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不系名居易

闫会作

偶尔读到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的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觉得当朝皇帝为一位诗人作悼念诗已属罕见，而评价到了“六十年诗作如玉似珠，童子能解，胡儿能唱，妇孺皆知，天下闻名，如今却到‘冥界’作‘诗仙’，以至于‘一思一怆然’”的程度，就不单是对其诗的喜爱了，更是对其卓越才能的肯定和人品风骨的器重了。这不仅使人好奇，也颇存疑，诗仙不是李白吗？怎么白居易也称“诗仙”，而且还出自皇帝之口？

(一)

唐宣宗是中唐颇具治国才略的皇帝，历史评价其“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赏官，恭谨节俭，惠民爱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不仅如此，唐宣宗也是一位诗词爱好者，尤其对同时代白居易的诗更为喜爱，由诗及人，对作者就颇为敬重。在他即位刚五个月，即公元846年8月，75岁的白居易在洛阳溘然长逝，这让36岁的唐宣宗深感痛惜，满怀深情写下了这首《吊白居易》，既体现了对白居易的崇敬，也彰显了白居易的地位和影响。这恐怕也是白居易能获得谥号“文”，这一文人最高荣誉的原由所在了。

出于“小太宗”之口的“诗仙”，无疑是最高规格的官方授予。那么人尽皆知的李白的“诗仙”雅号，又是怎么来的呢？

众多资料显示，李白这“诗仙”是贺知章叫出来的。公元735年，34岁的李白怀才不遇，长期求仕无门，在多年遭人白眼之际，遇到了八十多岁的贺知章，连忙把自己的诗作《蜀道难》、《乌栖曲》奉上。其中的《乌栖曲》：“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这种乐府诗体，因被南梁文人常常用来描写宫廷生活而有了靡靡之风的坏名声，常被清高之士不屑。可经李白之手，旧瓶新酒，相似的内容却有了更深刻的寓意。这让贺知章赞不绝口，夸赞“此诗可以哭鬼神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

再读李白更得意的《蜀道难》，狂人贺知章再也无法矜持了，竟以堂堂诗坛宿老成了李白的粉丝。由衷地说出“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称李白是“谪仙人”。而杜甫的“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则证明此事完全属实。以贺知章的身份、地位和影响，加上李白诗作的豪放浪漫、大气壮观，以及杜甫的证明，李白“诗仙”之名就这样日渐传开。可见，李白的“诗仙”称号，起于文人间的相互赞捧，并无官方认定，相比之下，权威性比白居易的“诗仙”似乎要差很多。

尽管李白的“诗仙”是口碑，白居易的“诗仙”是官定，但就诗作和影响来说，他们都无愧于这一称号。即是民间把“诗仙”授予了李白，却也给白居易留下了“诗魔”、“诗王”的雅号，并被后世称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这就与李白、杜甫齐名了。

白居易的诗以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易懂等特点，为妇孺皆知，享誉中外，影响巨大。他秉持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被历代文人奉为座右铭。无论从文学思想、诗歌观和创作成就，还是在中国诗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后世产生的巨大影响上，白居易都无愧于历史上伟大诗人之一，无论是 “诗魔”、“诗王”，还是“诗仙”都名副其实、当之无愧，也毋庸置疑。但鲜为人知的是白居易在处世、做官方面的功夫，也可以称为“仙人”了。有唐一代做官做大官的诗人不少，但能像白居易一样经得起高官厚禄诱惑，在政治斗争和权位诱惑面前保持清醒，善始善终者，实在是凤毛麟角。

（二）

白居易可以说是有唐一代人际关系最好、官做得也比较大的一位诗人了。白居易关系最好的当然是元稹了，这两位中唐官场和诗坛的牛人，是在柳宗元、刘禹锡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官的时候，同年登科走上了历史舞台。两人年龄相仿、诗风相近，创作观相同，又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其诗作被称为“元和体”。尽管元稹的“生活作风”多被后世诟病，但白居易与之倾心交往近三十载，相互唱和九百余章，当世盛极一时，后世更是难有比肩。难怪《唐才子传》中说，“微之（元稹字）与白乐天最密，虽骨肉未至，爱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唱和之多，毋逾二公者。”

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那么在官场和政治斗争中，性格不仅决定命运，甚至还决定性命。白居易和元稹正是因为性格的不同，两人的仕途就完全不同了。元稹和刘禹锡一样仕途多舛。刘禹锡是因为改革，元稹则是因为反腐。元稹是一个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不是弹劾这个，就弹劾那个，结果树敌过多，非议不断，刚升任左拾遗五个月，就被贬到河南做县尉去了。

