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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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会作
记忆是情感的回放，是过往荡漾的涟漪。处在幸福快乐之时，常常被过往的痛苦折磨惊醒；身陷艰辛与失意之中，却时常被曾经的幸福高兴出眼泪。回忆让记忆像树的年轮一样，越近的越模糊，越远的越清晰。
下面是一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记忆。虽然与现在相比恍如隔世，但时常翻检一下那个时代的印迹，却能唤醒对先辈的感恩和对生活的珍惜！
一双雨鞋
衣服是别人眼里的身份，是流淌在街上的时尚，是穿在身上的历史，也是自己实力、品位的体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物质生产力较低，人口生产力很强的年代。人们把激情和追求都投入了生产和建设中，不太讲究，也没有条件讲究服装的花色款式，而原料的短缺、生产能力弱和技术的落后，也造成布匹质料差、数量少、花色品种单一，使得灰、蓝、黑成衣服的主色调，大家都一样，难分优劣好坏。
尽管这样，布还得凭票来买，没有布票，有钱也买不到布。布料短缺，衣服就得省着穿，兄弟姊妹一多，一件衣服只能从大到小接力来穿。我们兄妹七人，父母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把日头从东塬背到西塬，也难有余钱买布，加上孩子们楼梯般蹿个头，靠妈妈一双手，一针一线地做衣服根本赶不上趟，而家境好些的人家想买布又缺布票。布票是按人发放，我家人多，布票多，但没有钱。相互的需求形成了布票交易的黑市。在我的印象里，妈妈常常把布票偷偷地卖成钱（票据是不允许交易的），再利用雨雪天不出工的时间纺线，织些土布。到现在每逢雨天，吱吱嗡嗡的纺车声、呱嗒呱嗒的织布机声，还是我耳中难以抹去的回声。每件衣服都要裁剪得稍大一些，老大穿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这就注定了我这排行老二的人，基本失去了穿新衣服的机会。尽管妈妈一再地劝我，新衣服浆布硬，穿上不舒服，让你哥先给你穿软活了多好。可我从不领情，拼命表示，我不怕苦，我要把舒服让给哥哥，却极少有成功的机会。直到80年考上大学，妈妈用白粗布做的一套衬衣，我那些城里来的同学纷纷打探是什么料子。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双雨鞋。那时候，农村孩子多数没有胶鞋可穿，下雨时都是把布鞋提在手上光脚跑。有一回，父亲卖了一头猪，对方差一块多钱，就用刚买的一双类似“三寸金莲”样的胶鞋补上，父亲虽不大愿意，但看号码孩子们可以穿，就拿了回来。我哥从脚小鞋大穿到脚大鞋小，直到把后面撑裂，补好以后才轮到我。高兴得我老盼着下雨，结果生生被火补的胶皮折头，把右脚后跟磨成冻疮，虽说当时的痛苦早已忘记，但五分钱大的疤痕至今与我形影不离,也让我对那双胶鞋没齿难忘。
派 饭
派饭是村里接待上面来人的主要方式。吃派饭的大多是两种人，一是驻队干部；二是公办老师，耕地的拖拉机司机是要抽专人炸油饼的，一个流传很广的童谣“拖拉机嘀嘀嘀，不吃油饼不进地”就是证明。
驻队干部偶尔来，公办老师固定轮流各家吃饭。我们那个窑洞小学，六七名老师，两个公办，一个是校长，一个是语文老师，平时政治、音乐、美术、农基（农业基础知识）等课都上过。那时，村里人见了老师不管年龄大小都叫“先生”，这种尊称充满了对文化知识的尊重。虽然那时细粮总不够吃，但只要轮到管老师饭，一定要尽可能做一顿好吃的。如果谁家饭不好，生气的往往不是老师而是学生，一方面觉得没有面子，一方面也为自己失去了一次吃白面细粮的机会。一个大队上千户人家，轮到自己家一次也不容易。对老师来说，虽是公办，但都多是邻村邻社人，乡里乡亲，深知各家之难，吃好吃差并不是很在意，总是和和气气的样子。不论是干部，还是老师，每家吃一天，三角钱四两粮票。但农村人都不会要。于是，经常能看到在昏暗的油灯下，你推我让的情景。老师或干部就在拉家常时，悄悄塞到碗碟、炕席底下，或被窝里面，客人一走，总能在这些隐蔽的地方发现皱皱巴巴的毛票和粮票。
