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与新疆

闫会作

说到新疆近代史，左宗棠必定是绕不过的人物。收复新疆，捍卫了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成就了左宗棠人生的高光时刻和一世英名。

（一）

被梁启超誉为“五百年以来第一伟人”的左宗棠，与新疆的关系应该是起于与林则徐的结缘。

林则徐不仅因“虎门销烟”之壮举名闻天下，更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胸襟和气度名扬后世。虎门销烟之后，林则徐为清廷中的投降派所不容，1841年6月，被道光皇帝一纸“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的谕旨遣戌伊犁。从此，不仅开始了他的西域生涯，也于冥冥之中把林则徐个人的命运与新疆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虽因带罪治理黄河和路途时间，到1845年11月重新起用，林则徐在新疆连头带尾也就四个年头时间，这期间政治打击、命运折磨，以及西域荒原，大漠风沙，并没有消磨他忧国之志。他在积极参与新疆的治理建设的同时，在伊犁兴修水利，到东疆、南疆七城实地考察，详细了解新疆社会、边防和周边国家等情况，收集整理了新疆人文地志、民族宗教、山川形势、民生社会，以及历史和周边国家情况等资料，绘制地图，思考御边固防之策。正是这次“遣戍”，使他对新疆有了全面、深刻且清醒的认识，看到新疆于国家的地位和作用，敏锐地意识到了沙俄对新疆的威胁。迫使他四处寻觅“西定新疆”之人才。

“遣戍伊犁”虽是林则徐政治生命中的大不幸，却是新疆命运之万幸。

出于对新疆未来的担忧，林则徐在大声疾呼重视加强西域塞防建设的同时，四处寻觅经略之才。而这种迫切之情，使湘军中仅次于曾国藩的二号人物胡林翼，向他推荐了左宗棠。由此，自诩有诸葛之才的左宗棠进入了林则徐视野。五年之后的1850年，当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拜上帝会，途经长沙时，在成群想拜谒的官员中，唯独只召见了无官无职的左宗棠。

决定新疆命运的俩人的唯一一次相会是在停靠在湘江上的一艘船里。一向自命清高，别名老亮、今亮（再世诸葛亮之意），极少有人能入其法眼的左宗棠，对林则徐不仅早闻大名，而且非常仰慕，能受召见，自然兴奋异常。那是一个夜晚，37岁的左宗棠激动得有点失常，匆忙之中竟然一脚踩空，落入江中，这一意外的见面礼，也给久等船头的林则徐一个意外的惊喜。

英雄相惜，相见恨晚。心忧天下，不免彻夜长谈。两人相谈内容涉猎广泛，从古今历史、天下局势、国家未来、人物品评到西域时政现状、潜在危机等，无话不谈。对国家局势的共同担忧，尤其是涉及到西域事务时，林则徐说到：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不能富强，余颇以未竟其事为憾。而左宗棠也畅所欲言讲了自己的分析、看法、对策。林则徐在被左宗棠的思维才华、战略眼光、切实举措、不俗谈吐深深吸引之余，从内心对左宗也更加赏识。以至于后来林则徐提起这次会见，称赞左宗棠是“不凡之才”、“绝世奇才”。可见，当时林则徐对左宗棠已经是期许良厚。

志同道合，意气相投，左宗棠让林则徐有了“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豁然之感，终于找到了可以托付新疆未来之人了。他将自己勘察整理的有关新疆的文字资料、地图全部交给了左宗棠，并以刘备托孤般的悲壮说“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并手书他自己《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诗中的颔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以赠。左宗棠不仅接过了资料，也接过的重托，并将此联作为毕生的左右铭。后来他常对人说：“每遇艰危困难之日，时或一萌退意，实愧对林公，愧对知己。”

