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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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作家的历史与社会责任及其创作倾向
（一）
生命的根基决定作家个人的创作倾向
今天和大家一起交流的，是一个关于小时候的话题。大家知道，小时候，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最美好、最浪漫、最无忧无虑、最天真无邪、最嬉闹顽皮、最随心所欲、最恣意张扬、最倔强放荡的特殊时光，也是最不懂事、最不听话、最惹大人烦恼、最使父母担忧、最令老师头痛，最让邻里闹心的懵懂岁月。
不管是谁，小时候既做过一些不大的好事，也做过许多很小的坏事。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所演绎的那些哭笑不得的一连串故事，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谱写出了美丽多姿的人生乐章，让你、让我、让他在后来的记忆里都在恰好的时空里不断地吟唱。吟唱的时候，似父亲的滴滴酒香，似野果的丝丝蜜甜；如三月的春风吹拂，如秋夜的湖水波光；像放飞的风筝，游曳在天空之上，像山间的小溪，弯弯曲曲流向远方。其实，这一切，只要我们一旦想起，我们的心儿都在笑、都在飞、都在醉、都在美。里面的个中滋味，是多少话儿也说不尽、多少文字也写不完的。
我习惯把于小时候的那些事，说成是“乳臭未干的岁月”，因为那些故事都是在乳臭未干的岁月里发生的。基于这个范围和时空，我便把“小时候”或“乳臭未干的岁月”定格在会说话而且会独立行走、会基本自理并且能够时而游离于大人视线之外、正在长大而且还在朦胧地产生幼稚的爱恋动机但未婚配的这个时间段，一般来说，我是指能够产生记忆的3至5岁之后到25岁左右这段依偎在父母怀抱里和难分离的日子。
因此，与大家的交流，最明显的效应，便是唤醒你对少小时光的追忆，撩起你对青葱岁月的眷恋。这是我交流的基本要义和良好初衷，也是我在流动的时光里对共鸣一词的执意追求。
在我的朋友圈和读者群里，他们把我尊称为具有现实朴素主义色彩的当代作家，说在我的作品里，能直接听见潺潺流水、闻到泥土芳香、看见百姓的生活场景和俯瞰祖国的秀丽山川。他们说，我把他们吸引进去了，需要好长时间才能从里面走出来。在这些一旦走了进去又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走出来的一拨又一拨的人群当中，有大人也有小孩；有老师也有学生，有城里人也有乡下人；有富人也有穷人；有达官贵人，也有黎民百姓。这个时候，他们以同样的角色和身份，欣赏着我作品里的沿路风景，拨动着他们内心世界里的那根琴弦。他们不由自主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追忆着自己的童年，仿佛和自己的父母、家人、儿时伙伴、邻里乡亲和老师同学一起，置身走进了好像才是昨天才离开的情感世界。
朋友和读者发出的这些声音，让我受到了极大鼓舞和无尽关怀，鞭策和激励着我以尽快的速度，把《钢丝上的修行》、《弱弱的呼唤》和《屋檐下的修行》这三部作品早日拿出来与读者见面。而在我自己看来，我充其量算是一位草根作家，而且是一位野生的草根作家。说是“草根”，因为我不是职业作家，因为“我在山乡行走，我在山乡放歌，我在创作中生活，我在生活中创作”。我除了天天在与社会底层的人打交道、共来往之外，我没有专门的创作经费和固定的创作时间，我的全部生活来源，要靠我8小时甚至远远多于8小时的工作来取得，因此我的这些作品都是在工作之余的午间和夜间完成的。古往今来，有“烟出文章酒出诗”之说，恰好烟与酒在我的创作中成了我必不可少的伴侣，与红烛一起，给了我无限的乐趣，也给了我太多的激情；它让我插上了创作的翅膀，飞翔在乡土创作的蓝天之上。说我是“野生”的，是因为我的情感世界在充满了乐观与浪漫的同时，也充满了对社会底层人群的怜悯与同情，使我的两只眼睛始终在注视他们的痛苦与艰辛，两只耳朵始终在聆听他们呼唤与呐喊，在这些过程中，我的泪流了又流，不知道流了多少次；使我这颗善良的心，碎了又碎，不知碎了多少次。这些年来，不管身在何处，官阶何等，钱有多少，我的心真的和他们始终紧紧地拴在一起，以致我的细胞与血脉、我的性格与习气、我的生活格调与色彩、我对交际与知己的选择都没有跳出和超越农村、农业、农民，工厂、工人，街道、居民等等这些阳春白雪之外的下里巴人的范围。
