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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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 钧
一
我在部队连头带尾干了近十年。先在连队干了近6年，后到机关又干了近4年，再后来当然就“向后转”回地方了。
在部队，当然只有连队才有排长这一职务——现在是一杠一星的尉官。我在连队近6年中，经历了两位排长，加起来的时间也只有二年半，后来自己也在连队当了一年多的排长。
第一位排长是接我的新兵连的方副指导员。我新兵入伍的那年，正赶上西南边境的自卫反击作战。我们新兵到部队后，只训练了二十多天就分到了连队。我被接我的新兵连副指导员要到了他们连队，并分到了他所在的排里——一排一班——当时我们班有8个战士，加上他，一共9个人，全都睡在一间三四十平方米，四周用油毡围起来当墙，屋顶上也是用油毡盖着的工棚房子里。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的真实职务就是个排长。只不过，我们分到连队已经是春节了，在连队又训练了几天就杀猪过年。大年初四的早上我们连队就被七八辆大解放牌拉到了遵义火车站，坐进了闷罐车向云南前线开拔了。无论是我们大解放还是在闷罐里，沿路都能看到老百姓给我们招手，公路两侧还能听到“再见，老解”的声音。
“老解”是云贵川对解放军的称呼。当时我们一个个都热血沸腾，激动不已，甚至热泪盈眶。
方排长没有随我们一起上前线。一是他已经被任命为总队警通连副指导员，二是他家属来部队了。我想，他一定是早就知道自己要到警通连任职的事了，要不不会在连队上前线的时候要家属来连队探亲的。即使是来了，部队都上前线了，他也不可能留下来陪家属。军令如山，他怎么也不会拒不执行上前线的命令而在后方陪家属的。
我故事要讲的不是我的第一任排长——方排长，而是讲的第二任排长谢排长的故事。
谢排长的名字叫谢佑林，安徽凤阳人，比我早当兵4年。我们连队从云南前线撤回贵州遵义已经是当年的6月份了。我回来后就被任命为一班的副班长，年底又被任命为四班班长。而谢排长是二排的排长，四班正是他管的班，我就成了他手下的一名班长，而且是排头兵班长。我要讲的谢排长的故事，就是从我到他们排任班长开始的。
二
我们连队从云南前线撤回到遵义后，并没有回到上前线之前的连队所住的原驻地，而是接受了新的任务，到了一个叫刘家湾的地方。我是到了刘家湾后当的副班长，年底又调到了谢排长所在的二排当班长的。连队在刘家湾其实也只呆了半年多时期。过年春节，连队再次接到命令，返回上前线时的原驻地，与其他连队整编成一个新的连队，原来的连队番号也变了，连队的人员也增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我在的四班却被留在了刘家湾。任务有两个：一是看守营房，二是看守物资仓库。也就是天天站岗放哨。谢排长当时就同我们排一起留守下来了，谢排长是怎么留下来的，我后来才弄明白。
连长在宣布将我们班留下来留守之前把我叫到连部谈了心，连长说：“你们班留下来任务很艰苦，今后还会遇到想象不到的困难。组织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你要带领全班坚决完成好连队首长交给的战备任务。”连长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困难，有困难我们会在谢排长带领下想办法克服，请连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说到最后，我还是提了个要求，请求连长留一个炊事班的战士。据我了解，我们班十个战士中没有会做饭的。连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我已经当了一年兵，在部队论资排辈来说，也算是老兵了，对我们部队首长在下达任务命令时总是会用“战备任务”这个词儿的理解，当然是像陆军部队在下达任务命令时首长喜欢用“战斗任务”这个词儿就意思上来讲应该是一样的。我们连队当时上前线接受任务命令的时候，大队首长到我们连进行动员讲话，他用的词就是“你们这次上前线去，就是为友邻部队提供后勤支援，是完成光荣的战备任务”。
我们部队是工程兵部队，施工非常辛苦。自卫反击战中，我们连队去前线——同时去前线的还有另外一个连队，也是去抢修机场跑道和疏散道、机窝，当时我们到了机场附近的营房住扎下来后，连长根据前线指挥部的作战命令就我们的“战备任务”进行了明确部署：就是从现在开始直至反击战结束，如果机场遭遇敌机的攻击，我们就负责抢修，确保跑道能正常起飞战机。但西南自卫反击战最终对方没有出动战机，我们所在的机场当然也没有被攻击受损。3月中旬结束第一轮大规模反击战后，我们的“战备任务”有了变化。在完成了变化的“战备任务”后，6月初撤离归建。
我们部队因为流动性太大，不像其他部队那样有固定的红砖大瓦盖起来的营房，我们常年住的是油毡搭建起来的四面透风的房子。冬天寒风咧咧的时候，每个房子里升个大火炉——废铁桶里面糊上一层厚厚的耐火泥，炉子里烧的是煤。炉子上有根大烟囱升到屋外排烟。炉子上坐着水壶，烧开了当水，除了用来喝以外，还可以用来洗脸洗脚。而我们的战备施工，就是天天就跟铁锹、洋镐、手推车、水泥、砂石打交道，头戴藤条编成的安全帽，身着统一的施工服，肩杠铁锹、洋镐，下班时，整个人就像从泥灰堆里爬出来一般，只有两只眼睛在转动，如果不穿军装，谁也不会知道我们这些生龙活虎、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是一群军人。
正是因为辛苦，当连长宣布把我们班留下来后，全班战士高兴得满面春风、喜出望外、兴高采烈。而其他班的战士对我们班则投下羡慕的眼情，像我们班的战士集体立功受奖了一般。一些老乡战友——部队战友之间对同属一个地方的战友的称呼，在相互告别时，羡慕地说：“你们这回可以偷几天懒了！”
连队走后，谢排长把我们班十一名战士——炊事班留下的那名战士也归我管了，招集在一起，提了工作要求，再把我和副班长带到连队营房周边和物资仓库周边察看了地形，并对每天的岗哨如何安排，注意的事项提出了具体要求。我和副班长回到班里后，又召开了一次班务会，对白天和晚上的岗哨进行具体详细安排。班里有两个刚分下来的新兵，一个是广西的，叫秦卫国，壮族，农村兵，小学读了一年。一个是江苏南京的城市兵，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来当兵的。当时城市年轻人为了能尽快安排工作都走这条“曲线救国”之路：也就是当兵复员回去后，就可以顺利地安排工作。我把这两个新兵被安排白天站岗，老兵就都安排在晚上站岗。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需要新兵晚上站岗的，也把他们安排在上半夜。随后，又把班里的党员和团员召集起来开会——当时我只是团员，统一思想，要求每一个党、团员都表态：坚决不折不扣地完成连队交给我们的“留守任务”——我把连长所称的“战备任务”篡改成了“留守任务”。我以为这样更贴切。
会后，我把两个会情况向谢排长作了汇报，他很高兴，说：“就这么干！”
谢排长个子高大魁梧，浓眉大眼，脸的皮肤粗糙，毛孔清晰可见，说话的声音低沉有力，特别是给战士们下达操练口令时，有气壮山河之气势，他的军事动作也很过硬，正步尤其标准，有种雄赳赳、气昂昂的气势。还有人说他的枪打得特别准，有“百步穿杨”的准头，曾经在团里举行的干部手枪射击比赛中，他以五十环的成绩夺了第一名。我曾想，要是谢排长现在还在部队，也能参加天安门的国庆阅兵，他作为领队指挥员，喊“向右看”的口令时，一定不比那些走过天安门城楼前的将军们逊色。
前面说过，我们部队是工程兵部队，营房就是油毡围墙——也有泥巴糊墙的，油毡屋顶，门窗也是几块竹子钉上油毡而成的，营房四周用铁丝在地上打桩拉着，以防风大的时候把整个房子抬走了。在西南前线时，我们连队三排的房子就在一次晚上起大风的时候被抬走了——那还是在打桩拉了铁丝的情况下。好在没有伤着人。
我们连队营房在一个山坡上，连队有四个排，每个排三个班，还有炊事班，连部，合起来一共有六栋房子，一个排一栋，连部一栋，炊事班、火房、连队食堂一栋。当然还有两栋附属房子，一栋是厕所，一栋是养猪的。连队撤走了，营房都还在。留下我们一个班了，还住原来的房子，谢排长原来跟我们一起住，连队走后，又增加了三个战士，房子就有些挤了，他就搬到下坡那栋原来连部首长们住的单间住去了，离我们班也只不过五六十米远，与我们班是斜对面。只不过，谢排长住的那栋房子后面就是一条铁路，火车经过的时候“叮咚咣当”的噪声大作。我们刚调防到这里的时候，好多个晚上就被过往的火车吵得睡不着觉。只是过了几天，或许是实在太困了，或许是习惯了，也就都能安然入睡了。
连队首长走了，电话也撤走了，我们与外界的联系除了写信，就是等着连长每一个月或是两个月坐着解放牌大卡车给我们把家信带过来。战士们——当然也包括谢排长自己，要收到家里的信还只能由连队收了后再隔一个月两个月才能转到我们手上。在那家书抵万金的年代里，心里有多难熬，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有体会。谢排长家里有个青梅竹马的对象，春节前刚又回去探了家，跟对象的信比我们这些战士都要多。谢排长对于这种现状想了很多办法，但也无能为力。最后经过差不多四个月的努力，与距我们营房差不多两公里远的当地一所村小学的校长拉上了关系，我们战士们把收信地址写他们学校，由他们学校代收后再转给我们。这样就省去了信由连队接转的时间了。
这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好消息，对谢排长也是好消息。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他特别高兴，用筷子敲着碗边对大家说：“你们以后就不需要等信了，我已经跟村小学校长说好了，大家今后写信就把收信地址写村小学就行了，炊事员你每天去买菜回来的时候就去学校一趟，把大家的信拿回来。”
战士们听谢排长说完，也一起敲起了碗，连声喊着：“好！好！好！”
南京新兵还喊了句：“谢排万岁！”
谢排长用筷子指着南京新兵说：“你小子瞎说！”
吓得南京新兵直吐舌头，本来脖子就短，排长这句话把他吓着差点把脖子缩进了军装的衣领里。
三
谢排长有个爱好，就是喜欢吃猪蹄花。那个时候还属于改革开放初期，物资还相当紧缺。地方对部队虽有些照顾，但他们本来就物资紧张，尤其是在贵州山区，想照顾也是有心无力，力不从心。粮食有专门的“军粮供应”点，但其他的生活物资，如鱼肉蛋禽和蔬菜等物资就不可能了。就说这猪蹄子，当地虽有个卖肉的食品店，但也不是天天就杀猪卖肉，当然也就不会天天有猪蹄子了。但通过与食品店沟通，他们还是能固定的每个星期五给我们留两只猪蹄——不管它是前腿还是后腿。每次炊事员把猪蹄买回来后，都得花两个小时才能把腿上的毛弄干净，洗得白亮白亮的。谢排长吃猪蹄花不是卤着吃，而是要放黄豆炖着吃，而且还不要放调料，要原汁原味——猪蹄是白花花的，黄豆是黄亮亮的，香气扑鼻，战士们当然是唾涎三尺。他吃猪蹄的时候当然还得有酒。这酒他有讲究的，是从董酒酒厂打来的散酒。我们连长每次来的时候，董酒酒厂门口的公路是必经之路，连长知道谢排长好那一口，当然他自己也好那一口，就会用几个水壶买几水壶散董酒来，一般都能确保谢排长喝上一个月。那时候散装董酒一块二毛五一斤，十斤酒也是个不小的数字，几乎是一个月工资的四分之一。那个时候没有人去想公款的心事，不像现在有些人，家里的油盐酱醋都是公款报销，谢排长他们喝酒都是自己掏钱。我当时就感叹这是一笔极大的浪费。现在才知道，酒与烟一样，构成了国家的一笔巨额税收，我们的工资里，就有很大一部分来源如此。由此看来，喝酒抽烟对身体有害，但对税收还是有利的。要是少了这笔巨额税收，这个窟窿用什么来填补呢？！什么事物都具有两面性。酒和烟也具有它的两面性。
