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岁那年,我的一位表叔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他以前在部队文工团拉小提琴,复员后,工作不是太忙,就教他的两个小妹学小提琴。一次他来我家串门,闲聊时,他从钱夹里拿出一张拉琴的照片让我看,照片上他穿着军装,夹着琴,脸朝着琴头的方向,表情沉稳、凝重。那张照片,使我萌生了学琴的念头,于是就对他说:“我跟你学琴吧?”。他让我伸出左手,掌心向上,看了看说:“手指不算长,但也不算太短。”然后又问我还喜欢什么艺术,我说喜欢唱歌,还没等他发话,就主动唱了几句《北京颂歌》。他听后笑着说:“不错,有李光羲的味道。”这样,就算是通过了审察。
以后,每到周日,就去他家学琴。我用的是一把星海牌小提琴,39元一把。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买一把琴,要花掉母亲将近一个月的工资,这着实让她感到心痛,但还是狠心为我买了下来。
第一次上课是学持琴和握弓,持琴相对简单,而握弓就大有讲究。经过一番讲解和示范,表叔见我握弓的手像鸡爪子一般,就耐心地说:“手指的关节不能鼓起来,用拇指和食指指节间包围弓杆,靠食指把握运弓角度和方向。”当时还不完全理解,但也尽量照做,以后才知道,他所教的是俄罗斯式持弓方法,因为他的老师是一位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小提琴家。持弓基本达到要求,就开始教如何运弓:下弓大臂带动小臂,上弓相反,小臂带动大臂。要领看似简单,但要想把弓走直、走稳,还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练习了两个多小时,弓走得七扭八歪。炎热的夏天,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握弓的手,握的不只是弓,还有一把、一把的汗水。
刚开始练习,运弓的手很紧张,小提琴不停地发出刺耳的声音,吵得表叔的两个小妹关闭了房门。为了放松我的紧张情绪,他讲了发生在文工团里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次户外慰问演出,由于天气炎热,独唱演员上台前喝了一瓶汽水,当唱到高音时,突然一股凉气从气门往上一涌,于是打了一个响亮的嗝,引得台下一偏哄笑,因此被团长痛批一顿,罚抄乐谱一个月”。都是汽水惹的祸,我被逗乐了,紧张的心理也得到了缓解。表叔并没笑,他说:“这不是笑话,对演员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上午的课程很快就结束了,下课的时候,我从裤兜里掏出几斤粮票递给他,算是交学费了。表叔家有八口人,虽然只有两个男孩,粗细粮搭配,还是不够吃,所以母亲让我用交粮票的方式表示感谢,也是用心良苦。以后,每隔几个月,就有一天是我交粮票的日子。到了饭点,表叔就留我在他家吃饭,我最爱吃他做的手擀面,用茄丝做卤,肉虽然少的可怜,但往面里一拌,比肉丝面还要好吃。
学琴、吃面,吃面、学琴的生活,只持续了两年,表叔的妻子生孩子,他就不再教琴了。
两年时间,通过练习,自己也能拉一些简单的小提琴曲了。那年代,舞剧白毛女里的《北风吹》是流行金曲。冬天里,我一边拉《北风吹》,一边看着窗外飘着的雪花,喜儿独舞的画面浮现在眼前。
很快就到了放暑假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又有了新的学琴机会。我住的大院里有机关、部队、工厂和家属宿舍,每到寒暑假,为了解决上班家长的后顾之忧,机关领导都要举办校外活动站。多数孩子比较喜欢跳绳、打乒乓球和篮球等体育活动,而喜欢文艺的孩子成了凤毛麟角。一天,活动站的李老师,听别的孩子说我会拉小提琴,于是就问我,能否带着其他孩子一起练琴。我说不行,刚学两年,还啥都不会呢。
李老师是机关的一位参谋,但是他不喜欢别人叫他参谋,因为机关里有:“参谋不挂长,放屁都不响”的说法。李老师穿的是上衣有四个兜的65式陆军军服,他从上衣兜里掏出一盒革命干部才抽得起的牡丹牌香烟,拿出一支,弹了弹,然后点燃,猛吸了一口说:“我从总政文工团给你们请老师,老师不在的时候,你带着大家一起练。”我点点头,算是答应,但也没当回事,没想到几天以后,他真的把老师请来了。
老师是一位三十几岁青年男子,名叫朱工悟。他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是总政文工团专职作曲。后来听别人讲,他大哥朱工一是我国著名钢琴家、作曲家和指挥家。哥哥朱工七是中央乐团小提琴独奏演员,他的爱人是我国西洋歌剧演唱家郭淑珍。
李老师和新来的朱老师客套一番后,严肃地对我们说:“明年是纪念共产党成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你们也要参加演出,要把演出当成政治任务,像先烈那样不怕困难,在短时间里学会一到两首乐曲”,朱老师和我们八九个学琴的孩子都鼓了掌,我这才明白了,李老师为什么请文工团的老师来教琴了。