其实，我和社会底层人群一样，知感恩，也知满足；知敬畏，也知追求；既远离冒险又敢于创新；既向往美好又面对现实，既尊重上司又不卑躬屈膝，把独立的人格尊严与社会底层人群的骨气和志气当作自己的生存底线。因此，我没有和不具备人们心目中的那些专业作家的气度与风范，我更没有和不具备他们的身份和品位。像一个在文学路上艰难行走在田埂上的“挑夫”一样，日复一日地用“辛苦做，快活吃”的理念，抚慰和寄养着自己的身躯与心灵。所以说，我是一个乡气十足、土得掉渣的人；是一个非常简单、不向他人索取更不寄希望于他人给予的人；是一个不会说城里话，只会讲乡里话的人；还是一个富有孩童性格特征，而又在高兴至极知道乐极生悲的人。这样以来，我自认为自己是野生在文学天地里的一株无名野草或一株低矮灌木，再也恰当不过了。
《乳臭未干的岁月》这本书，是我用宽容、乐观的心态和浪漫回望的手法，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创作而成的，这部作品以我为原型，基本真实地向读者叙述了我在那个时空里的故事。虽然每个人都有与众不同的属于自己的成长经历，但我在少小时期最令人怜悯和心酸的，要属于20岁的前面。在这期间，我先是在将近4岁的那年腊月23，失去了父亲；然后是在1980年的正月初十那天失去了母亲。两位亲人的离去，一个是过小年，离过大年只有7天；一个是正月才过了9天。一个是春节临近，一个是节意正浓。两位亲人在相隔14年的时空里离我而去。我知道他们不仅是带着病痛，而且是带着对儿女的牵挂、对人间的留恋和内心里深深的遗憾走的。父亲走的时候，我还小，几乎不懂也没有什么痛苦与悲伤。到母亲走的时候，我已17岁有余，当时，我和三哥及一个叫廖山娃子的大伙伴在床前守了我母亲三天三夜，就是这几天，母亲已不能说话，茶饭不思，我们是在第三夜晚的下半夜静静地目送我母亲离开人世的。母亲去世后，我才知道母亲常常教导我的那句话的份量，她说，宁死当官的爹，不死叫花子娘。正是由于还有母亲的呵护，所以在这段时光里，我较多的是顽皮、快乐与恣意张扬，因此小时候那些啼笑皆非的段子多半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自从1980年正月初十母亲走的之日起，我失去了仅有的温暖，不得不较多的表现为自信自立自强。青春的朦胧、人生的思考、生活的追求，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很多较为成熟的故事。用倔强成长，来形容母亲去世后的我的孤独岁月，应该说是比较恰当的。
（二）
迈着包容和乐观的步履——从杨家寨走到施家桥子
1
人到中年，总是有太多的回忆和牵挂。在这里面，我怎么也甩不掉老家和孩提时代这对难忘而成长的历史命题，让我这个朴素主义者在工作之余，在完成长篇小说《躁动的山乡》和长篇文集《我心飞翔》出版之后，将小时候的那些欢笑和酸楚，用文字的形式把它吐露出来，以慰藉我那装满伤痛与委屈的心灵，捡回我那丢失已久的童心与欢乐。
2
跟一个不起眼的人联系在一起的，无疑是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我的老家只不过是蛮河流域中游南岸的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冲积平原。她东起杨家寨，西至施家桥子，南靠一座绵延的山丘，北临一条弯曲的小河。知道她叫倒座庙的人，在南漳县并不多，在古城襄阳则更少。关于她的渊源，我只听说是因为嘉靖年间一位宗教人士在那里所建的一座坐南朝北和一座坐东朝西的这两座寺庙而取名倒座庙。至于其它的事情，我几乎一无所知。
3
在我尚存的记忆里，倒座庙的村落，是由一家一家的商铺连接而成的一条古老而悠长的街道。她的身旁是一条波浪滚滚的蛮河。放眼望去，街道和河流浑然一体，相得益彰。白天，河里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诗情画意，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街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商人农人皆如此，讨价还价论高低”的交易场景，在这里表现得惟妙惟肖。夜里，河面波光粼粼，渔歌唱晚，有“孤帆远影碧空尽”之寂静；店铺万家灯火，推杯换盏，有“夜半笙歌颂乾坤”之喧闹。