谢排长也特别能吃辣椒。我们部队当时的生活相当艰苦，每个战士每天只有五毛多钱的生活费，每个星期能象征性的吃上两次肉就很不错了。在云贵川有种辣椒叫“朝天椒”，辣椒小，长不过三四厘米，且朝天长着，连队炊事班将这样的辣椒拿来炒肉，一般人不敢动筷子，更不敢大口吃的，来自湖北、江浙和北方的战士见到这样的辣椒几乎是“望辣兴叹”。但谢排长却喜出望外，一个人能把大半铝盆辣椒炒肉干掉。即使是一餐没有干掉，他还会留下来，下餐要炊事员热一下，接着干。望着他吃辣椒的样子，非常畅快：圆圆的、毛孔明显的脸大汗淋淋，头发都是湿的，往下直掉汗珠儿，天气气冷低的时候，还能看见头上热气腾腾。我的血管里流淌着湖南人的血液，但在吃辣椒上跟谢排长比起来自叹不如。他边吃着还边对我们战士说：“过瘾，过瘾，太过瘾了……你也来几筷子！”我们站在一旁直摆头。
他有几次还故意挑斗我：“怎么样，四班长，你号称祖籍是湖南的人吃不过我吧！”
“不敢，不敢，不敢！”我连连摆手，一双脚在往后退。
上海老兵比谢排长晚一年到部队，他笑着说：“我怕拉屎的时候屁眼痛！”
“我告诉你们，吃辣椒要大口吃，把嘴巴辣麻木了就不怕辣了。至于屁眼痛吗？你把屎憋着等它到了屁股眼，实在是憋不住的时候再去拉，蹲下来就使劲，一二三，三下五除二，屁眼还没有来得及痛，屎就拉完了！”谢排长边吃边说，无所顾忌。
战士们听着笑着，有的还点头说：“排长高见！”
谢排长端着酒杯喝了口酒，又连着夹了几筷子盆子里的辣椒塞进嘴里，有滋有味的大口嚼着，嘴角两边溢出油汁，脸上露出美滋滋的神情，汗珠子一串串往下掉，那个吃相，倒是让战士们看不到一点平时站在队列前声音洪亮，一脸严肃，威风凛凛的“首长”样子了。
四月的一天，一个穿着红色外套，个子高挑，头发还烫了卷儿的年轻女子往营房这边走过来。当时是广西那个壮族的新兵秦卫国站岗。他见年轻女子径直往通往营房唯一的坡道走来，赶快走了上前去，伸出右手做出阻拦动作，并问道：“同志，请问你找谁？”
“我找你们谢排长！”年轻女子一脸妩媚地回答，笑容可掬。
“你找他有什么事？”秦卫国又问道。
“我是村小学老师，给他送信的！”年轻女老师举起手里拿着的信封在秦卫国眼前晃了晃。
“好，我带你去！”秦卫国把肩上的冲锋枪抖了抖，将小学女老师带到了谢排长所在的房子门口。门是开的，谢排长斜靠在床头手上拿着一本书。秦卫国站在门外，右脚跟往左脚跟用力一靠，一个立正姿势之后，大喊一声：“报告排长，村小学的女老师给你送信来了！”
“知道了，请她进来。”谢排长放下书坐了起来，随即就见谢排长满面春风地下了床，迎到了门口。对秦卫国说：“你的任务完成了，回哨位去吧！”
秦卫国举手给谢排长敬了个礼，返身回哨位去了。
自从村小学的年轻女老师来给谢排长送过信之后，我们班战士们之后的所有来信基本上就不需要炊事员再去小学取了，不是谢排长亲自去学校拿，就是那个年轻的女老师给我们送过来。对于我们来说，谁把我们的信拿回来都无所谓，我们需要的是能及时看到家里父母亲、兄弟姐妹、朋友同学——有的兵还有对象的来信就得了。
我随后发现，从那之后，谢排长晚上出去的时候多了起来——小学年轻女老师没有来给谢排长送信之前，他晚上是很少出去的，即便是偶然出去，他也会带上我或是副班长一起同行，到附近的火车站或者是附近的工厂转转。当时部队有规定：一是晚上不能随便外出，二是需要外出的，也要两个战士一起。
对于谢排长的这一变化，我并没有在意。因为我们一个班在外执行“留守任务”，当然不可能按整建制的连队那样不折不扣的按《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来执行。这也是当初我们班留下来，其他班的战士羡慕我们的原因之一——不用天天早上起床出早操，天天晚上还要点名、开班务会，一天三餐吃饭之前还要唱歌，穿着军装风纪扣就得扣好。我们战士们都不需要那样严格执行相关规定了，不站岗的时候可以不穿军装，风纪扣也可以不扣，早上也不需要出操，喊一二一。谢排长是我们的排长——排长就是部队通称的“首长”，而且是我们这十二人集体的最高“首长”，他当然有自由活动的权利，就像他喜欢吃猪蹄一样，他喜欢吃，炊事员就给他买，就按他的口味给他做。我们这些战士对于“首长”的行动无权干涉和过问，如果说有什么权利的话，那就是把看到的或听到的放在心里装着。他晚上出去一下，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我当时也没有往其他方面想，更不可能把他和那个送信来班里的女老师，后来知道她叫伍芳芳的联系起来。
四
谢排长家是安徽凤阳县农村的。
家里除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有6个。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大姐，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了，家里孩子太多，也太穷，读不起书，就回家放牛，帮着爸爸妈妈带孩子。好就好在他是男孩，爷爷重男轻女，让他多读了几年书，他大姐和他随后出生的妹妹——也就是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的妹妹，都只断断续续读了一年书。他出来当兵前，大姐已经结婚生孩子了。他是带着改变自己和家庭的运命的使命走出家门和村口的。他说他一直把当兵走的时候村里给他胸前戴的那颗红纸扎成的大红花放在行李包里保存着。他把它当成一种动力和目标的标志。所以他到了部队之后，苦干加实干再加巧干，不仅在施工中能吃苦，舍得出力，而且在军事训练时照样不认输，不服输。第一年就当了班长，第二年年底就当了排长，也就是说，我当兵的那年，他已经当了差不多二年排长了。当了排长，就是军官了，就是提干了，就是穿四个口袋、吃商品粮的了，以后即使是转业回地方，国家就要按政策为他安排工作不用回农村种田种地，脸朝黄土背朝天了。
谢排长在家的时候就因为长得一表人才，就有了青梅竹马的对象了。当了兵，提了干之后，俩人依然鸿雁传情，互诉衷肠，你来我往，大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他之所以在我们班留守之后要跟村小学联系我们通信的收信地址，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他能更快地收到他青梅竹马对象的来信。
他的老乡战友有人劝他说，你已经提干了，能不能在结婚成家问题上再考虑一下，不要再跟那个农村的女的结婚了。她是农村的，将来是个负担，最大的问题是将来孩子不好办。要是想让她和孩子随军，你就得干过十五年，或者是干到副营职——这是当时部队对干部农村家属随军的规定。当时享应国家晚婚晚育号召，男军官结婚要年满25周岁，女方也得二十三、二十四周岁。谢排长还只有二十四周岁，显然还不到晚婚年龄。他当时对他老乡信誓旦旦，非那农村老家的青梅竹马的女孩不取。
我到四班任班长后一段时间才知道，谢排长在连队要撤走之前就知道了四班要留守下来，连长已经征求过他的意见了，是他表态同意的。当时连长说是由他排里的副排长留下来的。他回去探了一次家，在家休假了一个月，春节前归队的，他就和四班一起留下来了。我是春节后，连队要撤离时才被调到四班任班长的。
谢排长跟我们战士的关系处理得很和谐。他并没有把自己当“首长”，对我们总是一脸的笑。即使是哪个战士做错了什么事儿，站在他面前挨批评的时候，他也是笑着脸批评你。他批评你的时候声音虽然洪亮，但平和，听不出训斥的味儿，有时候还觉得有种兄与弟之间说话的亲切感。只不过，批评就是批评，无论是笑着批评，还是吊着脸批评。这或许是批评的艺术，对于接受批评者来说，都是一样的难受。更何况，部队是个纪律严明，上下级分明的集体组织，首长对于士兵，有着天然的威慑力。
前面说过，我们留守，当然就不需要像连队那样天天早上出早操，晚上晚点名开班务会，三餐吃饭还要唱歌了。但他喜欢打篮球、乒乓球和扑克牌。我们连队的篮球架早就坏了，唯一的一副乒乓球台被连队撤离也带走了，他就带我们到村小学去打篮球或是打乒乓球。那个给我们送信的女老师在我们打乒乓球的时候，总要过来跟谢排长打一阵子。她打球的水平不仅恭维，动作也特别夸张，但她从来不顾这些，或者她基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些。她左手将乒乓球叮咚砸在球台上，球一下子跳了起来，她右手迅速伸出球拍去接球，但球往往并不听她的话，就像跳皮的小孩在妈妈眼前晃来晃去又让妈妈总是抓不着一样，球总是落到了她接球的球拍之外，她于是笑得“咯咯”的，又是扭屁股，又是扭腰。我们站在一旁也笑得好个开心。谢排长站在对面，喊道：“我发球，你接球。”看得出来，谢排长是在有意逗她玩儿，一下子把球发在她右边的球网前，她伸手去接球，球拍没有碰到球，球就落下了。谢排长再把球发到左边，她就斜着身子，扭着腰去接，当然还是接不着球，有几次，脚上的半高跟鞋掉了，也顾不上，光着脚跟着球左一下，右一下。她自己就笑得更厉害了。谢排长在对面一个劲地喊道：“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正值六七份的天气，女老师早就累得脱掉了外衣，脸红得像熟透了的桃子，大汗淋淋，额头上耷拉着的刘海被汗水粘着，花格衬衣后背的上半截也有了汗印子，两只丰乳随着跑动和笑声不停地跳着。
有时候我们还跟学校的老师打篮球比赛。虽然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我们毕竟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生龙活虎，精神抖擞，学校老师虽然有几个年轻的，但他们毕竟平时没有像我们拿锹拿镐干活出大力，每天要跑步训练的身强身壮，每次都输得心服口服，不得不服。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给我们送信和谢排长打乒乓球的年轻女老师叫伍芳芳，她是村小学教音乐课的。除了跟谢排长打乒乓球之外，每次我们去跟学校老师比赛，她都给我们加油助威，搞得其他老师眼睛鼓得大大的望着她，俨然是我们带去的部队家属。每当谢排长投进了一个球，伍芳芳就会大声喊着：“好！好！好！加油！加油！加油！再来一个！”并不停的拍着巴掌。在中场休息或是全场结束，她还会给谢排长递上一端凉开水，一条颜色鲜艳的毛巾——一眼能看出，毛巾是新买的。谢排长每次在接过伍芳芳老师端过来的开水和递过来的毛巾时，眼睛总是先要看一下我们，而后脸上笑容可掬地抹着脸，喝着水，毛巾在脸上抹半天舍不得拿下来。而我们，一个个气喘嘘嘘，用自己身上脱下的背心抹着大汗淋淋的脸和赤裸着的膀子，任由嗓子冒着烟。
我不知道谢排长此时此刻是否有种幸福感，他久久不愿拿下抹脸的毛巾似乎告诉了我这一点。但我心里充满着失落和妒忌。我当时还只有二十岁，属于晚熟的那种，对谈对象没有概念，也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当然只知道伍芳芳对谢排长的做法和眼神有些特别，至于这中间有着什么其他的意思，我说不清楚，想不明白，也不是我需要去想清楚和想明白的事儿。