我们和朱老师是初次见面,大家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请他露一手。他打开琴盒,取出一把看上去很是古老的小提琴,演奏了他自己作曲的小提琴曲。他说是在新疆地区进行创作采风的,随着琴弓的上下飞舞,乐曲时而欢快时而悲伤,展现了少数民族地区,牧民新旧社会的不同生活境遇和精神风貌。朱老师虽然是作曲专业,但小提琴拉得也是相当不错。这只曲子给我的感觉,和马耀先、李中汉作曲的《新疆之春》有异曲同工之妙。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一次排练,朱老师对我说:你拉曲子音都对,但不好听,太干瘪,知道为什么吗?我摇了摇头,算是回答。
“因为你没有揉弦,揉弦是提琴的一个重要技巧。”接着他告诉我,揉弦分手指揉弦和手腕揉弦两种,根据不同的乐句要求,采用不同的揉弦方法。经过朱老师的辅导,我拉的曲子比以前好听了一些。
经过一个暑假和一个寒假的练习,我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大会演出。那天机关的大礼堂里,火车座式的长条座椅,坐满了人。我们几个参加演出的孩子非常紧张,慌里慌张地上台,然后又慌里慌张地下舞台。虽然只拉了两首简单的革命歌曲,但是没拉好。台下除了活动站老师使劲鼓掌,几乎没听到别人的掌声,我们唯一的收获是有了一次登台演出的机会。遗憾的是朱老师没能看我们演出,如果他来指挥,也许会拉得好一些。后来才知道他生病了,那以后,他就没有再来教我们拉琴。
那个年代,能听到的乐曲都是国内作曲家为配合形势创作的,如《红太阳的光辉把炉台照亮》、《千年的铁树开了花》、《黎家代表上北京》等。外国乐曲是不准公演的,就连《梁祝》也被认为是封建的东西,歌颂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作品,不准演出和收听。
我同学家有一些老唱片,其中就有俞丽拿演奏的《梁祝》。一天下午放学,我到他家去玩,他拉上窗帘,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黑胶唱片,放到老式手摇唱机上,随着唱盘的旋转,优美的小提琴奏出了富有诗意的爱情主题,乐声在房间里缓缓地飘散开。当我们陶醉其中的时候,突然传来敲门声,同学赶紧关机,并用布把唱机盖上,才去开门。听了一半的《梁祝》,被家属委员会发老鼠药的大妈打断了,但那优美的琴声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中学的时候,我所在的北航附中有一个乐队和舞蹈队,当时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次班会,我给同学们拉了新学的《新疆之春》,碰巧被楼道里的乐队首席听到了,于是就告诉了负责宣传队的老师,经过和班主任协商,我进了附中的乐队。本以为自己拉的还行,但到乐队一听,他们都比我拉的好,因此,只能坐在靠后的位子上。
由于乐队的配器不完整,没法和十一、八一和101中学相比,不能单独演出,但给校舞蹈队伴奏还是可以胜任的。
当时我们用的乐谱都是自己买谱纸和抄谱。刚开始抄的时候,连高音谱号都写不好,后来借鉴一位画画叔叔的方法,用钳子把钢笔尖向上掰弯,这样写出来的谱号和符干就像印刷体一样漂亮。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到“五一”和“十一”北京各大公园都要举办游园联欢会。1974年经过选拔,我校创作的表现人民公社交公粮的舞蹈《喜送粮》被安排在颐和园演出。按照组委会的要求10月1日上午在大戏台演出,9月30日就要将道具、服装和乐器运进园,并要留人看守,我和另一位拉小提琴的同学被安排晚上值班,住的地点是谐趣园里边的一间厢房。宁静的夜晚,看着颐和园漫天的星斗,在湖边练习要演出的曲子,一种浪漫的情怀油然而生。
由于是政治任务,大家准备得比较认真,演出获得了圆满成功。听到观众的热烈掌声,乐队的同学们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大家一起轻轻地拍打着乐器,向热情的观众表达了深深地谢意。
上高中以后,寒假的一天,我正在家练琴,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一位拎着小提琴的女生,见我表情木然,就说:“你忘了?咱们一起跟朱工悟老师学过琴。”我这才发现几年前的小姑娘已经变了模样,于是连忙说:“几年没见,你变了,也长高了许多,一下子没认出来。”
“你一点没变,还是那么瘦。”说话时,她微笑的面容显得很温暖。
“找我有事吗?”,
“是的,琴码坏了,想请你帮换一个新的”。
“行,看看再说”我侧身让她进门。
打开琴盒,里面放着一把上海产的浅黄色琴,琴码已经弯曲得快要倾倒了,于是就对她说:“以前我也自己换过琴码,但效果不理想,只能试着帮你换一下。”
我松开琴弦,把一张很细的砂纸平铺在琴的面板上,再把把琴码竖在上面,双手前后推动,费了好大劲才把琴码磨好。然后又用音叉调好音。
