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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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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4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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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记忆

碧水蓝天龙山下 池中水鸟尽浮游

白浮村边麦浪翻 农夫学生齐开镰

五月中旬的一天,我从北师大来到昌平东南的龙山脚下,去追寻青春的记忆。

传说五代十国以前,白浮村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沼泽地,水面上栖息着成群的白色水鸟。山前不远的地方,有一处像小岛一样的土地,这里居住着几十户人家,靠种地、打鱼为生。随着大自然的变化,沼泽地逐渐漂移,那些白色水鸟,也随着水流,浮游迁移。

在以后的岁月里,村子土地面积逐步扩大,居住的人家也多了起来。经过长期的辛勤劳作,那里成了有名的富户,号称“百富屯”。为了让后人,永远记住白色的水鸟和那片沼泽地,便把百富屯,更名为白浮村,意为白色水鸟浮游的地方。

自五代后唐以来,白浮村这一村名沿袭至今,可谓名副其实的千年古村。站在龙山之山上,俯瞰白浮村,抚今追昔,使我想起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白浮村参加三夏劳动的一段往事。

1974年夏天,我就读的北航附中安排我们初二的学生,在“三夏”的第一个大忙期,到昌平县马池口公社白浮村,帮助生产队收麦子。

所谓“三夏”是夏收、夏种、夏管的简称,从每年5月下旬开始,到6月中旬结束。此时,上年秋季播下的麦子逐渐成熟,需要抢时间收割、晾晒,在雨季到来之前,龙口夺粮,颗粒归仓。北京郊区的夏收是在6月中旬前后,每年开镰时间并不固定,天气热得早,开镰的时间就早,天气热得晚,开镰的时间就会晚几天。

1974年的夏天,6月初,天气已经热得发狂,为了躲避白天的高温,学校按照白浮村的开镰时间,安排我们10号晚上从学校出发。

那天晚上8点钟,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我们在附中教学楼下集合。736班的三十几位同学,在老师和辅导员的带领下,背着背包和水壶,出了北航东门。

上个世纪70年代,从北航到昌平,走的还是一条不到三十米宽的柏油路,路两侧种的是生长速度较快的杨树,杨树边上是排水沟。再往东、西两侧走,便是生产队的玉米地。据说当年修建这条柏油马路,一是为了出入京城的方便,二也是出于备战的考虑,一旦有战事发生,将杨树砍倒,就可以当作军用飞机的跑道使用。

6月上旬,京郊的春玉米已经长得有一人多高了,足以挡住路人的视线。休息时间需要上厕所,辅导员下令:男左女右,于是同学们按照性别的不同,纷纷钻入两侧的玉米地。班里的一位女生,不知是因为尿急,还是因为听错了口令,跑到了左侧的玉米地,闹了一个不小的笑话。

从北航附中到白浮村不到三十公里的路程,但对于背着背包的初二学生来说,就好比万里长征了。

过了北安河,走到沙河的时候,我的脚磨出了水泡,只能一瘸一拐地赶路,因此掉了队。和我一起掉队的还有一个姓韩的男同学,我掉队也罢,因为在班里,我是最瘦小的一个,体重也就是七十多斤,而韩同学长得人高马大。他是校队的手球队员,有一次打比赛,他把对方的守门员和球一并打进了球门。他的掉队,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也给了我些许的安慰。由此看来,能不能走路,能走多远的路,不在身高体重,是靠毅力。要不,怎么掉队的偏偏是两位男生,而女生没有一个掉队?

好在掉队的距离并不算太远,离大部队也就差个四、五百米。辅导员接到队尾同学的报告,赶了过来,见我俩狼狈的样子,就笑着说:“手球队员也掉队了?”韩同学不好意思地低着头。我俩在辅导员的搀扶下,终于赶上了队伍。我和同学们顶着星光,在午夜到达了白浮村。

据说当年白浮村有邱、计、翟、邢四大户。清朝末年,翟、邢二户迁出,另谋出路。而今的白浮村原始姓氏已经绝迹。负责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姓王的村干部,他对村里情况作了简单介绍,然后就安排我们到白浮村小学入住了。

白浮村小学是由村中央的一座大庙改建而成的,一共有三排教室。每年“三夏”大忙季节,学校都要为学生们放麦假,教室空了,我们才有了乘虚而入的机会。

教室里的课桌椅被放到了一边,地上盖着一层稻草,我和同学们打开背包,把自带的被子铺到稻草上。我把被子展平,半边当褥子半边当被子。微弱、昏黄的灯光下,闻着稻草的香味,同学们感到新奇,没有一点睡意。

那个年代,出于学军的需要,学校按照部队的管理模式,安排高年级学习好,思想觉悟高的学生到低年级去担任辅导员。我们班的辅导员是高二的学生党员。他和我们住在一起,见同学们还在说笑,就讲了一个白浮村的故事:

