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生

跟随大地物种的步履，沐浴日月星光，带着两足直立行走的动物特征，从母体来到了这个世界。

  （一）

具有动物所具有的活动能力是我的生命。从懂事那天起，我开始把一切生命物种视为平等主体，将彼此生存权利与尊严置入共有时空而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这要感谢我的父母，让我在宇宙发展变化过程中自然发现自我生长、繁衍、感觉、意识、意志、进化、互动等丰富可能的现象。

降临人间，肯定是其他物种无与伦比的幸运。上苍赐予任意驰骋的生命疆场，背靠秦巴山脉，傲视江汉平原，以不苟同他乡的地理符号和文化底蕴，把2000多年的人间烟火融入流动时光里的蓝天白云。东门外的两间草屋，使我生于斯长于斯，简单的幸福浸润了乳臭未干的岁月。小时候，我不懂生活贫穷困苦，更分不清父母呻吟呐喊，杨家寨到施家桥子横贯东西，成了我恣意张扬的欢乐空间。后来长大了，我敬而无畏地漂泊市井，依靠意志碰撞出来的火花，燃起价值意义上的生命之光。万籁俱寂之时，最令我向往的，是曾经属于我的白屋寒门。因为不管到哪里，都得从这里出发，不管怎样向彼岸奔去，终究回到的还是这个原点。父母在的时候，拥有一个热乎乎的家，他们习惯地观察我的神情，稍有阳光，他们心花怒放；若有阴云，便是无尽的惆怅。

一路之上，一个叫汪国真的人似乎在观察我行进的行踪。他说我重复跋涉，重复旅行；重复等待，重复重逢；重复探险，重复寻宝；重复眼泪，重复歌声。

曾经从乡下向市井挺进的漫长旅途，不说曲折与泥泞，电闪雷鸣的惊吓、波翻浪涌的险滩、遮挡严寒酷暑的屋檐，还有食饥息劳的煎熬，不厌其烦地检验我的禀赋。从仰人鼻息到食国之俸尽国之忠，从除暴安良到权为民用利为民谋，又到如今褪去光环回归故里还原黎民之形，一晃便是四十个春秋。

四十年的光景，犹如乘坐在公交车上，明知它有起点和终点，却无法预知沿途的经历。

那天，一个人说:“公交车上的人，有的行程长，有的行程短；有的很从容，可以欣赏窗外的景色，有的很窘迫，总处于推搡和拥挤之中。

然而与悬挂在车门上、随时可能掉下去的人相比，似乎又感欣慰。

在同一辆公交车上，很清楚要想获得舒适与优雅，座位是必不可少的机会

我总是一次次地看见，有限的座位总是被人们争抢。

有的人很幸运，一上车就能落座；有的人很倒霉，即使全车的人都坐下了，他还站着。有时别处的座位不断空出来，唯独身边这个毫无动静”。

那一次，那几次，那十几次，那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当我下定决心走向一个可能空出座位的别处，不料我刚刚动步，他人却抢在了前头。

“为了坐上或保住座位，有的人漠视良心，甚至伤害他人；有的人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得不将到手的座位让给他人。

有的人用了种种方式，经历了长长的等待，终于可以坐下。但这时他已经到站了。下车的一刻，他回顾车厢，也许会为区区一个座位而感慨，自以为大彻大悟。其实，即使重新来到这辆公交车上，他依然会去争抢，因为有时如果不坐下，连站的位置都没有。除非你永远不上车，而这并不由自己决定。

到站的人下了，车上的人还在，依然熙熙攘攘，依然上上下下……”

在我看来，公交车的缺陷除了座位少了之外，其他都不值得怪罪。它至少比敞篷车优越，能遮风挡雨，还能在颠簸的时候拽住头上的抓手。

现在可以直言不讳地说，我跟公交车已经没得缘分了。因为车上的人都知道，六十甲子向我作出告别滚滚红尘回的郑重宣告，我没有一丝力量来逃避和拯救眼睁睁的现实，只能离它而去，回到自己的老屋，点燃父母曾经燃起的烟火。

昨天，我用久违的步履重新丈量杨家寨到施家桥子之间的距离。一路之上，羊肠小道长满了蓬蒿与荆棘，隐没脚背的潺潺之水收敛了与生俱来的放荡与多情，变得不可思议的斯文矜持甚至极度地吝啬。河沟里的泥巴和野芷汀兰全部搬了家，许是邀约鱼虾在江海河湖找到了更为舒适的栖身之地。寂静而美丽的乡村里，大舞台的音乐覆盖了“牧童笛声”，耕牛犁地和芒种打火夜插秧还有号子声声的劳作场景，被当下的机械化淘汰成了远去的风景。我悠着一根长长的线绳，怎么悠不回飘舞在天空中的儿时风筝，后来才在沉思中唤醒自己的意识。原来经过四十年的来与走走与留，如歌的岁月在变迁中演绎着老家的风物。

