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妈妈说说话（原创）

闫会作

我现在就坐在妈妈的对面，陪妈妈说话。

戍边四十年，从没有这样心无旁骛地、静静地陪着妈妈说过话，想起来心里不尽怅然。四十年忙忙碌碌，忘乎所以地东奔西走，每次从家门匆匆而过，总让妈妈那双有一肚子话想对我说的眼神，由渴望变成失落，最后变成站在黄土高原一角的那颗，谁也不知道年龄的老皂角树下孤独的身影，泪眼婆娑地盼着我下次回来。现在我回来了，静静地坐在妈妈的对面，陪着妈妈说话。年已耄耋的老父亲也坐在旁边，昏昏欲睡地听着。

妈妈静静地看着我，清瘦且带有皱纹的面庞上一脸慈祥的微笑，满头花白的头发拢在耳后，定定地、好像不认识似地看着我。妈，你不是老担心我的身体吗，你看看我是不是瘦了？过去每次回来，妈妈总说我又瘦了。然后就固执地认为，好出门不如赖在家，何况我长期在外，生活自然不容易，肯定吃了很多苦，受了不少罪，所以才越来越消瘦。弟妹们说，每到逢年过节，或是家里做了好吃的，妈总要念叨：可惜你二哥吃不上。妈妈一直觉得，我孤身一人在外面东奔西跑，很难吃上一口热饭，肯定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冷一顿、热一顿。所以，每次倒不见得是我真的消瘦了，很多时候只是她牵挂儿子的心理作用而已。这次我倒是真变瘦了，不是因为辛苦和劳累，而是刻意努力锻炼的成果。妈妈看着我，并不言语，只是平静地笑着。

妈妈也算是富裕人家的姑娘，嫁到闫家时，我的爷爷早已去世，奶奶是寡妇养儿，拉扯着父亲和姑姑成人。所以，妈妈一进门，便从富家女子变成了养家的主要劳力，自此便没有享过什么福。好在妈妈生性干练，手巧能干，身手麻利，家务和地里的活路都拿得起、放得下。她的手巧在村里是出了名的，给人感觉没有她不能干的活、不能做的东西，既是不会的东西，只要她看上一遍，自己上手就能做。绣花、剪窗花不在话下；经线、织布、设计花式、染色一人包揽；做鞋、裁剪、缝纫样样在行。不要说我从小到大的衣服鞋子全是妈妈的手工，就连我戴的帽子也是妈妈做的。记得我上初中时，那时特别流行戴军帽、背军用挎包，我也特别想有自己的军帽，背上一个军用挎包，经常盯着别人的眼睛发直。妈妈就拿了人家的旧军帽、挎包翻来覆去琢磨，最后自己染布，做了军帽和挎包，若不是颜色上的差别，完全可以以假乱真。只是妈妈做的帽沿里面是硬纸壳，不能见水。我问妈妈，你还记得我上大学时，你用自己织染的土布，给我做的那件上衣吗？到学校后我那些大地方来的同学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料子。妈妈仍不吭气，只是微笑着看着我。

那个时候村里年轻人结婚，流行把新房子表一表（类似于现在的装修）。就是买一些花纸，用芦苇杆绑个架子，糊上花纸算是吊个顶，再贴个墙围，剪一些双喜、祥云、喜鹊、花草等剪纸点缀期间，让土瓦房里变得喜庆美观。但这在当时是一个技术活，很多人家都要请专人来表房子，而妈妈经常免费帮人表房子。我说，妈，你还记不记得，村里那些人的新房是你表的？还有，那个年代女孩子出嫁时必须自己做嫁妆，其中有四季衣服、未来婆家人的衣服鞋子，还有一些体现女工技巧的物件，以及一些常用的饰品，并绣上各色鲜花图案。不仅要做得精细合体，还有讲究样式新颖，独具一格，让人羡慕。嫁妆的数量体现的是女方家境的好坏和为人处事的大方与小气；而嫁妆的质量，包括做工的细致、绣工的精致和图案的美观，不仅体现新娘子的聪笨与巧拙，更事关新娘踏入婆家的第一印象，以及日后在村里人品、名声和在婆家的地位。当嫁妆在结婚当天展示后，便会成为参加婚礼的宾朋亲友们的口碑，在一夜之间传遍四乡八邻。所以，做嫁妆对女方家庭和新娘子本人都非同小可。我的几位姨表姐，出嫁前都要来我家一个多月，为的就是要妈妈帮着做嫁妆。妈，你还能想起你帮表姐们做嫁妆的情景吗？妈妈还是不接我的话，依然只是笑着。