我们一个班十来号人留守在这里，即孤独又寂寞。除了自娱自乐打打扑克，就是跑到学校去跟老师打打球，再就是给家里写写信，看看家里的来信。班里有几个战士谈了对象，在孤独、寂寞的时候，他们会拿出对象的照片出来孤花自赏一番。这样的孤花自赏当然也有被大家撞见的时候，一旦这样，大家就一哄而上，把照片抢过来，你传给我，我传给你，有的还故意放在自己的嘴巴上亲一口，或者食指弯成勾，对着照片里女孩的下巴往上刮一下，嘴里还说道：“嫂了，来一逗！”
上海老兵和广东老兵都谈了对象。我曾看到过他俩对象的照片。上海老兵是城市兵，对象是他高中的同学，从照片上能看出“大上海”女孩的清秀、白皙和丽质，两个小酒窝让人陶醉。广东老兵是农村兵，对象也是农村的，就显得丑了许多，额头窄，颧骨高，眼窝像掉到了坑里，两边的脸蛋上还被涂上了淡淡的红色。副班长早我8个月当兵的。我们入伍的那年正赶上了征兵制度改革，把上半年3月份的征兵改为了下半年的11月份。所以我们入伍的那年征了两次兵，上半年3月征了一次，下半年11月又征了一次。副班长是3月份的那批兵，我是11月的兵。论资排辈，他比我多穿了一个短裤头，在我面前是老兵，我是新兵。他家是山西运城农村的，个子高大，膀粗腰圆，浓眉，皮肤黑自不待说，牙齿也是黑黑的。来到部队，他吃不习惯大米饭，开始几个月吃了大米饭上厕所拉不出来屎，后来他自己每天早上在吃馒头的时候，就多拿几个馒头藏起来，留着中午、晚上吃，早上吃面条也是一样，吃完之后，还要留下一大碗或中午吃或晚上吃。上海老兵笑话他一次病了，炊事班长给他做病号饭，问他吃什么，他说：“吃馒头！”当时就把炊事班长笑得转不过气来，也就成了连队战友之间广传的一句笑话。副班长在入征来部队之前，父母亲急急忙忙给他托媒人介绍了个对象，是他们邻村的，皮肤也是黑黑的，方脸，跟副班长一样，一口的醋牙齿。他倒是最大方的一个，总是把对象的照片拿出来给我们看，还在给我们看之前自己先亲一口，然后说：“你们都亲一下啊，不要钱的啊！”
谢排长那个青梅竹马对象的照片我看到过，是他主动给我看的。头发乌黑发亮，扎着两条长长的辫子，头的左边夹着一个红色的发卡，清清秀秀的脸蛋，长长的眉毛，高高的鼻梁，薄薄的嘴唇，脖子围着一条红颜色的围巾，要我评价，这在当地农村一定是美女一个。我问谢排长：“这发卡、围巾是你送的吧？！”
“你看怎么样？”他侧着脸问我。
“是你喜欢红颜色还是她喜欢？”
“她喜欢，我也喜欢！”他一脸的笑容。
“那就好。”我无话可说了。
“你有对象吗？”谢排长突然这样问我。
“没有。”我回答得很干脆，也是实话实说。
“听说你们那里不少指腹为婚的，你没有？”
“你怎么知道的？”
“连部文书不是你们老乡吗？他说他就有个指腹为婚的对象。”
谢排长所说的指腹为婚当时在我们家乡的确不少——我们这代人虽然少了许多，但还是作为一种传统的婚姻形式残留在农村。指腹为婚就是两个熟悉的父母在怀在肚子里的子女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定下了婚约。我们连队文书是我的老乡，他就是指腹为婚的。只不过，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社会的进步，自由恋爱成了主导之后，很多指腹为婚的“父母之命”后来都不欢而散了，没有成为有情人，也没有能成为眷属。
我说：“现在这样的婚姻不靠谱！”
谢排长看着我，一时无话。我突然意识到，这话说得是不是不对了，让谢排长多心了。青梅竹马与指腹为婚还是不一样的。
他倒没有在意，还安慰起我来：“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能提个干这是最大的心愿。人就是这样，知足者常乐。”
“我也想提干！”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突然对谢排长说出这样的话——其实这是我的心里话，也是我当兵的目的所在。
“你知道的，现在提干不容易了，都要考试，要进军事院校培训，最差的也要进教导队或者是什么班培训。”谢排长看着我，说：“只不过，好在你是高中毕业，有机会就考，说不定就考上了。像我们提干是干出来的，在施工中拼命干，军事素质好，都是可以提干的。但从你们现在开始，提干就是考出来的。”
我站在他的屋里，他斜靠在床上。我说：“首长说得有道理。”
“这不刚好，现在你留守在这里，工作任务又不重，就是站站岗，你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复习起来，上级有指标来了我去跟你争取，推荐你去报考。”谢排长接着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提干的士兵也不是好士兵。但你得记住，我们当兵也好，提干也好，首先是个兵，而不单纯的就是为了跳农门。将来就是当了将军，他首先还是个兵。兵的第一任务就是保家卫国。而我们就是搞好国防建设，献身国防事业，这同样也是保家卫国。”
我猛然觉得谢排长的这番话很有学问，也很有哲理。
五
毫不隐瞒地说，我之所以坚决要去当兵，就是为了“提干跳出农门”。
我的家庭条件不好，我是老大，下面还有弟弟妹妹五个，跟谢排长家里一样的。父母亲虽然含辛茹苦供我读了高中，那时的高中生基本上是要文化没文化，要能力没能力，就是混了个红纸片子——一张红纸印制的高中毕业证。那个年月，虽然高中生在农村还很稀罕，但当时的农村还是大集体，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六十二天在田里地里忙碌。真的是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苦，挣到的工分还养活不了一家人，生产队到了年终结算的时候，绝大多数社员家里都还要欠着生产队的钱，都要跟生产队打欠条。
我深知父母们的辛苦和艰难。把我供着读了高中，就是想我有出息。但我经过了恢复高考后的两次高考，都落榜了，农村推荐优秀青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的时代也过去了，留给我的唯一出路就是当兵提干，“跳出农门”。当时我们队里有几个书比我读得少，参军后，在部队提了干，虽然后来转业了，但都安排在城里工作。对此，我不仅羡慕，而且向往。我第一年报名参军，结果在目测的时候医生说我的腿有毛病，就把我淘汰了。但我并没有死心，自己心里一直把当兵提干作为人生理想和追求。第二年我再报名。体检的那天，我先去了一趟接兵首长所住的招待所，当时正是我上面提到的我的第一任排长方排长——他是接新兵的新兵连副指导员。他个子矮小，只有一米六多一点，但很精干，广东人，一口听不懂的广东普通话。第一眼见到我就先问我是不是来体检的。我说：“是的！”“过了没有？”他上下打量着我又问。
我说：“还没有轮到我。”
“你有一米八几啊，把名字告诉我。”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姓方，也不知道他是接新兵的副指导员，我就一直喊他“首长”，并且把名字写在了他的笔记本最后的一页纸上。
我体检过了后，又去了“首长”他们住的房间里，这时另一个接兵的——之后知道他是新兵连的排长，告诉他我体检合格了。他一脸的笑，站起来跟我握手，说：“你回家等消息吧！”我是第一次跟人握手，而且是跟部队的“首长”握手，心里特别激动，也特别紧张。当我转身出门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小伙子，我们部队是要上前线打仗的，你要有思想准备啊！”
“请首长放心，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我把两条腿站着笔直对接兵的两位“首长”说。
当时我并不知道所要去的部队是工程兵，而且在那里所从事的“战备施工”远比在家干农活累。只知道是空军部队。我当时的想法是，只要能当兵，什么部队我都去。
当我把体检合格的消息告诉父母、爷爷奶奶和弟弟妹妹时，他们都为我高兴。但当我说，我去的这个部队是要上前线去打仗的时候，他们的表情就各不相同了。
当时广播里已经有消息在称西南边境敌人入侵了我们的神圣领土，残杀我们的骨肉同胞，“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有消息说，京广铁路线一到晚上就有成列成列的，满载解放军官兵和坦克、高炮的列车向南方疾驶；107国道一到晚上，延绵不断的载着解放军官兵和军用物资的车辆也在向南方疾驶。要打仗了。而我们部队的“首长”已经明确告诉我，我们到部队后就要上前线。
我把消息说完，奶奶马上老泪横流起来，嗓子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像是我真的就到了“军号已吹响，部队要出发”，他们正在为我送别一般。奶奶浑浊的眼睛含着泪水转着圈看了我爸妈和爷爷一眼，最后目光落在我的身上，哽咽着说：“那我们就不去当这兵了！”
在我奶奶眼里，我一直是个非常听话的孙子，又是她的长孙，她视为掌上明珠。但这次我一反常态地没有听奶奶的话，态度坚决且坚定地说：“我要去，我就想去打仗。我战死在战场就是烈士，没有战死，我也要当个英雄！”
奶奶听我说到死字，哽咽变成了哭泣，泪珠连成线从皱纹清晰的脸夹上往下掉。我妈妈赶快走过来扶着奶奶，让她坐在椅子上。我妈妈用眼睛狠狠地瞪着我：“还没有去就说这不吉利的话，看你这臭嘴巴！”
我的弟弟妹妹倒是不像父母和爷爷奶奶，大妹妹说：“枪打准点，多打几个敌人。”
大弟弟拉着我的手说：“哥，你要当英雄，不要当烈士！”
我心里暖暖的，眼睛湿润了。
我背着背包走出家门的那一刻，白发苍苍的奶奶拉着我的手，浑浊的眼框里全是眼泪，嘴唇颤抖着说：“上了战场一定要把眼睛睁大些啊，奶奶还要抱曾孙呢！”
“我知道，奶奶，你放心，我一定当英雄，不当烈士！”我的泪水挂在脸上，久久拉着奶奶的手……
我当兵的事儿是再一次跟谢排长两个在他屋里谈心的时候讲给他听的。他倒觉得，农村的年轻人出来当兵是好事，锻炼锻炼，见见世面。他说，当兵锻炼人是真的，纪律约束，吃苦精神，团结向上，听从指挥，敢于拼搏，不怕牺牲这些都是可以在部队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得到锻炼的。在农村，你干一辈子农活也不可能把这些东西全部学会，而在部队，能在短短的几年服役期内就让他入心入脑，受益终身。如果说我当时把当兵作为“跳出农门”的唯一出路有些狭隘，但与城市兵共处后，我以为，农村兵与城市兵其实在想法上是一致的，有殊路同归之感。城市兵他们当兵的目的在当时不就是为了更可能早的安置工作吗？同我们一起入伍的那些知青兵——城市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被征召入伍的兵，他们不就是为了尽早回城安置工作而当兵的吗？而我当兵，不就是为了提干“跳出农门”到城里混个饭碗吗？
我反问谢排长：“你不是走的这条路吗？”他说：“我跟你不一样，我没有文化，凤阳那个地方确实太穷。”
“穷则思变！”我说，“凤阳现在全国都有名了，都在学凤阳搞联产承包。”
“农村种田连自己的肚子都吃不饱，的确值得反思、反省。”谢排长话题一转，又一次问道，“你在老家没有相好的？”
“没有。”我诚恳地说，“我高中毕业只在家里呆了两年，还没有来得及找相好的就来当兵了。”
