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到了雨纷纷的清明时节,杨永康和妻子都会跟往年一样,带着一些纸钱,去睡卧在黄土无烟的父母坟前寄托他们的哀思。去着去着,在不知不觉中,又多了一个大嫂子的去处。看得出来,渐行渐多的这些土堆,杨永康的心情无疑一年比一年沉重。倒不是因为自己的年岁大了,越来越多了一些叫爷爷的后生,而是由于平日里相亲相近的活人逝去,无情地阻断了与他们在人世间的交流与情感的升华。这不同于天各一方的离别境像,而是一种“走出去了便回不来”的令人伤悲的天壤之别。
杨永康小时候似乎不懂这些,直到他有了家室之后,才开始了这年复一年的规定动作。他先是在先一天甚至更早的某个晚上,和妻子进行一番简单的商议,第二天一大清早便到街上纸货店里,按照几位亡人的人头准备几捆火纸和几沓上千亿的阴币,加上几个象征着“吉祥平安”的桔子、苹果和几束用于祭祀的鲜花,就从省城赶往离县城20多华里的那些地方。一路之上,杨永康几乎没有什么言语,脑海里装着的尽是一些亡人在世时的影子。他像放电影一样,潸然泪下的回放着他们在人间岁月里对他施下的让他今生根本无法遗忘的恩德。杨永康的记性超好,能够把亡人们在世时对他关爱与教诲的每一个情节和细节,都一幕幕地展现在自己的眼前。他越是翻阅着这部无法尘封的记忆档案,越是止不住那汪酸哀的泪水。若不是他穿越在这个时空里,若不是这个时空的广袤与浩瀚,真的会让人以为这场雨是从天上下下来的。
这次要去祭拜的一共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大嫂子和小侄女这六个坟头。大伯二伯和大嬷嬷二嬷嬷的坟墓在杨永康还没学会说话的时候就被“人造梯田”的运动变成了耕地,外公外婆的坟墓也没有躲过这场厄运,在那些庄稼地里怎么也寻觅不到他们的踪迹了。杨永康还掰着指头简单地数了一下,在离开老家的这三十多个年头里,倒座庙这个地方去世了至少不下于40位知根知底的父老乡亲。既然是去上坟,自然也得对他们一起表示一下自己的思念之情。杨永康和妻子按照顺序,在对自己的亡亲一一地进行送钱、祈祷、献花、叩头的一系列程序和一阵沉思瞻望之后,在旁边的另一块地上划了一个圈圈,同样重复着上面的那些动作,然后燃放起一串长长的鞭炮,由此结束了在这“满眼蓬蒿共一丘”的祭祀活动。
老家的三个哥哥一直住在乡下的老家里,早上出发的时候,杨永康专门向二哥告诉了今天的祭祀安排。按照他的预料和推断,二哥二嫂肯定会挽留他们在家里吃顿“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的午饭,因为每年这个时节,他们都会顺便带回一些礼品之类的东西,看望一下“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哥哥嫂子们。杨永康心里十分清楚,一母所生的兄弟四个,这辈子是兄弟,下辈子再也不会见面了。正是出于对血缘关系的念记与看重,条件较好的杨永康代替他们的儿女行使了义不容辞的养老之责,从自己的工资收入中为三个哥哥分别购买了养老保险。年过六旬的三个哥哥已经陆续享受到了国家养老保险政策的红利,杨永康为此也深感欣慰与无憾。他觉得,只有这样做了,才不会枉为今生的兄弟,才能够呼应父母生前的期望与叮嘱。
从山上,到山下,走过一段不远的羊肠小道,就到了二哥的家。每次看到二哥住着的这栋在80年代在老屋的地基上盖起来的房子,总觉得邻里的住房条件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唯有能说会道、天下唯我是英雄的二哥山河依旧,一副贫困落后的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杨永康一直认为这是二哥知足而并非懒惰所致的状况,直到今天,他才隐隐地感觉到了他这种观点的错误与片面,甚至产生出了对二哥二嫂在情感上的漠视和冷淡的抱怨与不满。
杨永康和妻子站在门前的场子里,正在锯柴的二哥和做着针线活的二嫂并未起身相迎,几句无比平淡的对话,没有丝毫耽误他们手中的“活儿”。明眼人一看,邻里家的午饭的炊烟正在飘荡的时候,而明知他们从数百里之外回到的二哥的家里,却是一片冷火秋烟的样子。杨永康的心顿时凉极了,妻子的无语,更是让他倍感无奈与羞辱,面对连坐一下的基本礼节和说一句吃午饭的套话也没有的尴尬场面,杨永康为了捡回自己的颜面,只好撒谎地说了一句“单位叫我紧急赶回”的话,带着挥不去的乡愁和无法再续的亲情,悔恨交织地离开了二哥二嫂的家。
在返回省城的路上,杨永康怎么也走不出对亡亲的思念,特别是在摆脱不了兄弟情感如此疏离的阴影下,无法找到与自己有关的理由与根源。回想起二哥二嫂如此陌生、冷漠和刻意与他们疏远的神态,他知道了“疏离”的要义,也知道了自己今后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