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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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继民一早起来，急急忙忙洗漱完准备出门，走到门口时又转过身，给妻子刘慧留下句话：他今天要去跟一个客户谈笔业务，下午可能要晚些时候才能回来，吃晚饭就不要等他了。
刘慧在厕所里答着话：“今天不是周六吗？”
“前几天就约好了的，对方只有今天有时间。”朱继民说话的时候人已经到了门外，随即传来关门的响声。
奔驰越野车出了小区大门开出二百来米，朱继民把车靠在右侧马路边停好，打开GPS，又拿过副驾驶座椅上的公文包，打开来，翻出一张纸条，按照上面的地址输入了“张港镇湖堰村”。显示屏上显示了行驶路线和里程数。他下了车，来到马路对面一家叫做“万记牛肉面”的早餐店。自从他们家5年前搬到这处名为“万利豪庭”的小区后，他一年中至少有三百天都在这里过早。他还经常把刘慧和在继续学校读初中的儿子承成带来一起吃。店面虽小，但老板实在，味道更好，是他想要的那种。每天吃牛肉面的人总是排着长队，男女老幼，高矮胖瘦，或西装革履，或敞胸露怀。今天这会还早，但他前面也有十几个人。他排到门口，老板娘一脸笑地招呼他：“朱老板里面请，里面还有位置。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不用了。今天有点急事……你给我下碗牛肉粉打包就行，”朱继民说，“再加个虎皮鸡蛋。”
老客户了，也不需要问价，朱继民边说边打开手机用支付宝付了13.5元钱，店子里的喇叭就传了“支付宝到帐13.5元”的声音。他接过老板娘递过的打好包的牛肉粉，转身过了马路一头钻进了车里，稀里哗啦吃起来。一碗牛肉粉下了肚，点了支烟，驾驶室显示屏显示的时间是7点钟。朱继民发动引擎，脚在油门上一点，车子悄无声息地驶上了GPS选定好的路线。
张港镇湖堰村，现在属于朱继民所在市的一个新城区的一个镇上的一个村，原来这里叫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对这个名字，朱继民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他妈经常提起这个地方，讲他们当年那般18、9岁刚高中毕业的学生们在这里插队落户当知识青年时的一些事儿。说陌生，是他从出生到现在，到了不惑之年，儿子都读初中了，他还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地方。从他能够记事开始。每次都能从他妈那双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没有光泽的眼睛里看到某种不能言状、不能舍弃，又无可奈何的东西，似乎还包含着悔恨、忏悔。当他妈躺在重症病床上拉着他的手，一次次启动干裂的嘴唇，但又欲言又止的时候，他知道在妈的心里，还有什么难以启齿而又不得不说的话要对他说，他必须有某种接受或不接受的心理准备。
深秋的夜里，有了几分寒意，窗外雨下个不停。朱继民的同学女医生告诉他：“你妈怕是时间不多了。你要有思想准备。”
“我有准备。你们尽力了。我们也尽力了。”
朱继民回到病房坐在他妈的床边，不想把这一情况告诉刘慧。
朱继民翻看了一下手机，有一条刘慧询问妈病情的微信，他敷衍地回复完，又侧身看了看最近几天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妈。
朱继民眼睛有些发紧，眼皮往下沉，连着四个晚上他都在妈的病床前。他妈就他这么个儿子，爸早几年死了，刘慧在单位是个小科长，工作忙得不行，平时很少能够按时下班；上班的地方又离家里挺远的，上下班的点正是堵车的高峰，开车得个把小时。他怕她晚上休息不好开车容易出交通事故，自己是私人企业，又是老板，只要把事情安排好了，早一点晚一点到班上，甚至一天半天不去办公室，单位有需要他拍板的事儿也会有人打电话给他请示，就是遇上了需要他签字的事儿，也会有人拿到医院来找他。刘慧当然怕把老公拖垮了，劝他请个护工。之前他妈住过两次院，都是请护工招呼的。这次朱继民本来也是想请护工的，但他妈坚决不同意。他也知道妈的时日不多了，也想多陪陪，尽点儿子的孝心。
大城市就是大城市。朱继民从他们小区开车出来，半个多小时才出城，上了绕城高速。高速上的车也不少，小车、大车一辆接一辆。显然也有小车是载着一家人扫墓去的。朱继民尽可能与前方车辆保持车距，双手紧握方向盘，车速表的指针基本上定格在110－120码。他眼睛左转右转，扫视着高速公路两侧一晃而过的景色，没过多久，GPS传来前方还有500米要下高速的提示语，他慢慢松开油门减速，向右变道，下了高速，又上了GPS指向的“张港镇湖堰村”的公路。
朱继民早就打听好了，现在农村的集市上都有扫墓物品买。他妈也跟他说了，到湖堰村必须走张港镇，买扫墓的鞭炮、纸钱什么的到了镇上再买，镇上的商店里齐备得很，什么都有，跟城里的商店一样。朱继民心里经常犯嘀咕，妈对那个已经离开了快四十年的地方的好多事儿非常清楚。
车子好，路也不错，不一会，朱继民就到了镇上。
镇子虽然不大，但还挺热闹的。公路从镇子中间通过，公路两边盖起了高低不等的楼房，高的有四层，矮的只有两层，看起来不协调，不美观。楼房的一层清一色的都是门面房，餐馆、副食批发店、药店、服装店、农资店、蔬菜店应有尽有。卖扫墓物品的店子很显眼，店老板都尽可能地把扫墓物品摆到靠近公路边的地方招揽顾客。一些店门口的路边停了车子，有人在选购扫墓物品。朱继民把车停在了一家门口挂着“亭亭副食批发店”的店子路边。他刚一下车，立即就过来一位与他儿子差不多年纪的小姑娘亲切地对他说：“叔叔，你需要点什么？是扫墓的吧？我们家什么都有，价格优惠。你自己选还是我帮你选？”
朱继民没有问价格，只是按照他妈交待他需要买的东西一样一样的挑选着摆在一起：一挂十万的大鞭，一个一百响的烟花，还有一栋纸糊的别墅，一辆纸糊的宝马小轿车，一棵塑料金树，有半米高，一大盆新鲜黄菊花，他还挑选了一把各式各样的塑料花条。他看到有一堆冥币跟真的100人民币一样，红颜色的。朱继民拿了两扎在眼前认真地看了看，心理暗暗说，真像，难怪有人没有分清人民币与冥币的，把人民币当成冥币给烧了。他又选了两扎10亿的大面值冥币和一大捆黄草钱纸……朱继民看了看车子，对小姑娘说：“我的车能装下吧。”小姑娘一直在看着朱继民挑选东西，连忙答道：“没问题，老板要是买得多，车子装不下，我爸可以开麻木给你送到墓地去的。”朱继民说：“够了。就这些。多少钱？”
小姑娘眨了眨眼睛，只作短暂的停顿，就说：“484，你给个整数，480块钱。”朱继民问道：“支付宝还是微信？”小姑娘圆圆的脸上挂满了笑，指着一堆差不多齐她肩高的鞭炮上摆放着的支付宝、微信二微码说：“都可以，现金也可以。”
朱继民刚付完款，一个跟他差不多年纪的男子就走过来，帮着把他买的一堆扫墓物品往车子的后背箱里搬。朱继民估计男子是小姑娘的爸，是这家店子的老板。他眼看大烟花后背箱放不下，就打开了车的后座车门：“老板，把烟花放后座上。”朱继民把早已被小姑娘捆好的塑料花条也放进了车后座，关好车门，掏出烟来抽出两支，一支递给店老板，自己点了一支。
“你们镇上是不是有个养老院？”朱继民趁着给店老板点烟的工夫问道。
“有。往前走500米左边有个路口，转弯进去再走200米，右边有个院子，门口挂了养老院的牌子，很好找的。”店老板没有等朱继民继续问下去，就热情地把养老院的地方告诉了他。
“谢谢。”
“不用。”店老板对小姑娘说，“给叔叔拿个打火机来。”
朱继民发动引擎，朝着镇养老院方向开去。
真的毫不费劲就来到了镇养老院门口。院子被一道钢筋焊的铁门锁住了。朱继民停稳车来到门口朝里望去，这时已经是上午九点左右，院子是个四合院式的结构，铁门右边有间小房子，门口挂了值班室的小牌子；左右两边是两排平房，院门的正对面也有一排平房，两边房子前有花坛，栽了一排桂花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朝着院门的那排房子前有几件简单的健身器材，都是些适合老年人锻炼用的。院子里洒满阳光，暖洋洋的，三三两两几拨老人围在几个石桌旁坐着晒着太阳，聊着天，对出现在门口的朱继民视而不见，没有人搭理他。他用手摇了几下铁门，虽然门上的铁锁碰撞铁门发出阵阵响声，但还是没有人搭理。
“能不能打开门啊？”朱继民只好提高嗓门儿朝里喊。接着继续摇了几下铁门，门上的铁锁与铁门又碰撞起来，叮当作响，声音很大。
朱继民见没有人理睬他，一边抽着烟，一边在门口转起圈来。大约过了半分钟或是一分钟，院门对面那排房子的第三个门里走出一个有了一把年纪的、穿着保安服的男人，臂膀佝偻着。他左手提着一串钥匙，不紧不慢地走近铁门问朱继民：“你找谁？”
“我找吴杏梅大妈。”朱继民按照他妈教给他的叫法答道。
“你找她？你是她什么人？”
“我是她亲戚？”
“她亲戚？她有亲戚？什么亲戚？从来没有见过你啊！”
“是的，我第一次来，”朱继民有点语塞，“我是来接她回村里去扫墓的。”
“扫墓？给谁扫墓？”养老院保安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朱继民。
“你能把门打开让我进去跟你说话吗？”朱继民隔着铁门递给保安一支烟。
“车子不能进院子，就停在外面，这是规定，你从小门进来吧。”
朱继民心想，这老头的话真多。
铁锁一声碎响，铁门中间的小窄门打开了，朱继民赶快闪了进去，他怕慢了保安又会锁上门似的。
“回她们村里，给她家的老方扫墓。”朱继民进了院门站在保安身边解释说。
“啊。这个我可做不了主，得院长批准，这是规定。”保安把朱继民给的烟放在嘴里吸了一口，烟雾从那露出长长灰白鼻毛的两个鼻孔里钻了出来，又把烟放到自己浑浊的眼前，盯着闪闪发光的过滤嘴，连连说，“这是好烟，这是好烟，我吃过。”
朱继民脸上闪过一丝笑容，自言自语：“他还知道这是好烟？”
“我是城里来的，清明快到了，怕堵车，就提前几天来扫墓。”朱继民进一步向保安解释，“我是来接吴杏梅大妈回村里去给她老公老方扫墓的。”
“我知道你是城里来的，你还是城里有钱的人，”保安正儿八经地上下打量了一下朱继民，说，你开的车，你抽的烟，你穿的衣服，你脚上的皮鞋……这都是有钱人的行头，我见过像你这样的有钱人。我们村里有个有钱的，全家都搬到了深圳。还有一家有钱的搬到了北京。有钱了都往城里跑，城里有什么好，堵车、雾霾、垃圾食品……”
朱继民觉得这老头有说不完的话，不想跟他耽误太多时间，对他说：“时间不早了，你院长在吗？你带我去给院长说明一些情况。”
“院长今天休息，没有来。”保安又吐了一口烟，朱继民赶快又掏出一支烟递了过去，让他接上火，“你给院长打个电话吧。”
保安眯着本来就不算大的混浊眼睛，说：“我打个电话给院长，你自己跟她说。”
“行！”
大约十来分钟，院长骑着一辆红颜色电瓶车过来了。她是个五十出头的女子，个子一米六左右，有点胖，慈眉善目，穿了件红色开襟毛衣，衣襟敞开着。她停好电瓶车，快步过来与朱继民象征性地握了一下手。朱继民感觉院长的手软软的，肉肉的，热乎乎的，这种做派，有几分逢场作戏的味道。
朱继民随着院长走进了保安出来开门时的那间屋子。这是养老院的办公室，也是院长的办公室。“你坐，我给你倒水。”院长挺热情的。
“不用，我车上有水，刚才喝过了。”朱继民一边答着院长的话，一边用目光扫视着办公室。办公室不算简陋，有空调，有电脑，自然也有电话。一面墙上挂着各种规章制度：院长职责、管理员职责、护理职责、院医务人员职责、保安职责、食堂人员职责、保洁员职责。一面墙上挂着一块大牌子，是养老院住养老人名单。名单后面分了很多栏目，栏目里标注着对应的相关内容：性别、年龄、健康状况、饮食状况、睡眠状况、精神状况、相互关系、活动情况等。边上还有一块小一些的白板，上面有几个字：人员在位情况。
院长喊保安进来烧开水的时候，朱继民正在看吴杏梅名字后面空格里填写的相关内容：性别：女；年龄：80；健康状况：一般；饮食状况：一般；睡眠状况：轻度失眠；精神状况：一般；相互关系：一般；活动情况：较少。
“这些就是我们院里的所有养老人员，一共18人，10个女的，8个男的，年龄最大的89岁，最小的70岁，基本上都能生活自理，生活不能自理的不敢收；工作人员一起有6个，除了护理岗位的人员比较固定外，其他岗位的人基本上身兼多职。”院长指着牌子对朱继民说，“现在要进养老院的人很多，但我们这里收不下，人力不足是其一，重要的是缺钱。我们养老院按设计可以收30人到50人，但就目前的条件收不了，只能走一个进一个。”
朱继民接过院长的话说：“现在城里也是一样，要进养老院养老的人越来越多，孤寡老人自然不说，就是有儿有女的也有不少老人为了不给儿女们添烦麻，或者是儿女长年不在身边，也想进养老院。但养老院太少了，太小了，都是人等床。再就是服务方面还有需要大力改善的地方，要把老有所养变成老有所乐，让他们能愉愉快快地度过晚年……今后进养老院养老肯定是养老的大趋势，我们国家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了，养老事业一定要发展好才行，否则老有所养就落不了地……”朱继民说着说着把话题一转，问道：“院长，吴大妈的事不会有问题吧？”
“你是说带吴大妈回村里扫墓？”院长脸露难色，说：“按规定，养老院的老人不是直系亲属是不能接出去的，看你是专门从城里来的，去给她老公扫墓，她也确实挺可怜的，自从进了养老院，基本上就没有出去过，也基本上没有人来看她……我就破回例。丑话说在前头，你得把你的身份证押在我这里，你扫完墓把吴大妈送回了院里，我再把身份证还给你。”
“没问题。”朱继民爽快地从钱包里拿出身份证，交到了院长手上。院长随即出门去叫吴杏梅。
朱继民与吴杏梅见面后的沟通并不顺利。
院长把吴杏梅带进办公室，对朱继民说：“这就是吴大妈。”
朱继民原地站着没有动。他上下打量着眼前站着的老人，个子不高，略显瘦弱，一头稀疏的白发，满脸皱纹，颧骨突出，眉毛几乎掉光了，眼睛有些混浊，背佝偻着，一身衣服显着不太合身，上衣和裤子都显得松松垮垮，像个孩子穿了一身大人的衣服，脚上穿的旧布鞋也不合脚，鞋面的颜色都看不清楚是花还是净面，是蓝色还是黑色。这与他妈给他介绍的那位虽到中年，但有几分姿色，细长的眉毛，圆圆的眼睛，高高的鼻梁，薄薄的嘴巴，干净干练，做得几样让他们知青吃起来有滋有味的农家菜的方嫂判诺两人。
朱继民显然没有将眼前站着的老人与她妈多次讲到的那位三十年多前的吴杏梅联系起来。
吴大妈也没有正眼去看站在她面前的朱继民。院长说：“吴大妈的眼睛有白内障，视力不太好。”
朱继民已经感觉到了。他走上前去，想拉吴大妈的手，被她拒绝了，眼睛还是不正视朱继民，问：“你是谁？你找我？要带我去给我房里老方扫墓？”
“吴大妈，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朱继民再次去拉吴杏梅的手，这次她顺从了朱继民，与他一起坐到了木质沙发上。
“是我妈要我来的。”
“你妈？你妈是谁？”
“三十多年前最后离开你们队里的知青小董。”
“小董？小董……董春英？……你是她什么人？”
“我是她儿子！”
“你是她儿子？”吴大妈像过了电，嗖的想站起来，被朱继民拉住了。她尽力用眼睛去打量朱继民。朱继民发现，吴杏梅身子在发抖，两只混浊暗淡的眼睛里溢出些液体来。院长立即拿过几张餐巾纸，正要去帮吴杏梅擦眼睛，朱继民伸手接了过来，轻轻地在吴杏梅的眼部和脸上擦着。
“你来干什么？我不认识你妈，我更不认识你。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老人顿了顿，说：“我不会跟你去扫墓。”
朱继民一时无话，只是把吴杏梅的手放在自己的手掌里轻轻的抚摸着。老人的手皮包着骨头，手指的骨节都很粗，手掌上显然还残存着一些老茧，朱继民在抚摸手掌时感觉到了一些地方有硬硬的东西。
“我妈临死之前交待我的，无论如何要我去给方伯扫墓。因为他是我的生父，我身上流着他的血，我是他的儿子，你是我的大妈……我妈对不起方伯，对不起你，她欠下的债由我来还……”朱继民没有顾及身边还有院长，扑嗵一下跪在了吴杏梅的双脚前。
吴杏梅被朱继民这一动作吓了一跳，她也听懂了朱继民的此番来意，但还是怒气冲冲地摔开朱继民的手说：“你妈把我们家害惨了，你知道吗？”
朱继民望了望院长，院长不知所措。随即将朱继民拉了起来，说：“有话坐下来慢慢说。”院长给吴杏梅端来一杯开水。
朱继民对于可能发生的事儿似乎早就有了思想准备，他妈也说得清楚明白，告诉他，不管吴杏梅对他有多大的怨气、愤怒，就是狠狠的骂一顿，打几下，都要忍着，毕竟是妈对不起他们。他们家两口子对妈不薄，是妈一时糊涂。他妈告诉他，他即将承受的一切本应该是由他妈承受的，但她不敢，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只有让儿子代为受过了。朱继民记得他妈拉着他的手，泪流满面，上气不接下气，语无伦次地说，“这是妈作的孽……这是母债子还……这个债，你一定要去替妈还上，要不，要不……妈死不眠目，妈到了那里，你方爸……爸也饶不了我……”