那时，干部进村同吃同住同劳动，与乡亲蹴在一起，抽旱烟、谝闲传，亲切随和。家长见老师也会说：娃交给你了，该打该骂由你。但老师很少有打骂的，学生总对老师有感恩之情。我到现在仍然清楚地记得教过我的老师。反观现在的干群和师生，及家长之间的关系似乎都不太正常。真不知是进步了，还是退化了。
榆钱与西瓜
那个时候，土地全用于种主粮，村里根本无多余的土地种蔬菜瓜果，就这样，粮食仍然出奇地紧缺，细粮尤甚。农村娃娃天地又小，吃既是他们成长的第一需要，也是认识、品味这个世界的唯一途径了。成长的需要使他们时常又饿又谗，整天是“猫吃浆糊，就朝嘴上抓”。所以，经常被斥“为嘴的很”。这是关中一带斥责嘴馋者的方言，充满贬义，饱含蔑视。但用于小孩子时，却不乏善意，相当于今天的吃货。
民以食为天！吃于国家都是大事，何况孩子呢！娃娃嘴馋，神仙都不会怪的。大人也一样，吃饱喝足，心安理得。否则，就有可能步陈胜吴广、朱元璋、李自成等壮士之后尘，搅得天下不安。
生于农村，又逢物资匮乏，在为嘴寻吃中成长的娃娃从会走开始，不光给自己四处寻摸吃的，也给家里找吃的，春天，挖荠荠菜，撅苜蓿，直至摘榆钱、捋洋槐花，都是以补食用。摘榆钱可尽显男娃的智勇胆量，女娃秀气，提个篮子，在伸手够得着的地方，一串一颗地摘；男娃则必爬到最高最险处，连枝带叶地折，大枝小枝扛回家，看到一家吃着香甜的榆钱、洋槐花麦饭，娃娃们充满了成就感。
平时解馋全靠自己想办法，夏天，杏桃梨枣不用说，最能体现智慧和胆量的就是弄西瓜吃。几个娃娃见面，弄啥呢？没弄啥。走，偷西瓜去。行。于是，商量战术，分配小组。东边，明目张胆，大喊大叫；西边，匍匐前进，胆小的胡乱摘几个就跑，老练的还要仔细挑熟透的摘。然后信号一发，齐聚“青纱帐”深处，稀溜溜吃个肚儿圆，那种得意、幸福和满足溢于言表。当然也有考虑不细、计划不周、腿脚不麻利被捉的，无非骂几句，“为嘴得很”，然后交给家长，吃一顿皮肉之苦。饥饿加速了娃娃的成长，也逼出了智慧和胆量。历史上那些能征善战的皇帝、元帅、将军，保不准他们的谋略、胆量、战术基础，就是小时候这样打下的。为嘴能逼出人的很多潜能，历练出无数求生的本能，也能激发出强大的上进活力。
窑洞小学
大队的小学有五个年级，只有一间瓦房教室，其他教室都是窑洞。
虽说父辈们多文盲，但生存的艰辛使他们知道，上学是改变子孙身份命运唯一比较靠谱的一条路，生活再难也要让孩子上学识字。所以，学校虽然简陋，但入学率却很高。
窑洞作教室，也不是一个班一孔，好些是两个班一孔窑洞。窑洞又少又小，学生少时，两个班共用一孔窑洞，学生多了，不同班级多出来的凑到一个窑洞。一孔窑洞，一个老师，两个班级。两排土台子，一排面朝前，一排面朝后。每年一轮换，不是一三年级，就是二四年级，或者三五年级在一孔窑洞。每节课，老师先给这个班讲完，再转到那头给另一个年级讲。虽说简陋，也有好处。其一，高年级的复习了学过的内容，低年级无形中把高年级的课预习了，先学一步；其二，学习好了，老师的表扬，几个班都知道了，很有面子；学习不好，老师批评，全校都传开了，面子全失，有助于激发自觉和刻苦；其三，兄弟姐妹多的方便相互关照
那时，课桌是土台子，橙子也缺，有的要拿自家的橙子。虽然书包很轻，但大一点的学生都要扛着橙子上下学。课本更是紧缺，很多时候不够人手一本，有时甚至全班或一个年级一本都没有，靠借升级后同学的旧课本上课。所以，课本特别珍贵，仅有的一点课本利用率出奇地高。纸张也紧缺，白纸很难买到，多用黄草纸。这给我留下了一个终生难以改掉的陋习，不管什么时候总是把本子、稿纸写得“顶天立地”，满满当当，边上很少留有空间。虽然总是被人讥笑，但当我看到成长于那个年代的知名作家，有的也有这种习惯时，顿时释然。
童年物资匮乏和挨饿的余悸，养成了一生 “抠门”这一比“泰山还难移”的秉性。
外面人
那个时候，家乡把在城里工作的人，无论是当官，还是当工人，只要是吃“商品粮”的，统统叫“外面人”。
村里仅有三五个在外工作的人，有公社干部、有工人，还有军官。他们虽然工作在外，但家在村里，父母亲人都在村里，偶尔会回来一次。每次看到从外面回来的人，衣着光鲜，皮肤细白，满面笑容地给孩子们散发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水果糖，给大人们递一根平时难得一见纸烟（香烟）时，羡慕得眼睛发绿、口水长流，能直楞楞地在人家透着煤油灯昏黄光线的窗口外站上半夜，不是为了再吃上一颗水果糖，而是想听听外面的新鲜事，并从他们的言谈中想象着“大地方”的样子。
于是，跳出农门，当一个“外面人”，到大地方去，便成了从未走出过村子的娃娃的最大理想。
