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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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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3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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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与新疆

闫会作

说到新疆近代史,左宗棠必定是绕不过的人物。收复新疆,捍卫了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成就了左宗棠人生的高光时刻和一世英名。

(一)

被梁启超誉为“五百年以来第一伟人”的左宗棠,与新疆的关系应该是起于与林则徐的结缘。

林则徐不仅因“虎门销烟”之壮举名闻天下,更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胸襟和气度名扬后世。虎门销烟之后,林则徐为清廷中的投降派所不容,1841年6月,被道光皇帝一纸“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的谕旨遣戌伊犁。从此,不仅开始了他的西域生涯,也于冥冥之中把林则徐个人的命运与新疆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虽因带罪治理黄河和路途时间,到1845年11月重新起用,林则徐在新疆连头带尾也就四个年头时间,这期间政治打击、命运折磨,以及西域荒原,大漠风沙,并没有消磨他忧国之志。他在积极参与新疆的治理建设的同时,在伊犁兴修水利,到东疆、南疆七城实地考察,详细了解新疆社会、边防和周边国家等情况,收集整理了新疆人文地志、民族宗教、山川形势、民生社会,以及历史和周边国家情况等资料,绘制地图,思考御边固防之策。正是这次“遣戍”,使他对新疆有了全面、深刻且清醒的认识,看到新疆于国家的地位和作用,敏锐地意识到了沙俄对新疆的威胁。迫使他四处寻觅“西定新疆”之人才。

“遣戍伊犁”虽是林则徐政治生命中的大不幸,却是新疆命运之万幸。

出于对新疆未来的担忧,林则徐在大声疾呼重视加强西域塞防建设的同时,四处寻觅经略之才。而这种迫切之情,使湘军中仅次于曾国藩的二号人物胡林翼,向他推荐了左宗棠。由此,自诩有诸葛之才的左宗棠进入了林则徐视野。五年之后的1850年,当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拜上帝会,途经长沙时,在成群想拜谒的官员中,唯独只召见了无官无职的左宗棠。

决定新疆命运的俩人的唯一一次相会是在停靠在湘江上的一艘船里。一向自命清高,别名老亮、今亮(再世诸葛亮之意),极少有人能入其法眼的左宗棠,对林则徐不仅早闻大名,而且非常仰慕,能受召见,自然兴奋异常。那是一个夜晚,37岁的左宗棠激动得有点失常,匆忙之中竟然一脚踩空,落入江中,这一意外的见面礼,也给久等船头的林则徐一个意外的惊喜。

英雄相惜,相见恨晚。心忧天下,不免彻夜长谈。两人相谈内容涉猎广泛,从古今历史、天下局势、国家未来、人物品评到西域时政现状、潜在危机等,无话不谈。对国家局势的共同担忧,尤其是涉及到西域事务时,林则徐说到: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不能富强,余颇以未竟其事为憾。而左宗棠也畅所欲言讲了自己的分析、看法、对策。林则徐在被左宗棠的思维才华、战略眼光、切实举措、不俗谈吐深深吸引之余,从内心对左宗也更加赏识。以至于后来林则徐提起这次会见,称赞左宗棠是“不凡之才”、“绝世奇才”。可见,当时林则徐对左宗棠已经是期许良厚。

志同道合,意气相投,左宗棠让林则徐有了“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豁然之感,终于找到了可以托付新疆未来之人了。他将自己勘察整理的有关新疆的文字资料、地图全部交给了左宗棠,并以刘备托孤般的悲壮说“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并手书他自己《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诗中的颔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以赠。左宗棠不仅接过了资料,也接过的重托,并将此联作为毕生的左右铭。后来他常对人说:“每遇艰危困难之日,时或一萌退意,实愧对林公,愧对知己。”