在一年四季的大多数时间里，她像一幅“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美丽图画，向来来往往的匆匆过客展示着五彩斑斓的绰约风姿。听大人们说，她是西接南漳县城，东下宜城、汉江的水陆交通要道，南来北往的商贾们在这里尽显过无数的风流。在我出生前后的那段岁月，经过“大办钢铁”、“十年浩劫”和“割资本主义尾巴”重重运动的折腾，倒座庙那种原始和传统的繁荣，渐渐地走向了衰落和萧条的困境。
4
我至今仍不知道爷爷、奶奶的名字和去世的时间，更不知道他们活了多大岁数和长的什么样子。曾经听母亲说过父亲上头有两个哥哥，是在解放前和爷爷、奶奶他们前搭后离开人世的。1948年，父亲从12岁那年开始，在帮地主放了几年牛和随爷爷当了几年商贩之后被拉去当了壮丁，编入国民党冯治安将军的部队，成为炮兵上等兵。1949年初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了震惊世界的淮海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1952年转业回乡后，与搬招子他爷和陈二奶奶一起，从政府手里分得了没收地主的各一间草房。再后来，陈二奶奶搬到了倒座庙街上的中心地带，父亲以60元的价格，用三年付清的办法，把那间草房买了过来。
5
我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小名，一个是学名。小名是父母根据家里的门向改的。因为我家的大门对着东去的蛮河，所以他们就给我改了个“迎河”的小名。时间长了，隔壁邻舍的父老乡亲们不约而同地把我喊成了“迎河子”。
到了上学的年龄，按照父亲当时的意思，其实给我改了一个叫“张志学”的学名。上小学一年级的那年，我硬是哭着喊着要与三哥换名字，结果把三哥在学校里已经用了两年的“张志华”这个学名变成了自己的名字。
6
搬招子、杨老五、杜强国是与我同年不同月的儿时伙伴。很多时候，无论是捡柴、打猪草，还是上学、挖药材，我们几乎是结伴而行，形影不离。他们中间，搬招子和杜强国是姑舅间的表兄弟关系，按倒座庙约定俗成的规矩和父母沿袭下来的习惯，我们之间虽然年龄相仿，但辈份却不一样，他们二人一直称我为“四叔”，平日里，他们惟命是从的态度，给了我最大的尊重，和谐与友好相处的程度，是周围任何儿时伙伴所不能达到的。
唯独那个机灵过人、聪明绝顶的杨老五，和我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好不了三天、离不了两天的波动状态，我与他无数次刀棍相交的场面，在倒座庙的大人们面前演绎了一系列惊心动魄和鸡飞狗上屋的啼笑皆非的故事。
7
小时候，那些可供我们玩耍的地方，让我们不断地变换着玩耍的形式和内容。与杨家寨连在一起的百亩洲、和尚塔、杀人洼和乌龟包子等等，给予了我们无比的乐趣和欢笑。
杨家寨是一个在倒座庙这个地方海拔最高的寨子。白莲教盛行时期，白莲教的首领们向杨家山运送了大量石头，然后垒成山寨，杨家寨由此得名。到了我们这一代，杨家寨已经失去了它往日的风光。我们小时候常常爬到杨家寨的顶子上，搬起那些石头，然后掀向500多米高的寨脚，不知吓倒了多少从寨脚路过的人们，他们无不在“妈呀”连天中幸免了一难。
杨家寨脚下，是蛮河之水冲积而成的一个沙滩，叫做百亩洲。那上面长满了巴茅，与电影里的芦苇荡一样，让我们小时候在仰望头顶上飞着的人字形的大雁之后，跑到这里面捡过一窝又一窝的野鸭蛋，也围追堵截过不少的野兔子。
紧挨着百亩洲的是一片茂密而高大的柳树林子。小时候，我们除了在这里乘凉之外，不仅在这些树上捣过很多的鸟巢，捅过大人们根本不敢闯的马蜂窝，而且还听过诸如王启林之类的大人们给我们讲过很多听似不堪入耳实则求之不得的那些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故事，使我们在那个青春期的朦胧年代，萌发了走近女人的幻想和念头。
和尚塔是专门为倒座庙的和尚圆寂时建的一个塔。不知何时，塔身被人掀掉了，但是它的痕迹却依然残存。小时候，我们不晓得它的来龙去脉，在这里无数次地玩过、耍过、打过、闹过。
在杨家寨半山腰里平地上，有一个小山包，因形似乌龟而得名于乌龟包子。它的周围长满了各种药材。小时候，我就是在这一带采挖药材的。