不久，林则徐回到福建，病危之际，又在遗嘱中极力向咸丰皇帝推荐左宗棠，称其为“绝世奇才”。

由此，从未去过新疆的左宗棠与新疆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

果然不出林则徐所料，二十多年之后的1864年，沙俄就通过《勘分西北界约记》窃取新疆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67年，投靠沙俄和大英帝国的浩罕侵略者阿古柏在侵占喀什后，大肆侵入新疆，先后侵占了塔里木盆地周边的库车、库尔勒、吐鲁番等地，并于1870年11月占领乌鲁木齐、玛纳斯后，成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政权”，宣布脱离清廷。与此同时，英帝国也帕米尔等南疆地区也虎视眈眈。西北面临被瓜分，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有从祖国版图上被强割的危险。

新疆危急！危在旦夕！

新疆在流血。软弱无能到极不靠谱的清廷不仅不急，还在为要不要新疆，开始了慢条斯理的“廷议”。这便是晚清非常著名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我们不妨浓缩时间，看看“廷议”的情形。

小皇帝端坐前台。五岁继位，此时还要等上三年才能亲政的同治皇帝，一脸茫然的看着站满朝堂的文武大臣。执掌国柄的女人隐坐帘后。辩论双方阵营分明，代表人物显赫。

海防这边，李鸿章，文华殿大学士兼直隶总督，时年51岁，身后面黑压压站了一众文武大臣；塞防这边，左宗棠，陕甘总督，时年62岁多点，形单影只。

两个同为“晚清四大名臣”，同样声名显赫的人，要当着皇帝、太后和满朝文武的面讨论的话题，足以说明事情之大、规格之高了。

人多势重，以及在朝中的人脉地位，使得李鸿章信心满满。李大人首先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然后语气肯定地说：以大清目前的实力，根本无法同时兼顾塞防与海防。只有把有限的财力、物力和军力集中于海防，才能救国于濒危，解民于倒悬。而“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自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徒收数千里旷地，而增千年之漏卮，实在是得不偿失。”况且新疆北邻沙俄，南接英属印度，“即免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何况目前海防塞防两者“力难兼顾”。实在是顾不上西域那点不毛之地了。退一万步说，既是新疆丢了，于国家“肢体元气无伤”，花那么大的代价收回新疆还不如不收回为好。但“海疆不防，实则腹心大患愈棘。”

“李大人言有不妥。”一听到李鸿章要公然放弃新疆，左宗棠有点忍不住了。我知道李大人格外器重海防，但对你只有舍弃塞防，才能保全国家的说法，实在不敢苟同。对国家来说“东则海防，西则塞防”，只有二者并重，才能确保完整统一。现实威胁和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我朝定鼎燕都，蒙古各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一旦丢弃了新疆，不要说陕、甘、山西匪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单说“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如此时不收复新疆，等于“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仅整个西北将永无安宁之日，也等于把京师直接暴露在侵略者的炮口之下。到了那时，一旦有事，整个大清帝国可能连一点战略退路都没有了。

听到这儿，帘后的女人打了一个冷颤，心想：上次列强侵入北京烧我的园子时，还能朝西安跑，如果连西北也丢了，以后有事可往哪跑呀？难不成有人想把我们孤儿寡母献于外敌？

左大人不要着急。李鸿章接着说。既是新疆有你说的那么重要，但现在已经失于敌手，朝廷出兵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加之路途遥远，粮秣物资保障困难，出兵也是必败无疑。与其这样，还不如将要出塞的军队“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集中财力、物力、军力以保海防安全，则更为稳妥些。李鸿章话音刚落，朝堂上马上就是一阵随声附和的嗡嗡声：荒蛮之地，没有多大用处；劳师动众，得不偿失，舍新疆而保东南才是正途。

帘后的女人心想，说的是呀，新疆那么远，军队光是走过去就得耗个三月半载，何况千军万马，鞍马劳顿地走到就已成疲惫之师，怎么打仗。再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国库的钱都给洋人赔光了，上那儿找钱去呀？

