与别的书家水火不容，还要以艺术之名，四处行吃喝捞钱之实，这种佯狂岂止只是个人的佯狂呢？简直成了社会佯狂的催化剂。有了这种以“文化”为名的佯狂，高尔升与兽医的温泉一夜、女校长口是心非的说教、马川不明就里的“存箱”、广场舞老人的口舌之快、农村无缘无故欺负弱者的村民等等，都觉得自己的佯狂不是佯狂，而是理所当然。
“朱蹄坊”无疑是书中一个重要的场所，是一个能把不同阶层、不同行当、不同身份的人及其故事交集起来，并让各种佯狂自然上演的舞台。本来把一个“撂的多，吃的少”的猪蹄子生意做到经常连座都订不上的火热程度，本身就是一件足够佯狂的事了，而正是“朱蹄妨”的名气、热度和有野生保护动物吃的能耐，才具备了把官场、商场、情场、文化艺术场，直到火葬场联系起来的条件。所以，“朱蹄坊”是上演佯狂再合适不过的场所了。挂猪蹄，卖穿山甲，违法违禁下的神秘、好奇，以及超出常人所不能的面子，既显示了“朱蹄坊”从一个流浪的摊点，成为豪华酒店，一路佯狂过来的能耐和成就，也搭建起了权力和金钱支撑下种种佯狂的舞台。于是，在“朱蹄坊”能听到各行各界各种佯狂的信息，也能看到形形色色佯狂的现场直播。
当佯狂到了治病救人的场所，佯狂也就到了无法医治的地步了。一个中医学院的退休教授，享受着政府特殊津贴，按理应该具有深厚扎实的传统文化、中医功底，以及良好的道德修养。然而书中的杜茂生教授身上丝毫看不到一个老中医应有的儒雅内敛、温良谦恭、医者仁心等等风范，完全是一幅口无遮拦、心底污浊、行为苟且江湖流医的样子。看到这样的教授，让人马上想到如今社会上形形色色传统国学、养生保健、阴阳风水等名目繁多、招摇撞骗的大师们呢。人们寄予厚望去找杜教授看病，而他根本无心于治病疗伤，完全一幅轻浮、浪荡、卖嘴，加上与女助手毫不检点的眉来眼去，自己都佯狂成病，且病得不轻，又如何医得了别人的病？于是，尤一白扔了他开的药，“病”却安然痊愈，而白小白老老实实吃了他开的药，“病”不仅没有好，还要住院治疗。医者医所都如此佯狂了，佯狂也就无处可医了。
关于小说的人物刻画，巨石先生在《读佯狂，忆向岛》一文中说的，作者自己就是高尔升的原型，对此我也有同感。但我觉得作者是书中三个重要人物马川、高尔升、王选民的原型，或者说，这三个人都有作者本人的成分。马川是精神的作者，高尔升是理想化作者，王选民则是乡土的、原生态的作者。当一个人被现实世界压抑得喘不过气时，只能靠梦游来释放自我；当一个人白天清醒时不得自由张扬时，只能在晚上睡着了来放飞自我；当一个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追求，又不愿同流合污，却眼看着那些佯狂者在官场、商场混得如鱼得水时，只能自己啃自己的手腕来发泄解恨；当一个有着创作天赋的人，不愿随波逐流地佯狂，只能守候在潮流的岸边，无所事事地等待着，这就是马川，这也是作者自身经历过的精神的磨难。
一个人经历了官场的失意，看着一个个佯狂到肆无忌惮的人，却能在官场八面玲珑、平步青云，他不甘心，却又不得不屈从于现实。他知道佯狂者迟早会跌落下来，于是他找了一份教书的工作，耐心地守在近处看着、等着。同时用把一门冷课教得火热，来证明自己具有把事情干到卓越出色的水平和本事，也以此证明自己过去在官场其实也像今天在教室里一样出色卓越。他也幻想着远离城市，回到家乡像父亲一样去做点实事，以改变家乡的面貌。因为过于理想化，以至于外甥对他的很多设想都有些担心。这个理想迟迟不能付诸行动的唯一原因，是他还没有看到佯狂者的结局。一旦得到了佯狂者死的死了、抓的抓了、沉湖的沉湖了，他释然了，但他仍为一个“把自己爱惜到了一年要体检三四次的人，却以上吊来结束佯狂的人生时”，他看到了佯狂者疯狂的代价和悲惨结局。他立即放弃了大学的教书工作，换得一个教书得不到，不教书却能得到的“名誉教授”，回家了。这是高尔升，一个辛辛苦苦跳出家门，奔向理想，却不得不回归故土重新出发的理想者。
