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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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一直是我选择和专注的方向性创作主题。已经出版的10多部文学作品全部是乡村背景下的苍生万物。山川河流、阡陌田野、荆棘藤蔓、风霜雪雨、春夏秋冬、五谷六畜和人间烟火，这些唯有乡村才具有的生活元素，并且由农民独立品尝的酸甜苦辣，构成创作不同体裁作品而猎取的全部内容。40年的文学路上，哲学眼光与艺术手法使我以纸墨呈现的形式，形影不离地在感性中惯性书写，在书写中理性升华，感觉自己像一位无忧的歌者，于山岗上、丛林中，于小河边、杨柳下，于农人间、老井旁，还有在芳香的泥土里，收割的忙碌里，烂漫的山花里，飘散的炊烟里，朗朗的笑声里和忧愁的面孔里，跟着与市井截然不同的悠悠岁月的步履，放足于广袤无垠的乡村大地，迎送这里头的每一寸光阴，对着太阳月亮和星星，亮开嗓门，唱颂高亢嘹亮的时代歌声。
这倒不是姿态的做作，也不是跟风似的刻意追逐一种所谓的时尚的东西。而是我的身世、经历所衍生的乡村情结激发了挥之不去、舍弃不掉的创作情感，以致我作品的每字每句没有离开所有农民都是演员的乡村舞台，耳闻目睹了一幕幕听不够也看不够的缠绕在黎民百姓里里外外的乡亲、乡情、乡音、乡遇、乡逢和乡思、乡愁之类的乡村故事。我天生热爱并沉浸于这个群体在这个特殊而多见的生活过程中演绎出来的阳春白雪。他们的满足、他们的勤劳、他们的互助、他们的胸怀，和他们幸福而称心地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的境界，犹如一道道亮丽的风景，不停地催着我去欣赏，目不暇接的场景与画面，给了我数不清的痴迷，太多太多的陶醉简直让我醒不过来。
作为一名熟识乡土生活气息和拥有乡村生活资源的作家，面对日益叠加和累积的随处可见的乡村小伙与城里姑娘通婚、农民分布城乡的多处住所、农民与城市居民衣着的同一性、乡村放射状的超市与货币支付的数字化、“快递哥”在田间地头和房前屋后穿梭，以及他们在风格各异、乍一看会使你误判为异域风情的别墅里溢出的他们对现代生活品质的认知与追求，等等等等。这些千姿百态的乡村现象，如果审美疲劳甚至麻木不仁，不用饱蘸的笔墨讴歌与赞扬风云般的乡村文明史，不仅是文化的愚钝，而且还是对文化的枉废。
因此我认定，把文学的笔触伸向万紫千红的乡村天地，必须成为我的文化使命，理应责无旁贷地扛在自己的肩上。就这样，我将一个个原汁原味又向上向善的乡村故事中的人与物，无一例外地当作创作的源头与原型，甘愿扮演一位俗世中的朝圣者，手持一支祈福的“转经筒”，或小说，或诗歌，或散文，或报告文学，或歌词歌曲，或影视剧本，借助多种平面载体的支撑，虔诚地向中国大地的“三农”主体致以崇高的敬意。诸如《乳臭未干的岁月》《山那边的樱桃树》《生命的邂逅》《山谷里的蕙兰》《光芒》《站在这边望那边》《老牛的悲哀》《冰天雪地里的那户山民》《六十乡愁》《山影》《无悔的真诚》《山里月儿亮堂堂》《卖西瓜的小女孩》《山上山下都是歌》《永不凋谢的丁香花》等许多文学作品便是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真实写照。其中，《乳臭未干的岁月》入围2018年度湖北省农家书屋图书备选目录、2021年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初选目录；《山谷里的蕙兰》和《生命的邂逅》分别入围2022年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类和散文杂文类初选目录；《山上山下都是歌》荣获2019年湖北省“131文化工程”最高层次奖、2019年中国村歌大赛创作奖；还有反映乡村中学生宏伟理想和高远志向的歌曲《青春永驰骋》，即获得“词曲中国.原创歌曲大赛”金奖之后，在香港卫视文旅台面向全球157个国家和地区两次放送。
我坦率的承认，这里面的主人公曾经在不同的环境里走着不同的路。有的在夹缝中生存，日子过得让人不可想象；有的冒着风雨，电闪雷鸣让他们不知道向何处去；有的地提着满是泥泞的双腿，在黑夜里寻找光明……。总之，已经远去的生活难题总是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眼里曾经挂着两行辛酸的泪，手里曾经拿着一本难念的经。当时的镜像，让人感到他们的浑身上下全是痛，似乎让人看不见猴年马月才是他们的出头之日。无奈的呐喊与呻吟，有时候真的会震撼苍穹。但后来，勤劳的秉性、抗争的骨气和节俭持家、耕读传家的良好家风逐步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处处盛开的生机勃勃的乡村之花，让他们拾回了他们应有的丢失已久的人格和尊严。