而白居易就不同了，兢兢业业工作之余，就与宰相武元衡写写诗，与裴度聊聊天，这俩人一个是在任宰相，一个是未来的宰相。朝堂之上，与同僚们也能和光同尘，相安无事。在中唐这一政治至暗、宫廷危机四伏、官场险恶复杂的时代，白居易尽管也愤世嫉俗，却始终保持着难得的清醒和精明。特别是在处理长庆元年科举案中，更能看出白居易的原则与灵活。

长庆元年的科举因牛党之人主持，而被李党方面弹劾考官徇私枉法。震怒之下，唐穆宗让自己的老师白居易主持重考。涉事牛党中的杨虞卿是白居易妻子的堂兄，而李党中的元稹则是他的挚友，面对朋党倾扎与亲情友情的交织，白居易公平选才。重考的结果是原先录取的牛党弟子全部落选，主考官也相继被贬。尽管牛李党争自此相互报复更加激烈，但双方对白居易似乎都没有多大的怨恨。而白居易既看不惯这种不择手段的相互倾轧，也意识到了朝廷牛李党争的复杂和险恶。于是在处理完科举案之后，已是中书舍人（相当于内相，距宰相仅一步之遥），又是皇帝老师的白居易，主动上书要求外放，就是请求到基层任职。并于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七月赴任杭州刺史。放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位诱惑，愿舍庙堂之贵，甘赴江湖之远，足见白居易的修为和清醒。

如果与当时几位诗人的情况比较一下，则更能看清白居易的高明了。元稹第二次被贬复职时，看到了同时平反回朝的柳宗元和刘禹锡，同样的遭遇，相似的经历，感同身受的他不禁作诗赠送二位。谁也没有想到刘禹锡一回来就重游玄都观，写了一首《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结果被分析为，以玄都观由繁华到荒凉的退变和借花事的变迁，暗喻自己的沉浮进退，也讽刺当年导致自己遭贬的人和事，字里行间充满了绝不屈服妥协的高傲。这让当朝新贵旧恨未消，又添了新仇，那就让“前度刘郎”再回去吧。这一去就是十三年，连同此前的十年，共被贬23年。更为悲催的是柳宗元无辜躺枪，再次一同被贬，而且这一去就陷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千万孤独”之境，再也没有回来。更惨的就是元稹，仅仅因为赠诗刘、柳二人，第三次被贬通州四年。

（三）

如果就此觉得白居易有些圆滑世故，不敢担当，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刘禹锡、柳宗元、元稹被贬不久，发生了刺杀了宰相武元衡一案，武当场死亡，裴度重伤。此案影响巨大，朝野震惊，作为诗友和朋友的白居易更是义愤填膺，第一时间上书皇帝，请求深查案件，严惩凶手，不料却以“越职言事”的“僭越”之罪，被贬为江州（九江）司马。不仅关键时刻明知犯禁丢官也要为朋友讨个公道，就是生活中，朋友有难，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给钱给物帮助解决。正是这种重义轻利的血性、担当和正义感，让宽容平和的白居易赢得了朋友的信赖。他的朋友上到宰相，下到一般官员、诗人感情都比较深厚。为母丁忧期间，全靠朋友资助度过困难日子，元稹任职浙东时，主动将他的作品编成五十卷的《白氏长庆集》。这才是真感情，真朋友。

江州三年后，又被任命为忠州（重庆）刺史，直到被招回长安，前后五年时间。虽说这是白居易比较沮丧、失落的五年，但也是他创作的巅峰期，《长恨歌》、《琵琶行》等都这一时期的作品，尽管其中不乏讽刺现实、排遣自己郁愤之情的成分，但白居易的日子远比好友元稹、刘禹锡、柳宗元要过得安逸，甚至还在庐山的香炉峰修建了一座别墅，并有《庐山草堂记》为证，“匡庐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炉峰，峰北寺曰遗爱寺。介峰寺间，其境胜绝，又甲庐山。”这环境简直就是神仙之居也！而资助他建别墅的也是一位朋友，名叫刘十九，透过白居易晚年的一首诗《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天晚将欲雪，能饮一杯无？”就能看出两人的感情了。

这位刘十九不是别人，正是刘禹锡的堂兄。这也不难理解等白居易再次回朝时，为什么与刘禹锡就成了至交好友，且交情之深不亚于他与元稹的感情。

江州、忠州的经历，倒成了白居易人生的转折点，由此之前“兼济天下”的壮志豪情，渐渐转向了“独善其身”的洁身自好，那份关注百姓的情怀，从此变得更加具体务实。所以，当他再回朝廷仕途顺利时，又主动上书请求外放任职，当了杭州刺史。

