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 尘
一切都顺其自然地发生着、变化着,我总是背着花色拼接的书包,书包里零零星星地装点着好吃的、好玩的,蹦跳在村落里的小路上,身后跟随着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从来都是玩着走着,玩到忘我,玩到昏天暗地,玩到不知归路。母亲站在高崖处、远古土窑洞的高端,扯亮女人最尖端的嗓门叫我的乳名,无论腻玩在哪个山凹处,都能听到母亲的声音,母亲也貌似找到了遍及四野的最高位,她的声音不只是我们能听到,邻里乡间都能听得见,听见的人便会奔走相告,互相帮衬着找到叫声中的孩子。
村里也有其他的婶子、大娘、姑姑们以同样的方式叫她们的男人和孩子回家吃饭。我不记得母亲是否喊过父亲和哥哥回家、她经常这样叫我,她站在高粱上的身影标注着我的童年如此贪玩、调皮、顽劣不驯。只要听到母亲的呼唤我便会迅速地向家里奔跑,我如此享受母亲的吆喝声,似乎她不叫,我就找不见家路。那优雅、磁性、原生态的女高音,夹着一点点溺爱的、亲昵的、甜甜的暖。
但是,从那一年冬季开始,一切变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那年初冬,我们家迎进了一位内秀慧智、不多言辞的新人,整洁、干净、热闹的家变得柔和、安静、有序,母亲当婆婆了,当了婆婆的母亲比起以前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辞和衣着,她怕新进门的媳妇不习惯。她对我说:哥哥都娶了媳妇,你也是个大姑娘了,以后就不能再像儿时一样没白没黑的玩。当了婆婆的母亲再也不会扯开嗓门大声说话,她变得谨小慎微,内敛低贱,声音也轻声细语。母亲的角色不再是单一的母亲,她即是母亲又是婆婆了。我突然有了生活窘困的感觉,有了年关紧迫感。母亲说:不要再不着边际地疯玩了,帮大人干点活,帮嫂子递个手儿!多了一口人的家似乎有了吸引我回家的合力,我乖乖地一放学就往家里跑,一回家就找活干,眼里有活,日子便是另一番景象。那拾起柴禾添火、用硕大的草帽扇着火苗飞出了火炉的风口;那撅起胯骨提着一筐子猪菜往家里赶回的样子;那撕裂者嘴巴硬是扛起一袋子谷穗跌倒时的泪挂着微笑;那站在高梯子往上仰着头看父亲怎样把一颗颗梨插进采摘的铁岔子中间……我如此眷恋岁月印烙在记忆中的淡淡故乡习俗,我在朦朦胧胧的睡意中,看到了月落星稀的深更,微暗的煤油灯下,一张映在炉火前风尘仆仆的脸,挂着满满的知足,母亲俯下身子,轻轻地推着我说:女,快起床,扫尘了。我便一骨碌爬出了被窝,穿戴整齐,跟着母亲开始打扫。
那一年,回门的嫂嫂起得会很早,她每天天不明就回来,专门给母亲倒夜壶,给婆婆倒夜壶是我们祖宗时代就留传下的规矩,嫂嫂都回来倒尿了,我再也不好意思赖在床上睡懒觉,随着嫂子的进门,我变了一个人似的,变得勤快、听话,眼里有了活儿。一家人都变了,哥哥不再拿着柳条追着打我,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父亲不再黑风着脸训母亲了,他说话明显有了分寸;我乐此不疲地干着自己喜欢的事,我真切地感受到和睦相处、其乐融融需要的不是一句话,那是满家园的付出。
母亲经常告诉我们,年终的扫尘和平时打扫卫生是两码事,这是为过新年,一切从头开始做准备。
以前母亲从来不让我参与他们的劳作。扫尘这一天,天不亮母亲和父亲就起来,她会轻轻地拉着被褥两头,把睡梦中的我从炕头拉至炕尾,她用手指示意着父亲小心点、低声点、慢一点不要惊醒熟睡中的孩子,即使苏醒的我也合住眼睛,享受着父母的呵护,他们会把我拉到一个边角,用高过我的东西挡住穿堂风,他们有顺序的开始扫尘:先烧香,再移开先辈们的神主,然后从后往前把家里的所有能拿动的东西搬在院子里,用事先备好的塑料遮盖住搬不动的大家具,当天亮了我已苏醒时,母亲像抱棉团一样把我裹在被子里抱到了另一个房间,另一个热着饭食和正在烧得热乎的屋子。