不久,林则徐回到福建,病危之际,又在遗嘱中极力向咸丰皇帝推荐左宗棠,称其为“绝世奇才”。

由此,从未去过新疆的左宗棠与新疆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

果然不出林则徐所料,二十多年之后的1864年,沙俄就通过《勘分西北界约记》窃取新疆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67年,投靠沙俄和大英帝国的浩罕侵略者阿古柏在侵占喀什后,大肆侵入新疆,先后侵占了塔里木盆地周边的库车、库尔勒、吐鲁番等地,并于1870年11月占领乌鲁木齐、玛纳斯后,成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政权”,宣布脱离清廷。与此同时,英帝国也帕米尔等南疆地区也虎视眈眈。西北面临被瓜分,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有从祖国版图上被强割的危险。

新疆危急!危在旦夕!

新疆在流血。软弱无能到极不靠谱的清廷不仅不急,还在为要不要新疆,开始了慢条斯理的“廷议”。这便是晚清非常著名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我们不妨浓缩时间,看看“廷议”的情形。

小皇帝端坐前台。五岁继位,此时还要等上三年才能亲政的同治皇帝,一脸茫然的看着站满朝堂的文武大臣。执掌国柄的女人隐坐帘后。辩论双方阵营分明,代表人物显赫。

海防这边,李鸿章,文华殿大学士兼直隶总督,时年51岁,身后面黑压压站了一众文武大臣;塞防这边,左宗棠,陕甘总督,时年62岁多点,形单影只。

两个同为“晚清四大名臣”,同样声名显赫的人,要当着皇帝、太后和满朝文武的面讨论的话题,足以说明事情之大、规格之高了。

人多势重,以及在朝中的人脉地位,使得李鸿章信心满满。李大人首先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然后语气肯定地说:以大清目前的实力,根本无法同时兼顾塞防与海防。只有把有限的财力、物力和军力集中于海防,才能救国于濒危,解民于倒悬。而“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自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徒收数千里旷地,而增千年之漏卮,实在是得不偿失。”况且新疆北邻沙俄,南接英属印度,“即免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何况目前海防塞防两者“力难兼顾”。实在是顾不上西域那点不毛之地了。退一万步说,既是新疆丢了,于国家“肢体元气无伤”,花那么大的代价收回新疆还不如不收回为好。但“海疆不防,实则腹心大患愈棘。”

“李大人言有不妥。”一听到李鸿章要公然放弃新疆,左宗棠有点忍不住了。我知道李大人格外器重海防,但对你只有舍弃塞防,才能保全国家的说法,实在不敢苟同。对国家来说“东则海防,西则塞防”,只有二者并重,才能确保完整统一。现实威胁和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我朝定鼎燕都,蒙古各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一旦丢弃了新疆,不要说陕、甘、山西匪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单说“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如此时不收复新疆,等于“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仅整个西北将永无安宁之日,也等于把京师直接暴露在侵略者的炮口之下。到了那时,一旦有事,整个大清帝国可能连一点战略退路都没有了。

听到这儿,帘后的女人打了一个冷颤,心想:上次列强侵入北京烧我的园子时,还能朝西安跑,如果连西北也丢了,以后有事可往哪跑呀?难不成有人想把我们孤儿寡母献于外敌?

左大人不要着急。李鸿章接着说。既是新疆有你说的那么重要,但现在已经失于敌手,朝廷出兵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加之路途遥远,粮秣物资保障困难,出兵也是必败无疑。与其这样,还不如将要出塞的军队“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集中财力、物力、军力以保海防安全,则更为稳妥些。李鸿章话音刚落,朝堂上马上就是一阵随声附和的嗡嗡声:荒蛮之地,没有多大用处;劳师动众,得不偿失,舍新疆而保东南才是正途。

帘后的女人心想,说的是呀,新疆那么远,军队光是走过去就得耗个三月半载,何况千军万马,鞍马劳顿地走到就已成疲惫之师,怎么打仗。再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国库的钱都给洋人赔光了,上那儿找钱去呀?