当白居易在杭州疏浚六井，解决百姓饮水问题；治理西湖，修堤蓄水，以利灌溉之时，他的好友元稹又复官了。因为新皇帝唐穆宗自当太子时就非常喜欢元稹的诗，如今当了皇帝，元稹的官运一下子就亨通起来，不仅升官的速度让人咋舌，而且很快就登上了相位。尽管这期间，元稹因勾结皇帝近侍宦官，想借丞相裴度在外平叛之机谋取相位等小动作，被裴度弹劾，因有皇帝保着，并未影响元稹最终登上相位。

就在元稹绞尽脑汁谋取相位的功夫，白居易在西湖上修成了白堤，并在离任时，用自己的部分薪水建立了“治湖基金”，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以资后任治理之用。虽说辛苦，日子却也过得安心充实。

拜相两年后，元稹调任浙东观察使，六年后再度回朝任尚书左丞，又恢复了谏官时的锐气，将郎官中颇遭公众舆论指责的七人贬谪出京。却因牛党人物李宗闵正再度当权，元稹第四次被贬，两年后病逝武昌，享年五十三岁。白居易不仅为其撰写了墓志铭，也发出了“君埋尘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的哀叹，悲痛之情可见一斑。

这期间，唐敬宗宝历二年（826），白居易的另一位好友，世称“刘白”的刘禹锡终于熬完了二十三年贬谪生涯，被朝廷召回。两人返回洛阳途中，在扬州相逢。虽说两人神交多年，相和赋诗不少，但见面却还是初次。激动之余白居易做东，两人喝了一顿大酒。酒席之上，白居易写下《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感慨感动之余，刘禹锡回赠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十六年后的842年，刘禹锡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二岁。白居易挥泪写下“四海齐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同贫同病退闲日，一生一死临老头。杯酒英雄君与曹，文章微婉我知秋。贤豪虽殁精灵在，应共微之（元稹）地下游。”（《哭尚书刘梦得》）以至于“夜台暮龄期未远，但问前头相见无？”我也已垂垂老矣，不知到了夜台还能不能见到老友？这才是真正的生死之交吧。

（四）

仔细思量，当时朝廷中这些暗流涌动的勾心斗角，起起落落的人事更迭，好像远离白居易，可背后似乎总有他的影子。更让人惊异的是，每次波谲云诡的官场斗争中和重大变故之际，白居易总能巧妙地躲过去。难道仅仅靠运气吗？

白居易一生真正做到了淡泊名利，从第一次被贬，便“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此后每一次被召回朝廷，仕途一片光明之际，他都会果断放弃将要到手的高位重权，主动要求下放，那怕去任一个闲职也不愿在朋党相争的漩涡里消磨。到了晚年，他更是婉言谢绝了唐武宗要他担任丞相的皇命。

正如他在《放言五首》其二中写到“世途倚伏都无定，尘网牵缠卒未休。祸福回还车轮毂，荣枯反覆手藏钩。龟灵未免刳肠患，马失应无折足忧。不信请看弈棋者，输赢须待局终头。”告诉人们，一辈子只是“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如同下棋一样，不到最后一步，谁也不知道结局。纵然机关算尽，也不过“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所以，人生不论贫富贵贱，不妨尽量放宽胸怀，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吧。

再看他的朋友圈里，先后当过宰相就有武元衡、裴度、元稹、李绅、令狐楚、李德裕、李宗闵，而更为复杂的是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元稹与裴度为敌，令狐楚与裴度是死对头，李宗闵与李德裕是“牛李党争”的主要人物，更是势不两立。难得的是这些政治上的死敌，却都是白居易的朋友，这就是白居易八面玲珑的协调和平衡能力。尽管这些朋友官都比白居易大，但都没有他长寿，这大概就是仁者寿的缘故吧。

纵观白居易的一生，从早期的“八司马事件”，到“甘露之变”，再到“牛李党争”，在中唐黑暗残酷的宫廷斗争和朋党倾轧中，无数人丢官遭贬，甚至丧命，唯独白居易仕途一直平稳，直到稳坐三品大员的高位。不要说中唐，恐怕有唐一代也找不出第二人来。就连苏东坡也常常以白居易自比，“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

看来，皇帝眼里的“诗仙”不仅仅是作诗了，更重要的是做人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