“你试试吧,听听声音有没变化。”她拿起琴,长发向后一甩,拉了一首《牧歌》。绵长的琴音很好听,显然,她已经不是当年那位,连一个八度音阶都拉不好的琴童了。
她把琴递到我面前说:“你也试试”,接琴的瞬间,她细长的手指和我的手碰到了一起,一种不可名状的触电感传遍全身。我朝她看一眼,她的脸泛起了一团红晕。接过琴,定了定神,我拉了舞剧《红色娘子军》里的一个选段。这回是我的脸红了,因为第一次单独在女生面前拉琴,乐曲拉的非常失败。见我尴尬的表情,她眉毛向上一挑,盯着我的脸说:“太紧张了,放松一些会好很多。另外,休止符的地方,休止的拍子也不够长。”我们交流了一些学琴、练琴的体会,到家长下班时间才送她出门。后来,她和在部队工作的父母一起去了“大三线”,也就失去了联系。
高中快毕业的时候,邻家孩子的大表哥和大表嫂为了报考北京的乐团来投宿。他们夫妻俩在山东省京剧团工作,大表哥吹圆号,大表嫂拉大提琴,虽然是经过了刘诗昆先生的推荐,但他们还是每天练号,练琴,后来大表哥考上了中央乐团,大表嫂考上了总政文工团。
由于是邻居,大表嫂练琴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静听,她不说话,只是点点头,然后就接着练习了。拉练习曲比较枯燥,但她还是不厌其烦地练习,停顿的时候,见我一脸茫然,就拉了一首圣桑的《天鹅》,使我似乎看到一只洁白的天鹅在水中缓慢地浮游。
日子过的好快,我在美好的琴音中慢慢长大。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由于工作任务繁重,单位领导只顾抓生产,对青年人的文艺生活并不关注。我们是两班倒,而且干的是体力活,工作一忙,练琴的时间也就少多了,几乎达到了停止的状态。
十年内乱的结束,我国文艺百花齐放的春天到来了,外国音乐作品的音乐会也逐渐多了起来。当第一次从黑白电视里看到中央乐团演出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时候,感到无比震撼,音乐会是由李德伦先生指挥,乐队的阵容也非常庞大。后来,遇到有中央乐团的演出,我就去北京音乐厅排队买票,票价1元。那时,好的音乐会一票难求,需要起早排长队才能买到。记得一次演出的曲目是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为了加深听众对乐曲的理解,指挥李德伦先生对贝六的创作背景进行了介绍。他身穿黑色燕尾服,一手拿着指挥棒,一手扶在指挥台的围栏上说:“贝多芬旅居英国时,伦敦污染严重,他就到乡间去,在那里他感受到大自然的恩赐,清新的空气,鸟语花香的景色,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使他完成了第六交响乐的创作,该曲也因此被命名为田园交响曲”。李德伦先生对作品的讲解简单明了,乐队的演奏也出神入化,使我不仅感受到了贝多芬交响曲的无穷魅力,也被李大师对观众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所感动。
改革开放初期,国人对西方音乐还缺乏了解,音乐知识也比较欠缺。后来,郑小瑛先生也在演出前,为听众普及交响乐知识。不同的是,李先生是在台上对将要演奏的作品进行讲解,郑先生是在剧场大堂讲解,所讲的内容也更为广泛,他们都为我国的音乐普及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有幸调入文化部的一家直属单位,单位的文艺氛围很好,如举办艺术节和参加文化部组织的演出活动等,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我有了更多参与机会,也比较多地能够欣赏文化部直属院团以及国际音乐大师的演出。歌唱家李光羲、刘秉义、李谷一,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等都曾来单位参加活动和演唱、演奏。
2002年8月的一个夜晚,我在人民大会堂听以色列小提琴大师帕尔曼独奏音乐会。那时,国家大剧院还在建设中,万人大会堂听独奏音乐会,虽然效果不太理想,但大家还是被大师的精彩演出所感动,如泣如诉的《辛德勒的名单》,使听众屏住呼吸,仿佛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二战时期,纳粹集中营里犹太人的悲惨遭遇。那年是帕尔曼57岁生日,下半场开始前,举办单位为他庆生,帕尔曼微笑着吹熄了的生日蜡烛,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音乐会结束了,帕尔曼演奏的《辛德勒的名单》不仅留在记忆里,也成了我日后练琴的一个曲目。
二十多年来,虽然工作多次变动,但我对音乐的爱好却始终没有变。
优美动听的琴声,虽然不一定能够改变人生,但一定能够使人有理想和获得快乐。每当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拉一首自己喜欢的乐曲,或静心聆听大师的演奏,所有烦恼就消失殆尽了,这也许就是音乐的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