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于俗世中的朝圣者

迎河子是一个具有清醒的自我认知的湖北“草根”作家。我记得在自传体小说《乳臭未干的岁月》中，他曾称自己是一个“朴素主义者”。用“朴素”二字来形容迎河子的文学世界确实是很合适的，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他的作品总是散发着质朴归真的诱人气息，但其中也隐藏着迎河子欲以一双素手临摹乃至还原日常生活、本真世界的艺术野心。迎河子无意用过多的技巧来装点自己的文学世界，在《屋檐下的修行》这部散文集中，他并未将笔触聚焦于轰轰烈烈、悲壮豪迈的宏观事件的描述，而是选择将文笔向回收，尽量真实平和地记录以“小我”的经历和境遇为中心的过往岁月。但是，这种回收式的叙写模式却因为本真、本原的书写特质而具有了打动人心的普世力量。

《屋檐下的修行》是迎河子为自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新世纪初年的生命岁月所留下的文字镜像。作家个人艰涩的苦难遭际与淳厚的精神取向在文字中交相辉映，勾勒出一个朝圣者在俗世中飘摇浮沉却依旧追逐本心的修行苦旅。迎河子不好雕琢字句、不喜炫技弄巧，却擅于在艺术结构的编排上独运匠心。在他的这部最新散文集中，“俗世”与“朝圣”之间的艺术张力结构无处不在，前者表现“苦难”，后者彰显“救赎”。对于迎河子而言，1980年母亲的去世意味着他最后的容身之所亦不复存在，“只剩了几堵残缺的墙和母亲用虚弱的身子拼命地撑着的这栋无法遮风避雨的房子的屋檐”也彻底坍塌了，等待他的是“年复一年的乞丐般的寄人篱下”的漂泊生涯。由此可见，迎河子将自己的立身之处放置于“屋檐”下，又给自己的行为冠以“修行”之名，这在很大程度上显露出他在面对俗世艰辛时却固守初心的满腔孤勇。由此人们得以见识到迎河子那艰辛而神圣的生命修行之旅。而所谓“屋檐下的修行”作为不可多得的文学意象，恰好印证了作家不断在现实受难中追寻精神超越的人生轨迹。

在这部散文集中，苦难与救赎是迎河子写作的两个重要精神节点。由此作者的生命意识得到了强烈的彰显。在散文集的开篇中，作者便将“我”放置在亲情与死亡的强烈对比中予以观照，孤独、无助、恐惧、愁苦、悲伤等心理情绪扑面而来，“我”之人生绝境和盘托出。这种毫无预警的沉痛开篇给读者以迎头重击，在浑然不觉中便随着作者踏进了他的苦难世界。母亲的离世并不是“我”受难的开始，也不是“我”受难的结束。在篇末，作者于无限痛楚中说“父亲之前已经走了十四年”。父亲去世的补叙不仅给作者的重悲巨痛增添了更为浓烈的感情色彩，而且将作者在人世间受难的历史时间做了不动声色的前移。可见仅在开篇处，作者书写人生苦难的意图便得以彰显。中华民族是一个故土意识极为浓厚的民族，故土几乎是每一个民族生命个体身份认同的最初起点，而故土意识最易生长的沃土便是父亲的宽背与母亲的胸怀。双亲的故去使得迎河子的社会身份认同变得恍惚而无可依，于是苦难接踵而至。在随后的书写中，人生艰难的种种都被迎河子纳入笔下：离别、饥饿、贫穷、孤独、抉择……这种近乎残酷的生存困境如走马灯似地流转于迎河子的生命中，始终不得纾解。