各位所言差矣。左宗棠说,那些说新疆是“化外荒蛮、贫瘠之地”者纯属无知。“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地,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谁说是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何况,领土疆域是国家的主权,民族的尊严,百姓的家园,作为朝廷大员、国家栋梁,怎么能轻言舍弃呢?当然,我说塞防重要,并非不要海防,也不是要平均用力。只是当下塞防更加危急,应该分个轻重缓急。如果说眼下海防危急胜过塞防,我自无话可说。而事实上,整个海防让人能占的都占了,沿海一线能割让的、要割让的也都割让了,条约也签了,已非燃眉之急。而新疆正在沦丧,收复西北失地已经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

还有李大人提出的“停撤出关军队之饷匀作海防”之议,更让人哭笑不得。如果说出关军队的军饷比海防宽裕也行,可满朝谁不知道,西北地广人稀,经济落后,地瘠民穷,军饷一向奇缺,自保尚且不能,那里还有匀作海防的余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刚才李大人提到了乾隆年间的事,各位应该都清楚,当年戡定西域,满朝文武都以“兴师为疑”,可乾隆帝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开新疆、立军威,终竟其功”。不仅使边境九城皆成腹地,而且让“京畿之地百年无烽燧之警”。前人的壮举让我等受惠至今,难道我们就不能为历史、替后人多想一点吗?至于“出兵必败”,我倒不这么看。不要动不动就强调敌人强大、路途遥远、条件艰苦,关键看我们有没有收复的决心和信心、军队有没有敢战善战的能力。我觉得只要“剿抚兼施”、“粮运兼筹”,一定能收复新疆。

左宗棠不顾势单力薄,依然据理而争:历史上那些不顾西北,只保关内的王朝,结果不仅丢了中原,最后连国都亡了。殷鉴不远,各位该不会忘记了吧。

就在双方各执其理,相持不下时,文祥说话了。此时的文祥不仅位居文华殿大学士,还是军机大臣,在朝中威望甚高,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是满族重臣,也是晚清极少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他的话对满朝文武特别是帘子后面的女人自然有着相当的分量。我觉得左大人说的在理。如果现在不收复新疆,一旦任由侵略者坐大成势,必会得寸进尺,破关东侵。到时候,不仅陕甘内地危急,恐怕蒙古各部也会受到刺激,蠢蠢欲动,搭个便车威胁京师也不能不防。诸位可别忘了,当年仅一个噶尔丹就闹得本朝30多年不得安宁,有劳圣祖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才得以平定。假如到时海防再生变故,东西两面受敌,天朝就是一根大黄瓜,也经不起两头切呀。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帘后的女人支持了左宗棠的意见,决定出兵收复新疆。这恐怕是这个把持国政47年,一无是处的女人,唯一一次值得肯定的决策了。

左宗棠以一己之力,不仅赢了一次廷议,也挽救了新疆的命运。但对左宗棠来说,这只是开始,更难还在后面呢。

(三)

收复新疆谈何容易!

到1875年左宗棠临难受命,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全权节制三军,择机出塞平叛新疆时,伊犁已经失陷四年多,四分五裂的新疆失控也已有五年多了,加之路远地广,再行收复岂是轻而易举之事。当然,也不排除“海防派”有看笑话之嫌。

而年过花甲的左宗棠,排除所有干扰,心无旁骛地埋头于收复新疆事务。他一边整军备战,更新装备,一边点灯熬油,反复优选,精打细算,估算战争费用。从一兵一车一马,每日所需消耗、运费,一项项、一笔笔计算,并考虑战争行动的意外因素,给朝廷打了个报告,需解决收复新疆之军费二千多万两白银。朝廷批了。但只批了五百万银子,其他的让他自己想办法筹措。也许清廷的意思是,你不是坚持要收复新疆吗,那你就自己想法筹钱练兵打仗去。这看似滑天下之大稽! 但确是史实。