朱继民心里清楚，如果今天去村里给他那没有见过面的爸扫墓，没有吴杏梅大妈给他带路，他是不可能找到他生父的坟墓的。他妈要他把吴大妈带着一起去扫墓，也有这层意思在里面，还有就是要他亲口代她向吴杏梅告知她无法、但又不能不说的实情，代向吴大妈和已经含冤死去的方伯道声歉。
院长站在一旁像听出了点眉目，坐到吴杏梅身边，拉过她的手说：“这些不是孩子的错，孩子来给你和老方道歉了，又来给他亲生爸扫墓，这是好事，是应该的，虽然很突然、很意外，你一下接受不了，你想想，这不是有了个城里的亲戚了……你不就是少个孩子照顾你，来看你吗？这回也不用担心死了没有人给收尸了。”院长看了眼朱继民，又对吴杏梅说，“老方有了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不就是你的儿子，老方年年有人清明来扫墓送钱用，你百年了不也有人为你送终安葬了，也有人给你扫墓送钱，多好的事啊，这是你的福气……你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福。我们也放心了！”
吴杏梅听了院长的一番话后，情绪平静了下来，问院长：“你同意我跟他一起回去给老头子扫墓？”
“同意了。好事啊！你不是好几年都没有回过村子里了，趁这回去还可以会会你那些老姐妹们。”院长说话即随和，又善解人意。
“还没有到清明吧？这就扫墓了。”吴杏梅再次望着院长。
“城里人怕堵车，都提前了，不像我们乡下，非要等到清明节的那几天。城里人要是那几天出门扫墓，那墓地就没有办法去了，都得堵在半路上，动都动不了。城里人都是提前个把月甚至更早就开始了。”院长说。
朱继民暗自一笑：“院长就是院长，城里人的事也了解得还蛮清楚。”
朱继民说：“是的，是的，都得提前，怕堵车。”
院长拿起一支白板笔，在白板上写了一行字：吴杏梅被亲戚（朱继民）接回村里为老公扫墓，下午回院里。放下笔后对吴杏梅说：“那你们走吧。”
吴杏梅没有再说什么，在院长的陪同下出了养老院的铁门，朱继民打开副驾驶车门，将吴杏梅扶进去坐好，给她扣上安全带，自己上车后放下了两边的车窗，系好安全带，车窗外的清风徐徐吹进车里，朱继民心里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他按了声喇叭，给院长打了下招呼，一踩油门，车就驶离了养老院，朝着GPS导航的“湖堰村”方向驶去。
朱继民真没有想到，现在到乡下的公路也全都是水泥路，路面虽然不算宽，基本上只能走一台小轿车或是小型面包车，但与他听他妈说的，当年他们下乡的时候来来回回走了7、8年的泥巴路是截然不同、不可同日而语了。朱继民看了眼GPS显示屏上指示的线路，再看了一下里程表：到湖堰村11公里。朱继民问吴杏梅：吴大妈，到方伯的墓地是在村里还是在哪里，有半个小时差不多能到吧。
吴杏梅正拿眼睛看着车窗外，公路两边各色树木和花草纷纷从眼前晃过。她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坐小轿车，这兹味她说不出来，有点飘飘然，晕晕糊，眼睛也不够用。她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坐车，一坐车就晕车，只不过，今天这车坐着却一点晕车的感觉都没有，平稳得很，舒服得很，自己干瘪的屁股下面是软软的、肉肉的……这可能是车子好的缘故……她正琢磨着，忽然听到朱继民跟她说话。
“你是说……”她没有听明白朱继民说的话。朱继民只好重复了一遍。她说：“多半个小时就够了。到村里半个小时，到老家伙的墓地还用不了。”她随后又补充一句，“20分钟就够了。”
朱继民不再说话，眼睛一直盯着前面迎面而来的弯弯曲曲的路面，路面太窄，他的车有些宽，需要小心点儿，还怕迎面有车过来。
朱继民记得她妈告诉他，她与那个应该叫爸但他又不曾见过面的人之间发生的事儿就是从这条通往湖堰村的路上开始的。
朱继民他妈的名字叫董春英，是老三届的最后一批知青。他们一起下乡到张港公社（改革开放后才将张港公社改成了张港镇，大队改成了村，生产队改成了组）是两个国营企业的职工子弟。董春英他们是国营铸造厂的职工子弟，共有89人，男生51个，女生38个。另一家国营第一纺织厂的职工子弟有115人，同样是男生多，女生少。董春英他们那天是上午从厂子里的大礼堂门口集合出发的，每个人胸前都戴着一朵大红花，背上背着被褥，被包上夹着洗脸盘或是鞋子，手里提着皮箱、木头箱，还有黄布包。
厂子里负责护送他们去知青点的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手里拿着只白铁皮敲成的大喇叭，大声喊着：“上车了，上车了。有什么话没有说完，写信说吧，要不到生产队就晚了！”
11月初的天气，刚过了一次寒潮，气温降了不少，知青和送他们的家长们都穿上了厚衣服。大礼堂前的广场上，三五个人围着一个背着行李的孩子，看得出来——这就是一家子在送自家的孩子，一家子簇拥着孩子依依不舍的往停在厂门口专门调来送知青们下乡的4辆解放牌卡车那边挪。有的边走边擦眼睛，有的倒是兴高采烈，更多的是相互叮嘱，说的什么只有他们自己能听见，因为大礼堂房顶上的几只大高音喇叭在反复播放着“敬爱的毛主席”、“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的金山上”、“翻身农奴把歌唱”……那几辆卡车的墙板两侧，张贴着用红纸写的标语：“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落户”、“扎根农村 建设农村”、“农村天地大有作为”、“为农业现代化贡献终身”、“努力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董春英的爸妈也来送她。她的家庭条件不太多，带的东西要比其他同学简单一些。董春英的妈一只手提着她的大黄布包，一只手紧紧地拉着她朝卡车那边走，董春英长得跟她妈差不多高，留着两根大辫子，穿着一身新做的蓝色外衣。她爸随在身后，隔着一两步远，眼神不知所终地飘来飘去。
鞭炮声、锣鼓声、欢送的人群的喊叫声混杂在一起，董春英他们就从厂里出发了。他们到达张港公社已近中午了，下车后吃完午饭被安排在公社大礼堂门口等一纺织厂的知青们来后一起分配下队。离他们不远有不少男男女女在看着他们论议纷纷，一会儿有人笑，一会又说得有些兴奋，但声音太小，他们听不清在说些什么。负责护送他们的厂干部告诉他们，大家在这里还要等一会，一纺织厂送他们知青的一辆车走在半路上抛锚了。董春英他们一看都快到下午三点钟了，就有几个男生找厂里护送他们的干部说：“把我们厂的知青先分下去，我们好先到住的地方收拾收拾。”
公社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连忙过来向大家解释：“马上分，马上分，也准备让你们先走。你们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也早就来了，也等着急了。他们早就把你们住的地方准备好了，你们的晚饭队里也给你们分配到各家各户了。你们刚来的一段时间，先不用自己开火做饭，由队里安排到社员家里吃派饭，每家每户吃。等你们习惯后再自己开火做饭吃。你们来扎根农村接受再教育，我们会想办法为你们服好务的。今后有什么困难你们就来公社找知青办公室，有人专门负责解决你们反映的问题和困难。”
公社干部模样的人像是给大家作动员报告。
厂里护送他们的干部连忙站在知青们面前，大声说道：“知青们，大家感谢公社和生产队安排得这样周道。今后你们就是张港公社社员的一份子了，你们要努力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思想，艰苦朴素，抓革命、促生产，做毛主席革命路线接班人，争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一些知青脸上现出茫然的表情。他们谁也不知道生产队是什么概念，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派饭怎么个吃法，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怎么个教育法。总之，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路会是什么样子，结果如何，谁的心里都没有数。
沉静了好一会儿，有人带头鼓起掌来。接着，知青人群中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
董春英他们89个知青被公社分配到了张港公社西北边的5个大队，湖堰大队有5个生产队，分了25个知青。董春英和另外5个知青分到了湖堰大队的二队，她们一起2个女生，4个男生。厂里的大卡车将他们送到大队部，他们再从大队步行往生产队走。折腾过来折腾过去，等他们跟着生产队长一行接他们往知青点走时，天已经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远处偶然有几处微光闪烁，走近才知道那是社员家里点着照明的柴油灯。
“我们队里1964年就通电了，只是常年供电不足，社员家里照明主要还是靠点柴油灯。”接董春英他们的队长这样告诉知青们。
知青们的行李早已被队长带去接他们的一行人帮着扛走了，董春英拉着另一个女知青的手，她叫许名艳，是市四十一中的同学，虽然一个年级，一年毕业，但不在一个班，因为是同一个厂里的职工子弟，又住在一个院子里，平时也经常碰面，自然是见面就熟了，何况当下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又只有她们两个女生。
“这是什么鬼地方，黑得吓死人。”许名艳高一脚低一脚地跟在队长身后往前走，低声地嘀咕了一句。
队长手里拿着一支手电筒，开始闪了几下就不亮了。队长用力拍了几下，又亮了，接着又不亮了。他再用力拍了几下，彻底不亮了。“不争气的家伙，在客人面前出我的洋相！”队长没好气的自语道。
董春英他们就这样跟在队长身后，在漆黑的路上高一脚低一脚朝着前方微弱的亮光方向走着，谁也不说话……
队长在前方领着路说：“马上就到了。”
知青们被队长带进他们住的房子里，2个人一间，2个女生自然是睡在一起，4个男生两两自由组合。每个房间里点着一盏用罐头瓶子做成的柴油灯，火苗一闪一闪的，房子里十分昏暗，阵阵潮气扑面而来。知青们站在房子中间环顾四周，一个个一下子成了霜打的茄子。
队长说：“这房子是队里在你们要来的前几天用一间仓库改造成的，暂时住住，上面说了，过段时间要专门拨钱来给你们盖知青点，集中住，那样就好了。目前暂时这样住着，肯定是不能跟你们家里比，不能跟城里比。农村就这样的条件，需要你们克服、理解。”
此时此刻，董春英他们才看清楚队长的模样：近1米8的个子， 40岁左右，腰膀挺拔，精神十足，黑长的脸，眼珠子转溜的挺快，一会打量这个，一会打量那个，嘴唇上的胡碴有些长，黑黑的，稀稀拉拉，一身打着补丁的黄军装，脚上穿着一双军用塑料胶鞋。
“我姓卢，水浒里卢俊义的卢，叫卢大义，当兵回来的，初中没有毕业，你们以后就叫我老卢。你们赶快洗把脸就吃饭去。都饿了吧？”卢队长说话干净有力，显出了军人气质。
董春英他们互相看了看对方，真的就感觉肚子有了饿感。
董春英他们到队里的第一顿饭被安排到了三户社员家里，三户社员在他们到来的时候，已经就等在了他们房子门外了，见他们到了，也进房子里来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等着队长给他们分配知青去家吃饭了。
吃过晚饭回到住地，队长、副队长、妇女队长、民兵排长都来到了知青点，有的帮着他们铺床，有的给他们烧水，几个知青也相互知道了对方的名字，都是一个学校毕业的。最高的那个男生叫李伟民，上过月满的18岁；中等个，胖胖的那个男生叫聂汉奇；圆脸、浓眉的男生叫张建国，他们两个都满了19岁了；个子又矮又瘦的男生叫魏凤桥，他才17岁。董春英18岁，许名艳18岁，论月份，董春英小许名艳两个月，比李伟民大10天，聂汉奇比张建国大了8个月。这样一来，聂汉奇自然就是他们的大哥了，张建国排列老二，许名艳老三，董春英老四，李伟民老五，魏凤桥老六。聂汉奇和张建国是上一年毕业，因为他俩的哥哥、姐姐插队去了黑龙江，他们就晚了一年才下乡。
知青们的每个房间里除了有两张单人竹床外，还有两张长木凳，每间房子的房梁中间都有个电灯泡由一根电线吊着。卢队长告诉他们，这里只有过年几天有电的时间会多一点，再就是夏天要抗旱抽水会多给些电，平时几乎没有电，偶然有电也是早上快起床了才来两个小时。后来董春英他们才知道，房间里的电灯泡是15瓦的，电压又低，电灯泡的灯丝发红，比柴油灯亮不了多少。许名艳说：“这哪里是电灯，这是鬼火。”
也正如卢队长所说，董春英他们下到队里后的开始半年，都是在队里的社员家里轮流吃饭的，称为“吃派饭”。当年生产队派饭那也是有讲究的，不是谁都可以派的，贫农、中农、下中农才可以派饭，地主、富农家里不能派，这是阶级立场问题，是立场原则问题，知青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到地主、富农家里吃饭，他们腐蚀知青，拉拢了知青，那就成了政治问题了。对于那些能够让知青到家里吃派饭的社员来说，还是一种荣誉。
知青们分成三组，由生产队里安排到每家每户，并进行登记，队里给每户补粮食，在分萝卜、大白菜的时候会多分几十斤给这些知青吃了派饭的社员家里。他们下队的时候刚好逢上过年，队里分鱼分肉，也要多分一份给这些知青吃了派饭的社员家里。开始董春英他们不了解还有这么一说，后来就慢慢知道了。当时社员家里的条件普遍都不好，基本上勉强能吃饱肚子，知青派到社员家里吃饭，负担不小，还是一日三餐，很多社员家大口阔，每个月都缺粮食。队长说了，这是政治任务，知识青年是革命青年，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与贫下中农同吃一锅饭，也是接受再教育，不要求大家做三碗四碗，只要大家让他们吃饱就行了。现在他们刚来，也有个适应过程，大家都克服一下，大家的困难我清楚，特殊情况特殊解决……等他们进了知青点就好了。
半年过后，队里为知青专门盖起了一栋一排四间的房子，当然还是两个人合住一间，另外一间前面是厨房，后面是厕所，男、女是分开的。知青点建好后，队里还给了他们一块菜地，6个知青自己可以种菜，每个人轮流做饭。他们倒觉得这样挺好，吃什么，什么时间吃，自己决定。几个人都喜欢吃魏凤桥做的饭菜，他爸爸是厂里职工食堂的大厨，哪个不想做饭就请他代劳，他也乐意，从不推辞。李伟民他们都开玩笑说，魏凤桥的手艺是在家偷学他爸的：“你爸爸把真东西遗传给你了，这是肥水没流外人田。”
……
在朱继民的记忆中，听他妈唠叨知青时代的那些往事并不很多。朱继民看得出来，他妈并不愿意太多的去讲述曾经有过的过往，她的内心深处似乎有不愿触碰的东西，往往是想说出来，又总是欲言又止。但朱继民从来不问。随着年龄增长，他妈他们慢慢都退休了，不少回城知青就相互邀约着返回当年的知青点，去看看他们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去追忆逝去的青春岁月，去与当年一起干农活的社员们畅谈曾经的生活，去告诉社员们，张家的鸡是谁偷吃的，李家的菜是谁偷走了，刘家后院的桃子是谁摘跑了……后来，每年都有知青回知青点去踏青，去吃农家菜，去赏花采莲摘果，到当年吃过派饭的那些父老乡亲家里坐一坐，问个好，给他们道个歉，赔个不是。董春英却一次也没有去。她不是不想去，而是不敢去。
张建国回厂里干了几年车工，改革开放汹涌澎湃，他第一批停薪留，下海当了老板；许名艳1977年恢复高考就考上了省城的一所部属名牌大学，后来当上了厅官。张建国他们几次邀约董春英一起前往，她都以家里走不开，妈卧床需要人照顾为由推辞了。后来妈死了，她还是推辞。许名艳是最早知道发生在董春英与方明亮之间的事儿的一个，她理解董春英的心情，再后来，他们去知青点的时候，就不约她了。
但董春英在每次推辞了知青们的邀约后，都会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哭一大场，她心里好痛、好悔、好向往、好无奈，她好想同昔日的战友们一起去，她多想去看看那块她曾经在那里生活战斗近10年的地方，她把最好的青春年华留在了那块土地上，她多想去看看一直非常关心照顾她的卢队长，还有那对不起的方哥、方嫂。她又怕去，那里留下了她的痛、她的恨、她的无法言状的东西……
一次， 朱继民推门进房里的时候，刚好碰到了他妈在
床上抽泣，他妈根本就没有意识儿子进来了。他不知道妈为什么突然哭得如此厉害，身子随着抽泣不停地抖动着。他连忙过去扶着妈的肩膀问道：“妈，你怎么啦？”
