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雨淋透“北阁门”

这场雨，是从我的心里下下来的，下得痛心疾首，下得悲愤交加，下得欲哭无泪，下得思绪万千。

因为县城的北阁门倒下了，而且是在毫无招架之力的那一瞬间，兀地变成一堆废墟的。

如果它有语言，它绝对会用呐喊或呻吟的方式，表达它对人间的眷恋与千百年来生命的不舍。我们都看见了，它在倒下的时候，像一位在刑场上就义的烈士，以宁死不屈和“砍头只当风吹帽”的英勇气概，昂首挺胸的倒在暗淡与苍白夹杂的月光下；像一条在熔炉里冶炼的汉子，以无所畏惧的人格与尊严，视死如归的躺在熙攘与寂静交替的夜色里。

人们怎么也不会忘记，那天晚上的那个时辰，开发商的挖掘机伸出了长着爪子的长臂，犹如“老鹰抓小鸡”一般，势不可挡的把它按倒在地，接着堂而皇之的把它驱离岀了土生土长的“老屋”。

站在那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在无意中看到拆除北阁门这一幕的。当时人们从四面八方向这个场面拢来，并不是来看热闹的。他们一个个锁着眉，绷着脸，叹着气，闭着眼睛，神情虽然种种，心绪但却同一，归根到底表达出来的，是遗憾中的失落，惋惜中的留恋，不满中的愤怒，疼爱中的无奈。不管怎么说，那瞠目结舌的，那唉声叹气的，那交头接耳的，那愤愤不平的，似乎在同时传递一个心照不宣的信号，便是他们将要接受一个“巷道乡愁”的来临，将要挥手与曾经的出发地与归宿地的告别。这个千百年来属于南漳县城经济繁华的地理标志和属于南漳人民的文明成果，在经得住狂风暴雨乃至腥风血雨的吹打而经不起“城市理念”的淘汰之后，从此不再展示它的风流，从此不再标注为文化的像征，也从此不再值得匆匆过客烙印心灵和回眸一望的符号。

这种因注入当下城市气息而对传统文化不屑一顾的作派，无疑是在冲撞与忽略祖先的智慧结晶，无疑是在运用个体的光鲜覆盖和深埋历史与集体的光茫。

现场的人们说，再也没有县城的这个旧景和这个旧景记忆了。他们在问为什么巴黎铁塔和凯旋门都在街道中心，那么占地和妨碍交通，法国人却宁可扩街改道也要把这两个能够引起法国人思想共鸣与增强法国人历史自信感的“古董”留了下来，而我们咋就这么跟它过意不去呢？

对此，我们一时答不上来。

我们只知道这个踏着唐宋的步履、唱着元朝的笙歌、紧随着明代的时运而降临于县城北门的牌坊，与位于散发书香和寄托文昌的文庙东西的小西门、小东门，以及面向老堰沟、幺堰沟和“一脚踏三笋”的小南门是浑然一体的，并与构成城池的整个城墙有着相同的出生时间和一千多岁的人间寿命。它们是三国疆场的沉沙垒砌而成的护城琐轮，阻挡了无以数计的外敌入侵与内奸叛乱。其中，之所以把东南西三门称为小门，是因为只满足行人岀入。而这时的北门则以“北拱门”而著称，具有大开大合、大进大岀、“以北拱安”之功能，无论战争的兵马粮草，也无论商贾的货物运送，无一不是从“北拱门”起步，沿着楚先人开辟的生命古道，越龙门，穿斗城，翻七里山，过吴家集，用一根生生不息的纽带，北系古城襄阳，东拽水路汉江，西绕丝绸之路驿站之西安，南绊荆山之门之马脚。时间到了1792年，时任知县李芸经在修复1522年兴建于县城西头的那所叱咤荆山的凤山书院之后，凡遇大事喜事，均在“北拱门”搭建舞台，张灯结彩，歌舞升平，锣鼓喧天，用于欢送金榜高中的进士举人和迎接杀敌有功的班师回朝。随后的岁月，北拱门牌坊虽有不测风云，但却未伤及皮毛，一直以屹立之态扼守着县城以北的要塞之地。如果没有“破四旧，立四新”的滚滚洪流，北拱门无疑会把它那件旧陈而不破烂的外衣妥贴的穿在自己的身上。值得庆幸的是，它在历史上的几兴几废，并不意味着它的绝世与匿迹。当轮流的风水，转换到2000年的阳春三月，吴长华和刘友明这两位县官在它卖了三十多年的猪油饼，卖了三十年的糊辣汤，卖了十多年的鱼网，放了十多年的录像之后，举城乡民众之力，集能工巧匠之智，让它在起死回生中重振浩荡千年的雄风，把正宗的徽派工艺元素注入于在这个牌坊的浑身上下，邀约和会同文化名人改“北拱门”为“北阁门”，意在用厚重的文化积淀，向世人表达南漳近三千年建制文明史的同时，为其订制更为高贵典雅的生命标签。于是乎，上下一片欢呼雀跃，知情庶民奔走相告；于是乎，60万儿女共享文化盛宴，八百里南漳无不骄傲与自豪。

这条被人们曾经看作“香港街”的巷道，虽然有过文明与野蛮、精华与糟粕、正义与邪恶、道德伦理与阴暗人性的交量，但是从“新经济革命”的角度来看，它谱写了太多的把县城的萧条推向繁华的可歌可泣的奋斗乐章。或许有人会说，拆了一个牌坊，县城还有更多的其他牌坊。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现有的水镜庄、徐庶庙这两个牌坊，发挥的只是“指路牌””的功用，它们不像北阁门牌坊那样，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自己的身上。它是一部尘封不了岁月档案，在一年一年中，像一位始终坐在那里的茅庐居士，用一张一张的册页，记录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从小到老；在时代的浪潮之上，像一艘迎风行进的老船，靠一桨一桨的撑动，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高歌猛进与低吟浅唱。

可惜啊，现在它被拆除了，没有留下它一丁点儿的痕迹。当我们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时，也许会问岀一千个、一万个、甚至十万个为什么，但是不管怎么问，都问不出现任者的责任。摆在我们面前的逻辑性和关联度，肯定会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这绝对是之前的“政绩工程”所引发的“后任背锅”的后遗症，颠覆的是我们已有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认知与常理。对于这种被动难堪的局面，并非接任者所能阻止的，如果单方摒弃原有的文字承诺，那是要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的。有鉴于此，我们怪谁与不怪谁，谁对与谁不对，心里便自然明白了。

面对这种窘境，其实我们也不是毫无回天之力的。因为“现政者有其力，现政者可其为”。倘若择以良好的、善意的施政之策，选取宜地而修之，当是“文化的还原”和对人们期待与向往的最有力的回答。假如果真至此，坚挺与发达的“文化之根”对于60万人民文化自信的确立，以及地方文化在新时代阳光大道上的灿烂与驰骋，一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漆黑之夜，自有明月当空。我没有“2800年的县城再无传说”的担忧，在浩瀚无际的中华文明时空里，深信必有南漳文化星辰的璀璨与闪烁。我的理由是：

北阁门没有“死”，北阁门不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