就这样左宗棠二话不说,一方面,通过“红顶商人”胡雪岩,先后多方向华商、洋人筹集了二千多万两白银作为征战费用。有意思的是,这些银子中的大部分借自大英帝国的财团和银行。而分裂新疆的阿古柏正是大英帝国扶持的傀儡。用英国人的银子去打英国的走狗,足见左宗棠的政治智慧,如果你们继续支持阿古柏而导致清军失败,那么你们的银子也就打水漂了。另一方面,确定了精简军队、三路保障、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整体战略。

经过近两年准备,1876年4月,64岁的左宗棠带着林则徐的地图资料和嘱托,率6万大军出征西域。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三战即定大局。一战,攻阜康、克昌吉、呼图壁、玛纳斯,歼敌六千多,收复乌鲁木齐和北疆部分领土;二战,攻克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等地,歼敌主力,扼住南疆门户,阿古柏绝望自杀;三战,彻底清除分裂势力,叛军分崩离析,纷纷投降清军,收复南疆各地。到1878年1月,除伊犁外的新疆各地尽数收回祖国。

就在左宗棠筹划乘胜追击、趁热打铁,准备收复被沙俄强占的伊犁时,朝庭又叫停了。

清廷又要讨论了,这次倒不是要不要伊犁,而是收回伊犁的方式:是文收(和平谈判),还是武收,进军伊犁,以战收回?

此时身在肃州(酒泉)的左宗棠也算看透了,凡是谈判不仅割地,还得赔钱。力主“先之以议论”,“决之以阵战,坚忍而求胜”。还是“豺狼来了用猎枪”管用,坚持先礼后兵,文武并重,趁热打铁,快速果断收复伊犁。1880年,68岁的左宗棠,以“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的气度,从肃州进疆,亲督平定新疆的得胜之师,欲图收复伊犁。格外显眼的是在他的身后,纠纠士兵抬着的一口漆黑铮亮的棺材。他以“抬棺出征”,表明血战到底、收复伊犁的决心,以及“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的宏愿。

可是被列强打怕了的清廷,上上下下“恐洋”症已病入膏肓,生怕左宗棠真与沙俄打起来了,惹得沙俄西面打不过,再从北面,或是海上打进来怎么办?于是发出谕旨,让他“速速离开新疆”,回京“以备朝廷顾问”。(调回左宗棠确有震慑沙俄意欲在辽宁、天津、山东沿海滋事的意图),可叹左宗棠以近古稀之年,抱必死之决心,却不得与侵略者一战。但严阵以待的军队给收回伊犁的谈判增加了不可估量的筹码,终于在1881年收回了被沙俄强占了十年的伊犁九城及特克斯河谷一带的国土。

本来沙俄认定清政府已失去对新疆的实际控制,才侵占了伊犁,万万没有料到半路上杀出个左宗棠,还抬着口棺材。这让他们不得不坐下来谈判,虽然极尽强盗无赖的逻辑和蛮不讲理的表演,还是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归还了伊犁。但临走时又强行割走了霍尔果斯河以西、斋桑湖以东地区约7万多平方公里国土,外加509万两白银的“代收、代管”伊犁十年的军费。

又失地又赔银子。这真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结果。当初,朝庭没有银子支持左宗棠恢复新疆主权,仅仅过了不到六年,却有银子给侵略者去补偿其侵占国土的开支。大清王朝真是奇葩到无言以对的地步了。

面对抬棺出征的左宗棠,沙俄知道了这个民族仍然有血性,仍然有不屈的精神,仍然有面对强敌敢于亮剑的气概。

(四)

号称“塞外江南”的伊犁,1881年回归祖国时,只是当时新疆首府——惠远城附近的伊犁九城,不及先前伊犁面积的十分之一。以至于左宗棠因未能以战收回伊犁,使得“各逆相芘以安,不料和议如此结局,言之腐心”。设想如果左宗棠以得胜之师的气势、“抬棺以战”的决心、“不收复伊犁誓不还”的气概,能仅仅收回这点国土吗?还会有沙俄那些附加条件吗?