董春英这才像触了电一样反应过来，立即坐了起来：“我……我，没什么，就是心里有些难受、堵得慌。”
“你病了？有哪里痛吗？要不送你上医院。”
“不用。我躺一会就好了。”
朱继民拿了几张餐巾纸帮妈擦去眼泪，他这才发现他妈的头发几乎斑白，而且明显稀少了；眼角的皱纹层层叠叠，嘴角也有了一条一条的皱纹。
朱继民埋怨自己起来，只顾赚钱做事去了，没有关心照顾好妈。他拉过他妈那双有些粗糙的手低声说：“你有什么事儿就说出来，不要憋在心里，说出来就好了，憋在心里会憋出病来的。”
朱继民慢慢的注意到，只要有知青们从知青点回来，朱他就会看到他妈往几个平时走动比较多的知青家里跑，或者是抱着电话、手机一说就是半天。他知道，电话最多是打给许名艳阿姨的。虽然她当了厅官，但跟她这班知青战友关系不错。有一次，朱继民在自己的睡房里上网处理公司的业务，房间的门是虚掩着的，耳朵里隐隐约约传来了他妈在自己的睡房里与人用手机在通话的声音——声音是从免提里传出来的。
“你应该告诉他，他是成年人了。”朱继民听出了对方是许名艳阿姨的声音
“我不敢……我心里很矛盾……你知道我心里有多痛苦吗？”
“我理解你。你已经瞒他四十年了，他应该明白真相。再说了，你冤枉了方哥，冤枉了一个好人，你心里过得去吗？这么多年了，你不是一直放不下吗？……我知道你为这在后悔、在矛盾、在挣扎、在痛苦。你不敢说，怕你儿子接受不了；你不想说，那是自己犯下的错，无法面对。但不管你是不敢说还是不想说，事实就是这样，你应该把这些告诉你的儿子，让他来判断对错，更重要的是还老方一个清白，他因为你，一个好人变成了一个强奸犯，被判了十年刑，失去了那么多年的自由，你知道吗？”
“我当时就后悔……我一直在忏悔……这样好吗？我怕民民承受不了，不能理解……他宽容不了我这个妈怎么办？”
“这不是怕不怕的事，这是真相，这是事实。我相信民民有判断力，他是个懂事的孩子，即使是他不理解，你为了老方的清白也应该告诉他，至于他怎么去理解，怎么去做，那是他的事。你不能就这样痛苦的进坟墓，那你真的就是罪上加罪了。你忍心吗？老方已经死了，他是含冤死的，而这个冤枉他的人是你……我知道你跟他不存在感情，也没有恩情，那是一时兴起、一时冲动做出来的，即使有了后来，也不需要什么理由。在那样的时候，在那种情况下，谁都不能保证不会做出点什么事儿来……脚上都走起了泡，已经都破了，流水了，痛都痛过了，伤疤总是还在吧？别人看不到，你自己总是不知不觉都感受到了，触摸到了……”
“那该怎么告诉他？怎么对他说？”
“这个我也没有想好……”
双方一阵沉默。
朱继民离开电脑走到睡房门边，把门轻轻拉开一些，想听仔细点，但他妈似乎意识到了家里还有人，通话戛然而止。
一天晚上，朱继民和妻子刘慧躺在床上看电视，刘慧忽然则过脸来对朱继民嫣然一笑，手在朱继民的脸了摸了一下说：“继民，我觉得你妈像是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也许是有什么心事不好说。会不会是看上哪个老头了啊。”
“你什么意思？妈有事儿瞒着我？看上哪个老头了，你真敢想。”朱继民一下子坐了起来，睁大眼睛看着刘慧。
“我也是猜测。你没有看到妈自从你爸死后，像是变了个人似的。特别是退休后这几年，有些变化你看不出来，我是有感觉。尤其是遇到有知青返乡回来，妈就会有好几天精神不振，脸就阴天了。”
“我在家里时间少，倒是没有注意。她跟你说什么了？”
“没有？……你觉得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从这些年看的电视剧里知道，当年下乡的知青有很多人是有很多故事的，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就发生在不少的男知青身上，女知青是不是在村里有个小汪、小黄什么的。再说了，你是他儿子，有什么事她也应该先告诉你才对。”刘慧说话不紧不慢，很有逻辑性。
“未必就是你想象的那样……她不说，我也不好问。”朱继民望着刘慧那双炯炯发亮、含情脉脉的眼睛，心里一片茫然。
“其实你可以去问一问许阿姨和李叔叔他们。或许他们知道一些你妈的事儿。”
他们也不一定知道。他们知青在乡下的时间有长有短，听说我妈当年是他们那批知青中最后一个回城的。许阿姨、李叔叔他们回城早些……还是没有必要去问的好。说就说，不说就算了。年纪大了，有点心事也正常。或许还是种寄托。”
“那也是。真要是过去的事情了，就不去管他们，她说就说，不说就不说，睡吧！”刘慧一副善解人意的表情。
朱继民慢慢躺回床上：“睡觉。”随手关了电视。
三伏天刚过，天气热度基本就没有减下来。董春英突然咳着厉害，早上起床的时候还咳出血来了。刘慧就要朱继民把婆婆带去省人民医院看一看。董春英听了儿媳的话就说，没事，就是有点咳嗽，不碍事，在家喝点止咳糖浆就会好的。
又过了两天，董春英早上起来在洗漱间洗漱，又是一阵咳嗽，连续不停。刘慧提着包包刚要出门去上班，听到婆婆咳得厉害，就进去问婆婆要不要紧，要不就去医院。她刚一进门，立即就“啊”了一声，连声喊道：“继民，快来，妈吐血了！”
“吐血了？”朱继民也正准出门，衬衣还没有穿好，听到老婆的喊声，赶紧也过来了。
董春英双手正撑着洗面台在咳着，洗面盆里吐的是鲜红的血，嘴里还有往外在滴。
“妈，你怎么啦？怎么吐这么多血？”朱继民一把扒开刘慧，连忙过去扶着董春英。
“不知道是怎么的了，从来没有过，怎么咳嗽吐血了。”董春英一边喘着气，一边擦着嘴上的血说。
“马上去医院，再不能耽误了。”朱继民用毛巾又擦了一遍他妈嘴上流的血水，拉着她就出了洗漱间。
刘慧放下包对朱继民说：“要不我也请天假，陪妈一起去。”
“不用，我一个人就行。再说还有司机。”
董春英望了眼儿媳，朝她摆摆手：“你去上班，我没事，有民民就够了。”
“那好好检查一下，完了把结果告诉我。”
“知道了。”朱继民说。
省人民医院有个朱继民读高中时坐他前桌的女同学在当主任医生，他带着他妈去找女同学医生，女同学医生听了朱继民和他妈的叙述后，开了CT检查报告单。她说：“先做个CT看看。”
检查结果半个小时就出来了，女同学医生把CT片了插在无影灯箱上，眼镜片后的两个圆圆的、水汪汪的大眼睛连着眨巴了几下，对朱继民的妈说：“你先在这里坐着休息一会，我跟朱继民说点事。”
朱继民随着女同学医生出了主任门诊室，向走廊尽头方向走去。朱继民上前两步，走到了女同学医生的左侧前，急切地问：“问题大吗？”
“是的！”女同学医生肯定地回答，“肺癌晚期，马上要住院，看能不能做手术。”
“怎么会这么严重？平时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癌症都是这样。要不怎么会死亡率高呢。一般都是发现就晚了，等到一发现，就是中晚期了。”女同学医生推开一间挂着医生休息室牌子的房门，把朱继民让了进去。
“凭你的经验，我妈还能活多长时间？”
“这个不好说。我医治的肺癌晚期病人，最快的一个月都不到就走了，有的超过了一年，有的做了手术后还活了两三年。依人而论。病是一样的，因人不同，结果不一样。”
女同学医生递给朱继民一瓶矿泉水。
“既然来找你了，我妈的治疗就交给你了，能让她多活一天都行。”朱继民把矿泉水瓶盖拧开，递到嘴边，但是没有喝，又盖上盖子，拿在手上。
“我知道，钱对你来说不是问题。”女同学医生用眼睛瞥了一下朱继民。她还记得他们高中同学毕业二十周年举行的那次聚会，朱继民他们几个当老板的同学分摊了所有的经费，班上68个同学，除了死了的，病了不能走动的，外出不在家的，有55个同学到场，加上一些同学带了老婆、孩子，参加聚会的有120来人，好不热闹，他们提前预约，包了个山庄，热热闹闹、高高兴兴地搞了两天，走的时候还一家安排了一份当地的土特产。
“也不是你说的那样……只不过，给妈治病的钱还是可以拿出来的。就是自己拿不出来，借钱也得给她治！”
“那我就给你妈办住院手续！”
“行，按你安排的办。”
朱继民先给刘慧打了个电话，告诉了妈的检查结果。显然，电话那头的刘慧非常吃惊，过了半天才说：“怎么可能？不会搞错了吧？！”
“应该不会，”朱继民说，“是不是癌症先不管它，先让妈住下来再做一个全面检查。”
“好的。要不要我过来？”刘慧问。
“不用。我一个人没问题。我把妈的住院手续办好了就回去拿些生活用品过来，晚上我在这边陪一下，看你自己怎么安排。要不你回你妈那里住几天，到周末你去接承成回来休息再一起回家。”朱继民说。
“你不管我，你把妈住院的事安排好，”刘慧顿了顿，“你不能把这事告诉妈了，也不要告诉承成。”
“好，我知道。”朱继民觉得刘慧贤慧、善解人意。他与她结婚，也正是看中了她这个优点。
朱继民告诉他妈说医生要她住院后，董春英马上站起来：“一点小毛病又要住什么院，你们总是把钱不得了，我不住！”董春英往女同学医生办公室的门外走。
女同学医生立即站了起来，挡在了董春英的前面：“大妈，你听我的，你住下来再好好全面检查一下，不碍事的，没有什么大毛病，就看看怎么吐血，血是哪里来的，打几天针，吃点药，把出血的地方堵住了就可以回家了。再说了，看纪大了，有点小毛病住几天院也很正常。”
董春英听了女同学医生的话，又坐回了凳子上。
董春英住进医院后，病情直转直下，每天早上多少都会有些吐血，咳得也更加厉害了。朱继民的女同学医生找来院里的几个权威教授一起进行了几次会诊，认为手术已经没有意义了，在征求了朱继民的意见后，决定采取保守治疗，说白了，就是尽最大的可能性延长病人的生命时间。
董春英住了半个月后见儿子还没有提出要她出院回家的事，虽然每天上午都要吊好几瓶吊瓶，反而咳得一天比一天厉害，吐血稍微好了些，但天天还是多少有，精神状况也一天不如一天，浑身出现了针扎样的疼痛，嘴里一点味道都没有，饭菜含在嘴里嚼过来嚼过去就是不想往下咽。
董春英住的是单床病房，朱继民基本上每个晚上都过来陪床。病房里有个沙发，打开放下就是床，晚上朱继民就睡在沙发上。白天他们请了个钟点护工，再加上司机小陈，有什么需要家里人出面的事，他那女同学医生就会跟朱继民联系，要不说熟人、有关系好办事呢。朱继民再次感觉到了熟人、关系的重要性。
刘慧来过几次，是吃过晚饭过来的，周末休息的时候儿子回来了，她要陪儿子。她每次来都会带些吃的喝的过来。晚上九点钟，病房就要熄灯，朱继民就催着刘慧回家睡觉。
一天晚上，护士来查完房关了灯，董春英躺在床上突然把身子转向朱继民，问道：“民民，你跟妈说实话，妈是不是得癌症了？”
“你不瞎猜，没有！”朱继民本来是躺着在看手机视频，突然听他妈这样问，马上坐了起来。
“你不要瞒着妈，”董春英也坐了起，“你告诉妈实话，妈不怕……”听得出来，董春英声音有些沙哑，说话有些发颤，眼泪是不是在流，朱继民看不见。
“妈……你……”朱继民欲言又止。
“你告诉妈实话……因为妈也有实话要告诉你。”董春英喘着粗气，朱继民随后听到他妈强忍着的抽泣声。
“妈，你怎么啦？怎么哭了？”朱继民摸索着站起来紧紧抓住他妈的手，明显地感觉到他妈的手在发抖，在出汗，湿渍渍的。朱继民对这双手是多么的熟悉又亲切，这双亲曾经是那样的温暖，那样的坚强，那样的能干、那样的带给他向往和希望。现在朱继民突然感到这双手怎么变得没有了温度、没有了力量、没有了坚强、没有了肉感，像是抓着一根木棍。朱继民借着病房门上那个窄小的玻璃窗口透进来的一点光线，看到了他妈的那双泪眼和浑身抖动的身躯。
“妈，你怎么啦？你听到什么了吗？你不要瞎想，不要瞎猜，不要吓唬自己。你没有事，儿子还没有孝顺够你呢！”朱继民坐到他妈的床边安慰着。
“你们不告诉我我也感觉得出来，”朱继民能够听到他妈用力咬着牙齿发出的响声，“儿子，妈是说有事要告诉你，妈不想把这事儿带进坟墓……”朱继民感觉得出来，他妈在说这话的时候，是在用尽了全身力气的，她手紧紧地抓着朱继民的手，颤抖个不停。
“妈，你没有事吧？我去喊医生来给你看看。”
“不用……妈没有事……就是心里难受。”朱继民听到他妈长长地叹了口气，“妈对不起你，儿子……妈对不起你。”
“妈，你今天是怎么的啦？我怎么听不懂你的话。”朱继民用纸巾在他妈脸上反复轻轻地擦着，再次坐到他妈的床边，慢慢扶着他妈靠在床头。
“妈真的对不起你，也对不走我下乡的那个队里的姓方的他们两口子。”董春英再次抓紧儿子的手，抬起来慢慢放到自己的胸口。这个动作在朱继民的印象里那可是他十岁前的事了。他喜欢妈的胸口，那里有温暖、有爱、有理解和包容。
“妈，今天晚了，有什么事我们明天再说。再说，有的是时间，我不是天天在这里陪着你，你慢慢跟我说，不急。”朱继民第一次这样像哄孩子一样对他妈说话。他知道，妈在这个世界上的时日已经走向倒计时了，让她心情舒畅点过好每一天，能够睡好每一觉都是一种幸福。女同学医生已经告诉他了，他妈的癌细胞扩散得非常快，要他做好思想准备。上个周六，他和刘慧去了新城区的一个公墓，花了8万块钱买了个墓地。他妈早就有言在先，她死了不跟他爸葬在一起。朱继民知道，他妈跟他爸除了在一起生活，并没有夫妻之间的那种感情，更谈不上爱。但他觉得他爸给了他和他妈应有的东西，算得上一个称职的爸和老公。
董春英放下了儿子的手，没有再说什么，侧过身子就再也没有动静了。朱继民躺下没有一会就睡熟了。
朱继民早上起床简单洗漱完后，去住院部外的早点摊子买了碗稀饭，一份小笼包子，两个鸡蛋。在回来的路上，他给刘慧打了电话，告诉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刘慧似乎没有感到吃惊，心平气和地说：“你妈一定有什么秘密想告诉你。”
“不会吧，她还会有什么秘密这么多年不告诉我，非要到现在这个时候。”朱继民边走边跟刘慧说着自己的想法。
“还是那句话，你妈他们那代知青有太多我们这代人无法想象、无法理解的故事。”接着，刘慧告诉朱继民她今天是坐公交车上班，已经上了公车，说话不方便，有什么事回头再联系。两人断了通话。
朱继民提着早点回到病房，他妈早已经洗漱完了，朱继民发现，他妈这一晚过后突然苍老了不少，本来胖胖的脸上皱纹像是增加了不少，眼圈有些浮肿，眼睛看到朱继民的时候有点躲躲闪闪……
“妈，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吧？”朱继民问道。
“你把过早的放床头柜上去上班吧。”董春英没有看儿子，回答得有些答非所问。
“今天我有个合同要签一下，我把司机小陈留在这里招
呼你。有什么事叫小陈跟我联系。你打完针了好好睡一觉，不要胡思乱想，有什么事晚上再跟我说。”朱继民一口气把要说的话都说完了，接着打电话要司机小陈到病房来。
当天的合同开始时谈得并不顺利，基本上是谈了差不多一天，朱继民使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和以往谈判成功的各种技巧，总算在到了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对方松了口，双方达成了协议，双方在合同上签了字，盖上了双方公司的合同章。
朱继民这一下拿到了一个五百万的供货合同，心情当然是兴奋不已。晚上为了答谢对方业务经理，选了省城里一家高档酒店宴请对方。对方业务经理带了个“女同事”，介绍称是业务科长，大家都心知肚明，他们公司在接待安排住宿时，将他们两个安排在同一个房间。晚宴的时候，朱继民带了4个人，也有2个女的。一共7个人，订了一个豪包，喝的是飞天茅台。朱继民早就知道对方业务经理只喝茅台，其他酒一喝就醉。
晚上的酒喝了将近三个小时，7个人喝了一箱飞天茅台，两瓶干红，啤酒喝了差不多一箱。到散席时，酒桌上有没有人喝多了朱继民没有注意，他只感觉自己有些头重脚轻，看到紧挨他坐着的对方业务经理光秃发光的脑袋上全是汗珠儿，冒着热气，他的业务科长不断地拿过一叠餐巾纸给他擦汗，有时候还抢着给他代酒。朱继民回医院是他公司的业务经理给他请的代驾，把他的车开去医院。他记得离开酒店的时候，在门口还抱了一下对方的女业务科长，女业务科长像是摇摇晃晃的，脸挨得很近，他出了门回头看时，对方的女业务科长与她的业务经理手挽着手扭在了一起，传出阵阵笑声，吸引着路过的市民侧目。
朱继民回到病房已经晚上10点钟了。他妈已经躺在了床上，病房里的灯早就关了，司机小陈一个人坐在病房走廊的塑料椅子上玩手机。小陈见朱继民进来了，走路有点晃，赶快迎上去扶住他的胳膀：“朱总，没事吧？”
“没事，喝多了点。狗日的那个业务经理，还有那个业务科长好能喝，今天晚上我们要是人去少了一个个非得倒在那里不可……”朱继民推开门进了病房，小陈跟了进来。朱继民转身对小陈说：“我洗把脸，喝点茶，坐一会就好了，你回去吧，明天早上早点过来。”
小陈连忙进了洗漱间，给朱继民扭了条热毛巾，朱继民接过小陈递过来的毛巾擦了下脸，又接过小陈递给的茶杯放在床头柜上，习惯性的从包里掏出一支烟来叼在嘴里，将打火机打着，正要点的时候又像是想起了什么，将打火机熄了，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放到床头柜上。
微光下，见董春英想坐起来，小陈连忙过去将另外一个枕头塞到她的背后，说道：“大妈，你慢点。”
“你起来干啥？”朱继民也走到他妈的床边，对他妈说。
“你喝酒了？以后要少喝点！”董春英说。