像农村种的稻子，有多种品种，有早熟的，有晚熟的，我属晚熟的那种。我们高中同学在学校的时候虽然学习搞得不怎么样，但谈对象倒是热火潮天：情书满天飞，有时候没有注意，把情书夹在作业本里交到了老师手上。高二的那年，有同学说，我们班至少有二十对男女朋友。我高中毕业回村的第一年，刚满十八岁，有人上门为我提亲，是我们大队副大队长的姑娘，比我大三岁。奶奶倒是一口就答应了，还说：“那个姑娘长得好，屁股大，肯定像她妈，会生儿子。”奶奶嘴都有些合不拢，补充着说，“女大三，抱金砖！”但我坚决不同意。妈妈就跟奶奶说：“那就算了，等他大点再说。”
我穿上军装后，村里几家有待嫁姑娘的妈妈像是有了目标似的，蠢蠢欲动，托媒的托媒，亲自上门的上门。那些日子搞得我们家像现在的菜市场一样热闹得不行。但我一概避而不见，跑得远远的，晚上回来洗了就睡。我打着背包走出家门的时候，黄旅行包里还有不知是谁家姑娘一针一线，熬了多少个晚上绣的两双鞋垫。而我，一直放在黄旅行包的最底层，从来没有把它当回事儿。当谢排长问我谈对象的时候，这些当然就都打上了省略号。
“这倒是好事，”谢排长说，“你想提干，要是像我一样，提了干，还取个农村的老婆，怎么办？等到她随军吧，至少要干15年，要不就爬快点，搞个副营，难啦……你这样好，没有负担！”
“我看嫂子挺漂亮的。”
“是啊，就是因为她漂亮啊，我们又是邻居，一起长大的，一起读书，一起不读书，从小就在一起玩过家家。远近几个队里就她最漂亮，都说我们两个即是青梅竹马，又是地配的一双。我爸我妈和她爸她妈从我们不懂事的时候就‘亲家’‘新家’的叫上了，都叫了快二十年了。我也就遵了父母之命，同意了这门亲事。这么多年，我们关系一直很好！要不来当兵，要不是国家提倡晚婚，我们早就有孩子了。”
谢排长告诉我，他提干了，后来又分田到户了，他的青梅竹马对象郭梅艳——他这时才告诉我他对象的名字，被安排到了村里的小学当了名代课老师。他说，她教一年级算术——那时候小学的数学就叫算术。他把提干的消息告诉郭梅艳后，她比他还激动，两三个晚上高兴得没有睡着觉，脸都瘦了一圈，眼圈都黑了。三天给他写了五封信。
“你们正常情况下几天写封信啊？”我问谢排长。
“多的时候三天一封，少的时候一个星期一封。”
“那邮票钱都要不少啊！”
“反正我一个月五十多块钱，除了按月寄二十块钱给家里供弟弟妹妹读书和妈妈看病吃药之外，都用在了我们两个写信的邮票和我平时喝酒上了。”
“你们对国家邮政事业的贡献够大的了！”
“你到时候也会跟我一样，甚至还会超过我！”
“天天写，天天写，写什么呀？”我跟谢排长说话很随便，他没有把我当兵看，我也没有把他当“首长”，不到半年，相互之间成了无话不说的兄弟了。“天天就写你想她，她回信来也是她想你，多没有意思。”我开玩笑说。
“想是肯定的。”谢排长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你没有谈对象，没有亲身体验，有的东西没有亲身体验，你永远无法想象。”我不知道他说的“亲身体验”是什么。
我问道：“你晚上梦过她吗？”
“梦过，收到她的信的头一天晚上肯定要梦见她！……真的好灵的。”
“你拉过她的手，还是亲过她？”我突然想起在云南前线的时候，我看过当时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中的相关情节，于是这样问谢排长。
“拉手吗，我没有当兵之前就拉过了，我提干第一次回家探亲的时候才第一次亲了她，是她主动送给我亲的。去年回去探亲的时候我们睡在了一起。当然是偷偷的，双方的父母都不知道。”谢排长说到最后这句话时，有些得意的表情。
“真的啊，没有结婚睡到了一起？你不怕她肚子起来了，部队处分你！”
“这事只有你、她和我知道。千万不能说。”谢排长压低声音，右手掌侧在嘴边对着我说，“我每次都带了避孕套！即猛虎入山，又小心谨慎！”
“首长这是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战备工作做得到位。”
六
正如前边提到的，当时连队在决定留守带队领导时，本来是要留二排的副排长的，也就是谢排长手下的梁副排长。他是入伍四年的老兵了，四川广安农村兵，错过了提干的机会——部队提干的竞争也是相当激烈的，当时唯一的可能就等能不能转志愿兵——现在叫士官，要不年底也就可能打起背包向后转，复员回家继续种地了。谢排长去年从前线调回后，因为在团里推荐排职干部去XX后勤学校学习时，团党委会上把他从推荐名单中拉了下来。他有想法、有怨气、有抵触情绪。去年临近春节，他请假回去探家，他的探亲假原本是安排在春节期间的，学校学习落选后，一气之下就请探亲假了。
他很清楚，能够进军事院校学习，就可以拿到一纸文凭。当时部队已经在走“文凭路线”了。“文凭”成了干部提拔、重用的“敲门砖”，一些有文凭的干部，尤其是大学毕业生，近两年都相继得到了提拔和重用。他的对象是农村的，他在这方面要未雨绸缪。没有文凭，靠苦干、实干、巧干已经不行了。他在排长的位置上已经干了两年多了，如果不能尽快地进军事院校学习，拿到哪怕是中专文凭——当时部队干部中很多干部只有小学、初中文凭，而且是职位越高的，文凭越低，总队首长——“解放牌”的，还有文盲。所以，我对他的想法表示同情、理解、支持，也祝愿他能如愿以偿。他跟我说这些，当然是把我当成一个交心的朋友，而不是“首长”与战士。我相信，他如果仅把我当成战士，他是不会跟我说这些的，因为这表现出了他有思想情绪，不是一名有高尚情操的人，而是有些私心杂念、低级趣味的味道。而“首长”跟战士交心谈心，是“首长”向战士进行积极向上教育的方式，是军队的光荣传统，是部队保持旺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手段。我理解，只有朋友才会说一些发泄不满情绪，让自己久久藏在心底而又不得不说的话。
只不过，从我的观察来看，他的情绪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逐步得到了调整，并没有把上一次的落选放在心里，而是正在争取下一次的机会。对于谢排长来说，开始是一种情绪，而一旦想通了，反而成了一种动力、一种力量，一种推动他努力的力量。他说，一个战士不能因为一次的失败而就不再继续战斗，而就一蹶不振，反而要更加坚定信心，勇往直前。这或许是他的可贵之处吧。他曾告诉我，他给团政委和政治处主任写了信，继续要求进军事院校学习。因为他清楚，一旦自己放弃了争取学习的机会，就等于把自己的前途扼杀了，就不可能再得到职务的晋升，也就意味着要提前“向后转”了，要是那样，他那农村的青梅竹马的对象怎么办。他说，自己的命运由自己掌握。他要争取今年，最迟明年进军事院校，最少去混个中专文凭，有机会再混个大专文凭。他说，他知道这条路有多难，但他鼓励自己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谢排长的个子虽然比我稍矮一点，但他的块头比我魁梧。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我俩的眼神交织在一起，他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很能代表我的想法，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贵州的热天比我们江南的热天不知道要舒服到哪里去了。最热的时候就穿个衬衣，用不着电风扇，更不需要空调。那个时候，年轻的女孩子最奢侈的当然不是裙子、露脐装，而是喇叭裤、纱巾、蛤蟆镜、克拉米的伞、马桶包、丝光袜子。
我们团流传着当时团长在思想政治教育时，批评有的战士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时说的一番话，他说：“有的战士不穿军装，而是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背个马屎包，穿着的确凉的袜子，像个兵吗？还是一名解放军战士吗？！同志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已经腐蚀了我们战士的思想，我们的一些战士已经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垮了，已经成了他们的俘虏。这样的部队，这样的战士怎么上战场，怎么跟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怎么保卫国家！”但团长的话却引来了战士们的笑声。因为他把马桶包说成了“马屎包”，丝光袜说成了“的确凉”的袜子。
贵州虽然不是开放前沿，但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是吹进了大山深处。而接受和跟随，或者称之为追赶潮流的当然还是那些有一定的知识，见过世面的年轻人。而我们部队沿海开放前沿的那些战士无疑给这里带来了新的潮流，新的信息，新的思想。那个村小学的音乐女老师伍芳芳就是跟随或追赶潮流者之一。听说她只初中毕业，但凭着她的长相，她的喉子，就被村里选进了学校，后来还被推荐保送进了市里的师范学校音乐班进修了两年，拿到了一纸中专文凭，也就顺利地转为了商品粮户口，村民说这就是“山鸡变成了金凤凰”。伍芳芳老师教音乐课在这个边远的山区小学当然是胜任的。学校里有三个年轻的男老师眼睁睁地看着她，唾涎欲滴，想吃这块“天鹅肉”。但又都没有胆量张开自己的那张嘴。就这样，几个男老师为此心照不宣，又都相互猜疑。
自从伍芳芳老师跟我们谢排长有了第一次接触，后来谢排长亲自到学校取信，每次都是穿着整齐的军装，大头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儿，每当谢排长高大威武的身影出现在小学校园，那三个年轻的想吃“天鹅肉”的男老师就自愧不如，一个个露出羡慕、向往的眼神。
但当然也有眼光远大的。他们认为我们连队大部队都撤走了，我们一个班留守，也不会呆多长时间，也就是说，谢排长很快就会走，这一走，伍芳芳跟谢排长的事儿就因为天各一方，就会黄。有人说伍芳芳二十岁，有的说二十一岁，总之还没有到部队提倡的晚婚的年龄，也就是在短时间内不可能结婚。只要不结婚，大家就都有希望。结了婚了，那是军婚了，那是动不得的。在他们眼里，现在的谢排长跟伍芳芳挺多就是恋爱，他们都还有机会。还有人认为，伍芳芳是一厢情愿，而谢排长到学校来，并非就是冲着伍芳芳。为了什么，大家都说不清楚。
谢排长当然不知道小学年轻男老师们对他的妒忌和不满。他还是经常亲自到学校去拿信，伍芳芳老师也会隔三差五的来谢排长的房间里坐一会。伍芳芳老师来的次数多了，我们也就没有把她当外人了，她来就来，走就走，站岗的战士，包括新战士秦卫国，也不再把她拦下来问她找谁了。我也没有去关心他们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一般的时候，伍芳芳来了，谢排长的房门是开着的，我们在外边能清楚地看到房子里坐着的谢排长和伍芳芳老师。一般是谢排长坐自己睡的床上，伍芳芳老师坐在靠椅上。
有几次我们跟他们学校老师打篮球比赛，明显可以看出，他们有人在有意的冲撞谢排长。但谢排长人高马大，又从小在农村干着农活长大，到了部队也是跟铁锹、镐头打交道，况且，他们老师中有几个明显的年龄不小了。谢排长偶然被一两个拿粉笔的冲撞，是很难造成实质性伤害的，在撞到之后，挺多只是趔趔趄趄，马上就生龙活虎起来。但伍芳芳老师的眼睛毒辣，她不仅发现了那几个老师的不怀好意，而且在每次有意冲撞发生后——有的并非有意，她就会大喊大叫：“你们几个痞子，故意撞人！你们几个痞子，故意撞人！你们几个痞子，故意撞人！”每次打球，我当仁不让的是场上的主力，伍芳芳的喊声引起了我的警觉。我就尽可能的保护谢排长。在有老师有意或无意接近谢排长时，我会迅速冲过去起到隔离或缓冲作用。