去年2月，我和一位乡村教师饶有兴趣地聊起了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这个话题。我们越回忆过去许多农民家庭的贫穷与不幸，越感到当下农民生活巨大变化的着实了不起。之后的时间，我分别到山区丘陵走村串户，与老年人青年人、大人小孩、老师学生和一些村干部进行了较大范围的座谈。如此使我得到的，远不是这些拈来的素材，而是掌握了当代中国乡村进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明史。这种文明史在之前是不具有的，在当下是空前的，在未来是可以承前启后的。我在深刻认识和正确处理贫穷与幸福、旧时代产物与新时代进步的对立统一关系时，非常感谢这位乡村教师给我讲述的一个叫黄开运的人的故事。一听完，我就表现出了迫不及待的创作心理。回家的路上，我的构思无比兴奋，一条清晰的创作路径在我心里渐渐形成，当晚我便进入了创作状态，沿着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指引的方向，开始创作这部反映新时代乡村农民幸福生活的中篇小说。三个多月的时间，我以“黄开运和他的哑巴女人”为主线，不惜笔墨，递进铺陈，在4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时空中穿越：
“饥饿与寒冷→卑微与歧视→爱恋与嫌弃→为了延续香火，上门女婿和哑巴姑娘成婚，改名换姓→情投意合不离不弃→肢体语言下的夫妻生活形式→文盲的父亲与大学的儿子→知识改变命运，儿子成了南方高端企业的科技带头人→百万年薪彻底告别了贫困→儿子娶了一位大都市的媳妇→去年，婚庆的酒席摆在大海边→儿媳同声翻译哑巴婆婆的在婚礼仪式上的发言，成了广播电视上的新闻人物→之后一对双胞胎降临人世→今年，为了光宗耀祖，黄开运先是盖起了一栋中式别墅→现在，又在家里为双胞胎孙子置办酒席→哑巴姑娘的舅舅提议三代还宗，回归黄开运的本姓→黄开运对黄家感恩戴德，婉言谢绝→黄家的当家人于心不忍，最后决定两个孙子各取一姓→两个孙子的名字分别叫做‘亨’与‘昌’→随后鞭炮齐鸣，响彻云宵→鞭炮的纸屑像一张厚厚的红地毯铺在黄开运的门前……” 。
这个完美的故事，是我遵循事物发展规律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把“天有不测风云，月有阴晴圆缺”的天之现象恰到好处地诠释于人世间的因果关系，天缘凑合了著名作家李春平倡导的“把乡村故事的诗意、格调和隐痛揉成一团去写”的创作理念。
创作的每一刻，我始终把那位既食人间烟火又有乡村情怀，还有厚重的乡村生活积淀的乡村教师当作这部中篇小说的第一读者，从谋篇布局到章节内容，从历史条件的局限到人物精神面貌的改变，从事件的真实性、连续性和启发性到作品的思想性、可读性和艺术性，不折不扣地统一于完全符合形式逻辑的情理之中，于今年6月完成了这部15,000多字中篇小说的创作任务。
在这部小说中，我没有孤立片面静止地看待和记录曾经有过和存在的乡村苦难，把后来的幸福与之割裂开来，而是将苦难视为黎明前的黑夜，将幸福化作风雨后的彩虹。因为我认为，当时的苦难所孕育的向上与拼搏精神、所形成的奋斗理念与心理准备，浪潮般的推动和追赶着幸福的生成与到来。所以在创作中我没有在苦难伤口上撒盐，去把乡村曾经有过和存在的苦难归咎于精神的颓废与惰性的使然，把后来的幸福当作天上掉下的馅饼。而是把历史的特定条件和内在客观因素所导致的乡村苦难视为后来幸福的动力和穷则思变的财富。由此跳出了自我迷惑的圈子，用第三只眼睛的视觉审读了乡村由苦难到幸福的演进过程，并且在“思路决定出路”的引导下，走出了“苦难救赎”的死胡同，让创作的翅膀飞向了“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的蓝天白云。因此，我描写苦难，但没有把苦难当做诋毁人类聪明才智的证据和工具；我回望苦难这种形态，但没有把这种形态当做历史的必然而不可避免。我由此摒弃了文学创作上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使“社会运行与控制机器”存在的必要意义在隐喻中得到了张扬。
文学历来是为社会进步和人的思想解放服务的精神食粮。任何一部文艺作品，如果不去释放正能量，唱响主旋律，无疑没有书写与呈现的价值。《三代还宗》这部中篇小说较好地把握了上述观点，时代背景交代细致，事件脉络清晰完整，人物性格刻画到位，故事情节曲折丰富，文字叙述既通情达理又扣人心弦，是我近年来用心创作的扛鼎之作。这期间，我爱不释手，视若珍宝，从未对外透露原创作品里的任何文字，意在期待文学刊物的青睐与宠爱。如若如愿以偿，那些被时代变迁的风吹走了的乡村苦难，和在历史转折中向我们走来的幸福，相信会给阅读对象以正面的思考与启示。
今，止页定稿，以谈为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