各位所言差矣。左宗棠说，那些说新疆是“化外荒蛮、贫瘠之地”者纯属无知。“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地，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谁说是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何况，领土疆域是国家的主权，民族的尊严，百姓的家园，作为朝廷大员、国家栋梁，怎么能轻言舍弃呢？当然，我说塞防重要，并非不要海防，也不是要平均用力。只是当下塞防更加危急，应该分个轻重缓急。如果说眼下海防危急胜过塞防，我自无话可说。而事实上，整个海防让人能占的都占了，沿海一线能割让的、要割让的也都割让了，条约也签了，已非燃眉之急。而新疆正在沦丧，收复西北失地已经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

还有李大人提出的“停撤出关军队之饷匀作海防”之议，更让人哭笑不得。如果说出关军队的军饷比海防宽裕也行，可满朝谁不知道，西北地广人稀，经济落后，地瘠民穷，军饷一向奇缺，自保尚且不能，那里还有匀作海防的余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刚才李大人提到了乾隆年间的事，各位应该都清楚，当年戡定西域，满朝文武都以“兴师为疑”，可乾隆帝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开新疆、立军威，终竟其功”。不仅使边境九城皆成腹地，而且让“京畿之地百年无烽燧之警”。前人的壮举让我等受惠至今，难道我们就不能为历史、替后人多想一点吗？至于“出兵必败”，我倒不这么看。不要动不动就强调敌人强大、路途遥远、条件艰苦，关键看我们有没有收复的决心和信心、军队有没有敢战善战的能力。我觉得只要“剿抚兼施”、“粮运兼筹”，一定能收复新疆。

左宗棠不顾势单力薄，依然据理而争:历史上那些不顾西北，只保关内的王朝，结果不仅丢了中原，最后连国都亡了。殷鉴不远，各位该不会忘记了吧。

就在双方各执其理，相持不下时，文祥说话了。此时的文祥不仅位居文华殿大学士，还是军机大臣，在朝中威望甚高，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是满族重臣，也是晚清极少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他的话对满朝文武特别是帘子后面的女人自然有着相当的分量。我觉得左大人说的在理。如果现在不收复新疆，一旦任由侵略者坐大成势，必会得寸进尺，破关东侵。到时候，不仅陕甘内地危急，恐怕蒙古各部也会受到刺激，蠢蠢欲动，搭个便车威胁京师也不能不防。诸位可别忘了，当年仅一个噶尔丹就闹得本朝30多年不得安宁，有劳圣祖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才得以平定。假如到时海防再生变故，东西两面受敌，天朝就是一根大黄瓜，也经不起两头切呀。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帘后的女人支持了左宗棠的意见，决定出兵收复新疆。这恐怕是这个把持国政47年，一无是处的女人，唯一一次值得肯定的决策了。

左宗棠以一己之力，不仅赢了一次廷议，也挽救了新疆的命运。但对左宗棠来说，这只是开始，更难还在后面呢。

（三）

收复新疆谈何容易！

到1875年左宗棠临难受命，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全权节制三军，择机出塞平叛新疆时，伊犁已经失陷四年多，四分五裂的新疆失控也已有五年多了，加之路远地广，再行收复岂是轻而易举之事。当然，也不排除“海防派”有看笑话之嫌。

而年过花甲的左宗棠，排除所有干扰，心无旁骛地埋头于收复新疆事务。他一边整军备战，更新装备，一边点灯熬油，反复优选，精打细算，估算战争费用。从一兵一车一马，每日所需消耗、运费，一项项、一笔笔计算，并考虑战争行动的意外因素，给朝廷打了个报告，需解决收复新疆之军费二千多万两白银。朝廷批了。但只批了五百万银子，其他的让他自己想办法筹措。也许清廷的意思是，你不是坚持要收复新疆吗，那你就自己想法筹钱练兵打仗去。这看似滑天下之大稽! 但确是史实。