妈妈没有上过学，但喜欢看我们兄妹们读书写字的样子。她不清楚怎样才算把书念好，但她说字写的周正、合适、整齐就好，老师用红笔圈了的就好（当时学生有大字课，在十六开纸上划上二十个格子，写毛笔字，老师在写的好的字上用红笔划圈，以示鼓励）；她不知道作业的对错，但她知道，老师打钩的都对；她不知道我在学校是不是用功，但她知道作业本子上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每个学期能拿奖状，就一定是用功了。她虽然没有进过学堂，但她知道孩子上学耽误不得。妈妈有一个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旧的《中国青年》和《大众电影》杂志订成的册子，用来夹窗花、绣花，以及各式大小鞋和衣服的底样。那些用薄麻纸剪成镂空状各式花形的底样，尽管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却数量不少、种类繁多、个个精致，夹满了厚厚一册子。其中有她自己创作的，也有拓别人的，她都很珍惜。我曾经看到妈妈把那些底样，小心翼翼地贴在纸上，在煤油灯长长的黑焰上熏出奇异生动的花朵图案后，细心地缝到选好的布料背面，再用五彩斑斓的丝线绣出逼真鲜艳的花鸟动物图案。这个册子她一直像宝贝一样压在柜底，从不轻易示人。在那个无书可读的年代，我不知道妈妈怎么会有这样一本，有文字有插图，还有电影剧照的旧杂志，这让我爱不释手，有机会就偷出来看。妈妈发现后，一张一张仔细地收起那些她不知花费了多少时间和心血收集的底样，然后把杂志给我，说拿去看吧。妈妈的宝贝就这样散失于我的手中。妈，你后来把那些底样放到什么地方了？妈妈还是笑着不言语。

妈妈一生养育了我们兄妹七个，家里吃饭的多干活的少，她必须出满勤，多挣工分以养家糊口。而孩子多又都是长身体之际，衣服鞋帽尽管是小接大的穿，仍然很难满足。而那个时候买布有布票限制，全家穿衣多数要靠妈妈和奶奶纺线，然后自己织布来用。每个漫长的冬夜，总是在妈妈和奶奶嗡嗡低唱的纺车声中度过。夏秋之交，妈再把纺成的线，染色、经好，然后，妈妈都在不知疲倦地踏着织布机，一梭梭织过无数个夏日的午休、冬天的长夜。吱吱嗡嗡的纺车声和呱嗒、呱嗒的织布机声，成了我少年岁月中从未间断过的伴奏。织花布时一种颜色一把梭子。梭子多了难免时不时会掉一把。每次我捡了梭子，妈妈都会让我伸出手来，用梭子轻轻打一下，说是男娃捡了梭子不打手，就念不好书，干不了大事。大概是我六七岁时，因调皮摔断了腿，此后的大半年时间，只能戴着个筒袖（关中地区妇女为方便干活，棉衣的袖子都比较短，然后再做一截约半尺长的活动袖子，干活时脱下来，不干活时再戴上保暖，俗称筒袖。）满地爬，就帮妈妈捡了不少梭子。妈，我能走出黄土地，在外面干事，是不是亏当你打了我捡梭子的手？妈妈依然笑着，还是不说话。

不知是妈妈的精干利落促成了她要强的性格，还是她的要强让她显得格外的精干利落。妈妈身高约一米六六，当年在妇女中是名副其实的大个子。而且一向身体好，干活从不惜力气。她平生最看不上的就是干活磨磨蹭蹭、慢慢腾腾的人。在生产队时代，她最不愿意跟着大家一起干“磨洋工”式的活路，她喜欢做那些按效率记工分的事，如按斤计酬的拾棉花、按亩数计酬的割麦子、按土方计酬的平整土地等，只要是这些活，村里几乎没有能比过妈妈的妇女。每到夏天割麦时，生产队不分男女，一律按亩数计工分，每亩还给几毛钱的现金补助。妈妈总是天麻麻亮，带上干粮，提一瓦罐浆水就出工，直到天黑透了才回家。一个夏天她割麦的亩数常常不输一个男劳力。为此妈妈衣服上总是印满了汗渍碱花，双手被尖利的麦茬刺满了伤口。到了秋天拾棉花时，每天妈妈总是拾的斤量最多的一个。而妈妈拾的棉花不光斤量最多，而且枝叶泥土等杂质最少。为此，妈妈的双手被坚硬如刃的棉花壳割得伤口纵横。新伤旧痕叠加成妈妈双手上僵硬如石的老茧。她知道只有拼命多挣工分，到年底才能少欠生产队的钱。妈，给我看看你的双手，让我看看岁月在那里积累的老茧、抚摸一下难以伸直的五指，以及无数伤痕叠加成的皱褶。妈妈依然只是笑着，就是不伸出手来。