杀人洼是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听大人们说，1949年以前，日本人和当地的土匪在这里杀害了不计其数的百姓。小时候，我每次到那个镇子上卖柴的时候，我的母亲总是提着马灯，一直把我送过杀人洼之后，才一步一回头地走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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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最让我和我的伙伴一年四季流口水的，莫过于百亩洲的那片淤泥和河沙相融合的土地了。因为它是倒座庙萝卜、倒座庙花生和倒座庙西瓜、香瓜的最佳生长地。我们每年都盼望着这个季节的到来，企求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能够让我们如饥似渴地吃上这些不得不垂涎三尺的上等零食。我们白天侦察、夜间偷袭，一次又一次的诡秘行动，使我们在提心吊胆中饱餐了这些非常可口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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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柳树林子和百亩洲头往东走去，是蛮河流域自然天成的一个回水湾。在这个宽大无比的回水湾中间，有一个好几十米深的深潭。深潭旁边长着许多四五十米高的参天大树。小时候，我们常常在夏天爬到这些树上，然后毫不畏惧的跳向深潭。开始，由于我不懂这种跳水技术，在平着身子跳到水面的时候，使我的肚皮上下受到了水面的重重撞击，那疼痛难忍的滋味是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无法体味到它的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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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龟包子的药材、桐籽、木梓和那些乌梢蛇、松花蛇，几乎成了我懂事之后我和母亲生活的绝大部分经济来源。我的全部学费和第一双尼龙祙子就是依靠这些东西从供销社换来的。记得二哥和我分家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去门前的水沟里洗脚的时候，无意中被一种叫“桑树根”的毒蛇咬了一口。就是因为它咬的这一口，使我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内双腿迅速浮肿，以致全身疼痛万分。于是我大声哭喊，大哥和三哥闻声赶来，迅速把我背到乡卫生所救治。如果当时没有他们，很难想像和预测我那之后的生命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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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家桥子是我姐姐的婆家居住的地方，房屋的山那边有两棵千年的樱桃树，山这边有三棵百年的柿子树。在那个饥饿难耐的年代，我常常以到大柏树那里玩耍为由，去那里弄一些杮子和樱桃来充饥。我的母亲，她其实知道自己这个年幼的儿子的幻想和动机，表面上允许让我去玩耍，心底里却是让我去那里充饥。由此，使我在施家桥子从樱桃和杮子的酸涩一直吃到它们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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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完全可以想象父亲去世后的家庭贫穷和母亲守寡的艰辛和不易。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仍然企盼着客人来我们这个贫困僚倒的家里做客。这样，我不仅能够闻到扑鼻的香气，而且还能够尝到客人剩余饭菜的味道。这时候，哪怕是喝汤，哪怕是操碗，其中的滋味是平日的萝卜饭和南瓜汤无法比拟的。