“喝了，”朱继民在他妈面前从来不说假话。他在她妈的床边坐下，拉过妈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今天谈了个大业务，高兴，为了感谢对方。”
“你已经回来了，就叫小陈早点回去吧，他在这里转了一天了，早点回家休息。”董春英对儿子说。
小陈临出病房门时又停下来，对朱继民说：朱总，下午大妈他们知青点的两个知青来看了她。他们一个人拿了500块钱给大妈，大妈说什么都不肯要，他们两个说什么也要给，推辞了好长半天，搞得他们三个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我劝大妈还是收下吧。他们两个说知道大妈不缺钱，可这是他们的一点心意，大妈要是不要，那就是看不起他们，把他们当了外人。大妈说，他们的退休费都不高。他们俩个说，怎么样也不少这几百块钱。大妈最后还是勉强收下了。
朱继民把小陈送到走廊的时候，小陈告诉朱继民，今天医生给大妈打了两次止痛针，上午九点打了一针，晚上九点钟又打了一次，医生说怕她晚上痛起来睡不好觉。
朱继民回到病房后问董春英：妈，今天是哪两个叔叔来看你了？
“是李厂长、魏科长。”董春英像想起了什么，在枕头底下摸了一会，摸出了个信封，递给了儿子，“这是他们拿的钱，你收着吧。我不要，他们非得拿，搞得大家心里都好难受。”朱继民走到床边，接过装钱的信封，慢慢的又放在董春英的枕头底下，说：“先放在你这里吧”！董春英还告诉儿子，许阿姨也来电话了，说她过几天从北京儿子那里回来后也要来看她。
“妈，不早了，睡吧。”朱继民打了个哈欠，慢慢地坐到沙发床上。他打开手机想给女同学医生发个微信，感谢她对他妈的精心照顾。他想，病能不能治好是一回事，在医院里住着能够得精心照顾，得到一些临终关怀又是另一回事。刚打开手机，就听他妈说话了：“民民，妈感觉一天天不行了，今天医生给我打了两次止痛针，我全身都痛，针扎样的痛……你不跟我说，我自己有感觉……我也知足了，有你这样一个好儿子，你和刘慧都很孝顺，承成也大了，应该说我没有什么遗憾了。”董春英沉默一会，接着说，“但我又有遗憾，有罪孽……我想我应该让你知道你应该知道的事儿，妈作下孽不能带到另一个世界……而且，还想让你去为妈还了欠下的母债。对那个被我冤枉了的人说声对不起！”
“妈，你要说什么，你想说什么，你就说，你慢慢说，儿子听着，儿子能够接受，你是我的妈，我是你的儿子……爸死了几年了，你的心里话没有人说，我也因为忙，没有时间陪你说话……”朱继民晕沉沉的头突然一下子醒了似的，虽然嘴里还喘着粗气。他重新坐到他妈的床边。
董春英把儿子的手拉过来，放在自己骨瘦如柴的掌心里，低声而坚定地对他说：朱九云不是你的亲爸……
“妈，你说什么？你不是糊涂了吧？”朱九云是朱继民前几年已经死去的爸。
“民民，是真的，妈没有糊涂。这就妈一直想告诉你又不敢开口跟你说的。”
1979年12月底，董春英厂里下乡的另一个知青也招工回城了，也就是说，他们厂里那批知青就剩下董春英一个人没有回城了。面对这样的结果，她忽然对回不回城麻木了、绝望了、无所谓了。她有时候还在想，在队里找个男人把自己嫁了，过小子日算了，农村是过日子，城里也是过日子，这些年在农村也习惯了，什么农活都会做了，也能跟女社员一样一天拿9个工分了。近几年生产队的收入不错，粮食年年丰收，每年年底还能分两百块钱的红，好的时候，过年能分好几斤猪肉，好几条鱼。董春英他就把肉和鱼放在邻居方明亮家里，请方嫂帮着腌好，熏好，过年的时候拿回城里，爸妈可高兴了。
他们当初下乡来的时候，说的不就是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过了几年后，政策就发生变化了，有的就招工回城了，有的还参军回城了，恢复高考后，又有一些知青考上了大学回城了。董春英心里最不服气的是那些通过父母的关系回城的——她的父母是一线工人，没有关系。她还听说，有的女知青为了回城，还是跟公社的有权的人上了床。
剩下董春英一个人后，她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吃不喝，两只眼睛望着房子顶上用来挡灰的塑料布。眼泪已经干了，眼眶是肿的，她想，自己要是就这样睡过去了多好啊。
被知青们称为方哥的方明亮是知青们的邻居，第二天傍晚他和老婆吴杏梅从地里收工回家路过知青点的时候，他老婆把他叫住了，吴杏梅说：“小董这两天怎么不见人了，不会是回城过年去了吧？”
“不会，她每次回城不是都跟我们打招呼吗，”方明亮接过话，“你看，她的房门没有上锁，肯定没有走。她不会因为想不通做什么傻事吧？”
方家两口子四十岁了，结婚也快二十年了，一直没有孩子，与知青是邻居，家里养了一只花猫和一条黄狗，知青们没有来之前，方家两口子就叫猫猫、狗狗，张建国就给猫和狗分别取了名字，花猫叫大花，黄狗叫大黄——花猫叫大花还说得过去，身材体型与大有些缘分，大黄是有点名不符实的，体型不大，身上也没有几两肉，像是饿了十天半月放出来的。他们家的猪圈里每年都要养两头猪。可能是因为方明亮是兽医的原故，家养的猪总是比别人家的长得快些，其他社员家的猪一年半或两年也长不了二百斤，他们家的总是一年多一点就能有二百斤。知青们经常见到他们两口子提回一包包的中草药，然后晚上就会随风有一股草药味飘到他们的房子里来，家门口的路面上经常倒着一些中药渣，据队里的老人们说，这是让过路的人去踩，这样病人的病就会好得快些。他们家这中药是自己喝还是方哥熬了给牛啊猪啊治病，知青们并不知晓，他们也没有去问过。知青们与方哥两口子做邻居先后七八年，就是这样经常的闻着他们家的中草药味儿过来的。有一点倒是让知青们很感动的，方家两口子对他们几个知青真的挺好，就像自己家里人，两口子有人什么好吃的，菜园里的菜长起来了，过年的盐鱼腊肉腌好了，自己舍不得吃也要给他们拿过来。方明亮是兽医，经常会拿回一些从公牛公猪身上割下来的蛋蛋，方明亮亲自下厨，把蛋蛋漂洗得干干净净，再用辣椒、葱姜蒜一起爆炒，每次做了这个菜的时候，他们两口子都会把知青们叫过来一起吃，喝上一杯小酒。开始的时候只有李伟民他们几个男知青敢吃，后来董春英和许名艳看他们吃得津津有味，也尝试着吃，尝过之后，就欲罢不能了。知青们也不把方家两口子当外人，开口闭口就是方哥、方嫂，谁从城里回来，总会给他们带回点东西。他们给方哥带的当然是酒、烟，方哥喝点酒，抽点烟；给方嫂带的就不尽相同了，特别是许名艳，总能买些别具一格，即精致又别致的发夹、丝巾、花手巾，有回还给方嫂带了一瓶香水、一瓶头油、一瓶雪花膏，方嫂自然是舍不得用的，许名艳问方嫂，我带回来的发夹、丝巾、香水你怎么不用啊？“天天田里地里，风里雨里的，那好的东西我怕用糟踏了。”吴杏梅摸摸自己的头发有点不好意思。
“你挺漂亮的，打扮一下就是我队里的一支花了，方哥最好福气。”许名艳会夸人，说得吴杏梅脸一下子红了。董春英嘴笨些，在一边只嘴角动了动，有些似笑非笑。
但吴杏梅心里总觉得对不起方明亮，结婚都快二十年了，连个孩子还没有给他生。
那天，方家两口子放下锄头后才去敲董春英的门，方明亮反复敲了几次，才慢慢听到里屋里有响动声，过了片刻，脚步声停在门口，门闩响了一下，一扇门就开了一条缝，董春英看到是方哥和方嫂，才又把门缝开大了一些。方明亮当时已经四十来，中等个子，方脸，不胖不瘦，眼睛不大但挺有神的。因为天气不是特别冷，他又是刚从地里干活回来，上身穿着一件董春英和许名艳几年前帮着织的元包针毛衣，深灰色的裤子上有几处泥，脚上是双帆布胶鞋。方明亮从门缝看进去，见董春英披着一件棉衣，里面穿着一件碎花的紧身内衣，头发缝乱，眼睛浮肿，显然是流了不少眼泪的，胸前两只大大的乳房在紧身内衣的包裹下特别惹眼，她无精打采地看了一眼方明亮。方明亮说：“你在家啊？”
“你说呢？不在家怎么会有人给你们开门。”董春英有点不耐烦的口气。
吴杏梅把门推开了些，挡在了方明亮的眼前，说：“两天都没有看到你出门了，我和你方哥怕你想不开。”
“谢谢你们，”董春英把披着的棉衣的开襟往一起拉了拉，“你们放心，我想得开，无所谓。我来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要回去，会有机会回去。政府当时说是要我们扎根农村一辈子的。他们都走了，我一个人留下了……也挺好。他们都是逃兵，我是英雄……”她脸上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我这里有这么一大套房子，生活在这里快十来了，什么都习惯……哈哈，挺好的，你们对我也挺好的……一个人更好，清静……”方明亮和吴杏梅看到董春英说完这些话的时候，泪水早就从眼窝里涌了出来，两只肩膀抖动着。
吴杏梅上前拉过董春英的手，说：“不哭，到我们家去坐一会，说说话，晚上跟我们一起吃饭。”她转身对方明亮说，你去菜园里拔个萝卜，掰一碗白菜。
董春英没有推辞，没有忧虑，转身进屋里换了衣服，随吴杏梅去了她们家。
人在遇到了困难，有了委屈的时候，有人来到他的身边，说上一句安慰的话，或者是静静地坐在他的身边倾听一下，他就会感恩不尽，就会把他当成恩人来看待，也会让自己如获重负，那些曾经的不快造成的伤痛、委屈就会有所减轻，得到些许的缓解。董春英在方家吃过晚饭后就有了这样的感觉。她临从方家出门的时候，拉着吴杏梅那双刚洗完碗，手上还沾满水的手说：“谢谢你跟方哥这样关心我，你们就是我的亲人……我想明天就跟卢队长请假回城里过年去，过完年再回来。”
方明亮站在一旁望着董春英，说：“你现在心情不好，早点回去也好。小董，你还是要趁回家过年这段时间找找关系，托托熟人，你还是要回城的。这里不是你呆的长久之地。城里人就应该呆在城里。扎根农村那是一句官话。你们一起来的都走了，那些跟社员结了婚，生了孩子的不最后也都想方设法回去了。你趁着还没有什么牵挂回城，再找个好人家……不回去那是气话。人不能自己跟自己赌气。遇到再大的困难，别人开导还要自己想得通不是，否则都没有用……”
“你少说几句，”吴杏梅打断方明亮的话，“这样的话她还要你说，是不是。她是知识青年，读的书比你多，又是省城里长大的。”他们站在门口说话的时候，大花和大黄在三人的脚边转来转去，大黄还靠在董春英的裤腿上用劲的擦着身子，两只眼睛圆溜溜望着董春英。大花不停地在他们三人的两脚中间穿来钻去，很是快活。
“方哥也是好心。”董春英给方嫂说。
董春英去跟卢大义请假回城过年的时候，卢大义立即就答应了，他心里明镜似的，这知青点就剩她一个人了，心里有多难受只有她自己知道，再说了，其他的知青都回城了，董春英迟早也会回去的。卢队长说：“你就过了元宵节再回队里来，谁都不要说，也不管谁说什么，记分员那里我要他不扣你的工分。”
董春英回到家里就把自己关在自己的睡房里不出门。过年那几天，她爸妈要她一起出去拜年，她不去。她推脱说，我想趁这几天过年假在家里好好休息休息。董春英回到家里，并没有跟他们说知青点就剩她一个人的事儿。她知道，这样的事跟他们说了也没有用，他们没有办法让她回城。与其这样，还不如不跟他们说，省得他们着急上火。
“快三十岁了还这样不懂事，这怎么找婆家，怎么成家过日子？……下乡快十年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怎么就一点都没有长进。”董春英的妈不停的唠叨。
“好了好了，知道这样我就不回来的……别人都是爸妈找关系、走门子、求人把儿女招回来了……董春英站起来怒气冲冲地进了自己的房间，乒的把房门关上了。当她关上门的一瞬间，自己反悔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怎么会这样冲动。怪爸妈有用吗？我不是自己也不争气吗？
元宵节转眼就要到了，董春英想起卢队长给的假期快到了。她在房子里转来转去，看着窗外的那棵孤零零的柳树的枝头露出了芽绿色，春天来了！她突然想，给卢队长写封信，再请几天假。她连忙从抽屉里拿起笔和纸，就给卢队长写信。大意是说，她回来后就生病了，医生检查是慢性肾炎，一直医院和家里来回跑，过年也在吃药打针，现在还没有好，医生说还需要治疗一段时，也需要休息些日子。医生开的诊断证明和请假条回生产队的时候一并带回去。
大约是过了半个月，董春英收到了卢队长的一封信，内容短得不能再短了：病好了就回来，要不你床铺上就长草了，老鼠可能在你的被子里做窝生崽了。想到老鼠，董春英还真的害怕起来。她们住的房子经常就有老鼠出没，有时候深更半夜的还跑到床上来了，好是吓人。上厕所的时候，粪坑里成群的老鼠冲将出来，有大的像小猫，有的老鼠还敢蹲在那里跟人眼对眼的看着，要多吓人就有多吓人。好就好在董春英他们经常把方家的大花抱过来放进房里，让它打老鼠歼灭战。
董春英回队里已经是四月初了。她在家里这段时间虽说心里很烦，但她静下心来后不再埋怨爸妈了，她想通了。怪爸妈没有能耐，没有人际关系毫无作用，只会增加自己的烦恼。有时候又想，自己不是也没有努力吗？聂汉奇家里的爸妈也只是普通工人，他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就考上了大学。许名艳就不说了，她不是考了省里一所部属名牌大学。她自己也考了，报考了两年，都没有考上。李伟民的爸是厂里的人事科长，他是他们点上最早一批招工回城的。魏凤桥他爸虽然只是个职工食堂烧火的，但他的记性好，嘴巴甜，手上的功夫好，看到厂里的大领导，小科长，哪怕是小班长、小组长，他都能过目不忘，见面就能叫出“张厂长”、“王书记”、“刘副厂长”、“李科长”、“赵班长”、“吴组长”，职工们食堂排队吃饭，他给职工打菜的时候能够让手上的锅铲认人，那些带长字的，手上的锅铲里的菜就会多一点，有肉的时候，肉片也会多一片两片的。魏凤桥的爸看人下锅铲的功夫虽然让职工看不惯，背后有人骂他“狗眼看人”，但他充耳不闻。魏凤桥在参加了第一次高考落榜后，他爸就通过关系把他招回了厂里，进了业务科做了业务员。有人说张建国回来是给公社知青办公室的头头送了一箱黄鹤楼的酒和一条星火的烟。
董春英想来想去，她的关系圈太小了，更没有社交圈，也没有想着去给人送什么东西，更没有想着去上别人的床——她觉得这样做太下贱了。她想，她的关系能够用得上的就她们知青点这几个在一起战斗了几年的战友。这5个战友中，两个还在读大学，两个是厂里的普通工人，最有可能帮上她忙的只有李伟民。他为人爽快，又早已回厂里了，还在厂办公室上班，听说已经当上办公室的副主任了。董春英思来想去，最后下决心去找李伟民。
春天的一纺织厂，已经有了改革的气息，显眼的地方张贴了不少的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标语，厂门口的铁架子上的几面红旗迎风飘扬着，三五成群的穿着统一厂服的工人谈笑风生，向一排排的厂房走去。董春英是在厂办公大楼挂着厂办公室的一间屋子里找到李伟民的。一个个子高挑、瓜子脸的年轻女孩听说她找李传民，朝里间的一个办公室喊道：“李主任，有人找你。”李伟民把董春英领进了他的办公室，听了她的来意后，爽快说道：“我想想办法。只不过你不要太急，要等机会。”
董春英近乎哀求道：“也只有你看在我们曾经在一起下乡的情份上帮这个忙了，一定要帮我快点脱离苦海。你也知道，我们那批下去的知青都返城了，就我一个人还在那个鬼地方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我实在受不了了，要疯了。你总不能看我死在那里吧。”
“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和处境我完全能够理解。我会尽力的。”
“那我等你的消息。”
“行。一有消息就告诉你……只不过你要克服目前的焦虑、急躁情绪，不要真的把自己搞病了。”李伟民显出关心和同情，“你怎么在家这么长时间也不跟我们联系，春节的时候我们几个还聚了一回，以为你没有回来。”
“心情不好，一直就呆在家里不想出门……啊，我这还得回队里去，卢队长写信来了，我过年前回来就没有去队里了，说是病了在住院，这一晃就快三四个月了，你们在那里的时候，队里都种秧了吧。董春英自己都觉得今天的嘴巴怎么变得比以往利索了许多，在回家的路上埋怨起自己来了，要是早点求求人，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回到家里，董春英对爸妈的怨气也就烟消去散了，心情自然好了许多。
董春英回队里的那天是下午从家里走的，天气不错，蓝天白云，阳光明媚。她跟爸妈上班一起出的门，下午有趟二点半钟从省城开出，途经张港公社的客运班车，在他们厂职工宿舍大院门外的国道边就可以等着。她这些年坐这趟车早已习惯了，什么时候走厂门口经过，几点钟到镇上都熟得不能再熟了，开车的司机和售票员基本上都成了熟人，即使是他们在车上睡着了，到了地方也会叫醒他们。
董春英还是提的黄帆布旅行包，回来的时候方嫂子给她带了一块腊肉和两条腊鱼，回去里面装了她妈给她买的一些吃的东西，她这次特地给吴杏梅买了个蝴蝶结的发夹，是蓝色的，还买了一盒百雀灵。到了农村春耕季节，坐车的人不多。上车后，董春英选了个靠后的位置坐下，把包放在了靠窗户的空坐位上，客车摇摇晃晃走出不远，她就睡着了。