中场休息或是全球结束，伍芳芳老师还是毫无顾及地把杯凉开水和一条毛巾递给谢排长。这更是惹得那几个年轻老师生着闷气，敢怒不敢言，只能把眼睛睁得圆溜溜的。
时间长了，我就发现，伍芳芳老师每次以送信由头来会我们的谢排长，都是经过一番打扮的。当时我每次见到她的时候都会有种感觉，她每次穿的衣服都是不一样的，这在当时是一般女孩子做不到了。她身材并不很高，但长得属于美女的那种脸蛋儿，眉毛比一般的女孩子浓，眼角比一般的人长，眼睛很有神，嘴角微微向上翘着，总给人一张淡淡的，可人的笑意。她穿的喇叭裤的喇叭特别大，究竟有多大，我也不知道，反正她穿的喇叭裤的喇叭从外观上看，比其他女孩子穿的大了不少。我们战士们对她的穿着不知是心怀向往还是新奇，只要她这样的打扮着来了，大家就会站在营房门口朝谢排长住的房子那边目不转睛地望着，一直到她消失。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们当时都是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雄性激素旺盛的年轻男人，几年都不见一个女的，就如同一个人几个月，几年没有吃到肉一样，有个女的，而且还是漂亮年轻的女的来了，大家都用心怀鬼胎的眼光贪婪地注视着，有点望梅止渴的意味。
谢排长没有注意战士们的目光，或许是注意到了，而不以为然。而伍芳芳老师更是没有把我们的眼光当回事，或许还当成了一种心理慰籍了吧。她每次都是明目张胆的来，大摇大摆的走。她那翘翘的、圆圆的屁股还一扭一扭的，像是在有意挑衅我们。我们军营的大门——其实没有大门，而是一条泥沙大路，对她来说形同虚设，她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在一段时间后，我抱着怀疑的态度在谢排长面前说过这样一句话：“伍老师天天像是没有课上似的。”
谢排长回答说：“她那音乐课就是那么回事，上也可以，不上也没事儿。一个星期一个班只有一节课。五个班五节课。”
我无话可说。一个年轻的，正值青春臊动期的女孩没事可做，或者有事不好好做，当然就会生出其他心事，就会找其他的事儿来做，或者已经有了某种事儿正在进行之中。这事儿与谢排长产生了联系。是谢排长的出现，这个女孩子心目中的美男子，打乱了她的正常的心理以及生活、工作秩序。而这，或许增加了她的烦恼，或者让她正向着幸福出发。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
但我们战士并没有把谢排长和伍芳芳往一起想。因为我们班的绝大多数战士都知道谢排长在家里有个青梅竹马的对象，他为人正直，讲义气，重感情。而且他那青梅竹马的对象几天就来一封信，他也几天就要回一封信。我看到这，即羡慕，又惆怅，因为我从谢排长这天天忙忙碌碌的又是写信，又是发信，又是取信，还要跟伍芳芳老师交往，感觉这也够累的。当时的战士，也包括我们的谢排长，文化程度都不高，跟对象写被称之为“情书”的信，是一件很伤脑筋，很费时，很费劲的事儿。有的战士的确写不出来信，只能请文化程度稍高一些的战友代写，有的对象来了信还得请战友代念……你看看，你看看，这对象谈得多不容易。我一时间庆幸自己没有过早的谈对象，少了这些烦恼。当然更庆幸我的父母让我读了个名义上的高中，写信和念信都不需要求他人代劳。我后来谈了对象后才知道，我当时的想法只说对事儿的一半，而另一半则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妙不可言。
我一直困惑，难道伍芳芳老师经常性的到谢排长屋里来坐，聊天，就没有发现谢排长已经是个有对象，正在恋爱的人吗？她动不动就给他送信，那信封上的字儿一看也能看出个子丑寅卯来啊。伍芳芳老师这是为什么呀？真的是想夺人所爱？
八一建军节是我们军人的节日。在部队，过八一节比过春节还要隆重、热烈。
在这一天，我们放假一天，而且要尽最大的可能做些好吃的，给战士们加餐，让战士们吃好喝好。就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物资条件，就是拿着钱也买不到东西，何况如前边我说过的，我们每个战士的生活费只有五毛多钱，能节省下来到八一节这样的节日加餐其实是很困难的事儿。还有就是连队已婚的干部家属来了，住上一个月，都是在连队伙屋里拿菜、拿米面油，全是免费的；有的连队的司务长或上司还黑良心，贪污战士们的伙食费。我们在部队的时候普遍流传这样一句话：“三年司务长，枪毙不冤枉”。足见司务长的坏和贪。我们虽然是留守，但八一节那天，我和谢排长商量了一下，还是除了站岗的战士，大家都放一天假。白天的岗换上了老兵，因为新战士是第一次在部队过八一节，让他们放假一天——这也属于部队老兵爱护新兵的光荣传统。我后来当了几个月的炊事班长才知道，这连队伙食要搞好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且不说众口难调，就这每天几毛钱的伙食费如何能把每天的伙食尽可能的搞好，让来自五湖四海，天南地北的战士们能吃饱、吃好，还要尽可能的节约些钱来迎接八一节、国庆节、元旦、春节等节日，是件颇费脑子，挺伤神的事儿。我的心得是，人越多，伙食越好搞，人越少，伙食越不好搞——当然还需要与司务长和上司共同配合。我们班在留守时只有十二个人，一个月的伙食费下来不到两百块钱，每天只有五块多钱的伙食费，真是难坏了炊事员。八一节那天，不是放假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晚上那餐必须加两个带肉的菜。我头一天就跟炊事员商量了一下，要他买几条鱼——当时在我们部队驻地只有到了节假日才会有鱼买，买两只猪蹄，再买两斤肉炒辣椒，再炒个青菜，买5斤包谷蒸的散装白酒。
中午吃过午饭，有战士正准备请假外出，炊事员过来神秘兮兮地对我说：“班长，我们到后边河里去抓螃蟹吧？！”
我正斜靠在床上看高中数学书，听他这话，立即放下书坐了起来，问道：“你说哪里有螃蟹？”
“就是我们物资仓库下边的那条河里！”
“真的吗？这大山区还会有螃蟹？”
“真的，真的有！”炊事员还把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弯成一个圈比划着告诉我螃蟹的大小。
我立即下床穿上黄胶鞋，对正在休息的战士说：“走，捉螃蟹去，晚上加餐！”
谢排长正在午休，门是关着的。我站在门外敲了几下门，他“嗯”了一声。我把去捉螃蟹的事儿报告了他。他说：“去吧，注意安全！”
真没有想到，在贵州这大山沟里居然还有螃蟹，还那么多。螃蟹比我们军大衣的扣子大一点。清清的小河沟里，水往下游静静地流着，凉凉的，天上的太阳被薄薄的云层遮掩着，像个怕见人的大姑娘。我们五六个战士光着脚丫了下到河里，扒开石头，螃蟹爬了起来，小小的螃蟹或许是受到了惊吓，爬起来的动作极快，几个爪子在水里快速地划动着，张牙舞爪，但还是逃不过我们迅雷不及掩耳的两只大手。不到两个小时，就抓了一大铁桶，足足有三四十斤。而我们的双手，早就被螃蟹爪子抓出一道道血印。但大家却心怀喜悦。
当我们把螃蟹提回营房放在伙房叫谢排长来看时，他嘴里骂骂咧咧的：“妈个巴子，不错，不错，不错，晚上大家可以好好喝几杯了！”
炊事员是浙江农村人，除了会抓螃蟹，还挺会烧螃蟹的。小小的螃蟹经过他的一番炸、炒、烧，已经香飘四溢，随着袅袅炊烟飘进我们的全身。两在盘螃蟹端上桌子，战士们拿起筷子吃进嘴里的时候，个个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笑，直呼好吃，香，太过瘾了。
螃蟹加包谷酒——大家的酒杯就是部队发的漱口用的缸子，每人倒上半缸，开怀畅饮。我不会喝酒，拿了半缸白开水做了个样子。谢排长吃得开心极了，他给每个战士都碰杯敬酒，每个战士又都跟他敬酒，“首长”和战士在酒杯的碰撞声中，是那样的融洽，没有了上下级之间的距离，没有了往日严肃的面孔，一次次的酒杯在碰撞中化着了战友情，兄弟情。不知为什么，我有几次被眼前的场景所感动，眼睛都湿润了。后来回到地方也会遇到各样的酒局，也会见那些人喝得欢天喜地，畅快淋漓，但总找不到部队战友们在一起喝酒言欢的那种感觉和激情，那种豪迈和快意。我常常想，那种感觉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吃得痛快，吃得香美。几个战士还划起拳来。河南信阳兵跟副班长是同年兵，他们划起了拳，“哥俩好、三星照、四喜财、五魁手、六六六、八匹马……”，俩人（当然还可以更多人）出拳与嘴里喊的数字相加一致算赢，否则是输，就要罚酒。河南信阳兵在家喝酒就划拳，无论是出拳还是嘴巴喊令的速度都比副班长快，副班长到了部队才开始知道喝酒还有这好玩的游戏，就非得找河南信阳兵学习学习，操练操练，但几乎被罚酒的都是副班长，他眼睛反应慢，出拳也慢，因此多喝了不少酒。好就好在他的酒量比河南信阳兵酒量大。广东老兵和上海老兵见副班长和河南信阳兵划拳划得开心，喝得带劲，也玩起了“老虎杠子”。俩人拿着筷子，一起喊“老虎、杠子、鸡、虫”。俩人拿着筷子相互敲打对方的筷子，并说“老虎、杠子、鸡、虫”这四句令来判输赢。如果俩人说一样的，就是平局，不用罚酒，继续再来；如果说的不一样，就按“杠子打老虎，老虎吃鸡，鸡吃虫子，虫子吃杠子”这样的一物降一物规则来判定输赢。他们俩，一个说上海普通话，一个说广东普通话，因为输赢矛盾，不仅争得脸红脖子粗，而且那浓重的上海普通话和广东普通话在快语速的背景下，谁都听不清楚，谁都不明白他们争吵的是什么意思。我在一边笑得几次把吃进嘴里的菜或含在嘴里的水喷了出来。谢排长有时也跟他们划几下拳，或是来几下“老虎吃鸡”，不知是因为他经验丰富，还是战士们让着他，他总是赢多输少。
我到四班7个来月了，谢排长这次表现得是最高兴的。他喝得有点高了。晚饭结束，我把他扶回了他的屋里，端了盆水给他擦了一下脸和身上的汗，就把他扶上床，把他的皮鞋脱了，让他躺下。副班长和另外几个战士也有些多，走起路来晃晃悠悠，有的满脸通红，像烧熟了的螃蟹；有的脸色雪白，像放光了血的死鱼；有的还唱起了《打靶归来》、《战友之歌》，歌声和着夜晚的微风和隆隆而过的火车声，有种无法形容的感觉。。我安排广西新兵秦卫国和四川老兵在营区站岗，新兵秦卫国站上半夜，四川老兵站下半夜；我和广东老兵站物资仓库，广东老兵站上半夜，我站下半夜。
七
我一早下岗吃完早饭正准备睡觉，广西新兵秦卫国走过来先用眼睛神秘兮兮地转着圈儿看了一下其他战士，而后用胳膊撞了撞我，走出了宿舍。我们宿舍即是睡觉的地方，也是平时生活活动的地方、开会学习的地方。我意识到他有事找我，在宿舍不好说。我穿上短裤军上衣跟他走出宿舍，他把我带着走到营房反背下边的一条便道上，才放慢脚步，最后站了下来。他转着脖子朝左右看了一遍，除了我和他，四周空无一人。他低着头，看着脚上的黄军鞋，又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再次低下头，脚在地上搓动几下，欲言又止。来回好几次，最后还是说话了：“报告班长，我……我……”
“怎么回事，有什么事快说！”我敢肯定，他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要告诉我，但又不好开口，或者是不敢开口，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他的额头上冒出了汗滴，脸胀得通红，一副很紧张的面容。