“清朝的时候,白浮村有个大力士叫王三楞,臂力过人,力拉千斤,而且还侠肝义胆,乐于助人。一天,一辆三套马车搁浅了,车把式挥舞着马鞭,打得老马前蹄蹬空,仰天嘶叫,车还只是在原地晃动。三楞碰巧遇见,他让车把式卸下牲畜,把马车夹板上的绳子往身上一套,两手紧握车辕,双膀一叫力,硬是把大车从泥坑里拉了出来,从此,王三楞力拉千斤的故事远近闻名”。

同学们在传奇中进入了梦乡。

赶了半夜的路,大家都累坏了,早上7点,才被起床的哨子叫醒,洗漱完毕后,就去小学校旁边的食堂吃早饭。食堂是当年为插队知青建的,饭厅里放着几张旧方桌,我们吃了窝头、咸菜后,就跟着村干部到麦田里去了。

当年的白浮村有五百多户人家,麦田一千多亩。来到地头,火辣辣的太阳照在麦子上,闪着耀眼的金光。头戴草帽的农民伯伯,指着堆放在地上,锈迹斑斑的镰刀说:“拿好镰刀,俺教你们割麦子。”

我和同学们依次选好镰刀,围拢在周围。

“割麦子的时候,两腿叉开,右腿弓,左腿伸,用镰刀把一把麦子搂过来,斜靠在腿上,边割边收拢,三把捆一个麦捆子。”

见同学们一脸茫然,他补充说:

“右手拿镰刀,左手抓麦子,弯腰低头,把镰刀头靠在麦子的根上一拉,一把麦子就到手了,然后放在身子后边。这样不仅割得快,还不会让镰刀割到腿上。照俺说的法子练,保准没问题,明天清早正式开镰。”操着河北口音的农民伯伯连珠炮地说。

于是,同学们散开到地里,一边交流,一边比划着、练习着。

6月12号一大早,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一块四方形的麦田。农民伯伯站在麦田里发号施令:“头朝南,腚朝北,每人一垄,割完收工。”

“啥叫腚?”一位女生不解地问。

没等农民伯伯回答,站在女生旁边的一位男同学就抢先大声喊道:“就是屁股”,女生羞红了脸,同学们欢笑成一团,各自占领一行麦地,开始收割。

农民伯伯动作熟练,镰刀在他脚下舞动着,发出了一阵带节奏的唰唰声,没过多久,麦子躺倒一大片。看着他那结实有力的臂膀和远去的身影,我非常焦急,虽然赶不上他,但也不要让他落的太远。我手忙脚乱地使劲割着,麦芒把手臂划出了血,但仍然咬牙坚持,亦步亦趋缓慢地向前移动着。

不到2分地的麦子,我用了将近半天的时间才割完,而农民伯伯割了足有一亩多地。到了地头,看见他悠闲地坐在地上抽着卷烟。再看看自己被划伤的手臂,伤心得想哭。强忍着剧烈的腰痛,一手扶着腰,一手撑着地,慢慢地坐了下来。

农民伯伯熄灭了卷烟,拿起靠在腿边的那把明晃晃的镰刀,往腰里一别,就像八路军战士别军刀一般威武。看着他腰里那把锋利的镰刀,心想:“贫下中农也太不够意思了,他们整日劳作,已成习惯,而我们初来乍到,从来没干过农活,你们还把生锈的镰刀分给我们用,这不是有意为难我们吗?”

我两手撑着后腰,自言自语地说:“镰刀太钝了,所以割得慢”。

“又没批评你割得慢,大忙季节,有镰刀用就不错了,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还是空手拔麦子呢,用不好使的镰刀也是一种磨练。再说,即使给你最锋利的镰刀,你也不会用,弄不好,割伤了自己,那就是生产事故了,我可不想担这个责任。”他不紧不慢地说。

贫下中农又给我上了一课。

天气热得人口干舌燥,地头上的小草也都打不起精神来。我伸手抓起放在地上的一只白瓷碗,从铁桶里掏了一碗水,生猛地喝起来。

他干的是农活,但举动颇有军人气质:“你当过兵?”我小声问。

“当过解放军,参加过抗美援朝,也立过功,俺们村里还有老八路呢,打过小日本,多次立功受奖”。

“他的话不多,但形象却忽然高大起来,也许我心目中的英雄好汉,就是这个样子。”想到此,刚才的敌意和怨气也就消失了。

聊了一阵,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我们一起把收割的麦子装到驴车上,沿着高低不平的田间小路,把麦子送到麦场,为脱粒和晾晒做准备。我跟在驴屁股后面走,但又不敢跟得太近,害怕被驴踢了。

按照村里的安排,我们上午割麦子,下午是学习毛主席语录,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晚上还要到场上去干脱粒的活计。