董春英穿着一身新的厂服走进了工厂大门，上班的工人从她身边走过，她都不认识。她从厂办公楼前经过的时候一眼看到了李伟民，李伟民对她笑了笑，摆了摆手，她想过去跟李伟民打招呼，说点什么，李伟民却被一个人拉着进了厂办公楼。她正向走，又遇到了魏凤桥，魏凤桥骑着一辆新的大桥牌自行车，骑着飞快，差点撞上了她。她急忙往边上闪了一下，喊道：“魏凤桥，你撞着我了！”
魏凤桥双脚踏地来了个急刹车，又用双脚叉着站在地上：“董春英？你回来了？上班了？！”
董春英一脸兴奋，两个脸蛋红红的，有些发热，头连着点个不停。
“好，好事，”魏凤桥把右脚从自行车架右边拿过来站在地上，双手扶住自行车，说道，“这样吧，明天就是星期天了，我来把点上的几个战友约到一起聚一聚，为你胜利回城庆贺一下。”
“没有那个必要吧，我这太丢人了，你们早都回来了，还都干得挺不错的，我才回来，聚在一起挺尴尬的。”董春英说。
“你就是自尊心太强了……革命不分先后，”魏凤桥非常认真的样子，“就这么定了，我来组织，你必须到位。”
董春英知道，她的推辞是心口不一。她好想与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们交流、相聚、说说心里话、吐吐一肚子的苦水。她想有这一天、这个时刻……
“小董，你到了。”售票员推醒了还在靠着车窗睡觉，脸上有点浅浅的笑意的董春英。
国道从去年11月份就开始扩宽维修，客车走走停停，董春英春节回家的时候就多坐了半个多小时的车。这次回来比平时又多用了半个多小时。她下车的时候已是下午四点半了。只不过这正是她想要的。她没有坐上午那趟车，就是不想回来早了遇到队里的人，见了面就问这问那。她现在尤其不喜欢这样，她心里烦。这个点下车，走回队里，要得两个小时，正好是傍晚了，天基本上黑了，能够遇到的人就会少些，反正包里有吃的，回去了也不用开火做饭。
从公社所在地到董春英插队的湖堰二队有差多20里的路要走，她这些年走了多少趟，早就记不清了。只不过，这条路上哪里有弯，哪里有坡，哪里的路边是片树林，哪里路边有稻田麦地；哪个季节路边地里的油菜会开花，哪个季节西冬能吃了她倒是记得清楚的。
说是公路，也就是一条能走一辆大卡车的泥巴路，路面宽不过四五米，晴天一路灰，雨天一地泥。特别是春夏季节，逢雨水多的时候，路面被大卡车辗出两条深深的槽来，槽沟里是满满的水，深的地方有三四十公分深；槽两边的泥巴堆得老高，中间也是堆起的泥巴，人想从这样的公路上走，不穿深筒胶鞋的就只能赤脚而行。一旦出了几天太阳，泥巴晒干了硬得像石头，光着脚走在上面就像钉子一样扎得痛。董春英她们曾经不知多少次光着脚走过这条的路，天长日久，她们倒也练就了铁脚板，知青们地闲着的时候，还自嘲的把各自的脚抬起来比谁的脚掌茧子厚，留下的伤痕多。他们最怕的还是有些司机使坏。他们正走着，车开过来了，正好槽沟里有水，司机就特地加大油门冲过去，他们避让不及，溅起的泥水就把他们的衣服全弄脏了，司机有时还特地从车窗伸出头来一脸坏笑，他们最多只能大声骂几句，或是捡起一个石头砸过去。此时，车子冒出一股黑烟，向前跑去，骂声留给了他们自己。
刚过清明节，又是个晴天，董春英下了车就往队里走，差不多二十里路，慢慢走得两个多小时，但她今天感觉与以往有些不一样。车上的梦她还记得，回想起来有些埋怨自己是不是太着急了。公路两边花花草草艳的艳，绿的绿，她觉得脚步比往日轻快了许多。
董春英看到远处有社员在田里犁田，还有台拖拉机在田里打田，公路左边不远处的几块水田里的秧苗已经有好几公分高了，嫩绿嫩绿的，有个看不清脸面的男子打着赤脚背着锄头在田埂上走着；“呱呱”的蛙鸣一时高一时低，一时远一时近，自然界、季节与世间生灵正在合奏一曲春天的乐章，沁人肺腑，美妙无比。
董春英走了一会，觉得口有些渴了，也有些热，她来到路边的一片松树林边，在一棵大点的树下打开帆布包，吃了块蛋糕，喝了两口爸妈厂里分的汽水，擦完嘴后，长舒了一口气，又脱了碎花外套放进包里，抬头看看太阳，跺了跺脚，提起包再次上路。
自从董春英那次见到李伟民，李伟民并且答应帮忙后，她的精神爽朗多了，脸蛋笑容也多了起来。这不，在回队里的路上，虽然提了个大包，里面的东西还有些重，她却感觉比平时轻快多了。走着走着，脚还一蹦一跳起来，嘴里还轻轻地唱起了现代京剧《红灯记》里铁梅的唱段。遇到平坦的路面，还转一圈。她突然想起了他们刚下乡的那年春节前，大队民兵连长组织他们教队里的社员们跳“忠字舞”，还要搞一次演出，各队的知青都要上台。演出的那天，她们队的刘大爷一家上台表演了“忠字舞”《敬爱的毛主席》，刘大爷带着他们一家8口上场，孙姑娘不到5岁，由她妈拉着。刘大爷快70了，在台上从东边跑到西边，又从西边跑到东边，手舞足蹈表现出来的都是些平时干农活的动作，把台下的社员笑得前俯后仰，掌声不断。孙姑娘见他爷爷跑来跑去，挣脱她妈的手，也跟着跑左跑右，更是增加了热闹、喜庆的氛围。他们知青表演了《北京的金山》、《我爱北京天安门》等“忠字舞。后来有的人开玩笑说，刘大爷那跳“忠字舞”的动作是他平时摸鱼捞虾、干农活的动作……
董春英有1．63米的个子，不漂亮，猪肚子脸，嘴唇有些厚，身材像她妈，骨胳粗壮，上下一般粗。她在队里出工下地的时候，一般都是穿胶鞋。她有一双平跟的猪皮鞋，是系带子的那种，平时是不穿的，只有回家或是知青们相约到公社去玩，或者有电影看的时候才穿。这天回队里，董春英穿的就是平跟猪皮鞋。
她正走着，左脚忽然像踩空了，接着鞋掌像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身子往下一沉，再站起来的时候，就感觉脚踝关节部位疼得厉害，使不上劲了。她试着用脚尖在地上扭了扭，更痛了。她只好坐下来把鞋子脱下，再脱袜子，看看没有什么异样，又用手在踝关节处用力揉搓。再站起来想走，还是疼，有些钻心。好就好在这些年在农村经受过各种锻炼，割稻子的时候镰刀割过手，光着脚下湖田的时候被菱角扎过脚掌。知青们最怕菱角扎脚，每次在湖田里干活，晚上收工回家后，董春英和许名艳把柴油的亮光调得最大，你给我挑刺，我再帮你挑刺。4个男生脚上的刺当然都是董春英和许名艳的事，女孩子手轻，女孩子挑刺，不痛。多年后，张建国在他们知青的一次聚会上这样说过：“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医院给病人扎针的都是女护士，因为我们当年就喜欢女知青给我们挑菱角刺，虽然痛在脚上，但幸福在心里。”知青们都会心地笑了。许名艳说：“你挺会联想的，你们几个坏蛋是在占我和董春英的便宜。”
董春英把袜子和鞋穿好后，又在地上扭了扭脚，把头转向走过的路，后边没有一个人影。她咬了咬齿，对自己说：“得忍着疼慢慢走，要不还不知什么时候能到队里。”她在一棵白杨树下扯了一根枯树枝当拐杖，一拐一拐地向前走。
天慢慢暗下来了，董春英扭伤了的那只脚越来越疼，她走一段路就停下来休息几分钟，接着再走。她感觉自己是在向前移动，她希望后边来个人，能给她哪怕是背背包。她不时地停下来看看后边……没有，还是没……她又一次失望了。最后，她有种绝望的感觉。她突然恨自己，我怎么就这没用，怎么就这样倒霉，怎么就什么不幸的事都能落到了我的头上……
董春英转过一个弯，正在往坡下走的时候，听到背后有隐隐约约的脚步声。她用右手拄着拐杖，转身朝后看，不远处有个身影正快步朝她走过来。两人相隔还有二十来米的距离，从微弱的光线中已经都认出了对方。董春英像见到了救星似的先开了口：“方哥，是你呀！”
“小董，怎么是你？！从城里回来？！”方明亮连跨几步走上前来，发现她手里拄着根棍子，问道：“你脚怎么啦？”
“扭了！”
“扭得狠不狠？坐下来我看看。”
“疼！”
“快坐下，我给你看一下。我是兽医，也会看人的小毛病，像伤筋动骨，脱臼什么的，我刚好还可以治一治。”
董春英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方明亮心领神会，说：“你是不好意思，就我们两个人，又不做其他事，看看脚还怕丑，还城里人，封建。”
董春英被方明亮这样一说，真的有些不好意思了，连忙解释：“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
“那就好，你坐下。”
方明亮帮董春英脱下鞋和袜子，用手摸了摸踝关节部位，说：“问题不大，没有错位，可能是肌肉拉伤了，已经有些肿，今天晚上回去后到我家里吃饭，我扯点小葱捣烂用白酒烧一下给你搓一搓，休息几天就没有事了。”方明亮说完，把董春英拉了起来，说：“我背你吧？”
“那可不用，你帮我背包，我慢慢走就行。”
方明亮把董春英的帆布包背在自己肩上，再把木棍递给她，“那我陪着你慢慢走吧。”
“嫂子她……”
“没事。你嫂子没有你想的那样小心眼。”方明亮明白她想说什么。
董春英在方明亮家里吃过晚饭，吴杏梅打了一盆洗脚水，让董春英洗了脚。方明亮将小葱捣好放在一个大白瓷碗里，倒上白酒，划着火柴点燃，一会，小葱在酒里发出阵阵响声，还能看见有热气升起来。烧了一会，方明亮用另一只碗扣了上去，火熄了。他拿了张木椅子放在董春英脚前，指着说：“把脚放这里。”
方明亮慢慢抓起碗里的小葱往董春英的怀关节部位按上去，小葱刚一挨到董春英的脚，她立即“唉哟”一声，把脚抽了回去，嘴里喊道：“好烫！”
“感觉到烫就好，”方明亮抬头看着董春英，能够看到她眼睛里有泪花儿。他说：“就是要烫点，烫点效果好些。”
“你个死鬼，不要把她脚烫起泡了。”吴杏梅连忙把柴油灯端过来仔细看了看，“她怕疼，你不搞那样烫，一次效果不好就多搞两次，这扭了她又不可能出工。”
方明亮这回把小葱放在嘴边吹了几下，再敷上去基本上已经感觉不到温度了。方明亮前前后后给董春英揉了一二十分钟，她感觉疼痛减轻了不少，她自己又动了动脚怀，说：“好受多了……没想到方哥这当兽医的还能给人治病。”
吴杏梅提着董春英的包将她送回房子里，又帮她把床铺好，放下蚊帐，把房子里前后的两个窗子给打开通了一会风才回家。
方明亮虽然是个兽医，可也跟当时农村的赤脚医生一样，应该算个赤脚兽医，只是没有人这样叫。赤脚医生有看病的地点，一般在大队部有一间房子，前面一张桌子医生看病，后边两面墙一边是中药柜，一边是西药柜和少量的医疗器械。方明亮与他们不一样，他的医术是祖传的，跟他爸学的，子承父业，虽然医术一般，但为人实在。他的诊室就在自己家里，出诊就背一个与赤脚医生一样的医药箱，家里的一个房子的一个箱子里放着一些药品。十里八村只有他这样一个兽医，到镇子上去请公社的兽医，来去得半天时间，还要管吃饭，伙食还不能差，他们这片的队里牛啊猪啊还有鸡啊的，生了病就都来请他。方明亮一个星期会有两三天出去给猪牛看病，要是遇上鸡瘟的时候，他会更忙些。队里对他特别宽松，他不出去看病，就跟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工分按最高的靠。
董春英脚扭了的第二天，方明亮一大早就被一队的社员喊去为一头牯牛治病。这里有个习惯，请兽医为猪、牛治病也好，请赤脚医生给人看病也好，队里或是请医生的社员都是要安排吃餐饭的。方明亮这天给牯牛看了病，给它灌了药，就在队长家里吃了饭。他准备把药箱子放回家后去地里干活。当路过董春英门口的时候，看到她的门开了条缝，他心里自语道：“这么早就起来了？脚好了？不会这么快吧。”
他轻轻地推了一下门，朝里看去，没有人。转身准备走时，发现董春英正提着痰盂站在了他的身后。
方明亮连忙问：“好些了吗？”
“好多了。”董春英把痰盂往身边藏着，像是怕方明亮看到什么，接着一闪身进了门。方明亮见董春英走路的姿态和敏捷程度比昨天好了许多，就说：“还接着揉两回就差不多了。”
董春英现在是一个人住两间房子，她把痰盂放到床下，走到外屋看着方明亮还站在门口，就说：“看不出来你这兽医还真能治人的病……今天不出工？能不能再给我搓一次？”
“可以啊。我去扯点小葱，再给你揉一下，一鼓作气把它治好。”方明亮望着董春英，自然又把眼睛落到了她那两只圆挺挺的乳房上。董春英有了某种感觉，侧过身子去，说道：“我想快点好……你要是不出工那就再麻烦你吧。”
方明亮把小葱和白酒弄好后再来到董春英门口时，太阳已经老高了，晒在身上暖暖的。董春英的门还是开着一条缝，方明亮直接推门进去，借着门打开的亮光，没有看到董春英的人。“小董，你在哪里？”方明亮问。
“我在里屋，进来吧。”里屋传出董春英的声音。
“出来吧，我把药拿来了。”方明亮之前经常到知青点来，但从来没有进过董春英她们的里屋。
“在里屋好揉些。”董春英这时从里屋走出来，把方明亮拉了进去，反转身把外屋的门闩上了。方明亮有些吃惊：“你这是干什么？”
“免得别人看见说闲话。”董春英走到床边坐下后说。
“是的，孤男寡女的影响不好，特别是你们要注意影响。”方明亮边说着边点燃了白酒。烧了一会，把火熄了，他把小葱在手上吹了吹，再让董春英抬起脚。董春英直接把脚放到了方明亮的大腿上，方明亮看着董春英的脚，半天没有反应。董春英微微一笑：“方哥，揉啊！”
方明亮这才回过神来，轻轻地揉搓起来。
揉了大约十来分钟，方明亮停了下来，问道：“感觉怎么样？”
“好……好多了……”董春英说话的时候声音有些发颤。脸蛋儿绯红。
“那就好，说明我的水平还可以。”方明亮没有注意董春英此时此刻的变化。他从竹椅子上站起身来，拿着装小葱的碗转身准备走，忽然，董春英拦腰从背后抱住了他：“方哥，你不要走……你不要走。”董春英已经语无伦次，喘着粗气。
“你放开手！”方明亮想用力扒开董春英的手，但他一只手拿着碗，另一只手使不上劲，董春英此刻用了全身的气力死死地抱住他。
“方哥，你是好人。”董春英在说话的同时，她的一只手滑到了方明亮的裤腰的位置。农村人在那个年月很少有人的裤子系皮带，用的一般都是一根麻绳，或者是线绳。方明亮也是如此，他系的是一根董春英她们跟他组毛衣时剩下的毛线编成的裤腰带。董春英的手相当利索，一下就拉开了方明亮系裤子的带子，手直接就伸进了那个地方，一把就抓了个正着。方明亮始料未及，身子往后退了一下，被董春英牢牢的顶住了，他脑子嗡嗡作响，董春英抓的劲好大，他好痛，眼前出现了短暂的模糊，等他会过神来，他的裤子早就到了腿肚子下面了，董春英已经一丝不挂的将他压到了床上，正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片刻，方明亮就有了一种本能的冲动和欲望。他紧紧地抱着董春英，一下翻过身来，压在了她的身上，之后的一切变得顺其自然、随心所欲、无法自已了……
“到了。停车！”吴杏梅突然指着朱继民左前方的一条小岔路对他说。
朱继民踩了一脚刹车，车子缓缓的靠在路边停了下来，问道：“就是这里？”
“是的。这条小路进去就是的。”吴杏梅想从座位上起来，却被安全带系住了，动弹不得，看着车门，又不知怎么打开。
朱继民连忙说：“吴大妈，你不动，我把车再往前停一下，免得把别人的路挡着了。”朱继民看到公路的右边有户人家，门口的路面相对宽了不少，他把车开了过去。
车停稳后，朱继民先下了车，来到副驾驶室这边，为吴杏梅打开车门，又打开安全带的锁扣，轻轻地把吴杏梅扶下车来。她刚站稳，路边的房子里走出一个50来岁的妇女，身边还跟着一条黑狗，个头不大，但嘴巴咧开着，鲜红的舌头吐在外面，直接就来到了朱继民的车子边上，黑狗家的女主人有些惊奇道：“是什么风把吴大妈吹回来了。”
女主人的眼睛看着朱继民的车子，嘴巴“滋”个不停：“吴大妈哪来的福气，坐这么好的车回来了。回来有事啊？”
朱继民连忙接上话：“回来给方伯扫墓。”
“方伯？是方兽医啊……死了有十几年了吧？”女主人像是在自问，又像是在问吴大妈。吴大妈看着妇女，问道：“你是？”
“我是艾得福老婆兰花呀，你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我这记性……老了，脑子不记事了。眼睛也不管用了。”
“那你还记得方伯的坟墓在哪吗？”朱继民心里一咯噔，低着头，轻声地问吴杏梅。
“我知道，我带你们去。”倒是叫兰花妇女即热情又主动。
“那我就把车停在你门口了。”
“停吧，停吧。这么好的车停在我家门口可长脸了，让我们也沾沾财气。”
朱继民觉得这个叫兰花的说话挺有意思的。他把车上扫墓的物品都拿了下来，兰花也过来帮忙，嘴里不停地说：“吓死人了，买这么多，一定是有钱的老板……”她这才认真地打量朱继民。朱继民连忙说：“谢谢你，谢谢你！”
兰花带着朱继民从她家门前的岔路向前走了差不多4-50米，就看到了右边的一片坟地。朱继民看到，差不多每个坟墓前都立了墓碑，有几个坟前已经有人烧过纸，放过鞭了。她带他们绕过几个坟头，来到了一个长满毛草和茅竹的地方，对朱继民说：“这就是你说的方伯的坟墓……前几天就有人来扫墓了，现在都怕堵车，扫墓都提前了。”
吴杏梅眼睛虽然有些不好使，但看到这杂草丛生的坟墓在阳光的照射下，凄凉、面目全非，连个坟头都不见，腿一软，差点倒下，朱继民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她。
朱继民把烟花放好，接着把吴杏梅扶过来，说：“吴大妈，你坐下，我来把坟头上的草砍掉。”话说完，像想起了什么。他转过身问兰花：“你们家还有人吗？请过来帮个忙，坟头的这些竹子草啊的砍一下，把坟头堆一堆，我给钱。”
兰花又上下打量了一下朱继民，问道：“你是吴大妈家里什么人？怎么会突然来给方兽医扫墓？”