妈妈的脾气不好跟她的心灵手巧一样有名。这也许与妈妈自小耳背有关。妈妈生于1942年8月，那是一个国家民族至黑至暗的年代，医疗条件可想而知，幼时患病用药不当，便留下了终生难以治愈的耳疾，听力一直时好时坏。好时也能正常与人交流，一旦旧疾复发，须大声才能勉强听得清别人的说话。在我的记忆里，妈妈经常因为耳朵里化脓去医院，但一直不能根治。这也让我从小就知道了中耳炎一类的病。由于听不清别人的话，难免会出现一些误会。所以，妈妈很少跟一般妇女一样聚着堆，东家长西家短地说笑。听力好时，她在一旁静听别人说；听力不好时，她会猜疑别人是不是在说笑她。但别人只知道她耳背，却不知道她也有听得清楚的时候。有时她明明听到别人在笑话她，就上去争辩，人家就矢口否认，还说一个聋子，没有听清就不要胡说。这往往让她刚烈的性子难以忍受而与人吵起来。她见不得干活耍奸溜滑、邋里邋遢的人，看到了难免会嘟囔几句。而别人听见了自然不愿意，也会吵起来。还有也许是因为她能干，所以觉得啥事都不难，她给别人教的活，一时半会学不会或是做错了，她也会着急发火，甚至斥责。几个表姐来我家做嫁妆，几乎都是笑着来，做完以后哭着回的。妈妈就是这样，性子急、言语直、走路快，遇着见不得、看不惯的人和事，那怕是吵架也不让步。但这丝毫不影响别人有事找上门时，她依然会无事一样地去帮忙。妈妈，你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治好你的耳朵，却一直未能随愿，你怨儿女吗？妈，你知道不知道，我在外面这么多年一路走来，知道了世道复杂，人心难测，有时倒觉得，其实听不见也挺好的，会少很多的是非和无聊。妈妈依然还是微笑着，不说一个字。

一辈子有一肚子话要对我说的妈妈，在最后一次住进医院后就不能说了。那个时候妈妈不仅不能说话，意识也已模糊，时不时地就认不出人了。医生多次劝我们住院和在家吃药没有丝毫差别了。但就在抱起妈妈离开病床的那一瞬间，我清楚地看到妈妈的手抓着病床的栏杆不想放开的情景。妈妈的身体太虚弱了，她抓住病床栏杆的那点力气，已经让抱她的人丝毫感觉不到了。但她原本紧握着栏杆的右手，随着抱她的人转身，由握到抓，再到弯曲的手指勾住栏杆，直到被外力拉直，依依不舍地离开栏杆的过程，虽然只是一瞬，却清晰而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让我至今不敢回想，却又常常再现。时日愈久，我也更加明白，那是妈妈在意识模糊、不能说话的情况下，用最后一点清醒的意识、最大的力气表达不想出院的意愿，表达对人世不尽的留恋，表达对儿女最后的眷恋。妈妈，你是不是埋怨我，从千里之外匆匆赶到你身边，不设法为你治病，反而把你从医院带回了家？妈妈还是那样微笑着，没有应我的话。

现在，妈妈更是一句话都不说了。妈妈就在我对面，只是已经变成了一张照片，挂在我对面的墙上。四年了，她一直就这么微笑着看着每一位来到她面前的人。她所有要对我说的话，都被她带进了塬上的黄土里，长成了一堆土冢上一季又一季的青草枯叶。妈妈永远地笑着，可我却泪眼朦胧。

我总以为妈妈会永远在那颗不知道年龄的老皂角树下等我，我也总会有时间陪妈妈说说话。由此错过一次又一次路过家门的机会，虽有忠孝难两全的客观，却也有在内心无尽的欲望的裹挟下，淡了亲情的主观，为貌似充分的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由，疏忽了妈妈的年华被难以逆转的岁月一点一点地蚕食掉的事实。

妈妈的遗像放在她结婚后为自己做的低矮窄小的暗红色衣柜上，旁边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她为我结婚准备的，中间镶着一块镜子的两开门的橘黄色大立柜。两个时代、颜色都有些暗淡斑驳的柜子，如同历史的坐标，凝固了妈妈永远不变的微笑。

“子欲孝而亲不待”，这句说了上千年的人尽皆知的老话，每个字人人都认识，含义个个都明白，可能做到的能有几人！

当我有空坐在妈妈面前陪她说话时，妈妈却听不到，也永远不再言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