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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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岁那年，我的一位表叔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他以前在部队文工团拉小提琴，复员后，工作不是太忙，就教他的两个小妹学小提琴。一次他来我家串门，闲聊时，他从钱夹里拿出一张拉琴的照片让我看，照片上他穿着军装，夹着琴，脸朝着琴头的方向，表情沉稳、凝重。那张照片，使我萌生了学琴的念头，于是就对他说：“我跟你学琴吧？”。他让我伸出左手，掌心向上，看了看说：“手指不算长，但也不算太短。”然后又问我还喜欢什么艺术，我说喜欢唱歌，还没等他发话，就主动唱了几句《北京颂歌》。他听后笑着说：“不错，有李光羲的味道。”这样，就算是通过了审察。
以后，每到周日，就去他家学琴。我用的是一把星海牌小提琴，39元一把。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买一把琴，要花掉母亲将近一个月的工资，这着实让她感到心痛，但还是狠心为我买了下来。
第一次上课是学持琴和握弓，持琴相对简单，而握弓就大有讲究。经过一番讲解和示范，表叔见我握弓的手像鸡爪子一般，就耐心地说：“手指的关节不能鼓起来，用拇指和食指指节间包围弓杆，靠食指把握运弓角度和方向。”当时还不完全理解，但也尽量照做，以后才知道，他所教的是俄罗斯式持弓方法，因为他的老师是一位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小提琴家。持弓基本达到要求，就开始教如何运弓：下弓大臂带动小臂，上弓相反，小臂带动大臂。要领看似简单，但要想把弓走直、走稳，还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练习了两个多小时，弓走得七扭八歪。炎热的夏天，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握弓的手，握的不只是弓，还有一把、一把的汗水。
刚开始练习，运弓的手很紧张，小提琴不停地发出刺耳的声音，吵得表叔的两个小妹关闭了房门。为了放松我的紧张情绪，他讲了发生在文工团里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次户外慰问演出，由于天气炎热，独唱演员上台前喝了一瓶汽水，当唱到高音时，突然一股凉气从气门往上一涌，于是打了一个响亮的嗝，引得台下一偏哄笑，因此被团长痛批一顿，罚抄乐谱一个月”。都是汽水惹的祸，我被逗乐了，紧张的心理也得到了缓解。表叔并没笑，他说：“这不是笑话，对演员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上午的课程很快就结束了，下课的时候，我从裤兜里掏出几斤粮票递给他，算是交学费了。表叔家有八口人，虽然只有两个男孩，粗细粮搭配，还是不够吃，所以母亲让我用交粮票的方式表示感谢，也是用心良苦。以后，每隔几个月，就有一天是我交粮票的日子。到了饭点，表叔就留我在他家吃饭，我最爱吃他做的手擀面，用茄丝做卤，肉虽然少的可怜，但往面里一拌，比肉丝面还要好吃。
学琴、吃面，吃面、学琴的生活，只持续了两年，表叔的妻子生孩子，他就不再教琴了。
两年时间，通过练习，自己也能拉一些简单的小提琴曲了。那年代，舞剧白毛女里的《北风吹》是流行金曲。冬天里，我一边拉《北风吹》，一边看着窗外飘着的雪花，喜儿独舞的画面浮现在眼前。
很快就到了放暑假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又有了新的学琴机会。我住的大院里有机关、部队、工厂和家属宿舍，每到寒暑假，为了解决上班家长的后顾之忧，机关领导都要举办校外活动站。多数孩子比较喜欢跳绳、打乒乓球和篮球等体育活动，而喜欢文艺的孩子成了凤毛麟角。一天，活动站的李老师，听别的孩子说我会拉小提琴，于是就问我，能否带着其他孩子一起练琴。我说不行，刚学两年，还啥都不会呢。
李老师是机关的一位参谋，但是他不喜欢别人叫他参谋，因为机关里有：“参谋不挂长，放屁都不响”的说法。李老师穿的是上衣有四个兜的65式陆军军服，他从上衣兜里掏出一盒革命干部才抽得起的牡丹牌香烟，拿出一支，弹了弹，然后点燃，猛吸了一口说：“我从总政文工团给你们请老师，老师不在的时候，你带着大家一起练。”我点点头，算是答应，但也没当回事，没想到几天以后，他真的把老师请来了。
老师是一位三十几岁青年男子，名叫朱工悟。他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是总政文工团专职作曲。后来听别人讲，他大哥朱工一是我国著名钢琴家、作曲家和指挥家。哥哥朱工七是中央乐团小提琴独奏演员，他的爱人是我国西洋歌剧演唱家郭淑珍。
李老师和新来的朱老师客套一番后，严肃地对我们说：“明年是纪念共产党成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你们也要参加演出，要把演出当成政治任务，像先烈那样不怕困难，在短时间里学会一到两首乐曲”，朱老师和我们八九个学琴的孩子都鼓了掌，我这才明白了，李老师为什么请文工团的老师来教琴了。