“你放心，我不是骗子。”朱继民不想让她一个不相干的人知道自己的身份。
“那是的，没有骗子自己掏钱来给不亲不灵的人扫墓的。”兰花看来是个大大咧咧的人，说话噼里叭啦放鞭炮似的。接着她又说，“我给我屋里得福打个电话，要他来帮忙……”她一边从红颜色的学生校服上衣口袋里掏手机，一边问道：“你给多少钱？”
“你看着办吧。只要弄好了，我大妈满意，钱好说。”
“行！”
手机很快拨通了，兰花走到离朱继民二十来步远的地方小声的说着话，朱继民心里有数，估计就是跟她男人说要他过来，有笔外财等着他了。
大概过了五六分钟，电话打完了。兰花走近朱继民：“老板，我家得福马上就来。”
再过五六分钟，一个五十出头的男人肩上扛着一把锄头，手上拿着一把铁锹，还有两把砍刀过来了。
叫得福的走过来，黑狗迎了上去。朱继民递给他一支烟，又给他点着。他大口地吸了两口，大声地咳了两下，说：“是你要给老方修坟？”他又看了一眼坐在地上的吴杏梅，“吴大妈，是你回来给老头扫墓？”
“不是我，是他要我带他来。”吴杏梅用手指着朱继民。
“是我，是我。”朱继民点着头对叫得福的说。
“看得出来，你是大老板，车开得那么好，我也不讹你，我包把老方的坟修好，包你跟吴大妈满意，也包老方满意，一口价，一千块钱。”叫得福的也是快人快语，朱继民心里想，这两口子还真是两口子。
“好！一千块钱就一千块钱。”在朱继民看来，钱多钱少并不在意，他想的是把方伯的坟墓修得像个样子，把杂草砍掉，把坟头堆起来，起码要像个墓。
“什么，修个坟，砍几把草，堆几锹土就要一千块钱？”吴杏梅突然从地上站了起来，有些激动地说，“你们俩不是抢劫的吧！熟人熟事的，帮个忙，多少收点钱就行了。何况我们家老方在世的时候，还给你们家的牛看过病，有几回一分钱都没有要。”
“大妈，钱的事你不管，你只负责坐着看他们怎么弄，你满意了我再给钱。”朱继民又把吴杏梅扶着坐在烟花上。
“老方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给他上过坟，今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有人来上坟了。”叫得福的边干着活，边自言自语。
“方兽医是个好人，在世的时候帮了不少人的忙，给村里人家里的牛啊猪啊治病，没有钱就先欠着，有钱再给，不给就不给了，他也不去要……虽然没儿没女，死了出殡的时候还挺热闹的，一路上不少人给他放鞭。”兰花边干着活边说。
朱继民没有理会得福他们说话，到车子那里把扫墓用的物品一件一件搬了过来。农村人就是农村人，干起活来真的利索，半个小时，原本荒草丛生、见不到坟头的坟墓就修理得象模象样了，坟墓四周的杂草砍得精光，塌下去的地方都培上了新土，坟头上的塑料彩条随风儿舞动着。吴杏梅坐着坐着眼睛合到了一起，打起盹来。
“听说他坐牢是冤枉的。”叫得福的停了停手里的活，看了一眼朱继民，“听说是那知青冤枉了他。知青自己愿意的，后来为了回城，被她妈逼着去公安局报了案，硬说是老方强奸了她。那个年代强奸知青还了得，那可是重罪，一判就是十年，搞不好还可能吃枪子。虽然老方在牢狱里表现好，提前一年半出来了，但出来也是五十来岁的人了，身体也不行了，没有几年就得了癌症……”
朱继民只是静静地听着，不接话，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他看了看吴杏梅，见她仍然闭着眼睛没有反应，心里似乎平静了一些。
“你们只给他扫墓，不给他立个碑，说不定哪一年又找不到地方了，这野草长得太快了。”叫得福的像个话唠，那张嘴巴一下子都闲不下来。
这回朱继民接话了：“会的，会的。明年清明就立。”他像想起了什么，对叫得福的说，“艾师傅，你能不能留个手机号给我，明年清明立碑的时候我再找你帮忙。”
“好啊，没有问题，你打我的电话，他的电话不是关机就是没有人接，半天也打不通。”兰花赶快来到朱继民的跟前，报出了自己的手机号。叫得福的只是瞥了一眼自己的老婆，继续忙着手上的活。朱继民想，这对夫妻还真的是挺般配的。
快到十一点钟，坟墓修完了。朱继民对农村的坟墓是好是坏并不了解，没有概念，就让吴杏梅来作判断。吴杏梅睁大眼睛，颤颤巍巍地围着坟墓走了一圈，点了点：“行，好，老方这回也该满意了。”
朱继民再递了支烟给叫得福的：“谢谢你们了。”接着掏出手机，说，“是给现金还是支付宝、微信转帐。”
“支付宝、微信我都有，转帐给我。”兰花把自己的手机掏了出来。
“给现金放心些。”叫得福的拦住了兰花，坚持要现金。
“你不怕我给你假钱。”朱继民开起了玩笑。
“不怕不怕，你那车子值多少钱，你还坑我这几个力气钱。再说了，你明年还要来立碑的呢。”叫得福的说得实在。
“钱不能到他手上，在他手上，几天就输光了。”兰花脸上有些不高兴。
朱继民没有再说什么，拿过钱包打开，从里面抽出一扎百元红票子，点了十张，递到了兰花的手里，“这一千块钱放在你手上。”另外又抽出两张，递给了叫得福的，“这两百块钱算是我感谢你们的，也可以算作明年立碑的订金，给大哥拿着。”
“你这老板大气。”兰花接过钱，在叫得福的眼前晃了一下，叠起来放进了自己校服的拉链口袋里。叫得福的接过朱继民递过来的二百块钱，脸上露出一种满足的神色。
“来，我和我老婆一起帮你烧纸、放鞭炮。”看来叫得福的是热心快肠之人。
吴杏梅已经醒了，她蹲在坟头前，一张一张烧着纸，嘴里低声嘀咕道：“老家伙啊，你死了还有人给你扫墓，是你那冤家的儿子……我死了还不知道有没有人埋呀……”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吴大妈，你不哭，你要是过世了，我会把你跟方伯葬在一起。”朱继民一旁烧着纸，一旁安慰着吴杏梅。
吴杏梅用混浊的眼睛看着朱继民，眼睛里的泪花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朱继民陪着吴杏梅烧完了纸，放完了鞭、烟花，扶着她往墓地外走。朱继民边走边扫视那些坟墓前立的碑。突然，一个名字吸引住了他。他停下脚步，片刻，他朝着那位墓碑走去。这个坟墓坟头堆得很高很大，四周用水泥抹了，基本上没有杂草，墓碑主人的名字写着“卢大义”三个大字。
朱继民在他妈的病床前多次听到过这个名字，是他们下放的生产队的队长，还是个退伍军人，挺能干的，很仗义，对他们几个知青特别关心照顾。朱继民问走在身边叫得福的：“这个卢大义是不是方伯他们队的卢队长？”
“是的！”叫得福回答。并问道：“你认识他？”
“不认识。他死了？”
“说起来他的命不好，死得挺惨的，”叫得福站住脚，指着墓碑上的死亡时间，“你看，这都死了快三十年了。”
“分田到户后不久，他去了在深圳当老板的战友厂里打工，一天晚上回家的时候，被一个喝了酒的司机开的大车撞死了。”兰花嘴巴快，接过她老公的话说。
“他那战友挺仗义的，除了那个开车的司机赔了几十万块钱，他战友还给了一笔钱，”叫得福的指着卢大义的坟墓说，“他战友把他火化了，开着车把骨灰盒送回来，他的骨灰盒在家里放了三天，办丧事的钱都是他战友出的，他的好多战友都来了，好热闹……他死得太早了，不值得……看到他的丧事办得那样热闹、风光，又觉得值得，不就一个农村人吗，要再多的钱都没有用，还是人要活着，再多的钱要有命花才是硬道理……”叫得福的说着说着长长地叹了口气。
“卢队长他那战友后来把老卢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安排到他的公司上班了，现在都挺好的，都在深圳买了房子、车子，几个孩子还把他们老妈接过去享福去了。”兰花露出一脸的羡慕。
吴杏梅朝前挪了挪，说：“卢队长是好人，我屋里老家伙那几年去受罪去了，就是他照顾我。”她顿了顿，“好人怎么都命不长呢？”
朱继民拿出一支烟，点着了，放到了卢大义的坟头了，退到墓碑前，说道：“卢伯，我是知青董春英的儿子，今天来给方伯扫墓，看到你也在这里，我，还代表我妈，给你磕个头，感谢你那些年照顾我妈，明年清明我来给你扫墓，给你送钱。”他说完后，双手合十，连着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走出墓地，朱继民又小心的把吴杏梅扶上车，系好安全带，关好车门，自己上车发动了引擎。车刚要起步，吴杏梅突然想起了什么，侧过脸对朱继民说：“能把我送回我的老房子去一下吗？我有件东西要给你，是你方伯留下的。”
“好啊。我也正想去看看我妈曾经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地方。”朱继民问了一声，“怎么走？”
“往前开，下了前边那个山坡就能看到我们村子了。”吴杏梅见朱继民答应了她，有些兴奋。
车子过了山坡，前面就豁然开朗了。随着一股清风吹进车里，心旷神怡。从山坡上朝前看去，就像是站在三四层楼的房子上朝下看，三面由高矮不一的丘林小高包围着，形成一个三面高一面低的小平原。朱继民听他妈说，低的那一面原来是湖滩，每逢雨季，洪水就会把田地淹了，雨大的时候只要下一天或是一晚上，水就会淹进社员的房子里。后来公社组织社员冬天围湖，三年后修起了一条十几里长的大堤，解决了逢雨必淹的难题。
眼前，一片开阔地上点缀着全是高高矮矮的白墙红瓦的房子；片片水田在阳光照射下波光粼粼，几个村民背着锄头，或是拿着铁锹在田埂上走动；田里的油菜已经结籽，随风摆动着；一片水田里还有一群鸭子在争吃食物、互相追逐；有片水田露出不少的荷叶，有的叶片半开着，有的还像卷心菜立在水中。进了村口，通向村民家的路的两边，还能见到几盏太阳能路灯。他妈告诉过他，现在她们下乡的地方不叫生产队了，叫生产小组，叫村了。村子进行了新农村改造，村民的房子是政府统一拿钱刷白和盖的红瓦，虽然高矮不一，样式不一，但色调都统一了，远去一看，还是挺美观的。村子里还办起了几家农家乐，可以吃饭，农家乐的饭菜做得挺好的，是地道的当地农家味……朱继民在心里暗自赞叹：“太美了。”
吴杏梅的房子是一套两间的平房，也是白墙红瓦，因为她是孤寡一人，新农村建设时，政府拿钱给她盖了这套房。两间正屋边上还有一间小屋子，分为前后两间，前面一间是厨房，后面一间是厕所。自从方明亮死后，她就再也没有养猪了。这房子建好她也没有住两年就进了养老院。
吴杏梅哆嗦着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两把用一根线绳串在一起的钥匙，放在眼前选出其中的一把，插进锁眼，费劲地转动了好几次，才打开了木门上生了锈的铁锁，自己先进了屋，随后又打开了另一间房子的门，自顾自的进去了。
朱继民先是站在门口将头朝里看，一股浓浓的霉味迎面扑来，地上很潮湿，像湿过水。屋子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只看见一张小饭桌，两条长板凳，一张竹靠椅。他抬起头打量着屋子的四壁，发现四处都有蜘蛛网，风儿从门口吹进来，蜘蛛网就随着风儿飘动着。朱继民眼睛扫到了昏暗的屋子的墙壁正中挂着一个相框，他走上前去，发现里面是个男人的半身标准相，相片已经发暗，有些模糊不清。他立即判断，这就是他妈说那个方爸了。
“这是你方伯，他死之前特地去县城的照相馆照的。”吴杏梅站在朱继民的身后指着相框说。
朱继民的眼睛没有立刻离开相框里的男人，而是更认真地看着，是想从这张已经暗黄的相片里发现点什么，还是有什么其他意思，不得而知。
“吴大妈，能把方伯这个相框送给我吗？”朱继民突然转过身来对吴杏梅说。听得出来，朱继民的嗓子有些发硬，眼眶有些潮湿。朱继民突然发现，自己有些多愁善感。
“让他自己守着这个房子吧，你看这房子我都给他留下了，能留多久就留多久。”吴杏梅没有答应朱继民的要求，而是把手里拿着的有些破旧，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医生们用来出诊看病装药品、听诊器、温度计、纱布等用品的“出诊箱”递给了他，并对他说，“这是你方伯给你留下的，里面有他的照片。”
朱继民有些惊慌失措，但随即把箱子接了过来，放在小饭桌上轻轻地打开，里面除了一张与相框里一模一样，只是尺寸小了许多照片外，还有一份刑事判决书和一份刑满释放通知书。
……
返回的路上，吴杏梅主动地开口跟朱继民说话了。
“你妈死了？”吴杏梅问朱继民。
“死了！”
“怎么死的？”
“肺癌。”
“什么时候死的？”
“去年11月16号。”
“那不正是她们那年下放到我们队里的日子吗？！”
“这我不知道，她没有跟我说过。”
“你爸还在吧？”
“早死了，比我妈还早几年。”
“啊……七十岁不到就死了！”吴杏梅顿了片刻，问，“你知道你妈和我家老方的事了？！”
“我妈临死之前告诉我了。”
“你知不知道我家老方是你妈冤枉的？”
“我妈死前才告诉我。”
朱继民车子开得很慢，他边开着车，边跟吴杏梅聊着他妈、方伯和她。
“我现在也想开了，你方伯牢也坐过了，你妈现在也死了……算了，算了，都过去了，人都死了，什么冤不冤枉，冤枉也过去了，不冤枉又不能活过来了。”吴杏梅不像一般的农村妇女，朱继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妇女与他在电影、电视或者是书本里看到和读到的有些不一样。他不知道她读了多少书，家庭教育又怎么样，但从她的话语中能感觉她对事对人的包容、豁达。朱经民突然想：她要是有孩子，一定会教育得不错，或许能考上大学，在城里工作，也很有钱，她就不会一个人在养老院里孤苦伶仃了。人比人急死人……
朱继民收回思绪，把车停靠在路边，拿了瓶矿泉水拧开瓶盖递到吴杏梅的手里：“喝点水吧，天气有点热，一会我们到镇上餐馆里去吃饭。”接着问道，“你不怪我妈和方伯了？”他越来越觉得，他妈还有些话没有说透，隐瞒了一些东西，或许吴大妈知道。
“两个死鬼了，怪他们、恨他们都没有用了，就是骂他们十天八夜的，他们也听不见了。”
“妈跟我说了，她是被我外婆逼着去报案告发方伯的，不是她的本意。你知道吗？方伯知道吗？”
吴杏梅惊恐不已：“我们哪里知道是谁要你妈去报案的，我只知道是你妈报的案，是你妈说我家老方强奸了她，还怀了孩子……”
董春英脚扭伤之后，卢队长自然是让她在家休息，经过了方明亮的土法治疗，到了第四天就完全不疼了。吴杏梅每天到吃饭的时候，还是继续叫董春英到她们家吃饭，她是队里出了名的热心快肠的人，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她总会最先去帮忙。何况现在知青点就董春英一个人了，烧火做饭不方便，知青点的菜园子里早就荒无一片，除了人一般高的杂草，什么也没有；米也没有，锅都生起了铁锈，自己烧火谈何容易。发生了那天事的第二天，吴杏梅又去喊董春英到她们家吃饭，董春英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她低着头，不敢抬，但眼珠子还是在往上飘，看吴杏梅有什么反应。吴杏梅还是像往常一样，只是问：“你脸怎么这么红？不是脚扭伤身子发烧了吧？”
“我身上来了。”董春英也学会了当地人对妇女来月经的说法。
“啊，那就没事。我是看你这家里什么也没有，不好做饭，就在我们家随便吃一口，我们吃什么你就跟着吃什么，你不在意就行了。”吴杏梅说得情真意切。
董春英眼眶里闪着泪光，她突然感到后悔，让这么好一个女人的男人上了自己的床她还蒙在鼓里，还给自己做饭吃。她又想，事已如此，她不知道就没事。在农村里，男女之间偷鸡摸狗的事到处都是，就是他们知青，偷吃禁果的也有不少，做都做了，后悔也没有用了……
进门的时候，方明亮已经把饭菜摆上了桌子，方明亮见董春英进了屋，脸也一下子红了，好在已经是傍晚，屋子里光线很暗，但他还是瞬即转过头去，装着摆椅子，避免与董春英对视，嘴里说：“快吃饭吧，饭菜都冷了。”
五一节后，队里的早稻秧差不多插完了。董春英基本上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一天没一天的出一下工。卢队长心里明镜似的，其他的知青都走了，现在就剩下她一个人在这里，就不要指望她好好出工了。他跟记分员说：“她这说不定哪天就回城了，随她去，队里也不少她一个人做事，也不多她一个人的口粮。”
那天上午，天正下着大雨，卢大义打着油布伞来到知青点敲开董春英的门，董春英站在门里，卢大义站在门外，右手还高高地举着伞遮挡着房檐流下的水。董春英见卢大义的裤腿都湿透了，连忙说：“卢队长，你这来找我有事……快进屋吧。”
“我不进来了，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李伟民早上打电话到公社来了，要你回去办招工的手续。你终于要回城了，好事，好事，好事啊！”
董春英先是一愣，接着就是喜出望外，问道：“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我老卢几时跟你们说过假话。”卢大义一脸真诚。
董春英一下都不敢耽误，当着卢大义就跟他请了假。中午在方明亮家吃饭的时候，把招工回城的事给他们两口说了。说的时候眼睛里饱含着泪珠，脸上露着笑容和喜色。董春英的眼睛与方明亮碰到一起时，有种无法名状的东西，此时此刻或许只有他们俩人能够心领精会，而此后会发生什么，他们谁也不曾预料。
