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的记忆

年年花相似，岁岁人不同。从农村走到城市，从物质贫困到相对富裕，从黄发垂髫到不惑而立，我的春节情缘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物质和精神相对匮乏，过春节是一种期盼。这期盼不亚于刘震云对白蒸馍的向往，不低于莫言对一顿饺子的垂涎。这向往有对饥肠辘辘的慰籍，也有对邻家孩子花书包、压岁钱的向往，更有对新衣服的遥望——

那个时代，玉米面、黄菜叶、红薯干几乎成为主食，只有在家里有亲戚或逢年过节的时候，母亲才会大发慈悲，烙一两个油膜，犒劳一下我们这些馋虫。

仿佛所有的大人都很重视春节。一进入腊月，父母们就早早开始精心张罗置备年货，虽然油、盐、酱、醋和鞭、炮等日常用品，在村子的合作社有零售，但他们还要到十五里开外去赶年会，一方面去卖些牲畜，同时，也想扯几尺布料为儿女们缝制新衣。公路上车辆极少，赶会、赶集主要靠步行，手提、肩挑、背扛，走羊肠小道，翻山越岭。

春联一般不用购买，通常由村子里的几位老师代写，他们也乐意帮忙，借机练练书法，也能与乡亲们联络联络感情。

穿新衣过新年一直是孩提时代的心愿。家里姊妹多，只有溜茬的份儿，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上初中。1981年，那年正好到公社上初中。家乡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父亲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景，有了自己心爱的土地。他和我哥，两个人忙时务农，农闲时到距家18里的煤窑上打工，家庭的经济才逐渐好转，穿新衣的愿景才得以实现。

放鞭炮是春节时小伙伴们的欢乐源泉。那时，偏远的山区还没有通电。伙伴们总是偷偷地从父母新买的鞭上拆小鞭，偷偷地燃放，一个、两个，把欢乐点燃成满天礼花。玩法有时也别出心裁，有时点然后迅速投进河水里，看水面炸出的浪花；有时把点着的鞭插在新鲜的牛粪上，再迅速撤离；有时恶作剧地把点着小鞭互掷到对方的脚前，看着对方像猴子一样弹跳。村里有一对儿小兄弟，竟把把燃着的花炮掷入学校露天化粪池里，被炸得身上、头上一片片黄黄兰兰、气味熏天，倒成了父母教育我们的反面教材。

大年初一早上，我们这些小伙伴们总是早早穿上父母浆洗过的洁净衣服，在柏枝燃烧的氤氲的松香里，在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中，穿越夜幕和微寒，挨门挨户地抢拾鞭炮。

春节也是美食节。大年初一到初六，拜早年的、走亲戚的，络绎不绝，晚辈们能拿到压岁钱，还能吃到长辈准备的糖块、甘蔗、花米糖等小零食。

记挂儿时的春节，还有一点就是能看戏。那时，村里有个曲剧团，每逢正月初三至元宵节，总会演上十几场大戏。上演《秦香莲》、《王宝钏》、《卷席筒》、《大祭桩》等传统剧目。演出地点一般大队的牛屋附近，这空旷的村边，一张布景隔出前场后台，天作遮幕，石做条凳。两把弦子、一盘大鼓、一面铜锣、两幅镲，几个化妆盒子和十几套戏装，就是剧团的全部家当。戏装不在好赖，唱腔和身手倒是硬功夫。演唱质量虽比不得县级剧团，却也能让人看得有滋有味、如痴如醉。剧团的演员基本是本村群众，他们农忙时搞生产，闲时排演节目，年关的正规演出还算有工分。有戏的日子，三里五村的七大姑、八大姨这些老亲旧眷们会来村里串门子、看戏，说说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打发一下落寞的时光。

九十年代后，公社换了名字，成为乡镇。乡镇的街道两边渐渐繁华起来，逐渐有了会，有了集贸市场，商铺林立、货物满目。家乡的小村子，石墙灰瓦的柴房也逐渐被平房、楼房所代替，彩电、洗衣机、摩托车也进门入户。乡亲们平时足不出村就可以买到各种时令水果和蔬菜，超市里可以买到大鱼大肉，享受到过去只有春节才能享受到的生活。

一批批的山村孩子通过刻苦学习，走出大山，在不同的岗位上成就着自己的梦想。还有的年轻夫妇外出打工，把孩子放在家乡或带在身旁，春节前夕开车或乘坐班车回归故里，借假期与父母、子女和亲朋好友把酒言欢。待春汛涌动的元宵前后，又展翅高飞，开启了异域天空下的追求、打拼。

所有过往，皆成序章。在党的英明领导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乡村振兴的蓝图实施，我们的春节将更加醇香、更加文明。是的，国富民安，民殷邦宁，在追梦筑梦的道路上，一切都欣欣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