嫂嫂早已起床,她和母亲争着倒夜壶,有时候待嫂嫂回来,母亲已经把夜壶清洗干净放在了厕所的角落,炕头的被褥也叠得整整齐齐,第二天嫂嫂就会更早一点回来,她像是在遵循一个原则一样,母亲却非要抢在她的前面。
年关的第一关是清除所有杂乱、扫去所有灰尘、擦亮所有家具、洗净所有脏污、刷白所有墙体,不留一点死角地把家里的边边沿沿、里里外外清洗得一尘不染,我亲历着母亲忙碌后的一点一滴的回归和完善。被抱进新房的我一骨碌爬起来,揉了揉眼睛,迅速穿好衣服,我开始参与母亲的劳动;我不再雷打不动地睡觉了,我帮着母亲干活时,天空微微泛亮,家里的东西已经全部搬了出来,锅瓦瓢盆搬进另一间闲置的屋子,嫂嫂在新房里准备一天的饭食,母亲和我整理物件,父亲和哥哥登在高梯子清扫刷白。
父亲头部用白毛巾裹得严严实实,骑马式蹲在高梯子上,他先用笤帚把窑洞旮旮旯旯、角角落落全部清扫一边,再用鸡毛掸沾着白灰浆从窑洞的顶部一截一截往下刷;哥哥双手端着盛有白色泥浆的盆子,给父亲打下手,仰着脸,检查看有没有刷漏的地方,哥哥的脸上、头上、身子上滴得斑斑点点;我拾掇柜子里的衣物,给它们分类、收纳和存放;母亲洗呀,她有洗不完的脏衣服、脏被子、脏鞋、脏袜子,从早洗到晚,第二天还得接着洗一天,她把所有的被子、褥子、棉衣、棉裤都要拆洗一边,洗不完好像过不了年似的,在母亲的眼里,过年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要是新的。窑洞刷完了,所有的家什回归原位,部分摆件做一些更合理调整,直到摆放的人、搬家具的人、站在门口观看者都心满意足,大家才换下脏衣服,开始吃夜饭,扫尘这一天,吃饭都到了深夜,一切收拾停当才会开始。
第二天,推开门的那一瞬,整个家变了一个样子,墙体雪白,所有家具焕然一新,过去的墙画全部都已揭掉,等待大年三十贴上新一茬装饰。父亲买年画也是有讲究的,买一幅当年的属相图、一幅新生娃娃搂鱼图、一组张生和崔莺莺爱情故事图、古代仕女图、花鸟图、丰收喜庆图,变换着花样买,从来不会重复。特别是标志属相的年画,每年一幅,各有特色。
扫尘后,就会榨豆腐、蒸枣花馒头、剪窗花、贴年画、写对联,忙至除夕,最后一幅对联粘好,香炉填满福糠,春就不紧不慢的降至我们的小院,树木、鸡圈、牛槽、菜园沾满了喜气,满园春雪也甜甜地化了。
冬 至
过了冬至,离年关就近了。以往对冬至的记忆是背着书包,还未走近家门口,就远远闻到了一股香喷喷的油炸香,母亲提前炸好了油糕和油坨,放在一个陶瓷盆里,盖一层纱巾,纱布上面用锅盖压紧以便保温,炉火上熬着热气腾腾的小米粥。忙碌的母亲能从窗口的玻璃上看到我从大门外回来,或许她并没有看见我的身影只是听到了我欢快的脚步声,我的母亲便会利索地走到炉台前,踮起脚尖、小肚腩扛住炉墙,牙一咬就把一大锅粥提起来放在另一个炉坑里,燃烧正旺的炉火烤在母亲慈祥的脸上,映得红彤彤的,我一进门心里就油然萌生出一股莫名的喜悦,边叫着母亲,边围着灶台,看着她熟练地炒菜、舀汤、把油坨油糕拾在一个纸糊的盘子里。我端着盘子放在炕头的小方桌上,两三米的长度还不忘跳两步,扭一下屁股,给母亲做个鬼脸。
那时刻,父亲坐在热乎乎的火圪头,满脸幸福地看着我,他伸出手接过我手里饭菜,我也不全放在他的手里,我自顾自地放在餐桌上,母亲直接从炉台上方抓一把筷子递给父亲,父亲坐在堂上给我们发筷子,一切都就绪后,母亲就背靠在炉台和炕台中间的隔楞上坐下来,我坐在炕中间,全家人围着小方桌,边吃边聊,说起年迈的邻居奶奶,母亲便会拿上糕和油坨,加上一碗粥给她送过去,母亲说人都有老的时候,可惜邻居奶奶的老却给人们留下了深深地烙印,那是我考上学校的第一年年假回家时,老奶奶专门来看望我,她抓住我的手,搓着我的手心说:你妈妈养了你有福了。她非要叫我和母亲去她家里吃饭,她说,她都这么老了,再不叫我们吃顿饭,恐怕此生就没有机会了,不能如愿她死不瞑目呀。
第二年回家问起老奶奶的情况,母亲说,老人家在家里悄悄地死了,她的儿女们知道时已经死去了好几天,具体谁也不知道她是哪天离开人世,母亲说完加了一句:人活得多淡啊!我知道母亲把很多话咽进了肚里没有说出口。冬至虽然不是团圆节,但是这一天很多人家不管在不在一起都会从不同的地方赶回到家里,吃一天节令饭。母亲说老年人流传下来的风俗:冬至这天吃煮饺对女娃好,吃麻麻(爆米花)对男娃娃好,吃油坨对婆婆好,吃糕对全家好。童谣是这样说的:“不吃煮饺子死了女娃子,不吃麻麻(爆米花)死了娃娃,不吃油坨死了婆婆,不吃糕,死了一硌佬,所以母亲很早起床,摸黑张罗着一天的饭食,打早她就炸麻花、烤饼子、炒爆米花;中午炸油糕、油坨;下午包饺子、包子、盒子。