午休后,我进行了自我批评,检讨了内心深处,对农民分镰刀的不满情绪。

晚上,天气凉快了一些,我和同学们一起来到麦场。两盏大灯挂在高高的电线杆上,把夜晚的麦场照的通明,脱粒机发出阵阵轰鸣声。

老式的小麦脱粒机,前后各有一个长方型的口,一个是进料口,另一个是出秸口,里边安装有脱粒元件,对麦子进行碾压脱粒。在这两个口干活特别脏,只有右侧带筛网的出粮口,还算是干净,一般是安排女生在那里。我和韩同学把麦子一把一把地塞进料口,其他同学有的拿着麻袋站在出粮口接粮,有的拿着三股叉,站在出秸口,收拢散落的麦秸。

虽然这些活儿,比割麦子似乎轻松一些,但是整个脱粒过程尘土飞扬,呛得让人透不过气来。那年代也没有劳动保护用品,连口罩都没有,但是,看到麦粒随着筛网的运动,缓缓流到麻袋里,颇有收获的成就感,也就不觉得脏了。

干完麦场脱粒的活儿,满脸、满身都是灰尘,回到驻地,打一桶井水倒在脸盆里,从头往下一冲就算是洗澡了。

经过一星期的艰苦奋战,我们完成了学农任务,周日就要返校了,白浮村的干部们为了表示感谢,研究决定请我们吃饺子。周六一大早,先前接待我们的那位姓王的村干部,提着几斤带血的猪肉,对我们班的辅导员说:“你找两位同学,晚上到食堂值班,任务只有一个,看猪肉,千万别让狗叼了去”。

辅导员找到我和一位姓马的同学,对我俩说:“你们白天就不要出工了,在教室里睡大觉,晚上到食堂值班看猪肉”。

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和马同学来到食堂,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挂在屋外墙上的那几斤带血的猪肉。

村西头传来了几声狗叫。那个年代,还没有宠物狗,农村的狗,都是农民看家护院的,还有个别无人看管的流浪狗。狗饿急了,什么食物都不会放过,更不用说是新鲜的猪肉了。

我和马同学擦了食堂的桌椅、板凳,扫了地,就没有其它的事情要做了。于是关了饭堂的灯,坐在门口的台阶上聊了起来:

“其实,我本不该答应辅导员看猪肉,因为我从小就怕狗。上小学的时候,曾被豆腐坊的狗咬过,虽然只是咬破了裤腿,但带来的惊吓确实不小,几年过去了,一见到狗,赶紧退避三舍。”

“那为什么还答应来看肉呢?”

“一是怕丢面子,二是也想锻炼一下自己”。我对马同学说。

“几斤猪肉还用人看吗?放到一个狗找不到的地方就行了。”马同学不屑一顾地说。

“狗鼻子特别灵,你放哪里,它都能找得到。再说了,天太热,把肉放屋子里也容易变质。也许不止是看肉,还想考验一下咱们的战备观念。”马同学点点头,算是赞同。

1969年珍宝岛事件以后,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各单位都加强了战备观念,站岗、值班,这也是军事训练的内容。

我们俩望着满天的繁星,说着、聊着。到了后半夜就困了,迷糊中,突然听到有响声,我睁开眼睛一看,一只大黑狗正向挂肉的地方靠近,准备扑向窥视已久的猎物。我连忙从旁边拿起事先准备好的一根一米多长的木棒,向黑狗挥舞着。狗被激怒了,朝我狂吼起来,吓得我连连后退,身体已经贴到了挂猪肉的墙壁上。月光下,黑狗吐着舌头,眼里闪露着凶光,还不停地用爪子刨地。它前腿向后伸直,准备猛扑猎物。只是不知道是想扑我,还是扑猪肉?对黑狗来说都一样,因为挂在墙上的和站在地上的都是肉。

我紧贴着墙壁,只能背墙一战。三国混战,关羽提刀护幼主,三夏学农,我是提棍护猪肉,鹿死谁手,全然不知。我鼓足勇气,用木棒朝狗劈下去,狗往旁边一跳,躲过一劫,我又来了个横扫,还是没打着,黑狗后退几步,又扑了上来。急中生智,我大喊一声:“用电筒照它。”狗和狼一样都怕火和强光,马同学大梦方醒,他迅速打开为值班员配备的,装有四节1号电池的手电筒,朝着狗脸不停地晃动。

黑狗在强光的照射下,放弃了到嘴边的肥肉,夹着尾巴,仓皇逃去。

一夜惊魂未定,不知不觉天就亮了,我和马同学终于完成了看猪肉的光荣任务。中午,我们吃着食堂为我们包的猪肉大葱馅饺子,欢笑中,我向同学们讲述了值夜班时发生的“提棍护猪肉”的惊险故事。

几十年过去了,“提棍护猪肉”的故事依然记忆犹新。

今天上龙山时,听路人说,白浮村准备拆迁了,按照规划,这里将变成绿地和公园。

历经1200余年的白浮村,就要从地图上抹去,心中有些感慨,希望未来的公园能够再现“池中水鸟尽浮游”的胜景,这也许是对历史和未来的最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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