秦卫国是广西一个边远山村一个壮族家庭的孩子，他才十八岁多一点，只读了一年半书，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六个，他是排列老五。在到部队之前结了婚，他的新婚妻子还比他小几个月。新兵训练完分到连队后就接到家属怀了孕的消息。他即高兴又郁闷，有些忐忑不安。他不知道对于他是坏消息还是好消息，一直想藏在心里。但他只认识几个字，写信无能为力，大多数的时候就要找我这个班长给代劳，所以他家属怀孕的事儿我早就知道了，他要我帮他保密，我信守诺言，没有对任何人说，包括谢排长。他家属的来信每次也是我读给他听的——找一个其他战士听不着的地方。他对我，我对他，在某种程度上比亲兄弟还亲。他有什么话都跟我说。因为他对我没有任何秘密。我们俩人有种特殊的信任关系，是战友，是朋友，还是其他，我说不清楚。
我见他冒着汗，嘴巴里却吐不出话来憋得脸红脖子粗的，用命令的口气说：“秦卫国同志，你有什么事马上报告我！”
“班长，班长，是……是……是这样的……”他的话像是卡在嗓子眼里嘀咕着出不来，我只好更靠近他一些，几乎两个人脸对着脸。
“我命令你把你要说的事情如实报告我！”在部队，班长对于战士也有一定的权威，在关键的时候，也有下命令的权力，战士也是不能抗命的，更何况是一个老兵班长对一个新兵战士，而且还是面对的一个在当兵之前连汽车、电灯、电话都没有见过的山里长大，刚刚成年的孩子。
他的脸胀得更红了，眼睛里含着眼泪，胆颤心惊的样子，说：“班长，这事我告诉你了，你……你……你不会说出去，不会……处分我吧？！”他的话说得结结巴巴，把我搞得糊糊涂涂。
“你放心，我不会当叛徒！”我比他高了一个头，我摸着他的头，感觉他的头发都被汗水湿透了，不知是长时间没有洗头的原因还是因为汗水的原因，他的头发黏乎乎的，我的手摸上去一点都不顺溜。
他瞟了我一眼，我当时肯定是一脸严肃，他更加紧张了。他又往前走了几步，再一次朝四周看了一遍，再次确认周围没有其他人之后，才开始向我报告前一天晚上他站岗的时候看到和听到的发生在谢排长房子里的事儿
秦卫国八一节晚上由白天的岗调到晚上后，站的是上半夜进入营房路口的哨位，连部的房子在那里，现在谢排长住在那里，当然就是我们站岗守卫的重点部位了。正如前边提到的，平时虽然比较固定的站在进出营房路口哨位上，但一般每个岗都要求对营房周边进行几次巡逻。
秦卫国是晚上8点钟上岗的，到下半夜两点钟才换岗。因为下半夜人容易犯困，我们在排岗的时候就把下半夜站岗的时间排短一些，到第二天早上8点换岗。谢排长喝得高了些，是我送回屋里睡觉的。他的房子虽说是“首长”住的房子，也不过十来平米，也同我们一样，睡觉带办公都在一起。里面只有一张连长特意留下的由团部统一配发给连干部办公的办公桌和一把靠背椅。当时在连队，排长是跟战士睡在一起的，跟我们战士一样，只有一个床头柜和一把可以折叠的小马扎，早上起来虽然有战士打洗脸水，帮着叠被子，洗“画了地图”的裤头和臭气熏天的袜子，每月底能按时在司务长那里领到一个装有五十多块钱工资的信封和发衣服的时候上衣多了两个口袋，还有一双大头皮鞋，在其他待遇上与战士没有两样。谢排长因为留守，连长就按连首长的待遇给他留下了一张办公桌和一把靠背椅。
我把谢排长送进宿舍，给他简单地洗了一下就把他扶上床躺下了，出门的时候给他倒了一大缸开水，怕他喝多了酒睡醒后口渴要喝水。因为是我从他的屋子里出来，自然是不能闩门的，电灯也亮着。
秦卫国说，那天晚上大概是快十点钟了，他没有手表，班里也没有钟，他自己估计的。他说，谢排长起来到外边拉了泡尿，又回屋里了。电灯还是没有关，秦卫国当然不知道谢排长是睡了还是在干什么。秦卫国背着那支没有子弹的五四式冲锋枪漫不经心地从营房路口走着去巡视营房周边的情况。其实一个连的营区就只个“屁大的地方”，走得慢点也要不了十多分钟，走快点七八分钟就够了。秦卫国是山区长大的，用他自己的话说，爬山比猴子都快，走平路自然也是大步流星的。他围着营房巡逻一圈需要回到路口的哨位。他转过连队食堂正要到路口哨位时，突然发现谢排长的门口有道红光一闪就进屋里了。秦卫国感到好奇怪，这么晚了，怎么会有人来，是不是自己眼睛在远处的灯光照射下产生了幻影。稍过一会，屋里的电灯熄了。他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出于警惕——我后来寻问他时，他一直说不清楚，他慑手慑脚地先靠近谢排长屋子的门边，把耳朵贴近门——其实，秦卫国根本就不需要贴近门，我前边说过，我们的营房就是油毡钉的，门是几块竹片钉了张油毡，即不挡风，也不隔音，里面声音稍为大一点，外面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连队首长的家属来了，都住在连部最边上的两间屋子里，那里远离我们战士和其他首长的房间，以免他们晚上做那夫妻之事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影响了其他干部和战士的休息和心情。秦卫国先是在门外贴着耳朵就只听到谢排长屋里有亲嘴的声音。我当时并不知道亲嘴的声音是怎样的，但秦卫国知道。我问他：“你怎么就知道那是在亲嘴？”“我跟我老婆亲嘴的时候就这声音！”秦卫国很肯定地说。他接着说：不一会儿，又听到床吱嘎吱嘎的响声。他说他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我说：“你就瞎猜。”“不是的，是真的。我敢肯定是真的！”
他轻轻的、快速的绕到了谢排长屋子后边的窗户下——屋子的窗户很简陋，虽然称为窗户，也是用竹子钉了四个边框，再用白塑料纸蒙在上面，挂在窗子上，如果仔细点儿，挂正了，把里面的钩子从里面挂上，要从外面往里看人或东西还是不容易的。那天晚上，谢排长他的窗户是敞开着的。秦卫国轻手轻脚地摸到谢排长窗户后边，把军帽的帽沿转到了后边，慢慢地抬头朝屋里张望。他说，虽然屋里一片漆黑，但他听到了谢排长和另外一个人——一个女的急促的喘息声，还能听见女的一声声压抑着的呻吟和细细的尖叫声。随着两个人的喘息声的急促，床发出的吱嘎声也急促起来。一列火车“轰隆隆”通过了，他难受得不忍再听下去了，转身慢慢地离开了谢排长住的那排房子。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那个穿红颜色外衣的女士从谢排长屋里出来了，谢排长没有出屋。秦卫国说，他站在背光处，一眼就认出了那女的就是村小学的伍芳芳老师。伍芳芳老师离开了谢排长的屋子，红颜色的外套拿在手上，下身是一条酱色的喇叭裤。秦卫国站在暗处，目送着伍芳芳老师离开了营房。而他，心里像打翻五味瓶，五味杂陈。他也说不清楚几点钟才交的岗，睡在床后，依然耳边、心里和眼前还在放电影似地尽是谢排长和伍芳芳，当然也想起了自己与家属那些甜蜜的日子和即将出生的孩子。
八
秦卫国讲完了昨天晚上有关谢排长的事儿。我严肃且认真的问他：“你讲的是真的？”
他低声地说：“是真的，一句假话都没有！”
“没有看错？”
“没有！”
“没有听错？”
“没有！”
“除了报告我了还有谁知道？”
“谁都没有说，只报告了班长。”
“那好，你谁也不许说了，从现在起，从今天起，这事儿只能烂在肚子里。”
“班长，烂在肚子里是什么意思？”
“就是谁也不能说了，哪怕是你老婆孩子，你爸你妈，你最好的朋友、战友，谁也不能说，懂了吧！”
“我知道了，班长，我听你的，我要是说了，你处分我！”
“你要是把这事再说给别人听，我和你，还有谢排长就都完了，都得挨处分，谢排长就得被开除军籍了。你说平时谢排长对我们大家都不错，对你也很关心，我们可不能瞎说，让他挨了处分就完了。谢排长昨天晚上的事，一定是喝多了酒……是不是那个伍老师使坏，故意害我们谢排长？！怎么刚好在我们谢排长喝高了她就来了？平时也没有这么晚来我们这里过。”我一口气给他分析了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事情发生的可能原因，最后还特别再强调了一次，“你千万记住我说的，谢排长跟伍老师的事谁也不能说了！”
“嗯，嗯，嗯！”秦卫国抬起头望着我，额头上的汗珠子在太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有一点我可以保证，自那天之后，一直到秦卫国第三年因部队整编他复员回广西老家，也直到我转业回地方，没有听到过任何有关谢排长与伍芳芳之间发生的那件事儿。这并不能代表谢排长与伍芳芳之间没有发生什么事，而只能说秦卫国坚守了自己的承诺，我当然也全当秦卫国没有跟我说过那件事，我也什么也没有说。
一直让我困惑的是，自从八一节那天晚上发生了那件事后，伍芳芳晚上再没有来过，谢排长晚上有时候还是单独出去。我想，他是不是发现自己与伍芳芳那晚的事儿败露了，从那以后，俩人的约会改变了地点和方式。
秦卫国的家属是8月底的时候生的孩子，是个男孩，生完两天就发来了封电报给秦卫国报喜。我们全班，包括谢排长都为他高兴并表示祝贺。9月底满月的时候家属带着孩子请人照了一张照片，折腾了差不多十来天，寄给了秦卫国。他家属因为没有读过书，是地地道道的文盲，写信、读信的事儿都是走上三四里路到村里的小学请教书的老师代劳。秦卫国家属在信里告诉他，他寄回去的钱她收到了。我把信念给他听时，他一脸的疑惑、纳闷、奇怪。他自言自语道：“我没有寄过钱回去啊？她怎么收到我寄的钱了？”
“你没有寄钱？”我也好奇了。
“我到部队来这几个月节约了三十五块六毛钱，正准备等孩子满月了请你一起帮我到邮政所去往回寄的，我还没有来及啊。”
他从蓝色军裤口袋里拿出部队发的针线包，打开来，露出一卷纸币，有五张五块的，其余就是两块、一块，五毛、两毛、一毛的。
我帮他把钱收好，说：“那我们明天一起去邮政所寄钱，现在先给你家属写封信。”他点点头。
自从秦卫国给我报告了谢排长八一节那天晚上的事情之后，我一直有些不敢到谢排长屋里去，我怕他从我的表情和言语中看出、听出些什么来，分寸真是难得拿捏。据我近些日子的观察，谢排长的心情像是复杂了，脸上像是有了愁云，眼睛里有了血丝，语言有些躲躲闪闪。我给秦卫国写完信后，就去了谢排长屋里。他房门是开着的。我喊了一声“报告”，他的头从书里抬起来，答道：“进来！”
在我到四班任班长后发现，谢排长除了跟我们一起打球、打扑克外，在没有与伍芳芳老师交往之前，一般都不外出，能够看到他呈天的捧着书在看，看的当然都是小说之类的书，世界名著，中国名著，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见我进门，在床上坐直了身子。我最近几次进他的屋里，能够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我不知道这是伍芳芳老师带来的，还是谢排长为了迎接伍芳芳老师的到来，还是自己的生活品味提高了而洒了香水。我用鼻子故意吸了两口气，明知故问道：“首长，你房间里好香啊。”
“是吗？”谢排长回答我的时候，眼珠子瞪得好大。
我一下子后悔这话有些冒昧，会引起他对那天晚上的事儿的怀疑。我立刻转移话题问道：“首长，秦卫国家里的钱是不是你给寄的？”
“你怎么知道？”他又用眼睛瞪着我。
“我猜的！”
“你怎么猜着的？”
“你看我们这些当兵的，包括那几个老兵，一个月就这几个津贴，抽烟的抽烟，打牌的打牌，我问秦卫国了，他说他的钱还没有来得及寄，再说了，我们这些兵哪里一次能寄那么多钱给家里。”我逻辑性很强的分析让谢排长承认了寄钱的事儿。
他一脸严肃地对我说：“这事不要声张，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谁也不要说了，包括秦卫国。一定替我保密，到此为止。”
“好的，我会烂在肚子里的！”我这样回答他后有些后悔，在心里问自己，“我怎么这样回答谢排长呢？”
那是过了十一国庆节之后，天气一天天变冷了。贵州的天气因为阴雨天多，我们白天不仅穿起了长袖军装，晚上站岗还得穿毛衣，或是穿大衣了。那天，连长又坐着辆解放牌大卡车来的。