我们和朱老师是初次见面，大家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请他露一手。他打开琴盒，取出一把看上去很是古老的小提琴，演奏了他自己作曲的小提琴曲。他说是在新疆地区进行创作采风的，随着琴弓的上下飞舞，乐曲时而欢快时而悲伤，展现了少数民族地区，牧民新旧社会的不同生活境遇和精神风貌。朱老师虽然是作曲专业，但小提琴拉得也是相当不错。这只曲子给我的感觉，和马耀先、李中汉作曲的《新疆之春》有异曲同工之妙。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一次排练，朱老师对我说：你拉曲子音都对，但不好听，太干瘪，知道为什么吗？我摇了摇头，算是回答。
“因为你没有揉弦，揉弦是提琴的一个重要技巧。”接着他告诉我，揉弦分手指揉弦和手腕揉弦两种，根据不同的乐句要求，采用不同的揉弦方法。经过朱老师的辅导，我拉的曲子比以前好听了一些。
经过一个暑假和一个寒假的练习，我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大会演出。那天机关的大礼堂里，火车座式的长条座椅，坐满了人。我们几个参加演出的孩子非常紧张，慌里慌张地上台，然后又慌里慌张地下舞台。虽然只拉了两首简单的革命歌曲，但是没拉好。台下除了活动站老师使劲鼓掌，几乎没听到别人的掌声，我们唯一的收获是有了一次登台演出的机会。遗憾的是朱老师没能看我们演出，如果他来指挥，也许会拉得好一些。后来才知道他生病了，那以后，他就没有再来教我们拉琴。
那个年代，能听到的乐曲都是国内作曲家为配合形势创作的，如《红太阳的光辉把炉台照亮》、《千年的铁树开了花》、《黎家代表上北京》等。外国乐曲是不准公演的，就连《梁祝》也被认为是封建的东西，歌颂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作品，不准演出和收听。
我同学家有一些老唱片，其中就有俞丽拿演奏的《梁祝》。一天下午放学，我到他家去玩，他拉上窗帘，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黑胶唱片，放到老式手摇唱机上，随着唱盘的旋转，优美的小提琴奏出了富有诗意的爱情主题，乐声在房间里缓缓地飘散开。当我们陶醉其中的时候，突然传来敲门声，同学赶紧关机，并用布把唱机盖上，才去开门。听了一半的《梁祝》，被家属委员会发老鼠药的大妈打断了，但那优美的琴声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中学的时候，我所在的北航附中有一个乐队和舞蹈队，当时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次班会，我给同学们拉了新学的《新疆之春》，碰巧被楼道里的乐队首席听到了，于是就告诉了负责宣传队的老师，经过和班主任协商，我进了附中的乐队。本以为自己拉的还行，但到乐队一听，他们都比我拉的好，因此，只能坐在靠后的位子上。
由于乐队的配器不完整，没法和十一、八一和101中学相比，不能单独演出，但给校舞蹈队伴奏还是可以胜任的。
当时我们用的乐谱都是自己买谱纸和抄谱。刚开始抄的时候，连高音谱号都写不好，后来借鉴一位画画叔叔的方法，用钳子把钢笔尖向上掰弯，这样写出来的谱号和符干就像印刷体一样漂亮。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到“五一”和“十一”北京各大公园都要举办游园联欢会。1974年经过选拔，我校创作的表现人民公社交公粮的舞蹈《喜送粮》被安排在颐和园演出。按照组委会的要求10月1日上午在大戏台演出，9月30日就要将道具、服装和乐器运进园，并要留人看守，我和另一位拉小提琴的同学被安排晚上值班，住的地点是谐趣园里边的一间厢房。宁静的夜晚，看着颐和园漫天的星斗，在湖边练习要演出的曲子，一种浪漫的情怀油然而生。
由于是政治任务，大家准备得比较认真，演出获得了圆满成功。听到观众的热烈掌声，乐队的同学们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大家一起轻轻地拍打着乐器，向热情的观众表达了深深地谢意。
上高中以后，寒假的一天，我正在家练琴，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一位拎着小提琴的女生，见我表情木然，就说：“你忘了？咱们一起跟朱工悟老师学过琴。”我这才发现几年前的小姑娘已经变了模样，于是连忙说：“几年没见，你变了，也长高了许多，一下子没认出来。”
“你一点没变，还是那么瘦。”说话时，她微笑的面容显得很温暖。
“找我有事吗？”，
“是的，琴码坏了，想请你帮换一个新的”。
“行，看看再说”我侧身让她进门。
打开琴盒，里面放着一把上海产的浅黄色琴，琴码已经弯曲得快要倾倒了，于是就对她说：“以前我也自己换过琴码，但效果不理想，只能试着帮你换一下。”
我松开琴弦，把一张很细的砂纸平铺在琴的面板上，再把把琴码竖在上面，双手前后推动，费了好大劲才把琴码磨好。然后又用音叉调好音。