早上母亲做好了一切,我们还没起床,她就把爆米花、麻花、烧饼和粥端到桌子上,并把备好的爆米花倒在一个盆里,临出门时,大家随手抓一把装在兜里边走边吃,如果时间充足,母亲就会炒几种豆类的爆米花,比如大米、玉米和黄豆,我最喜欢吃的是黄豆,炒出来后又香又脆,精道可口。
村里邻里都不过百十米,只要哪家里炸了油坨,远远地就有一股油坨的香味弥漫在空气里,那些嘴馋的人也会闻香前来蹭一顿饭吃,不管是谁前来,母亲都会热情招待,母亲的贤淑和大方也随着时间推移留在了我们那个小山村方圆几十里。
油坨和油糕各有不同的口味,吃起来各是各的香,油坨是咸的虚而软,油糕是甜的,外脆内酥,两种食物的做法截然不同。油坨的做法是舀几碗白面,拌入捣碎的葱花和花椒面搅均匀再加上盐,用一勺开水一勺凉水交替烫在面中,揉成面团,等份切成面旗子,用纱布盖住醒半个小时,拍成饼放入烧红的油锅,炸成姜黄,吃起来又酥软又浓香,把油坨掰开,从里边翻出,呈现蜂窝状,加上一股淡淡的花椒、葱花、大料和菜籽油烧熟后的香,那是母亲的味道,是多少年后我一直寻找的故土上的乡情的味道;油糕是用温水把软米面和成面团放入蒸锅蒸熟,拌入少许白面和白糖揉匀,上面摸一些熟油,揉光滑,搓成长条,用一根线等份分成小旗子,用切菜刀的侧面摸一些油,把面旗子全部压扁,包入玫瑰、核桃仁、糖做的馅子,捏成煮角形状,放进烧红的油锅,炸出来的油糕外面有一层脆生生的泡泡,咬一口就流出一股玫瑰香的糖汁,舔进嘴里,蜜汁的甜把我带进了久远的年代,那是有母亲父亲的日子,有黃土碾光的麦场和红彤彤、热乎乎的炕头,母亲烧暖了窑洞,添柴加炭把日子烧得红红火火,家弥漫着满满的幸福和兴旺。
那个冬天特别冷,我跟随比自己大三岁的堂姐去城里看戏,母亲正在炉台前忙碌着,我推门打个招呼,也不管她同意不同意,只要是堂姐叫一声我就跟着走了,那个年代没有贩卖儿童的事,也不知道猥亵幼女是什么玩意儿。我经常跟着堂姐去邻村玩,时间长了胆子越来越大,我们就一同去远村拾猪草、看电影、看戏、看刷猴子,有杂技团来了,我们慕名去看耍杂技。去县城赶集,城里有唱戏的、说书的、放电影的、玩皮影的等等什么都有,五花八门,极尽眼福。有时候母亲正巧不在家我就跟着堂姐自顾而去,也不怕家人担心,反正看完戏或者电影,晚上就赶回来。冬至那天,为了吃上好东西,我就旷课不去学校,堂姐也找出各种原因呆在家里,她叫我去城里看《泪痕》电影,我就跟着去。我们手拉手先跑到离我们村最近的一座煤矿,煤矿出煤的场子很大,有很多拉煤车,从东头排到西头,姐说:那辆带翻斗的拉煤车是我们村学校里一个女老师的男人开着,我们全村人都因为有了这个女老师,有了她开拉煤车的男人,而比别的村人优越了很多,大家随时都可以跑到这座煤矿等女老师的男人来拉煤,然后坐上他的车到电厂,从电厂进城不到十里路。大家很乐呵地从电厂下了车,一路说笑着就走到城里,相比以往从村里往县城走近了很多。女老师的男人几乎每天都要到我们村对面的煤矿来拉煤,有时候他会把装上煤的车开到学校的操场,去女老师房间坐几分钟,这一坐,正巧遇到几个去城里的人搭上了顺车,这是我们村的一件幸事儿,大伙都知道,我们小孩子自然也知道了。那次我和姐没有等到顺车,我们直接去煤场那里在很多拉煤车里找,当然有时候找不见那辆翻斗车,我们就爬上另外的车,司机高兴时就拉我们一程,不高兴就把我们赶下来,灰溜溜地、满脸煤黑返回家。
那次很巧,我们刚走到煤场,就看见女老师的男人站在煤场上,手上的白手套手心的地方已变成了黑色,手背虽然没有太黑但已变成了浅黑色,他歪着头指挥着铲煤工把煤炭垒起来,几乎越过了车槽,等到他上了司机楼,我们俩迅速地跑过去爬在了车顶,我们像两朵花扎在煤堆上。女老师的男人从后视镜看见了我们,他又跳下司机楼,黑风着脸,极不高兴地从司机楼里拉了一张塑料袋扔在车上说:蹲下来,蹲低一点,抓紧!小心送了你们的小命!