当“外面人”，具体干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此夏天不会在炎炎烈日下，撅着尻子、满头大汗地割麦子；秋天不用到一人高的玉米地里去除草、上肥，被刀子似的叶子割得浑身的血道子；冬天不用牛一样地去干老也平整不完的一层一层的梯田。一定要走出几辈子也没有走出去的黄土地。一定得到大地方去，最少也得到县城去，成了很多娃娃的梦想，也成了许多家长的期望。
很多孩子真的就凭着这股子心劲，走出了黄土地，走向了远方。理想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动力，无论它是崇高还是卑微。
看 戏
戏是秦腔，人是乡党。
那个时候能看一场戏，是一件非常难得的高兴事。只要听说哪里唱戏，不管十里八，也不嫌天黑沟深坡长，都要去看。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成就了一方的戏剧。而一方戏曲反过来又滋养着一方民俗精神和道德价值。虽说最早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不过是近现代的事，但“三千万人民齐吼秦腔”却有着悠久的历史了。
秦腔俗称“梆子腔”，也叫“乱弹”，起源于西周，成熟于秦，汇聚了秦地秦人朴实、粗犷、豪放、幽默、夸张等特性，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表演、声腔、乐律技巧，唱腔宽音大嗓，直起直落，既浑厚深沉、悲壮高昂、慷慨激越，也兼有缠绵悱恻、细腻柔和、凄切委婉、轻快活泼的特点，大气张扬、壮美动听的秦腔，是秦人性情的浓缩、精神的依赖和文化的传承。
乡亲们对秦腔的痴迷和热爱发自肺腑，渗入血液。随便在关中道走一走，无论是路上赶车赶路的，还是地里锄草犁地的；不管是塬上河滩，还是沟畔梁峁；也不分活重活轻，人生人熟，干什么都不影响吼一段“乱弹”，随处都有高亢激昂的秦腔缭绕长空。用乡亲们的话来说，吃臊子面是物质文明，看秦腔是精神文明，吃着臊子面看秦腔，两个文明都有了。
请戏，就是请一个剧团来村里唱戏。一个“请”字道出了对戏的喜爱和对剧团的尊重。请戏是村里一件非常庄重的事。非年节和重大喜庆之事不请，尤其以过年为重。能请得起戏的必是比较富裕的村子。穷点的村子过年耍社火，社火也是把秦腔里著名的场景定格下来，有人物、有服装、有化妆、有动作，相邻的村比着来，今年输了，来年再比，相互较劲，越搞越好。有钱的村子就请戏，差别在于剧团是县上的、地区的、还是省上的，还要看有没有名角，以及演出的时间长短。再有钱了，就社火、大戏一块搞，隆重热烈，声名远扬。
请了戏是全村的荣耀，刚搭戏台子，就捎话请七姑八姨各路亲戚来看戏。开场锣一响，十里八乡，人山人海，摩肩接踵，每次散场，都能捡一大堆挤掉的各色鞋子。每晚唱戏都要选精壮小伙，手持丈许高的长杆，分站四角，维持秩序。一旦拥挤的人浪一起，便一阵抽打，立马坐好看戏。戏台周围摆满一圈的小摊贩，豆腐脑、炸麻花、油羔，卖面的、卖肉的、羊肉泡馍，针头线脑、衣服鞋帽等等，人声鼎沸，香气四溢。
唱啥戏也很讲究，白天，唱折子戏，由村里人点，从不同的戏里选著名唱段和场次，唱一天；晚上一定得演本戏，选经典剧目，从头唱到尾。
因为爱看戏，就有了“追戏族”。我一位本家六爷就是一个戏迷，为了看戏，几乎每年都要跟着一个剧团跑，帮人家搬道具、干杂活，就是为了有一个好位置，直至剧团回城。看戏都看成了“名人”，很多剧团的人都认识他。虽说不识字，但他对很多戏的故事情节、历史背景、人物关系、场次结构、过程结局等，熟得如数家珍；那个团那个戏好、那个人那个角唱得好，说得头头是道；自己对很多名剧名段，更是词熟调清，张口就唱。因为跟剧团跟得久了，常常能从他嘴里听到许多剧团、名角的逸闻趣事。如当年咸阳名角郭明霞，名气影响大到其母要去看女儿，只说了郭明霞三个字，火车都停下来，让其上车。还说，一秦腔名角，不知因何被判死刑，上法场途中，一段《周仁回府》唱得围观者把路拥堵得死死的，齐喊留人，声遏行云，久聚不散，刽子手手软，监斩官不忍，便命留人间。秦腔威力可见一斑。
对秦腔的痴迷，是精神的满足，也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礼义廉耻、忠孝仁德、温良恭谦让，这些道德规范，以及一方的人文风情、性情特质、地域特点，就在这种痴迷之中，生生不息地流淌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