“你试试吧，听听声音有没变化。”她拿起琴，长发向后一甩，拉了一首《牧歌》。绵长的琴音很好听，显然，她已经不是当年那位，连一个八度音阶都拉不好的琴童了。
她把琴递到我面前说：“你也试试”，接琴的瞬间，她细长的手指和我的手碰到了一起，一种不可名状的触电感传遍全身。我朝她看一眼，她的脸泛起了一团红晕。接过琴，定了定神，我拉了舞剧《红色娘子军》里的一个选段。这回是我的脸红了，因为第一次单独在女生面前拉琴，乐曲拉的非常失败。见我尴尬的表情，她眉毛向上一挑，盯着我的脸说：“太紧张了，放松一些会好很多。另外，休止符的地方，休止的拍子也不够长。”我们交流了一些学琴、练琴的体会，到家长下班时间才送她出门。后来，她和在部队工作的父母一起去了“大三线”，也就失去了联系。
高中快毕业的时候，邻家孩子的大表哥和大表嫂为了报考北京的乐团来投宿。他们夫妻俩在山东省京剧团工作，大表哥吹圆号，大表嫂拉大提琴，虽然是经过了刘诗昆先生的推荐，但他们还是每天练号，练琴，后来大表哥考上了中央乐团，大表嫂考上了总政文工团。
由于是邻居，大表嫂练琴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静听，她不说话，只是点点头，然后就接着练习了。拉练习曲比较枯燥，但她还是不厌其烦地练习，停顿的时候，见我一脸茫然，就拉了一首圣桑的《天鹅》，使我似乎看到一只洁白的天鹅在水中缓慢地浮游。
日子过的好快，我在美好的琴音中慢慢长大。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由于工作任务繁重，单位领导只顾抓生产，对青年人的文艺生活并不关注。我们是两班倒，而且干的是体力活，工作一忙，练琴的时间也就少多了，几乎达到了停止的状态。
十年内乱的结束，我国文艺百花齐放的春天到来了，外国音乐作品的音乐会也逐渐多了起来。当第一次从黑白电视里看到中央乐团演出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时候，感到无比震撼，音乐会是由李德伦先生指挥，乐队的阵容也非常庞大。后来，遇到有中央乐团的演出，我就去北京音乐厅排队买票，票价1元。那时，好的音乐会一票难求，需要起早排长队才能买到。记得一次演出的曲目是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为了加深听众对乐曲的理解，指挥李德伦先生对贝六的创作背景进行了介绍。他身穿黑色燕尾服，一手拿着指挥棒，一手扶在指挥台的围栏上说：“贝多芬旅居英国时，伦敦污染严重，他就到乡间去，在那里他感受到大自然的恩赐，清新的空气，鸟语花香的景色，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使他完成了第六交响乐的创作，该曲也因此被命名为田园交响曲”。李德伦先生对作品的讲解简单明了，乐队的演奏也出神入化，使我不仅感受到了贝多芬交响曲的无穷魅力，也被李大师对观众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所感动。
改革开放初期，国人对西方音乐还缺乏了解，音乐知识也比较欠缺。后来，郑小瑛先生也在演出前，为听众普及交响乐知识。不同的是，李先生是在台上对将要演奏的作品进行讲解，郑先生是在剧场大堂讲解，所讲的内容也更为广泛，他们都为我国的音乐普及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有幸调入文化部的一家直属单位，单位的文艺氛围很好，如举办艺术节和参加文化部组织的演出活动等，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我有了更多参与机会，也比较多地能够欣赏文化部直属院团以及国际音乐大师的演出。歌唱家李光羲、刘秉义、李谷一，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等都曾来单位参加活动和演唱、演奏。
2002年8月的一个夜晚，我在人民大会堂听以色列小提琴大师帕尔曼独奏音乐会。那时，国家大剧院还在建设中，万人大会堂听独奏音乐会，虽然效果不太理想，但大家还是被大师的精彩演出所感动，如泣如诉的《辛德勒的名单》，使听众屏住呼吸，仿佛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二战时期，纳粹集中营里犹太人的悲惨遭遇。那年是帕尔曼57岁生日，下半场开始前，举办单位为他庆生，帕尔曼微笑着吹熄了的生日蜡烛，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音乐会结束了，帕尔曼演奏的《辛德勒的名单》不仅留在记忆里，也成了我日后练琴的一个曲目。
二十多年来，虽然工作多次变动，但我对音乐的爱好却始终没有变。
优美动听的琴声，虽然不一定能够改变人生，但一定能够使人有理想和获得快乐。每当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拉一首自己喜欢的乐曲，或静心聆听大师的演奏，所有烦恼就消失殆尽了，这也许就是音乐的魅力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