解放牌大卡辆还在上坡，司机就像给我们发信号一样按响了几声喇叭。我们一涌而出，卡辆刚一停稳，就把卡辆围了起来。连长先走下驾驶室，而后大声朝谢排长住的房子方向喊道：“谢佑林，快出来，你对象来了！”这次，连长来不只是给我们带了吃的喝的，给谢排长带来几壶散装董酒，还带了个穿着士气，但显漂亮的年轻女子——谢排长的对象郭梅艳。
谢排长过了好几分钟才慢吞吞的走出他的房门，迈着不情愿的步子走了过来。他像是早已经知道了连长给他把对象带来的事儿，从他迟迟没有出门迎接的表现看，他对他对象这次来部队并不高兴。谢排长土的土气的对象郭梅艳从驾驶里也折腾了一两分钟才下车，眼睛却不看谢排长。我站在一旁心里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只见连长手一挥，朝我喊道：“四班长，赶快把车上的东西卸下来，把小郭同志的行李拿到谢排长的屋里。”
我给大家一招手，几个战士就打开车箱后墙板爬了上去，抬的抬，搬的搬，提的提，几分钟就把车上的东西搬下了车。连长把郭老师的一个大提包塞进谢排长手里，严厉且命令似的说：“你提着！走，把小郭带着进你屋里休息去！”
我边组织战士往伙房里搬东西，边琢磨这谢排长的对象怎么突然就来部队了，之前怎么从来就没有听谢排长说过呢？而更让我一眼就看出问题的是，谢排长在前一段时间在说到他对象时，是那样的甜蜜和亲切，而这对象来了，怎么像是一点儿高兴的劲头都没有，反而让他成了霜打的茄子。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定跟伍芳芳老师有关。
后来我知道，谢排长跟他农村青梅竹马的对象郭梅艳闹矛盾了，矛盾就是从谢排长与伍芳芳那天的事儿前后开始的。谢排长提出了分道扬镳。但郭梅艳可也不是好欺负的，不是省油的灯。她国庆节后跟学校校长请了假，拿了随身衣服和洗漱用品就坐了汽车转火车，先到了团部，找了团政治处的首长，政治处首长通知连长到了政治处——本来这种事属指导员管的，指导员探家了。政治处主任把相关情况和团长、政委的有关指示告知了连长，要求连长带着郭梅艳到我们的留守班驻地跟谢排长见面，声明利弊，坚持原则，妥善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连长明确告诉谢排长，如果谢排长坚决要跟郭梅艳吹，那就要处分他，作为老兵复员回家。如果能够迷途知返，就网开一面，既往不咎。并且告诉他，政治处同意他年底回家结婚。
郭梅艳住在谢排长的房间里，因为她毕竟还没有与谢排长结婚，他们俩人就不可能同处一室。谢排长在我们住的房子边的房子里架起了床，睡进了原本是五班一个班的战士住的房子。
连长在我们班呆了一天，在第一天晚上跟谢排长谈了次心之后，第二天上午又跟谢排长谈了很长时间。随后又把郭梅艳、谢排长叫到一起，谈了个把小时。连长在跟谢排长谈完后，又把我叫着跟他一起边散步边谈心，或者也可以理解为谈话。我的心一直悬着，总怕他问知不知道谢排长为什么突然之间要跟青梅竹马的对象吹，平时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表现。连长要是问这样的问题，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但还好，连长除了了解我们班每个战士的思想情况，家庭情况和工作中的困难之后，交待我要把谢排长对象在留守班期间的生活照顾好。连长肯定知道我不可能做谢排长的思想工作，也不会要我观察谢排长的情绪变化——就是有什么情绪反应，我也没有办法向他汇报，他就不于不说。我当时并不确定连长这次给谢排长所做的思想工作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但在随后的个把月里，特别的郭梅艳假期完后返回安徽的那段时间里，他脸上总有种可以觉察的郁闷和苦恼表情。我看在眼里，心里一直忧心忡忡，又无能为力。
郭梅艳在我们留守班住了十来天，返家的那天，谢排长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或是动机，他叫上我跟他一起，一直把郭梅艳送到了贵阳，给她买好了车票，把她送上火车。郭梅艳在车厢里频频给谢排长招手告别，谢排长有一下没一下的抬抬手，我看在眼里，就不断地跟郭梅艳招手，以此来弥补谢排长的不冷不热。
火车一声长笛响过之后，“轰轰轰、隆隆隆”向前启动了，郭梅艳的脸贴在车窗玻璃上，明显的看出她的眼泪把玻璃打湿了，而且还有一条条的泪水从玻璃上往下流。
我拉着谢排长跟着火车向前跑，几秒钟后，火车出了站台，我和谢排长站住了。谢排长如获重负地长长的吐了口气，说道：“走，回酒店好好睡一觉！”
我这才发现，他的眼睛里有血丝。
走到候车室前的广场，已经是华灯初上。
我突然想：昨天晚上他们睡在一个房间里，青梅竹马的两个年轻人会不会发生点什么事儿？我想问谢排长，但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
第二天谢排长并没有说回去，而是说：“你没有来过贵阳吧，今天带你在市里转一转。”
“好啊！谢谢首长！”
吃过早饭，他并没有带我到市里去转，而是说要带我去陆军医院。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还是有什么事，或者是自己要看病。我一声不吭，随着他上车下车、转车再转车。到了陆军医院，大门口有站岗的士兵，我们穿的是空军军装，谢排长穿的是四个口袋的军官服，站岗的士兵在我们往里进的时候突然一收枪来了个持枪礼。谢排长虽然是“首长”，但我们部队没有这样正规，岗哨见了首长还要敬礼。他在见到站岗的战士给他行持枪礼时，他的左手似乎要抬起来还军礼，只不过短短数秒，他像是反应过来了，举起了右手还了个军礼。
我俩进了医院大门，他侧过身子对我说：“差点出洋相了！”
“你的反应挺快的，要我还真的会出洋相。”
陆军医院内绿树成荫，都是清一色的一排排的四层红砖瓦房。谢排长把我直接带进入住院部大楼，又直接上了四楼的外二科住院部。看得出来，他对这所医院的环境好是熟悉。
他刚一上四楼楼梯，遇到了一位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的女护士，迎上去问道：“护士同志，请问黄敏敏护士在上班吗？”
“在，她在护士站！”
谢排长带着我直接到了护士站。
我看到，谢排长的脸色好看了许多，笑容挂在脸上，脸上的毛孔更加明显，步子也有力了。他走近护士站，一眼就认出了同样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的叫黄敏敏的女护士。黄敏敏正低着头在一个木板夹子夹着的纸上写着什么。谢排长有力且又柔和地叫道：“黄护士同志！”
黄护士立即抬起头，一见是谢排长，两只从口罩和军帽中间露出的眼睛扑闪扑闪的发亮起来：“你怎么来了？”
“来看你啊！”
“你等一会，我把这份医嘱写完了陪你。”
谢排长对这里的护士也很熟，有几个护士走进护士站，他一一跟她们打着招呼。
我好奇地低声问：“首长，你怎么跟她们这么熟？”
“我在这里住过院的。”
“在这里住院？病了？”我还是好奇。
“割包皮！”谢排长低着声，右手挡着嘴巴贴在我的耳边说。
“割包皮？”我没有明白他说的什么。
“就是阴茎前头包着的那块皮，发炎了。”
我把嘴巴闭得紧紧的，怕笑声吐出来。
“这有什么好笑的。这是男人常见的毛病！”
“不笑，不笑！”我强忍着，硬是把即将喷出的笑憋了回去。
黄敏敏护士把事儿忙完了，回另一个护士打了声招呼，叫上谢排长和我随她下了楼。谢排长当然没有忘了把我介绍给她。黄敏敏护士用她那有着动人睫毛的眼睛望了我一眼，说：“你的四班长长得挺帅气的，有一米八吧！”她甜甜的声音把我的脸弄红了，有些不好意思，不敢用正眼看她，掉在她和谢排长身后。
黄敏敏身体不高，但很匀称，一身黄军装将年轻女孩子英姿飒爽、青春靓丽的美充分地显现了出来。我一眼就看出，她的黄军裤是改过了的，裤腿小了一圈都不止，而且还有了裤线。
黄敏敏一直把我们带进了她的宿舍。谢排长对这里同样很熟悉。说是她的宿舍并不准确。她住的也是集体宿舍。她们的集体宿舍比我们的集体宿舍当然好了不知道多少倍。她们是四个人一间宿舍。
我随着他俩走进去后，第一感觉就是香味扑鼻，一股从来没有闻到过的香味直扑鼻腔，让我头晕目眩，满屋子都充满着年轻女兵的青春气息。她们每个人都有单独的办室桌子，桌子上摆放着各自的私人物品，当然都是女兵们自己用的：梳子、镜子是必须的，还有几样化妆品，当然不像现在，有什么这液那膏的，也就是什么百雀灵、雪花膏之类的。每个桌子上都有个相框，镶着每个女兵的相片。相片都是半身的，而且都是侧脸的特写大头照，回眸一笑的那种——笑是浅浅的，淡淡的，甜甜的，很迷人的那种神情。当我的眼睛碰到照片，就有种失魂落魄、如遇仙姑的感觉，心怦怦直跳——照片上的每个女兵在军装的映衬下，都是那样美丽动人。我尽快把眼睛移离照片。当眼睛落到阳台的时候，更让人一下子眼花缭乱，心猿意马起来。阳台上挂的都是女兵们红的、绿的、蓝的胸罩、短裤和颜色鲜艳的年轻女孩穿的内衣内裤。我可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多的女性的内衣内裤，像是走进了现在才有的女士内衣店。我的脸发着烧，但心底深处却立即触发出某种想象。我自己知道，此时此刻的我，脸肯定是红一阵白一阵的。好就好在谢排长和黄护士他们聊得亲热，完全没有顾及我的存在。我尽快把眼睛移开。眼睛又落到了她们的床上。女兵们的宿舍里除了桌子上稍为零乱点外，床上还是挺整齐的。蚊帐都搭了起来，被子也叠成了豆腐块状，黄军挎包挂在床头的统一位置，白色的床单铺得很是平整，一丝不苟。我直直地站着，自从进了黄护士的宿舍就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活动的是眼睛和脑袋。黄护士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似乎才发现我的存在，指着进门左边的那张床说道：“班长，你坐啊，就坐我的床上。”谢排长和她各人坐了一把靠背椅。我说：“我站一下。”
从谢排长开始带我到陆军医院，再到最后离开陆军医院，在那里差不多呆了两个多小时，我不知道谢排长要干什么。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我在心里嘀咕着：“难道就是为了见见黄护士，跟她聊聊天？”我一直没有想明白，当然也无需我想明白。谢排长去会黄护士一定有他的理由——以病护、以战友、以老乡、以曾经的恋人……
九
在回留守班的火车上，谢排长竟然给我讲起了他与黄敏敏护士之间发生的故事。我想听，也不想听。他们俩人的事，关我何事。只不过，在我的心里，从黄敏敏那里出来后，产生了种对部队医院的女护士不错的印象。
当然，谢排长要讲，我不能不让他讲。反正这火车上有两个小时的时间要打发。
前年他刚提排长，穿上刚发的四个口袋的军官服没几天，就发现自己的下体不舒服了，坚持了几天，实在痛得不行，到团部卫生队一看，卫生队就开了转院单，要他到贵阳的陆军医院做包皮切除手术。他开始也不懂这是什么病。卫生队的医生是男医生，给他解释了一番，他拿着转院单就跟连长请了病假，到了陆军医院，住进了黄敏敏所在的外二科。他的管床护士就是黄敏敏。手术其实小得很，要不是发炎了，割上一刀，把包皮拿掉，抹上药用纱布包上，一天换次药，针都不用打，几天就可以走人。谢排长的发炎了，先打了几天针消炎，手术完后又打了几天消炎针。每天黄敏敏还要给他解纱布，清洗、换药，再包上。他开始说什么都不干，但黄敏敏见多识广，对付这样的病号有的是办法。她对他说：“你不愿意是不是，那我就把我们的护卫都叫来，你信不信。”这句话挺有杀伤力和威慑力的。他主动把裤子脱了下来，眼睛闭着，任由黄敏敏解纱布，涂药，包纱布，一动都不敢动，但心里却有种美滋滋的、痒苏苏的感觉……。