1882年(光绪八年),在沙俄正式交还伊犁后,已离开新疆的左宗棠第五次向清朝政府奏请新疆建省,提出乘收复伊始和西征大军未撤之威,应不失时机地顺应民心,建省设县,以利切实有效的管理而恢复元气。左宗棠恳切陈词说服了清政府,新疆于1884年(光绪十年) 正式建省。自此新疆大局得以稳固。

左宗棠,这位大器晚成的晚清政治家、军事家,以特立独行的品行、超常的战略眼光和敢于担当的勇气,成了晚清腐败、软弱政局中的砥柱栋梁。不论他以往的功过是非,仅收复新疆这一条,就足以赢得历史的尊重。因为这不光是他个人的荣耀和骄傲,更是国家之幸,民族之福,是对历史最大的贡献。

左宗棠的好友浙江巡抚杨昌浚在新疆建省后到了新疆,当他看到杨柳成荫,田野丰沃,林盛草茂,牛羊成群,百业兴旺的情景,感慨万分,吟出了“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弟子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的诗句。时至今日,从甘肃酒泉、嘉峪关,到新疆吐鲁番一带,随处可见当年收复新疆的大军沿途栽下的,被后人称“左公柳”的柳树,依然高大茂盛、粗壮沧桑。笔者在哈密工作的院子里,就有数十颗风骨铮铮,郁郁葱葱的“左公柳”,仍在荫及后人,诉说历史,常青着左宗棠的风范。

事后,曾国藩也由佩地击案而说:“当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脱,不仅我难以为继,就算是起胡文忠(胡林翼)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副担子,你说是朝端无两,我认为是天下第一!”左宗棠当得起这样的评价!

收复新疆后,左宗棠曾专程拜谒福建的林则徐祠,告慰林则徐,他没有忘记当年的嘱托,没有辜负当年的期望,了却了林则徐当年的心愿。

至此,因两个人的结缘,成就了让国人最为扬眉吐气的一次壮举,也成就了晚清暗无天日的苦难历史中一段难得而短暂的辉煌。

(五)

今天,谁都知道,占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不仅是国家安全有了难得的战略纵深,也是国家战略资源的重要备区,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未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历史的发展,将更显出当年左宗棠请缨西征,收复新疆,白发戍边的价值和意义。

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林则徐敏锐而深切的忧患意识,没有他的赏识和极力推荐,左宗棠何以结缘新疆?如果没有左宗棠深邃的战略眼光、敢于担当的精神和勇于一战的气概,又何以赢了“廷议”、赶走侵略者?新疆和国家的命运又将怎样?历史没有假设,对新疆来说又怎敢假设!

与其说是破碎的山河成就了左宗棠的功名,不如说是把个人命运融入国家民族命运中的左宗棠创造了一段历史。当年收复新疆时,左宗棠说“六十许人,岂尚有贪功之念,所以一力承担者,此心想能鉴之”。又在给家人的信中说,“天下事总要有人干,国家不可无甘陕,甘陕不可无总督,一介书生,数年任兼折,岂可避难就易哉。”这些都表明了,正是把个人、家庭的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绑在了一起,左宗棠才能不计荣辱进退,将生死置之度外胸襟和格局。

有了这种胸襟、气度和格局,左宗棠才能“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才能为收复新疆,纵然满朝反对,也绝不放弃;纵然面临深渊,也义无反顾;纵然马革裹尸,也百折不回。

时代不能选择,个人的价值也只有在搏击时代的大潮中得以体现和实现。身处任人宰割、山河破碎的晚清时代,左宗棠以坚定的信念,深信国人能依靠自己的努力,一定能为多灾多难的国家找回一些尊严,他做到了。左宗棠不愧为国家之光、民族之光。

“将来西定新疆,非君莫属”,当年林则徐确实没有看错人!

“引得春风度玉关”,左宗棠没有辜负林则徐的重托,更没有辜负历史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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