 （二）

生命的特征与生存的环境直接影响和培育了我向善向上向好的基本人性。

人性是通过性命表现出来的。我的性命贴着因循守旧、思维顺向的标识，思想的纯粹性导引了直来直去、开诚布公性格的养成，浑身上下尽是循常习故、眼不着砂的细胞。夜深人静，面对自己不适应社会某个角落某种气候需要的缺陷，是我思考最多的一个主题。

我不敢称自己是天选之人，只认为自己是上苍派在大地上的一只灵性动物，叫我受过太多苦难，也给我相应幸福；在为我提供与众不同的天空助我展翅翱翔的同时，又时刻叮嘱我不忘人间疾苦，擦亮眼睛，明辨真假、善恶与美丑，不忘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致我这个灵性动物嫉恶如仇，若遇祸害人类的社会渣滓，恨不得打开泄洪的闸门，以不可阻挡之势，把这路货色冲到千里之外。再有，我一直信奉社会治理应当让人们公认的德才兼备的人拥有国家机器权力。反之，害群之马只能糟蹋事业，殃及社会。一般情形下，不管谁居庙堂之上，那都翘不得尾巴。我妈只字不识，无数次地教我，记住啊娃子，人世上，大的东西都值钱，驴大马大骡子大，都能卖出好价钱，唯独人的架子不能大，不然的话，你下不下来的时候，只有被老百姓给你掀下来。

平常之中，我这个灵性动物常以悲怜之心，平等对待宇宙里的万物苍生，不欺上瞒下，不捧红踩黑，不嫌贫爱富，不杀生食野，在沧桑曲折、荆棘丛生的人间正道上执意追寻精神上的乐趣，继而使我的性命有着“文化资本”不断积累而物质养家糊口这个更为深层的含义，以异于飞禽走兽的本质特征，始终联系人的内在本质和外在环境，用哲学的概念体现万物的天赋和禀受，以及所固有的生命力与生存状态。

如果不是记录有生以来的苦难与幸福，用文学手法进行底层书写，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见背失怙起的那些数不清的切身亲历，其实是在以实际体验的方式，为我提供纸墨向文字延伸的创作素材。不知不觉中，工作之余的好多夜晚，性命要我讴歌滋养我的大地和人民，用一根长长的时间链条，紧紧系住农业农村农民的恒久的题材，应运而生了《乳臭未干的岁月》《屋檐下的修行》《生命的邂逅》《躁动的山乡》《无悔的真诚》《大地的呼唤》这些文学作品，也随之繁衍了《山上山下都是歌》《多情的彝水河》《茅坪情》《满山红》《荆山劝酒歌》《我的爹呀我的娘》《青春永驰聘》《水镜天下》这些文艺作品，使得我的文学意图和文学野心实现了慰藉自己、影响社会和奉献他人的文学使命。

至此，我有理由相信我的作品或许前50万字都是垃圾，但后来有所精进的一些，早晚会传留人间的。因为历朝历代官治于民的那些事儿，好像都在不经意间被风吹走了，而流芳百世的，则是诸如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元曲之类的文化瑰宝。尽管现今有人认为文学不过是飘在天上的“风筝”，好看没有用，不敌表扬稿的现场激励功能，不能像打鸡血那样，让扭曲的政绩观为之一震，也不能为现阶段的社会进步和物质文明贡献“吹糠见米”的力量，但我仍不相信自己心血会白费，更不在意讨厌我作品的人不屑一顾，总有一天，后人翻开的页码，一定载有一个叫迎河子的文字，殿堂之外留下的，应该不会少有迎河子朝圣路上那一串的文学足印。

读书人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唯一没有断层的民族，之所以没有断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在于文字的延续。

 （三）

天命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常指上天的意志和命令，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这种天命观念往往与当政者的权力来源和合法性相联系，如古代帝王常自称受命于天。‌

天命也指自然界的必然规律和法则，如四季更替、万物生长等自然现象背后的规律。‌

荀子在《荀子·天论》中提到“制天命而用之”，即掌握自然规律并加以利用。

人的自然寿命便是人的天命，是人按照自然规律所应享有的寿命。‌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天命还可以指代个人的命运或宿命，即一种认为人生轨迹由上天预定的观念。