我嘻皮笑脸地问谢排长：“你们就是这么认识的？”
“……”谢排长欲言又止。
“不是那么简单吧！”我说。
“她挺可爱的，我挺喜欢她的。”看得出来，谢排长说的是心里话。
“看样子她也喜欢你！”
“她结婚了，家属是医院干部科的干事！”我看出了谢排长的失落、惆怅、不甘。
我注意到，谢排长自从连长把他青梅竹马的对象郭梅艳送来我们留守班，并跟他进行了两次长谈之后，与伍芳芳的来往似乎有所改变。比如谢排长亲自去学校取信的次数少了，带着我们去学校跟老师们打篮球的时候少了，伍芳芳主动出现在我们营区的时候少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我想，谢排长在组织和对象的压力下狠下心来忍痛割爱可以做到，那伍芳芳老师呢？据我观察，伍芳芳老师对我们谢排长是真的有那种意思的。且不说她那天晚上被广西新兵秦卫国发现的那种事儿，就是从平时的种种表现、表情、表达就让我这个没有恋爱经验的人都能看出个一二三、甲乙丙来。谢排长和伍芳芳他们俩肯定是心知肚明，或者心照不宣的。但那层窗户纸似乎并没有被捅穿，蒙蒙胧胧的。
我真的替谢排长担心。他这是在走钢丝，是在玩冒险游戏，他脚下是爱着他的女人给他挖掘下的万丈深渊，一旦没有把握好，就会使自己身毁名裂——在部队奋斗四五年，从一个士兵成为了军官，改变了自己的运命和人生，这对于农村兵来说，是何等的不容易和艰辛。人是个感情动物，在感情问题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造成的被称之为见异思迁的故事，古往今来，就从来不是什么怪事儿。只是在遭遇了感情危机时，如何处理得当，最后能让危机得到妥善化解，这或者是最重要的，而且是高深的学问。我一直在替谢排长担心，但又不明白这种担心是不是多余。
谢排长有天突然问我：“四班长，你写入党申请书了吗？”
“还没有！”我回答。
“你赶快写份入党申请书，”谢排长很认真的说，“上次连长来，我一是推荐了你考军校，二是推荐了你加入党组织。你到我们排四班任班长后干得不错，又有文化。要是以前，我会直接向连长推荐你任排长。现在不行了，我只能推荐你考军校。”
“你认为我干得不错吗？我符合党员标准吗？”我用不相信的眼神望着谢排长。
“入党之前符不符合党员标准是一回事，入了党以后能不能做一个合格的党员又是一回事。”他给我讲起了辩证法。
说这话的时候，我和谢排长在营房后的便道上散步。我当时很感动、很感激。我说：“谢谢排长，我一定努力，向你指定的目标努力！”
谢排长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我们班年底前要撤回连队去了，我掐指一算，也就半个来月了。而他，撤回连队后就回家结婚了。他说：“这些事儿暂时保密，谁都不能说！”他顿了顿，接着说，“回到连队之后，你就不是我的兵了，我也不是你的排长了，也就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一起散步、谈心了。”他的口气中流露出失落感。
我似理解非理解地点了点头，心里也有些难受。
我突然觉得，他不仅是我的兄长、战友，他还是我人生中的领路人。他让我懂得了当兵的真谛，也知道了做人的不少道理。我虽然文化程度比他高，但在这方面与他相比，还是有差距。
十
说实话，留守看起来没有什么事儿可做，但就正是这没有事儿可做让人更加难受、非常难受。尤其是天天就这十二张面孔，除了跑去跟学校老师打几场篮球之外，几乎没有娱乐生活。有的战士确实无聊的时候，站到铁路边上去看轰轰而过的列车。因为前方不远处就是车站了，经过我们营房这段路又是一段弯道，无论是客车还是货车，在这段路上行驶时都会减速慢行——谢排长住的营房后的铁道边就竖了块“减速慢行”的蓝底白字的牌子。客车经过时，战士会向车箱内的乘客招手，车箱的乘客有的把手伸出窗外，有的把头或半个身子伸出窗外回以招手，有的还会喊声“老解”。很多时候，战士们把这当成了一种不可多得的娱乐活动。也正是如此，时间一长，我们班的战士就都向往在连队一起集体生活的时光，就觉得一个连队一百多号人在清晨的晨雾中踏着整齐的步伐，喊着一二三四的口令，唱着雄壮的《打靶归来》、《我是一个兵》的激悦心情和豪迈气势，是那么的具有感召力、吸引力、振撼力。
那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谢排长把全班召集在一起，宣布了撤离命令。战士们开始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大家的目光集中到了我身上。我站起来宣布了排长早已跟我商量好的撤离计划，大家一下子欢呼雀跃起来，脸上阳光灿烂，喜形于色。我发现，广西新兵秦卫国几乎在床上滚了一晚上，上海老兵还说了几句梦话，广东老兵还在梦里笑出声来，而我们的副班长那天晚上出奇的不打呼噜了，是睡得最香的一个，那个河南兵吃完晚饭和炊事员走到铁路边，望着轰轰而过的火车，像是有些留念和不舍。
我记得我们班撤离留守营地大约是12月20号。村小学已经放假，伍芳芳老师陪她妈妈到贵阳姐姐家去了——她姐姐生了孩子，她妈妈去做外婆，妈妈没有出过远门，她得去送她。
那天天气不好，早上起来好大的雾——当然这样的天气在贵州山区又太正常不过了。接我们的车是前一天晚上到的。我们大家比平时起得早了许多，洗漱完后，各人把自己的被包都打好，洗漱用品等都装进了黄布旅行包里。我叫了个战士一起去给谢排长收拾物品。在我们进屋时，他的东西也基本上收拾好了。他低声地问我：“昨天晚上没有人出去吧？”
我知道他问这话的意思。回答道：“有两个老兵出去了一下，他们说出去买包烟，不到一个小时就回来了。”
“这两个小子！”谢排长的话中有话，意味深长。我明白谢排长的意思。那两个老兵一定是去跟连队驻地附近的村姑告别去了，我平时觉察到了他们经常以各种借口往村子里跑，但我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谢排长之所以一直不把撤离的消息告诉大家，就是怕出这样的事儿。谁都知道，我们那个年代的兵哥哥对于部队驻地的年轻姑娘们来说还是有吸引力的。虽然部队有铁的纪律，不让战士在驻地谈恋爱，但还是有违纪者。我们团部所在地每年老兵复员时，都要带走几个当地的姑娘。而这些姑娘当然是当地最漂亮的。当地的男青年对我们当兵的当然是又爱又恨。
当时谢排长要我不能提前告诉大家撤离的消息时我就想过，是不是他怕战士不经意地把消息泄漏给了伍芳芳老师——伍芳芳老师知道了会怎么样？我无法回答。他或许是不愿意让伍芳芳知道他要撤走的消息的。他有苦难言！我们撤走的时候，伍芳芳老师去了贵阳，他应该少了些担忧。
吃过早饭，半个小时我们就把所有要装车的东西都装好了。谢排长要我跟他一起坐驾驶室，我说让广东的老兵坐，他的腰有些不好，最近又感冒了，一直在发烧。再说了，我作为班长，在这样的行动时，应该跟战士们在一起，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在履行班长的职责。
撤回连队，我们班就打散分到了其他班排，我被任命担了炊事班班长。而谢排长就回家探亲结婚去了。他临走时我到他的屋里坐了一会儿，除了祝贺他新婚幸福之外，像是还有什么话要跟他说，但又不知道要说什么。在我临要出门的时候，还是问了一句：“我们走的时候伍老师知道吗？”
谢排长睁大眼睛望着我，眼神有些奇怪和复杂，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我是说你没有把你要走的事儿告诉伍老师？”
“没有。”
“怎么不告诉她？”
“告诉她干什么？！”
我无言以对。
我能听出来，谢排长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些勉强，眼神中包裹着某种不可言状的东西。
我把用报纸包着的一把克拉米的伞放在谢排长的床上，说：“这是我送给嫂子的结婚礼物！”
克拉米伞是红色的，正好结婚的时候用，喜庆，是广东老兵回去探家时带回来送给我的，我没有用，刚好做个顺水人情。谢排长打开看了一下，脸上露出粗旷的笑容。说：“那我代表你嫂子感谢你了！”
“我看嫂子挺不错的，挺好的一个女人……”我还想说什么，但又不知如何表达……
春节过后，谢排长休完婚假回连队了。他是带着新婚妻子郭梅艳一起回连队的。他回来的第二天特地把我叫到他的屋里，抓了一把糖塞给我，对我送给他家属的克拉米伞表示谢意。郭梅艳在一旁笑得很开心，脸色比上次在留守班看到时喜庆多了，两个脸蛋红红的，流露出新婚的幸福和甜美。在谢排长给了我一把糖后，郭梅艳又给拿了一把。我无法推辞，只好用双手捧着。郭梅艳虽然是个农村女孩，但也白白净净，眉目清秀，农村姑娘的质朴美一点不比城里姑娘差。至少在我的眼里，此时此刻的郭梅艳并不比伍芳芳差到哪里去——其实她也是农村女孩，也在农村小学教书，只是她吃的是商品粮，而郭梅艳不是。
我突然设想，如果去年郭梅艳不大胆来到部队逼婚，谢排长这只“煮熟的鸭子”或许就飞了。我直至今天都是这样想的。
那年三月中旬，我和连里的另外三个战士被推荐一起参加了“XX排长班”的招生考试。四月底我接到通知，和连队的另一名战士一起被“XX排长班”录取了。而谢排长在我之前，也就是他家属探亲假正要结束返家的时候，接到了团部政治处的通知，团党委决定保送他去“XX后勤学校”读书，时间两年。正好他即将读书的学校与安徽是邻省，他顺便把郭梅艳送回老家就去了学校。
我和谢排长自从那年分开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据连队他的老乡战友说，他在后勤学校毕业后留校当了学员队管理干部，后来后勤学校改成了后勤学院，他是在学员大队副大队长的职位上转业回凤阳的，家属随军了，生了个女孩。两个人婚后关系一直磕磕碰碰。他转业之初安排在县里的新华书记当书记，因为夫妻两个的矛盾很激烈，郭梅艳有次还闹得服毒自杀，虽然抢救及时没有丢命，但组织上将谢排长——我一直这样称呼他，安排到了边远的一个乡镇任副职了。过了两年，还是返回了县城，夫妻之间关系有了缓和。现在俩人都退休在家带外孙，过起了退休生活。
这些年虽然连队以各种形式组织战友聚会，但每次不是我去了他没有去，就是他去了我没有去。好像老天在跟我们作对，不让我们再有机会见面似的。有人告诉我他凤阳的联系电话，但我几次拿起电话又放下了，自己说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我想用微信跟他联系，他的老乡战友告诉我，他没有微信。是他没有告诉他们，还是真没有微信，我不知道。
但我一直有个愿望，那就是我想亲口问一下当年广西新兵秦卫国跟我说的他与伍芳芳老师的事儿是真是假。他跟伍芳芳是不是相爱过，他跟郭梅艳老师闹矛盾，要分道扬镳，我们留守班撤离后，他们之间是否有过联系，他们之间怎么会在已经发展到了如胶似漆的时候，突然之间嘎然而止了？是如何做到的？我一直心存疑虑，也十分好奇。我在心里一直非常佩服我的谢排长，他很有女人缘，我把他称为走钢丝高手中的高手。
其实，对于我来说，谢排长在我的心目中，是我的一位人生引路人。他让我的目标更加清晰，努力的方向更加明确。我自以为，要不是裁军一百万被“向后转”了，或许现在是个穿着将军服的军官了！
2020年5月12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