就这样左宗棠二话不说，一方面，通过“红顶商人”胡雪岩，先后多方向华商、洋人筹集了二千多万两白银作为征战费用。有意思的是，这些银子中的大部分借自大英帝国的财团和银行。而分裂新疆的阿古柏正是大英帝国扶持的傀儡。用英国人的银子去打英国的走狗，足见左宗棠的政治智慧，如果你们继续支持阿古柏而导致清军失败，那么你们的银子也就打水漂了。另一方面，确定了精简军队、三路保障、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整体战略。

经过近两年准备，1876年4月，64岁的左宗棠带着林则徐的地图资料和嘱托，率6万大军出征西域。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三战即定大局。一战，攻阜康、克昌吉、呼图壁、玛纳斯，歼敌六千多，收复乌鲁木齐和北疆部分领土；二战，攻克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等地，歼敌主力，扼住南疆门户，阿古柏绝望自杀；三战，彻底清除分裂势力，叛军分崩离析，纷纷投降清军，收复南疆各地。到1878年1月，除伊犁外的新疆各地尽数收回祖国。

就在左宗棠筹划乘胜追击、趁热打铁，准备收复被沙俄强占的伊犁时，朝庭又叫停了。

清廷又要讨论了，这次倒不是要不要伊犁，而是收回伊犁的方式：是文收（和平谈判），还是武收，进军伊犁，以战收回？

此时身在肃州（酒泉）的左宗棠也算看透了，凡是谈判不仅割地，还得赔钱。力主“先之以议论”，“决之以阵战，坚忍而求胜”。还是“豺狼来了用猎枪”管用，坚持先礼后兵，文武并重，趁热打铁，快速果断收复伊犁。1880年，68岁的左宗棠，以“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的气度，从肃州进疆，亲督平定新疆的得胜之师，欲图收复伊犁。格外显眼的是在他的身后，纠纠士兵抬着的一口漆黑铮亮的棺材。他以“抬棺出征”，表明血战到底、收复伊犁的决心，以及“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的宏愿。

可是被列强打怕了的清廷，上上下下“恐洋”症已病入膏肓，生怕左宗棠真与沙俄打起来了，惹得沙俄西面打不过，再从北面，或是海上打进来怎么办？于是发出谕旨，让他“速速离开新疆”，回京“以备朝廷顾问”。（调回左宗棠确有震慑沙俄意欲在辽宁、天津、山东沿海滋事的意图），可叹左宗棠以近古稀之年，抱必死之决心，却不得与侵略者一战。但严阵以待的军队给收回伊犁的谈判增加了不可估量的筹码，终于在1881年收回了被沙俄强占了十年的伊犁九城及特克斯河谷一带的国土。

本来沙俄认定清政府已失去对新疆的实际控制，才侵占了伊犁，万万没有料到半路上杀出个左宗棠，还抬着口棺材。这让他们不得不坐下来谈判，虽然极尽强盗无赖的逻辑和蛮不讲理的表演，还是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归还了伊犁。但临走时又强行割走了霍尔果斯河以西、斋桑湖以东地区约7万多平方公里国土，外加509万两白银的“代收、代管”伊犁十年的军费。

又失地又赔银子。这真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结果。当初，朝庭没有银子支持左宗棠恢复新疆主权，仅仅过了不到六年，却有银子给侵略者去补偿其侵占国土的开支。大清王朝真是奇葩到无言以对的地步了。

面对抬棺出征的左宗棠，沙俄知道了这个民族仍然有血性，仍然有不屈的精神，仍然有面对强敌敢于亮剑的气概。

（四）

号称“塞外江南”的伊犁，1881年回归祖国时，只是当时新疆首府——惠远城附近的伊犁九城，不及先前伊犁面积的十分之一。以至于左宗棠因未能以战收回伊犁，使得“各逆相芘以安，不料和议如此结局，言之腐心”。设想如果左宗棠以得胜之师的气势、“抬棺以战”的决心、“不收复伊犁誓不还”的气概，能仅仅收回这点国土吗？还会有沙俄那些附加条件吗？