下午的雨下下停停，董春英撑着雨伞就走，她只背了那个一直陪着她的军用挎包，脚上的那双猪皮半高跟鞋开始是穿在脚上的，可走在泥泞路上好是吃力，她干脆脱下提在手上，光着脚往前走。董春英边走边想：这同学加战友的人就是不一样，答应了的事说办就办了，早知道这样，早点去找李伟民，自己不是早就回城了吗……自己进厂了会被安排在哪个车间干什么工作？上班是什么滋味？第一个月拿了工资怎么花？……想着想着，脸上不时露出笑容，心里不知道有多兴奋、多激动……
走着走着，雨停了，天上的云奇形怪状，勾画出各种图案，一会儿淡淡的一片，一会儿又一堆一堆的像棉絮，随着风儿飘动着。董春英把伞收了走来。正是春耕时节，公路两边的稻田里还有不少社员在插秧，那些插得早些的秧苗已经返青了，风儿吹过，秧苗在水田中摇来摆去，活力十足。董春英看到几块油菜田里的油菜籽儿已经开始变黄了，有几块田里的油菜已经收割好了，被一捆捆扎在一起。董春英他们到农村后，才知道家里吃的油是这样种出来的，打油的菜籽比他们曾经玩过的沙子大不了多少，只是颜色黑黑的，抓在手里比沙子滑溜。远处几块麦田的麦子变成了淡黄色，离吃包子馍馍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
董春英还记得他们下队来的第二年开春不久，卢队长安排她和许名艳跟着队里的妇女一起去给麦苗薅草，结果她和许名艳两个把麦苗全薅了，把长得高高的草都留下了，吴杏梅她们一班妇女笑得前俯后仰。吴杏梅拿起被她们薅掉的麦苗在她们面前晃着说：“姑奶奶，这是麦苗。”她又蹲下身子，把那被她留下的杂草拔起来，又在她俩面前晃了晃，说：“这是要薅的草！像你们这样薅草我们就都吃不上饭了。”妇女们一哄大笑起来，董春英和许名艳面面相觑，一脸尴尬。
晚上回到知青点，她俩把白天的事讲给李伟民他们几个男知青听，把他们笑得前仰后合。张建设笑过之后还认真地说：“我们几个也不要笑她们两个，要我们去薅只怕同样会跟她们一样。”聂汉奇附和道：“完全可能，我就分不清什么是草，什么是麦苗，什么是韭菜。”
李伟民最后说道：“这就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就说明了我们这些人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性、重要性。毛主席他老人家真的好伟大！”
第二天，董春英去李伟民的办公室拿到了“国营企业职工招工登记表”。李伟民告诉她，她这个招工指标是他爸帮忙要过来的，他爸现在是管人事的副厂长了。厂里这批只有10个招工指标，全是内招性的，都是关系户。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后，厂子的形势变化很大，领导班子也正在调整，领导班子中几个靠“闹革命”上来的已经被换下来了，还有两个被抓起来审查了。
“你能赶上这个机会不容易。”李伟民说
“那太感谢你和你爸了。”
“谢都不必要，谁要我们是同学加战友呢……你赶快把表填好拿过来，我给领导签好字盖好章就等着听通知来上班了。只不过，这次招进来的都要到一线车间。”
“真的吗？没问题。”董春英一脸兴奋，左手抓着自己过肩的大辫子轻轻地摆弄着。
“当然是真的！”李伟民倒了一杯开水递到董春英的手上。
“那我是不是要去队里把东西拿回来了？”
“可以。你去了代我向卢队长，方哥、方嫂他们代个好。你还不说，一提起他们还真有点想他们的！”李传民说。
董春英当听到“方哥”两个字时，脸上有点不自然起来。她尽快转身背对着李伟民说：“那我这就回家填表，填好了就给你送过来。”
董春英已经走到了李伟民的办公室门口，他突然在身后说：“你还要去医院做个体检。这是程序性的东西，就是招工档案里要有这个东西。这也是最近这两年才开始要求的。”
“到哪个医院做都可以吧？”董春英问。
“最好还是去大医院。”
董春英是在她妈陪同下去市第一医院做体检的。这个医院有董春英她妈一个远房亲戚，她在妇产科当医生。亲戚女医生按照招工体检的要求程序化进行。先是量了身高，称了体重，测了视力、量了血压，接着就开了几张检验单：胸透、血常规、尿检、心电图。董春英拿着检验单就楼上楼下的进行相关检查。
差不多三个小时，检验单都出来了。董春英把这些单子收齐了，送给她妈的那个亲戚女医生手上，让她往体检报告上填写相关检查结果，有的还必须把检验单直接粘贴在体检报告上，以显示体检结果的真实性。
董春英妈的亲戚女医生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瘦瘦的个子，白大褂穿着显得出精神、干练、气质。她接过董春英递上的检验单，认真地看着每张检验单上的结果。当她看到尿检化验单上的结果时，脸色一下子阴沉了下来，接着抬起眼睛看着董春英的脸，又看了看她肚子。董春英也正望着她的眼睛，董春英感觉到对方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要问她。
她妈的亲戚女医生并没有马上问她，而是站了起来，把她和她妈叫到了诊室隔间里，她把董春英拉到自己身边，抓着她的手，问道：“你结婚了吗？”
“没有。”董春英感到莫明其妙。
“你有男朋友了吗？”
“没有。”董春英更加莫明其妙。
董春英的妈看着她们两个一问一答，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是莫明其妙。
董春英她妈的亲戚女医生干脆用手摸了摸她的肚子，像是没有发现什么，只好指着尿检报告单上的尿HCG（+）结果问她：“你这个结果是阳性，这是怎么回事？”
“阳性？这个阳性是怎么回事？我不懂你说的意思！”董春英一脸茫然。
“我告诉你，阳性就是说你怀孕了。”
“啊！”董春英惊住了。
“什么？怀孕了？怀什么孕？她一个大姑娘，男朋友都没有……怎么会怀孕，搞错了，一定是搞错了！”董春英的妈一下子激动了起来。
“大姐，你小声点，不要激动，我这不是在问她吗，不就是怕搞错了吗，”亲戚女医生这样安慰着她妈，“怕搞错了明天再来检查一次。我先开个单子，明天憋着尿早点过来，再查一次。”
董春英低着头，不再看她妈和她妈的亲戚女医生，心里在暗暗叫苦：“我怀孕了？怎么就怀孕了？怎么会……怎么办？”
她晕晕糊糊地跟着她妈回到家里，脸上强装着若无其事，眼前却像放电影一样，快速地出现了她与方明亮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在那次之后，还有过三次，她记得太清楚了，每次都是她把方明亮拉进自己的屋里。在她心里，方明亮是个了不起的男人，他让她得到了从未得到过的东西，体验到了她从未体验过的快乐。他只要把你抱着了，他就会让你得到满足，让你兴奋不已，如坠云雾之中，神魂颠倒，如入仙境。
“他怎么跟方嫂在一起二十来年方嫂都没有怀孕，自己怎么就这么倒霉……”董春英心慌意乱。
“你在乡下是不是被野男人睡觉？”董春英的妈突然问道。
“你说什么呀？！”董春英背对着她妈，心不在焉。
“你这次突然就招工回来了，我就跟你爸说这里头有些不对劲。你老老实实告诉妈，是不是跟哪个男人睡觉了你才回来的？”
“妈，你在说什么呀？！我招工回来是厂里李伟民跟他爸帮的忙。”
“他为什要帮你？”
我们是同学，又是一起下乡插队的战友，是好战友，是吃一锅饭的战友，你懂吗？”
“我不懂……你要是真怀孕了，怕是这个招工就泡汤了。”她妈气愤地坐到靠椅上抹起了眼泪，“你知道，爸妈都没有本事，都是老实人，你要是闹出丑事出来了，我跟你爸还怎么在厂子上班，还怎么在这家属院里住，你还怎么嫁人？”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烦死我了，我心里乱着呢。”董春英这才想起来，怀孕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个月已经过了好多天了，她还没有来月经，她平时月经是很准时的，提前或是延后也不过两三天，这都过去十多天了。
第二天一早，董春英就被她妈催着起了床，要她把憋着尿去进行复检。
复检结果出来了，还是“阳性”。
董春英的妈如五雷轰顶，她自己也不知所措。她妈一把抓住董春英的手就往外拉，叫喊：“你告诉我，那个野男人是谁？我要去告他，要他坐牢，他敢强奸我姑娘，我要把他卵子割掉它……”
妇科门诊看病的人很多，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这对母女。董春英妈的亲戚女医生赶出来把她母女俩拉到另一间没有人的办公室关上门，差不多半个小时才一起走出来，董春英把体检报告装进帆布包里，随着一脸怒气的妈出了医院的大门。
“明天我带你去公安局报案，胆大包天家伙，敢强奸知青，还让我姑娘怀了孕。”回到家里，董春英的妈怒气更大，“妈告诉你，队里你不要回去了，过几天去把孩子打了。”
“妈，你让我静一静好不好。”董春英眼泪夺眶而出，“是我愿意的，告他强奸，我……我……”
“你有脸跟妈说这样的话，是你愿意的……你让妈的脸丢尽了，还要不要你爸妈在厂里做人。”她妈举起手就是一巴掌，接着就嚎啕大哭了起来，引来几个小孩爬在窗口朝里看。
在董春英的记忆里，她妈这可是第一次打她。董春英不知道是委屈还是悔恨，转身把自己关进房里，一会儿心潮起沸，一会儿一片空白。
晚上，董春英的爸听说了她怀孕的事，急得在屋子里直打转，长吁短叹，一会停住脚步，一会又转着圈儿，用那沾了油污永远也无法洗干净的手的指头指着低头不语的董春英：“你……你……你可把我老董家的脸都丢尽了。我和你妈虽然没有本事，但从来也不做丢人现眼的事，你看看你，你还怎么做人……你明天跟你妈一起去公安局报案，要让他狗日的强奸犯坐十年牢……一枪崩了他狗日的才好，敢强奸老子姑娘，吃了豹子胆了，老子姑娘是知青，是毛主席革命事业接班人！”
夜已深了，董春英在床上一会躺着一会坐起来，心里翻江倒海，痛苦不堪，眼泪一会流，一会干。客厅的座钟敲响了凌晨二点的钟声，她却一点睡意都没有。她轻轻开门来到客厅，听到爸妈还在睡房里说话，她摸到房门边靠着墙站着，听到她爸说：你要有准备，我怕她做傻事，她要是不打掉孩子，今后一个大姑娘带着个孩子怎么嫁人，脸往哪里搁，在厂里怎么做人……”
“那你说怎么办？”她妈问她爸。她还是第一次听到她爸妈这样在一起有商有量的说话，她妈还要她爸拿主意。在这个家里，自从董春英记事起，大事小事都是她妈当家的，经济大权都在她妈手上，平时她爸买包烟多余的几分钱都要如数交给她妈。
“我的意思你明白吗？就是赶快托人给她找个对象，把她嫁出去。”董春英听了这话浑身一阵哆嗦，觉得身上起了不少鸡皮疙瘩，眼泪又瞬即涌了出来，身子抽动着。她轻手轻脚回到房里，关上门，重重地躺到床上，把头埋在枕头里，无声地抽泣起来。
公安局接待她们的是一个五十多岁，没有穿警服的男人。董春英一直低着头，两耳嗡嗡的响，脑袋有些发胀。她
妈跟那个男人说了什么，报警材料上记了什么，她都模糊不清，没有敢认真去看，隐隐约约听她妈说她姑娘在知青点被强奸了，像是没有说怀孕的事……
那个接待她们的男人最后叫她在报案材料的每一页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按上手印，她机械地一一照办了。接待她们的男人说，你们可以走了，有什么需要你们配合调查、提供证据的，办案民警会找你们的。董春英听到可以走了的话音一落，就逃也似的快步走出了接待她们的男人所在的办公室，一个人低着头向公安局院子外走去。
那一天，董春英一直在外转游了一天。她曾经转到了长江边，站在江边，望着滚滚东去的长江水，闪过了冲下去的念头，但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这样做。天黑了，她无精打采回到了家。
吴杏梅的话打断了朱继民的思绪。
“你和你妈都不知道你方伯是怎么抓走的，后来又是怎么判刑坐牢的吧？”吴杏梅这样问朱继民。她虽然年近八十了，一脸的皱纹，嘴里的牙齿也掉了好几颗，但记忆力还可以，过去她老方被公安抓走和后来坐牢的事儿，都还记得清清楚楚。
公安来抓方明亮那天是6月15号的中午，天气已经很热了。
吴杏梅和方明亮他俩那天上午一起在收完麦子的田里插中稻秧，中午两人正在家吃饭，桌子上两碗菜，一个碗里是几块吃了几天的腊鱼，另一个碗里是新下来的黄瓜。他们正吃着，突然间就进来三个穿着白色公安服装的人。其中一个他俩口子认识，是公社的王特派员，平时他经常到队里来转，腰里常年挂着支驳壳枪，因为他个子不高，驳壳枪差不多都掉到了他的腿弯子了，看起来好不滑稽。方明亮记得，有一回他还在一队队长家里王特派员一起吃过饭。队员中有胆子大的开玩笑说，王特派员要是不穿公安服背着那支驳壳枪，那形象跟电影里的汉奸差不多。
方明亮俩口子见三个穿白公安服走进来，连忙站了起来，方明亮赶快叫了声王特派员：“你这是什么工干？快坐下吃饭，就是没有菜。”
王特派员没有搭理方明亮，对另外两个穿白公安服的说：“这就是方明亮。”
两个穿白色公安服的也没有搭理方明亮，迅速一左一右站到了方明亮的身后，其中一个说道：“你就是强奸董春英的强奸犯，捆起来，带走！”
方明亮穿的是一件背心，就见一根绳子套到了他的脖子上，接着就见绳子眼花缭乱地在他两只胳膊上转来绕去，最后绳子两头往后一拉，就把方明亮的两只胳膊拉在了背后吊了起来，难以动弹。绳子捆得好紧，只有片刻就他见胳膊上出现了一条条污血印子。方明亮在两个穿白公安服的捆他的时候，没有丝毫的反抗，似乎还在配合他们。方明亮被三个公安推着出了大门的时候，站在一旁的吴杏梅开始没有任何反映，当方明亮扭过头用力望着她的时候，她才“哇”的大叫一声，倒在了地上。
吴杏梅清醒后，托人给方明亮带去了几件洗换衣服。过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她去公社找王特派员，想打听一下方明亮关在哪里，案子会是什么结果。
她是在王特派员的办公室里见到他的。他刚从外边吃完中午饭回来，一嘴酒气，嘴唇上挑着烟，手里提着那支驳壳枪。见吴杏梅进他办公室来，摇摇晃晃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过来就一把拉住了吴杏梅的手，把她的手抬到眼前，摸过来摸过去，嘴巴想往吴杏梅的嘴巴上贴，身子也靠了过来，吴杏梅一把将他推开，向后退了两步，到了办公室的门口。王特派员又晃了晃身子，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一脸怒气退坐在了自己的办公椅上，手有些不听使唤地端起水杯，打开盖子又盖上，色眉色眼地说：“强奸知青是重罪，最少是十年……不判他死刑就算他命大了。”他顿了一下，“守活寡不好受啊！谁要他鸡巴乱搞，知青他也敢搞，我一个特派员都没有他胆子大。”王特派员一脸幸灾乐祸的情色，“依我呀，把他那鸡巴一刀割了喂狗！”
吴杏梅不想听下去了，转身出了王特派员的办公室。
自从方明亮抓走后，吴杏梅就怕见左邻右舍，更怕他们问方明亮的事儿。有天早起洗口，突然呕吐起来。她以为自己是作凉了，煮了些姜汤喝。第二天还是如此，随后就天天早起漱口的时候都要吐几口，食欲也不如从前。她觉得这是不是因为方明亮的事闹的。想来想去，还是到公社卫生院去看一下医生。
那天，她还是找的那个经常给她开药的一个快六十岁的医生给她看的病，那个医生是中医，拿了半天脉，嘴角向上翘了翘，有几分得意，对吴杏梅说：“恭喜你了，你有喜了！”顿了片刻又补了一句，“看来我的药方起作用了。”
“你说什么？我……我有喜了，我怀孕了……你不会搞错吧。”吴杏梅既高兴又吃惊。
“我拿脉很准的，特别是你们女同志怀孕，跟城里医院做化验检查、做B 超一样准，你已经怀孕一个多月了。”老中医生有些得意地说着。边上正站着一个年轻的护士，吴杏梅见护士伸出个大拇指，指了指老医生后朝她晃了晃。
吴杏梅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怀上了孩子，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她毫无准备。这些年她和方明亮因为想生孩子一直在看医生，中药吃了不少，二十来年了，一直没有怀上。怎么会这么巧，迟不怀早不怀，方明亮刚一出事自己就怀上了？！
回到家里，她一个人趴在床上让眼泪尽情地流着。
她想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方明亮。但她又恨方明亮。他是不是嫌弃她不能生孩子，想跟董春英生孩子，好给他老方家传宗接代啊……只不过，她相信方明亮不会强奸董春英，很可能是男情女愿。她想着想着，就恨起自己来，是她引狼入室啊。她怎么就这点警惕性都没有。一个大姑娘成天在自己家里进进出出，方明亮又不是天天在队里出工，要做坏事有的是时间……吴杏梅越想越恨自己，嘴巴干得难受，心里更难受。哭了一阵，累了，眼睛闭上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肚子饿了，睁开眼睛时，房子里一片漆黑，已经是晚上了，这才想起这一天只吃了餐早饭。