天命是一个复杂而多义的概念，它涵盖了上天的意志、自然界的规律、人的自然寿命以及命运等多个方面。在不同的语境和文化背景下，天命的含义可能有所不同。

历史的长河中，我的天命遵从于上天的意志和命令，遵从于国家机器的权力以及自然界的必然规律与法则，顺应四季更替，会同万物生长，以享有自己应有的寿命。

矛盾与对立，是我天命中注定不可或缺的滋味添加剂，喜乐哀愁构成了天命的四重元素。它们来临也好，和它们相处也罢，我从来没有抱怨社会与他人，进而刻意与他们过意不去，甚至发生极不情愿的情况。比如，欢喜和快乐扑面而来的时候，亲历者把我称作调皮鬼和老顽童。不过受乐极生悲的影响，我会听见母亲向我敲过“三欢有一祸”的警钟，踩住刹车，适可而止；悲哀和打击相遇的时候，我会在胜利之后放声大哭，甚至一次哭个够，以此安慰我的勇气，复制我的能量；又比如，我在与人相处交流的过程中，母亲的“不懂就问，鼻子底下是大路”、“紧开口慢开言，话要想到说，不要抢到说”、“话说口中留半句，不要跟吃了鸡下巴子一样，图一时的嘴快活”、“是事留一线，事后好见面”、“不要得理不饶人，把人家抵到崖里去了”这些成天念的“歌头句”，常常在我耳边回荡。不需深思母亲的意思，那是乡下文盲妇女对克己复礼和中华传统美德的最通俗的诠释。从我后来醒悟到的“言多必失”、“祸从口出”教训里便可找到溯源的依据。包括接人待物中，母亲一再交待，屋里来客了，小娃子要有眼色，不能上桌子吃饭，也不能站在远处盯住桌子上的菜不眨眼；能够上桌子的时候，不能当着客人的面，像“饿牢”里放出来的人和屋里喂的那头猪，吧唧吧唧的没得个吃相。走路上坡，要让长辈要走在前头，下坡要让长辈走在后头，这是为了防止长辈前顾后倒，一旦遇个三长两短，好马上把他们扶起。母亲还告诉我，天老爷是长了眼睛的，积德不求人看见，行善自有天晓得。平时，人在做天在看，你是个啥样子的人，瞒不过天，瞒不过地，更瞒不过自己。好事做多了上苍自然庇佑；坏得头上长疮、脚底流脓了，那会遭五雷轰顶的。

  （四）

确实必须承认，父亲英年早逝，母亲又含病而去，一个人滚石上山，前无拉的、后无推的，如果不把拼命的力气使出来，被推着的石头一定会倒转来砸伤自己。因此，甄别和巧借天时地利的外力，运用自我约束、自我鼓励、自我发愤图强，是我始终不渝的选项。

受此心理指导，根据各个时期甚至时段中心思想和时代背景，确定出使命的目标，以履行个人义务为前提，日复一日又不遗余力，把社会和家庭责任无怨无悔的扛在肩上。

我知道，使命是完成任务的目的方向和动力。无论世事和现实如何变化，我都在告诫自己，坚守自己的内心。几十年的时光，一刻也没有放松独当一面能力、决战决胜能力的训练与实践。通过一项项使命的实现，获得了一次次的成就和满足。

更广泛的意义上，使命当然是指奉命外出办事并且包括被派出去执行特定任务的人。我始终以明确的目标，统筹哲学与宗教、政治与经济、社会与本人共同认可的价值追求，为实现这些目标进行着艰巨的努力。

古代文献《左传·昭公十六年》早已有“使命”乃奉命出行或所奉命令的定义。这一词汇的使用和演变，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对个人或组织责任的重视。

新时代的使命的概念已广泛应用于商业、政治、社会和个人层面。它的多维度，不仅关乎个人责任和任务的完成，还检验个人对组织和社会贡献的程度。我一再为了明确和实现自己的社会使命，公平正义的港湾里没少过良心的安放。我坚持把读书与学习、自律与改造、努力与奋进当做一辈子的必修课，以契合“之所以为人”的底层思维，参与好社会进步和发展。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习惯三省自身，自觉纠偏趋正，避免自己少犯错误。对于外人，即便发现突然翻脸，也并不认为忘恩负义，而是清楚他只是把面具摘了下来，好以贬损的方式，张扬他不需报答你的理由。

现如今，我归老菟裘，遇见的后生叫不出名字；随身路过的一些土丘静卧在不老的青山上；空巢里儿时伙伴看上去什么也不缺，但隐隐的牵挂告诉我，他们的幸福指数里差的是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

这一程，我时而前望时而回眸，都浮现一路走来的影子，现在抚慰我的，是阡陌交通的沃野守望着万物苍生，它似一部永不尘封的档案连缀着翻不完的乡愁。

如此心境的使然，似乎活跃了自己新时空里的神经细胞，新一轮文学使命被清晰确立下来并扛在肩上。几近完稿却搁置在那里的《崖柏》《蛮河女人》《黄开运和他的哑巴女人》和《穿过云层的光芒》几部长中篇小说，在生生念念中捡了起来，使命要我扬起必须扬起的风帆，踏着创作的巨浪，奔向新时代的文学彼岸……

嗟夫，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我已老去，虽可赤手出发，岂能空拳垂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