我还可以利用母亲叫我去供销社打酱油买醋的机会，希冀剩下一两分钱，然后买上一两颗糖果衔在自己的嘴里好好品味。尽管当时这种概率小得不能再小，但我仍然不厌其烦地等待着这种机会的到来，哪怕是一百次里只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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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雁子和小强国、唐如意这三个人，是要么比我大两岁、要么比我小两岁的娃子。其中老雁子喜欢独往独来，一般情况下，我想跟他玩，他却不跟我玩。而小强国则是一个他想跟我玩、我也想跟他玩的人。因为他的母亲在他刚刚懂事的时候，迫于生活的压力，在他人的拐骗下，私奔到了河南。他从小就没了母亲，我从小就没了父亲，我的心中始终滋生着对他的无限怜悯。此间我虽然一直关爱着他，但是在一次水下嬉闹过程中，由我和杨老五亲手导演的那场“倒插葱”的游戏，差点让小强国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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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杨老五、杜强国、搬招子最见不得的，要数那个年龄跟我们差不多的名叫“王少爷”的娃子了。他从小就是一个屙屎不擦屁股、一到夏天身上就长满了痱子、让我感到跟母猪一样的肮脏娃子。再加上他是一个偷了五个杏子，只说捡到一个桃子的极端自私的家伙。迫使我多次警告而且是经常发动杨老五、搬招子和杜强国他们把他赶出了我们的圈子。后来，他硬从我和那位复员军人手中强行夺去了一千只蛋鸭的承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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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小时候那些事的故事中，我最想写的是关于张家玉的这个章节，他比我大20多岁，是一个父母早逝而寄人篱下的孤儿。
1983年8月，当他听说我将离开家乡，奔向县城的时候，他没有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自发地来到我的家里，从他的荷包里，把他不知积攒了多长时间的3块5角钱的积蓄，慷慨地送给了我。我当时非常迟疑，他坚定地说：“兄弟，接着吧，你现在最缺的就是这个了，千万不要不好意思，等你得志之后再还给我吧！”就是这句话，我一直牢牢记在心里，一直寻求着报答的机会。
1986年，当我一夜之间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之后，我却突然改变了加倍偿还这笔钱的想法。为了永远记住这位兄长的恩德，我决定永远欠下这份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厚重人情，让我的妻儿和我一起，永远记住在我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刻，这位孤儿出身的兄长所给予我的毕生难忘的一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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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时候的故事情节里，唯一没有写到的是我的姐姐和妹妹。不过，在这里我只想告诉我的读者和网友，我那年迈的姐姐早已光荣退休于新疆乌鲁木齐建设兵团。
我的妹妹在农村过得非常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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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故事的创作完成，应该得益于《中国香漳缘论坛》的网友和《迎河子博客》的粉丝们，特别是舒静女士、雷光映、肖棣、徐文杰、王云峰老师和易学大师邓贸麟先生的支持与鼓励，我应当向他们一并表示衷心谢忱！
（三）
用安放心灵和责任担当的手法，创作一个草根的生命记忆与乡愁
《乳臭未干的岁月》是一片土得掉渣的纪实性小说，里面装的尽是一些诸如山里山外的农人农事、家长里短的酸甜苦辣和鸡飞狗跳墙的记忆，虽有鸟语花香、泥土芬芳和山花灿漫的场景，但与你想像和回念中的“篱下种菊，鸡犬相闻”的那种“高大上”的浪漫似乎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是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品位和档次的。