王选民，一个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乡土的青年，好读书、喜欢文字、本分老实，这大概便是从前还在农村时的高尔升。王选民之所以要残了一只手，是因为既是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孩子离开农村久了，也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也会拿不起很多农村的活路，也得从头适应农村的生活。这也很贴切高尔升们再回到村里时的情况。王选民没有了土地，没有了父母，活得也没有了尊严和地位，只能在众人的歧视、孤立中守候着、等待着精神的、理想中的高尔升的回归。高尔升回来了，给了他土地、给了他父亲育人之后又育出的一片林子，以及这片林子占有的土地，王选民马上就活泛了起来。当高尔升与马川一起回来时，王选民就不仅是高兴了，完全变得兴奋不已，凭着一只手也能利索地钩上鱼来了。当精神的、理想的和本原的高尔升，合三为一，重新植根于生养他的土地时，一切都变得正常而顺利，希望也就产生了。
《佯狂》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用方言叙事。这让故事显得更真实更接地气，读起来亲切自然。虽然我已远离家乡话有四十年了，许多的方言也生疏到不明白、不理解的程度，开始也有点不适应。好在方言是植根于骨髓里的因子，读着读着很快就适应了，也熟悉了，不由自主地走进了方言的语境里。事实上，从传统的四大名著到外国的经典作品，大都是以方言叙事。方言是文化的标识，地域的特质，当然也能为故事增色添彩。关中话从秦统一天下时，就是通行的官话，可以说是最早的普通话了。到盛唐时期，关中方言已经传到了岭南、福建沿海，有人考证说现在的闽南话，其实就是唐朝的普通话。这说明方言不会影响阅读和作品的传播，何况关中方言中的很多词语，不仅在文言文里仍然看得到，也在今天的口语中经常出现，如“殁了”、“罢了”、“毕了”、“端走”、“呻唤”、“瑕玷”、“恓惶”等等。特色别致的方言，顺畅上口的语言节奏，应当是吸引人的要素，绝非障碍。
当顾若虚因为所傍的权力轰然倒下，而失去了往日的红火后，便对秦关越过自己到更高的层次去佯狂，充满了不解、不服和不舒服。其实顾若虚们应该明白，他的佯狂刚刚结束，而秦关的更高层次的佯狂才刚刚开始。
当仅一个字“铛、铛、铛”的微博，能眼花缭乱地布满手机屏幕，并能在网上赢得疯长的粉丝追随时，马川知道，佯狂不会结束。
当第五剑（地屋见，不会是暗指地狱见吧）对各种佯狂者不断新常人想象的最终结局已经不胜其烦时，佯狂便有了让人厌烦的舆情心态，也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激浊扬清时代的到来。一切的佯狂只是大变局时代浪潮上的浮污，虽不可避免，却丝毫不影响时代洪流的浩荡向前。
随着毒塑胶跑道一起卷走了女校长歇斯底里的声音、拉土渣的车流清理完长龙大夏最后的垃圾，也一并清理了马川难以启齿的暗疾。马川的病便彻底地好了。
高尔升们一旦回归初心，回到家乡，脚踏故土再出发时，希望就在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