家里还有面条，是那种手摇的压面机压的，方明亮喜欢吃面条，吴杏梅总是在家里备得有。她点着灶里的火，在锅里放上水，眼泪又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她用手抹了一下眼睛，忽然来了一点兴奋，自言自语道：“我哭什么，骂什么，我不是怀上老方的孩子了吗？我不是可以给老方生孩子了吗？老方不是有后了吗？！我要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养大，等老方回来，孩子不就快十岁了……他该有多高兴啊！”想着想着，脸上露出了近些日子从未有过的幸福和激动。
方明亮的案子是董春英她所在的区的公安局办的。
很快就开庭审理了。
方明亮在庭上很配合法官的提问，判决很快就下来了。法院判决书上写着：方明亮因强奸董春英（下乡插队知识青年），并致使其怀孕，社会影响恶劣，罪大恶极，必须重判以平民愤……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判决书下来后方明亮没有上诉。他关押在看守所里的时候号霸就告诉他了，像他这样强奸知青的，判了就判了，上诉没有用，没有判他吃枪子就是宽大了。上诉期一过，方明亮就被送到了省里最大，也是最远的一个劳改农场劳改去了。
吴杏梅在方明亮抓走后，就只在法院开庭时见了他一面，那天她特地带了罐鸡汤让他喝了。那天，她是在法警的看守下见到方明亮的。方明亮脑袋光秃秃的，双手戴着手铐，脸白了，瘦了，眼睛看着吴杏梅，一直泪汪汪的。她看着他喝鸡汤的样子，心像针扎一样痛。方明亮送去劳改农场后，她一次都没有去看过他，她是个路盲，出不了远门，坐车就晕得天晕地转。方明亮写给她的信是写在明信片上的，只有几句话，都是道歉、安慰吴杏梅的，诸如对不起她，照顾好自己，等他回来再报答她之类的话。她也给他写信，除了一些思念的话，也是安慰的话，还有鼓励的话，当然也有等他回来。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没有用的女人，人家老婆一生一大串，不想生了堵都堵不住，只能靠吃避孕药。她结婚这么多年屁都不放一个。找医生看了无数次，先以为方明亮也有问题，就两个人一起看医生，吃药。吃了好多年的药，药渣子都可以堆成山了，可就是不怀孩子。吴杏梅咬着齿恨自己。这回终于怀上了，怎么会就掉了。她痛不欲生，又不敢、也不能将孩子的事儿告诉方明亮，怕他受不起这个打击。
那是医生告诉她怀上孩子第三个月的一个晚上，也正是农村里收早稻插晚稻“双抢”的时节。生产队的稻场上打着稻子，社员们正在家里吃晚饭，忽然屋外雷声滚滚，闪电四射。要下暴雨了。吴杏梅端着饭碗站到门外朝天上看了看，只见乌云从东边往南边直涌，她自言自语道：“云跑南，雨成溏。”转身进屋的时候，副队长的哨声和喊声就从门口传进她的耳里：“暴雨来了，快去稻场收稻子了……暴雨来了，快去稻场收稻子了……快一点啊……”
吴杏梅没有多想，连忙把饭碗往桌子上一放，拿了件雨衣就往生产队稻场的方向跑去。生产队有差不多二百个男女劳动力，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不分男女，年龄大小，都会争分夺秒地跑出来去参加抢收稻子。这是他们的口粮，是他们一年的收入，是他们一年的血汗。
董春英她们知青在队里的时候，每年都要参加好几回这样的活儿。只是董春英没有告诉过朱继民，这样的事儿或许在她的人生过往中太不算事儿。对于吴杏梅来说就太是事儿了。就是那个晚上，队里男女老少一二百个劳力蜂涌而上，谁都不敢怠慢。当天上的雨点打到社员们的头上、脸上、身上的时候，稻场上的谷子已经堆起来了，盖好了。卢大义迅速地围着稻场转了一圈，检查了一遍，满意地扯着嗓子喊道：“收完了，大家回家吃饭、洗澡睡觉吧！”
吴杏梅穿着雨衣就随着大伙往家走，雷声更大了，闪电更亮了，暴雨随之倾盆而下，风也“呼呼”的刮了起来，雨衣脱在身上跟没有穿一样。路面很硬，下了雨后变得特别滑，她几次差点滑倒，只能放慢脚步，有时还停下来，喘几口气，再继续冒着风和雨往前走。有社员从她身边跑过的时候还告诉她：“嫂子，雨大了，跑快点。”她说：“你们先跑，我慢点跑。”
又有人从她身边经过，对她说：“不要摔跤了！”
吴杏梅又停下来，又站了会儿，再继续跑。雨打得她眼睛看不见路，闪电闪一下，她赶快睁大眼睛，只看见眼前到处是一面白茫茫的，两脚踏下去就是一片水花。她平借着自己的感觉往前跑。忽然，她一只脚踏空了，身子一侧，倒到了路边的沟里。她感觉雨水湿透了全身，她想爬起来，但身子和脚不听使唤。她大声喊：“来人啦！救命啦……”
雨声、雷声淹没了她的喊声。她不知喊了多久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了。她有些累了，声音也变小了。又过了一会，雨小了下来，雷声没了。她继续喊，声音越来越小。就在她感到绝望的时候，听到有脚步声从远而近。她用尽全身力气喊道：“救命啦……”
路过这里的是卢大义和记分员。他们听到喊声，连忙寻着声音在路边的水沟里发现了吴杏梅。卢大义赶快下到沟里双手托起吴杏梅的头：“嫂子，你这是怎么啦？”
“我摔到沟里了。”
“摔伤了！伤着哪里了？”
“脚……脚……”
“先把嫂子背回家再看吧。”记分员也下到水沟里帮卢大义来扶吴杏梅。
“来，我来背。”卢大义蹲下身子就要背吴杏梅，吴杏梅不让，说：“你俩扶着我，让我慢慢走。”
卢大义和记分员也没有过多坚持，两个人一边架着她一只胳臂扶着她往家的方向走去。
吴杏梅被送回家里，自己还是忍着脚痛烧了水，洗了个澡。躲在床上半天睡不着，心里在默默地想着心事，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迷迷糊糊中忽然觉得小肚子有些疼。她轻轻地用手摸了摸肚子，心里一惊，像是意识到了什么，她连忙扶着床边坐了走来，自言自语：“孩子不会有事吧？”
这时，她感觉屁股下有些热热的东西，伸手摸了一下，手上沾了些粘粘的东西。她在心里喊道：“流产了，孩子没了……”
她睁开眼睛的时候，自己已经躺在了公社卫生院的病床了。后来她才知道，自己倒在了自家门口，是队里的副队长一大早吹哨子喊社员上工从她家门口路过时发现了她，赶快找来三个男社员用两根竹棍绑着一个竹床，把她送到了公社卫生院，因为流血过多，需要输血，送她来的两个社员血型刚好跟她的血型相同，两个人给她输了600升血，救回了她的一条命。
一个星期后，吴杏梅才从医院回到家里。回家后发现，大花不见了，大黄更瘦了。大黄见到她后直往她身上扑，差点把她扑倒。不知过了几年，大黄也不见了。有人说，可能是被人下毒药毒死或是用毒枪打死偷去卖钱了。吴杏梅心想：人都强活，大花大黄没了就没了吧。
“你方伯是提前一年半放回来的。”吴杏梅不知是跟朱继民熟悉了还是因为给老头子扫了墓，还是又回了次家，往回走的路上话多了起来。只要是朱继民不说话的时候，她就会找话说，好像怕浪费时间。
“方伯是怎么死的？得了什么病？”朱继民问道。
“坐了8年半的牢，吃了多少苦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从来不说，”吴杏梅叹了口气，“好就好在他会给牛猪治病，开始几年天天下地干活，后来农场的牛猪病了他去给治好了，农场的干部就不要他下地干活了……跟在生产队时一样，背个药箱子到劳改农场的各个队里去给牛啊猪啊的治病。也是因为他在农场治好了不少牛啊猪啊，就立了功，提前放回来了。”吴杏梅顿了顿，又说：“他回来身体跟之前差多了，我逼着他说出了与你妈的实情，我原谅了他，我也把我怀孩子的事告诉了他，他没有埋怨我，我们俩抱在一起哭了一个晚上。他说，没有孩子就没有孩子吧……命该如此。他回来后，情绪一直有些低落，觉得没脸见人，不愿出门，村里人再请他给牛啊猪啊治病，他也没有了当年在家时的那份热情了。”
“我妈在方伯被抓起来不久，就去过关押他的看守所，想去看看他，跟他说清楚。但她又不敢，没有那个勇气，只是在看守所门口站了半天，看着看守所门口拿着枪站岗的武警不敢上前。我妈回来后的那天晚上做了个噩梦，梦见方伯拿了一把刀追着她砍，要杀她，说她为什么要冤枉他，让他去坐牢。方伯在后追，她往前跑，跑着跑着她就跑不动了，方伯就追上了，方伯举起刀就朝我妈砍下去，就在刀要落到我妈头上的时候，方伯停下了，刀举得高高的，一直没有砍下去。我妈大叫一声从梦里惊醒了……她泪流满面站在厕所洗面盆前的镜子面前，随后打开水龙头用冷水往自己脸上浇……”
“方伯被送去劳改农场后，我妈去看过他一回，”朱继民手撑方向盘，眼睛看着前方，接着说，“我妈还带去了一些吃的、用的东西。只是妈没有敢见方伯，把带去的东西交给了狱警，让他转交给方伯。后来妈每年都给方伯寄东西，但都被退了回来……也写过信，也被退回了，我妈后来就不寄了。妈说，她冤枉了方伯，是她害得方伯坐了牢，她愧对他，他一定恨死他了，他怎么会收他的东西，怎么会回他的信呢。我妈她有段时间想到过自杀，她曾经几次去到江边，想跳江。她每次在关键的时刻想到了我，就放弃了……”朱继民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
“你方伯是癌症死的，胃癌，查出来也拖了半年多，死的时候还不满六十。家里没有钱治，痛得他在床上打滚，我也没有办法，只能在一边流眼泪……他药箱里有止痛片，他一把一把地吃，也不管用，他是痛死的……”吴杏梅混浊的眼睛里含着泪水，言语中包含着一丝愧疚。接着说，“他没有坐牢前是不怎么抽烟的，放回来后，情绪不好，酒喝得更多了，烟一根接一根抽……反正他回来已经是分田到户了，又不靠工分分粮吃饭，我就跟他一起种几亩田，每年喂两三头猪，抽烟喝酒过日子也够了。”
“我妈临死的时候把她跟方伯的事儿都告诉我了，一再交待我要来认方伯，要我叫他方爸。妈说方伯是我的生父，在她生前没有认，她死了要我来认。”朱继民有些哽咽，“我妈知道怀孕之后，找许名艳阿姨商量过，她本想打掉，但又舍不得，不知道是因为你们没有孩子还是其他原因。后来就顶着外婆和外公的逼迫没有去做人流，而是经人介绍，在她回城后的三个来月就跟厂里一个被打成了特务，从劳改农场提前释放回来，腿落下了残疾的工程师结婚了。我这个工程师爸为人不错，他是在打成特务劳改后离婚的，在苏联读的造船专业，有个女儿跟她妈生活，离婚后去了南方，再也没有消息。他比我妈大十二岁，跟我妈结婚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妈跟他结婚当然是为了我。但他知道我妈在跟他结婚前已经怀了我，但对我和我妈都很好。他是2014年春上去世的。他在买菜回家过马路的时候，突然倒在了马路边上，等送到医院，早就断气。医生说，我爸是突发心梗死的。我一直到我妈死之前才知道他不是我的生父……”
“你不恨你妈？”吴杏梅问朱继民。
“你都不恨方伯，我为什么要恨我妈？”
“你真是个好孩子。”吴杏梅沉默一会，接着说，“人啊，有很多事是说不清楚的。有的人对任何事情都看得开想得开，有的人遇到一点小事儿就会惊天动地。你想得开又怎么样，想不开又怎么样。日子要往前过。就说你妈跟方伯，事儿都发生了，牢也坐了，现在人都死了，或许他们两个在那边又到一起风流去了，你说怎么办，日子不过了吗？你方伯回来了我也想不跟他过了……一日夫妻百日恩，他本来对我挺好的，人总有犯糊涂的时候。再说是你妈不正经害了他。男人就是这样，有女人勾引还有不上当的。”吴杏梅再次沉默，再又接着说，“这都是命，这都是命啦，我只能认命。我的命里就该遇到这样的男人，就该没有孩子，就该遇到你妈，就该……”吴杏梅有些激动，身子抖动着，有些泣不成声。
回到镇上，朱继民找了个餐馆，要了个小包间，把菜点好，一再告诉服务员，肉要烧烂些，他知道吴杏梅喜欢吃辣，特地跑到厨房告诉厨师，菜里要多放点辣椒。
趁着等菜的功夫，朱继民对吴杏梅说：“吴大妈，我既然是方爸和我妈的儿子，我就应该叫方伯为爸了，至少该叫方爸，你同意吗？”
吴杏梅没有回答，只是用那双混浊的眼睛盯着朱继民，再一次仔细打量着他。
“应该叫你大妈。”朱继民又说。
吴杏梅还是没有回答。
“你和方爸没有孩子，今后我就是你的孩子，我为你养老送终，你要是死了，我会把你跟方爸葬在一起，每年清明都来为你扫墓。”朱继民并不在乎吴杏梅怎么回答，是否回答，只是自顾自地说着，“我回去后就请律师，为方爸的案子申诉，还方爸清白。”
“你是说你方伯的冤案还能……”
“申诉，”朱继民知道吴杏梅没有听明白“申诉”两个字，连忙接上了。“现在依法治国了，冤假错案都可以申诉，重新审理的。这些年法院纠正了不少冤假错案，方爸的案子是冤假错案，一定能翻过来，还方爸清白。”
“你说的都是真话？那你妈呢？不成了诬告犯了。”
“这个你就不管了，法院会作出公正判决的。如果妈诬告了方爸，她也该承担法律责任，如果是外婆外公强迫我妈那样去做的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当然，如果是办案人员偏听偏信，把案子办成了冤假错案，就更要另当别论了。再说了我妈也要我这样做，这是我妈的遗愿。”朱继民点了根烟，用力地吸了一口。
“孩子，我认了，我和你方伯都认了。”吴杏梅眼泪模糊了双眼，双手在颤抖，想去端水杯，两次都没有成功。朱继民连忙端起水杯递到吴杏梅的手上，“大妈，你喝水！”
四菜一汤。看来饭菜都挺合吴杏梅的口味。朱继民看着吴杏梅少了几颗牙齿的嘴巴吃得有滋有味的，吃得嘴唇上一圈油汁的样子，很是开心。他拿过几纸餐巾纸，给吴杏梅擦去嘴上的油汁，又给她碗里夹了几块红烧肉。
朱继民送吴杏梅回养老院前，先给养老院院长打了电话，他要把大妈亲手交到院长手上，还要拿回押在院长那里的身份证。
朱继民的车开到养老院门口时，保安迅速过来把大铁门打开了，让他把车开进了院子。车子还没有停稳，院长就来到车边。见朱继民把吴杏梅扶下车，连忙问道：“吴大妈，怎么样啊？挺好的吧？这车坐着过瘾吧？”
吴杏梅显然是一脸的兴奋，嘴巴动了动，没有说话，倒是头点个不停。
“没有晕车？”院长又问吴杏梅。
“没有。”朱继民抢着答。
院长笑着说：“看来吴大妈要坐豪车才不会晕车。”随后喊来一个五十多岁的女同志，对她说，“你把吴大妈送回屋里睡午觉去。”
朱继民连忙上前扶着吴杏梅的手对院长说：“还是我来吧！我送她进去。”
朱继民将吴杏梅送进房间后，又出门打开车子的后背箱，拿了一提老年人牛奶，两箱水果进了吴杏梅的房里。站在吴杏梅的房里朝四周打量了一圈，问院长：“你们院里的条件都是这个样的？”
“是的。”院长说。
“啊……”朱继民点了点头，突然说，“院长，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们养老院先捐赠10万元，把老人们的养老条件改善改善？如果我的生意一直能像现在这样，或者说发展得更好，今后每年定捐5万。”
院长先是一愣，像是没有听明白朱继民的话，随后立即答道：“那当然是求之不得、求之不得啊。我们现在就是缺钱。你朱老板能给我们捐钱，我们一定好好改善一下养老院的条件。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替你照顾好吴大妈。你们要是有时间多来看看！我立即把你的想法告诉镇里的书记、主任，捐款的时候搞个仪式，要他们都到场。”
要出房门的时候，吴杏梅缓步走到朱继民的跟前，再次用混浊的眼睛打量了一下朱继民，久久地抓着他的手，微微发颤，然后自言自语道：“这脸、眼睛、鼻子，还有嘴都像老方，体型像小董。”说着说着，眼窝里潮湿了……
朱继民突然想起了什么，立即转过身拉着吴杏梅的手说：“大妈，我回城里就去跟你联系医院，给你做白内障手术！”
院长拉着吴杏梅的另一只手，连连说：“你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福啊！你这是我们养老院最幸福的老人了！”
车奔驰行驶在返城的路上。朱继民虽然有种如获重负的感觉，但又觉得他妈的事儿，今天到乡下扫墓的事儿回去了还是要告诉妻子刘慧的，这可是他的人生大事，他妈瞒了他一辈子，他不能瞒自己的老婆。给镇里养老院捐款，给大妈治病，给方爸申诉、立碑等，都需要刘慧的支持、理解。再说了，刘慧对他所做的事儿一惯都是持支持态度的，何况他这是做慈善、做好事，不是背着她去搞赌、毒、黄。
他还想，明年清明的时候还是这个时间到湖堰去为方爸扫墓，还一样把大妈接上。方爸的墓碑要提前准备好，刻上自己和大妈的名字；再就是顺便看看自己捐赠给养老院的钱是怎么用的。如果有可能的话，他想在镇上办个养老院。
他又想，他要刘慧和儿子承成约着一起到乡里去。乡下的空气好，清明时节，鸟语花香，也可以当作一次周末休闲踏青。回家后，他就要刘慧给大妈买几件衣服，买两双鞋子，用快递寄去。
他还想，他拿点钱，由李叔叔、许阿姨、聂伯伯、魏叔叔他们几个来组织，把他们厂子里跟他妈一起下乡到张港公社的知青们都约到一起，来一次知青返乡游，到知青点的农家乐吃农家菜……
“可惜张叔叔、我妈都不在了，方爸也看不见了！”朱继民想着想着一阵心酸。他右脚重重踏上油门，奔驰越野车急速向前驶去。
2020-3-24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