我和姐姐蹲得很低,手紧紧抓住车槽的钢架,脸背着不让风打,那天进城天色已晚,《泪痕》已开始播放,听说大礼堂的戏还没开始,我们匆匆又找到在城里上班的爷爷,让爷爷给我找了两张戏票,戏名是《三请樊梨花》,当年能进城坐在大礼堂看戏相当于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那可不是一般的荣耀,而且爷爷给我们的票都在前六排的中间位,那个晚上,我和堂姐兴奋得手舞足蹈,即使整个礼堂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影,我也觉得自己的座位上有一道微亮的光影,我感觉所有看戏的人都能看见我,我的座位正对着樊梨花舞台上的正中间,她委婉动听的唱词不仅仅打动了全场人为她喝彩拍手,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那个晚上戏唱完已十二点,我和堂姐没有办法回到三十里外的家,我们俩嗫嚅着回到爷爷家里,爷爷一家四口人,只又两米宽的一盘炕,我们两个人颠倒着挤在爷爷家的小炕上,炕头是爷爷、奶奶、叔叔和小姑,那时候人情味很浓,奶奶的热情几乎招来全族人的光顾,只要有集会、有庙会啥的,村里的大大小小婶子嫂子、姑姑奶奶们,成群结队地去爷爷家搭个间歇,谁也没有觉得扰乱了他们的正常生活,就是爷爷奶奶他们也习惯了整年整月、一年四季招待老家来的亲戚,我这个排行最小的小字辈从几岁便开始了不远几十里去城里赶集会、看戏、看电影、看秧歌、耍猴,天气晚了就理所当然地住在爷爷家,第二天和姐姐跟着爷爷去上班,一路上爷爷逢人就打听,只要能搭上顺车,拖拉机也可以,拉骡子车也行,运气好了便会搭个下乡干部的小汽车,我们坐着小汽车回村里,那风光不亚于考上大学回来,小汽车停在村头,司机下来双手捧起我跳下车,又双手捧起姐姐跳下车 心里美滋滋的 感觉那双大手像父亲般温暖。我们蹦蹦跳跳一路欢歌跑回家,一进院落,母亲泪眼婆娑地迎上来:“我的小心肝,野到哪里去了?”我扑在母亲怀里,母亲吃力地往起举了举,但她根本没举起我,只做了做样子说:“长大了,妈都抱不动了。”我勾着母亲回家,一五一十给母亲讲我们去城里怎么搭的车,怎么误了电影,怎么找到爷爷家,爷爷拉着我们去戏院……母亲没有一句嗔怪,她脸上挂着微笑,静静地看着我说:“只要回来了就好,你看今天妈给你准备了什么好吃头?”母亲从锅头揭开陶瓷盆上的锅盖,拉到炉台边,油坨、油糕、油炸卷,我坐在炕头暖着身子,看着母亲给我张罗饭食,心里甜甜的。母亲说:她知道我一定会很早就回来,因为这天是冬至 。
这一天即使家里很穷困,母亲也会想法设法给我们炸油坨和油糕、包饺子,确实没有肉馅,母亲用炼猪油剩下的油渣和酸菜做成馅子给我们包饺子吃,酸菜馅的香美至今都让我回味无穷。
年年如此,一到了冬至这天,我们一家人都会从不同的地方赶回家吃母亲包的饺子、炒的麻麻、炸的油坨和油糕。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母亲离开我们十多年了,我却依然按照母亲遵循的风俗习惯,年年过冬至,冬至日包饺子、炸油坨、油糕,炒麻麻……我坚持着,就如母亲在我身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