秦巴山脉北翼余脉的四望山脚下的倒座庙村，是从陕西安康的那条山间小溪流经湖北房县、保康，之后于南漳城西司马徽隐居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内地湖泊，那清澈的湖水，凭着自己倔强的张力，泄入脚下的蛮河，然后在它的中游南岸形成了可供几万多人生存的冲积平原。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这个中国中部乡村的历史文化生活样本里生活了20个春夏秋冬。
20年的时光，我在极度贫困下成长，在这过程中，完全读懂了听惯了和熟悉了这个样本里的乡土乡情和乡诉乡音，由此使我的血液中的细胞和生活中的习性等等，与那方水土和那方民众实现了同一性的融合，从而让我的那些从田埂上长出来的任何作品充满着人文关怀和与乡下人同呼吸、共命运的浓郁色彩。如果大家阅读这些作品之后，你们的心灵不仅会在思考中发生强烈的碰撞，而且还会在心底里对我这个人发出“善”和“禅”的感叹，甚至形成一种对那个时代滋生无限的怜悯与哀痛，却又满怀的追忆与留念的二元化思维，在无声的呼唤与呐喊中催发你的再阅读激情。
迎河子是我，一个乡气十足的、野生在农村的草根作家，不起眼亦无声名，我用独立的思维、独特的视角与属于自己的文学创作手法，把岁月的声音留在文字的记忆里，今后无论历史的长河怎样流淌，相信有些东西注定是不会被读者遗忘的。
我自称草根作家，我以自己的早年成长经历为蓝本，写出了这一部长篇纪实性小说《乳臭未干的岁月》。在这部作品中，我以朴素而灵动的笔调，深入故乡的一方故土，叙写已经被时光遗忘的一段悠悠岁月，韵味醇厚、清香扑面。这部作品以“山娃子”的幼年、少年再至青年的成长历程为叙事线索，将形形色色的人物、日常琐碎的故事和浪漫多姿的风土景色连缀成篇，从而成就了荆楚大地上的一曲带有浓郁草根气息的生命记忆之歌。
应该说，为了还原童年印记，我以当时之“我”——“山娃子”的视角来进行叙述，这种儿童叙述视角的选择，有意地剪切掉了历经岁月沧桑的成年人之心性，从而将文本化"厚”为“薄”，使得字里行间充满着“乳臭未干”的气息。也因此，温馨的事件、生动的情节在文本中比比皆是，充满着欢乐与童趣。但若细读开去，一股悲凉之感却依然萦绕于笔端，拂去还来。尽管“少年不识愁滋味”，但是物质的困顿、生活的不易、亲友的离世、人情的复杂等等苦难，往往被作者从文本的背面、侧面乃至于正面予以凸显。这种于欢声中蕴悲情的言说策略，以及似喜实悲的言说氛围，使得文本颇具张力，能够达到极具感染力的艺术效果。然而，若将这部纪实性小说仅仅归于所谓“忆苦思甜”类文字，则不甚贴切，因为作者对自己早年生命中所经历的苦难，抱有较为宽容的姿态，文本中透露着与苦难“一笑泯恩仇”的言说姿态和人生况味。换言之，我的文字中藏着一种力，这种力能将生活中的苦难与悲凉揉碎了、稀释了，进而将其幻化成生命中珍贵的宝藏与深厚的底蕴。
大家不难看出，我对自己所亲历的生活抱有极为虔诚的态度，对我故土中那些人、事、景、物有着血脉相连的爱与敬，也因此，在行文中选择了较为平实朴素的语言表达方式，同时注意在事件与细节中刻画人物形象，从而较为自然与贴切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思想情感与心路历程。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实现我的言说意图，我选择了在现实主义的艺术主色调中突围，在正文之外加以“题外音”叙述，并辅之以插画以及真实照片的展览，多重艺术形式的运用使得整个文本含义繁复，意境趋近浑圆。值得注意的是，“题外音”多出现于每一节的正文叙述后，或帮助补充事件的后续发展，或补充文中人物的一生命运。这种近乎上帝视角的“题外音”的介入，不仅对文本的时间范畴进行了延展与拉长，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文本具备了乡村野史的品格。
总之，对故乡老家和孩提时代两个人生命题始终无法忘却，终究以之为重心，描绘出了一副悲欢交织、哀乐共存的艺术画卷。这种植根于生命底色的底层文字书写，满蕴着苦难意识与悲悯情怀，读之令人玩味不已。
参照内容：
(李遇春《一个草根的生命记忆与乡愁》，长江学者，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