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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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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4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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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随风——向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求教求学

2024年端午前夕,我去后海附近的恭王府,看了府里的周汝昌先生纪念馆。

周先生研究红学五十多年,是著名的红学家。出于对《红楼梦》研究的需要,他对恭王府的历史、文化、建筑也进行了全面、深刻、细致的研究。他曾多次到恭王府进行实地考察,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红楼梦新证》一书中,就提出了恭王府即《红楼梦》中大观园遗址的观点。

2012年周先生去世后,文旅部下属的恭王府管理部门为他设立了纪念馆。馆里收藏的著作、手稿、藏书、墨迹、信札、藏品等,为研究者提供了诸多方便。在展室的创作年表中记载了周先生八十岁那年(即1998年)出版《胭脂米传奇》一书,这使我想起了向他求教求学的一些往事。

1993年,我为出版社策划了《古典小说卷中诗词鉴赏》一书,我的老师李保初先生担任主编,我担任副主编,主要负责具体的选编工作。书籍编辑完成后,出版社建议找专家写篇序言。周汝昌先生对古典诗词有很深的研究,著有《古代诗词鉴赏词典:唐五代北宋》、《千秋一寸心:周汝昌讲唐诗宋词》等专著。我和他的女儿是同事,有联系上的便利条件,因此,自然想到了周先生。我登门求教,他以《诗词韵语在小说中的意义》作为代序:“中国小说与诗词韵语的渊源关系非常久远深切,是一种极大的民族文艺的重要特色,性质不一,内涵丰富,作用多般,具有美学价值,是西方小说所没有的宝贵成分”。

周先生的代序,对诗词韵语在古典小说中的作用、意义及产生的历史原因都给出了较为明确的答案,对后来的研究者以及对读者阅读小说、欣赏诗词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也使我对小说中的诗词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我国古典小说中的诗词,是我国小说创作中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与西方小说偶然出现的诗歌是截然不同的。近一二十年,研究古典小说中诗词的深度、广度都有所加强,这和专家们当年的引领是密不可分的。

周先生的代序在他去世后,收录在201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周汝昌序跋集》中。

转眼到了1997年,我拟为出版社编辑一部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集,并和出版社协商,拟定名为:《中国古典小说大典》。面对浩如烟海的古代小说,选目和分类是重头戏,出版社的意见是既要尊重传统,也要有所创新。这对于学识浅薄的我来说,有不小的难度。尊重传统相对容易,创新就难了,我在大量翻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书按年代顺序,分十类编排。选目工作大体完成以后,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把拟定目录寄给周先生,再次向他求教。那年,周先生已经七十九岁高龄,听力不行,目力也差,再次麻烦他,实在是不好意思,没想到十天后就收到了他的回信:

“承示选目,因目坏太甚,已难逐编详究,提不出具体意见,十分愧歉。唯对书名与分类问题聊贡一二拙议。以备斟酌。”

周先生认为书名中有短篇的措词,不妥。他说:“书名中「短篇」一词可否再酌,因为中国古代实无相应的「长篇」小说。如入选的〈燕丹子〉已经算够「长」了,哪儿再选「长篇」去?实际上,直到「章回」体评话出现,才有「长篇」。故觉不应以西方小说观念来定名。” 先生反对把“短篇”这一词汇,用在我国古代小说选集的书名中。

我在书名中还用了“大典”一词,周先生也是不赞成的。他说:“本书所涉面广,但毕竟是一个选本(且篇数总量也不是太多),应属「精选」本。今名之曰「大典」是否合宜?不如酌改,可免时下张皇喧夸之弊习。「大典」一词似始自〈永乐大典〉,那是若干万卷的包罗「罊尽」的意味了。故宜示以分别。”

我之所以选用大典一词,是希望能够从我国各图书馆所藏古籍文献中,尽量收全篇幅不太长的小说,我自认为想法不错,但实际收集起来,却是困难重重,需要花费许多的精力和财力,以个人之力,最终未能完成,但“大典”一词,给周先生留下了张皇喧夸的印象。

我的选编本是按类编辑的,把所选小说分为了:志怪、传奇、侠义、神魔、言情、幽默、讽刺等十大类。周先生认为分为十类是可取的,“但也要考虑(照顾)小说史传统分类概念,不宜轻易搅乱。比如历来所分有「志怪」「传奇」,这是对待(对仗)的概念与措词,前者指怪异事物,后者是指人的不寻常事迹…等,如「唐宋传奇」即相对于「六朝」志怪而言了,传奇内已包括「义侠」而大抵以「言情」为主体,皆系人事了。如今所分,却有「言情」「侠义」「传奇」三者,则与传统不同,不是说不可创新,但若重新细分,必须更为科学。否则若欠精审,反增混乱,那学界就会批评了。宜慎。”周先生的批评尤为中肯。

对分类中的“幽默”一类,周先生也觉得不妥,他指出:“「幽默」是林语堂译英语humor,讲中国小说而采此名目,似不协调,亦不庄重。建议将所列「幽默」「讽刺」合并而名之曰「谐讽」,此汉语似更含蕴丰富。”这一提议妙笔生花。

周先生早年就读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后又读中文系研究生,学问深厚。他的批评和建议使我长了许多的学问,受益匪浅。

周先生不仅学问深厚,而且为人非常谦逊、诚恳,他在信的末尾写道:“以上妄议未必有当,僅以回报殷殷下问之诚。”在与他交往的几年里,我不仅学到了以前不懂的学问,而且也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在以后的写作和做事中避免了张皇喧夸的不良习气。

1998年,我应华文出版社之约,主编名家百味文丛。我向周先生约稿,他欣然应允。周先生在女儿周伦苓协助下将自己多年的短篇作品集成一辑,名为《胭脂米传奇》。胭脂米传奇本是周先生一篇散文的名字,作品讲的是《红楼梦》中胭脂米的来历,据周先生考证,康熙在中南海丰泽园曾种植过胭脂米。毛泽东同志在丰泽园读周先生的《红楼新证》时发现了这一细节,于是就让农业部和河北省委派人寻找此米,以便推广种植。后来,河北省委的有关人员终于找到了胭脂米,并把种植的收获送给毛主席,因胭脂米珍稀味美,主席又作为礼品送给了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书出版后,我带着样书再次拜访周先生,他随手拿过一本,翻看后说也送你一本算是答谢吧。题签时他的字写得如核桃般大小,而且也有些歪斜,这和目力已坏有着直接的关系。

从1993-1999年,这五六年间,我多次向周先生求教,先生自始至终耐心教导。这些往事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仍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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