但是，作为具有强烈的自我认同与自我超越意识的生命个体，迎河子又是一个勇于接受苦难并救赎苦难的存在。诚如作者本人所言：在这二十五年的漂泊生涯中，“我执意克己认命、遵德守礼，用稚嫩而有限的力量挣扎着每时每刻，在默默的抗争与拼搏中，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摸索着黎明前的行走方向”。与苦难的狭路相逢使迎河子的漂泊旅途获得了存在的质感，对苦难的自觉超越则使迎河子的生命体验获得了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在迎河子的“屋檐”世界中，“苦难”与“救赎”的张力结构随处可见。如在“只偷树不偷根”一篇中，“我”本就面临着柴米油盐供应不上的困窘之境，迫于生计，“我”欲砍柴谋生。但是，骨子中的悲悯情怀却使“我”不忍心强取树木的生命，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只偷树不偷根的方式。这种“两全法”的选择表明，面对苦难的“我”依旧对生命怀有浓厚的敬畏之心，如此“我”才能完成对树与对己的双重救赎。除了物质层面，迎河子的受难与救赎之旅还体现在精神层面上。如在“压力”一篇中，作者便对精神世界中的压力进行了追问。在对压力的连续性、频繁性进行全面的剖析后，迎河子选择的不是逃避、回避的姿态，而是将压力看做动力，发出“寻找压力、接受压力、热爱压力”的疾呼，由此展现出战胜压力的生命强力。可以说，在这场为期二十五年的生命苦旅中，面对每一次帮助、每一个生命、每一场苦难，迎河子都心怀敬畏与感恩，作者由此获得了生命存在的原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这部散文集中，作者择取自身作为观照视角，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书写空间的逼仄。相反，在这个“屋檐”世界中，不同类型的受难者都以“我”为媒介而悉数登场。如此，迎河子的修行之路便得到了空间与内涵上的拓展。这些受难者都是独立的生命个体，但是，他们又与迎河子有着精神向度上的呼应关系。如“我目送他静静地离去”一篇主要追悼朋友张德洲，在文中，作者以细腻沉痛的笔调追述张德洲面对由生活、工作、病痛而网罗起来的绝望困境而不露怯意、坦然相对的超脱态度，从而描述出一个普通但不平凡的生命个体所具有的超越苦难的强力意志。正是这类众多受难者的形象在作者的修行之旅中熠熠生辉，与作者同浮沉、共命运，从而萦绕出超越苦难的生命年轮。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色彩浓郁的散文集，在《屋檐下的修行》的写作中，迎河子放弃了常见的线性情节叙事模式，转而采取以“日记”连缀组合的谋篇布局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显然，写作于当时当地的日记具有相当高的历史真实性，当时的事件记录、思想记录与心灵记录能够最大限度地回归生命现场，不会因为时间的间离造成叙述的模糊化或者含混化。而日记体中第一人称的使用又能给文本带来了强烈的真实性与直接的生命冲击。此外，日记与日记之间的留白间隙，不仅规避了那种过于琐碎冗长的文体形态，而且给读者以喘息、品味甚至于填充的空间。而为了更真实地回归现实，作者对每篇日记的标题设置也是煞费苦心。粗略看去，每篇日记的标题似乎并不怎么“精心”，显得长短不一且形式各异；但细究下来，每篇日记的标题设定其实并非无凭无依，而是依据该篇的书写题材和主题而定，就在这不加雕饰、甚至显得有些笨拙的日记标题中，迎河子对现实主义艺术的朝圣之心也显露无疑。

在我看来，《屋檐下的修行》的书写之旅，也是迎河子兼具精神与艺术的双向“修行”之旅。面对人生之苦难，迎河子凭借自己的赤诚之心与生命韧性，在守持人性的基础上追慕神性，将人生苦旅裂变成了一场朝圣修行之旅。不仅如此，迎河子对于现实主义艺术也表现出浓郁的追慕之意，他对质朴厚重的现实主义艺术精神的坚守与探索，同样可以理解为一场朝圣修行之旅。迎河子就是这样一位行走于俗世中的朝圣者，尽管我们无法预知他的文学之路将行向何处，但是这种素朴却又有力的朝圣精神确实值得我们再次期待。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