1882年(光绪八年)，在沙俄正式交还伊犁后，已离开新疆的左宗棠第五次向清朝政府奏请新疆建省，提出乘收复伊始和西征大军未撤之威，应不失时机地顺应民心，建省设县，以利切实有效的管理而恢复元气。左宗棠恳切陈词说服了清政府，新疆于1884年(光绪十年) 正式建省。自此新疆大局得以稳固。

左宗棠，这位大器晚成的晚清政治家、军事家，以特立独行的品行、超常的战略眼光和敢于担当的勇气，成了晚清腐败、软弱政局中的砥柱栋梁。不论他以往的功过是非，仅收复新疆这一条，就足以赢得历史的尊重。因为这不光是他个人的荣耀和骄傲，更是国家之幸，民族之福，是对历史最大的贡献。

左宗棠的好友浙江巡抚杨昌浚在新疆建省后到了新疆，当他看到杨柳成荫，田野丰沃，林盛草茂，牛羊成群，百业兴旺的情景，感慨万分，吟出了“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弟子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的诗句。时至今日，从甘肃酒泉、嘉峪关，到新疆吐鲁番一带，随处可见当年收复新疆的大军沿途栽下的，被后人称“左公柳”的柳树，依然高大茂盛、粗壮沧桑。笔者在哈密工作的院子里，就有数十颗风骨铮铮，郁郁葱葱的“左公柳”，仍在荫及后人，诉说历史，常青着左宗棠的风范。

事后，曾国藩也由佩地击案而说：“当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脱，不仅我难以为继，就算是起胡文忠(胡林翼)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副担子，你说是朝端无两，我认为是天下第一！”左宗棠当得起这样的评价！

收复新疆后，左宗棠曾专程拜谒福建的林则徐祠，告慰林则徐，他没有忘记当年的嘱托，没有辜负当年的期望，了却了林则徐当年的心愿。

至此，因两个人的结缘，成就了让国人最为扬眉吐气的一次壮举，也成就了晚清暗无天日的苦难历史中一段难得而短暂的辉煌。

（五）

今天，谁都知道，占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不仅是国家安全有了难得的战略纵深，也是国家战略资源的重要备区，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未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历史的发展，将更显出当年左宗棠请缨西征，收复新疆，白发戍边的价值和意义。

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林则徐敏锐而深切的忧患意识，没有他的赏识和极力推荐，左宗棠何以结缘新疆？如果没有左宗棠深邃的战略眼光、敢于担当的精神和勇于一战的气概，又何以赢了“廷议”、赶走侵略者？新疆和国家的命运又将怎样？历史没有假设，对新疆来说又怎敢假设！

与其说是破碎的山河成就了左宗棠的功名，不如说是把个人命运融入国家民族命运中的左宗棠创造了一段历史。当年收复新疆时，左宗棠说“六十许人，岂尚有贪功之念，所以一力承担者，此心想能鉴之”。又在给家人的信中说，“天下事总要有人干，国家不可无甘陕，甘陕不可无总督，一介书生，数年任兼折，岂可避难就易哉。”这些都表明了，正是把个人、家庭的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绑在了一起，左宗棠才能不计荣辱进退，将生死置之度外胸襟和格局。

有了这种胸襟、气度和格局，左宗棠才能“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才能为收复新疆，纵然满朝反对，也绝不放弃；纵然面临深渊，也义无反顾；纵然马革裹尸，也百折不回。

时代不能选择，个人的价值也只有在搏击时代的大潮中得以体现和实现。身处任人宰割、山河破碎的晚清时代，左宗棠以坚定的信念，深信国人能依靠自己的努力，一定能为多灾多难的国家找回一些尊严，他做到了。左宗棠不愧为国家之光、民族之光。

“将来西定新疆，非君莫属”，当年林则徐确实没有看错人！

“引得春风度玉关”，左宗棠没有辜负林则徐的重托，更没有辜负历史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