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宝奶奶想到的

2024年7月27日，北京大学教授黛云先生去世后，被一短视频称为“国宝奶奶”，这位93岁的奶奶，推动了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影响了一代热爱、研究文学的国人。国宝奶奶的离世，使我想起了另一位国宝爷爷——任继愈先生。

任继愈先生是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生前是国家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他生于1916年4月，2009年7月11日去世，享年也是93岁。

这位国宝爷爷，1942年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在昆明西南联大哲学系任教。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1964-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长。1987-2005年1月，任国家图书馆馆长，2005.1-2009.7任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我记忆里的国宝爷爷，不仅博学健谈、慈祥和善，而且谦虚低调、耿介正直，他的品德堪称学界楷模，

1987年，北京图书馆白石桥新馆建成，文津街馆搬迁在即。我所在的典藏部大书库，正处在图书下架和除尘打捆阶段，任馆长刚刚被国务院任命为北京图书馆馆长，就来到文津街馆1号楼大书库，查看图书搬迁准备工作。按理说，书库搬迁也并非要馆长亲自查看不可，我想，也许是他老人家刚到馆，除检查工作外，也想看看建于1929年的大书库吧，这应该是他唯一次到大书库。时值盛夏，天气炎热，任馆长已经七十高龄，他沿着蜿蜒的楼梯来到放置西文图书的二层书库。

书库楼层不高，铁制的书架略显压抑。我当时正忙着从五层隔板的书架上把陈旧的西文书取下来，然后用塑料绳打成30-50厘米高的书捆。任馆长见我身体有些瘦弱，力气也不十分充足，就带着疑惑的表情说:“你捆的书紧不紧，不会搬迁的时候散掉吧？”我说不会的，搬迁前我们都经过了捆书的训练，他还是有些不放心，似乎不太相信我能把这件事做好。于是我将书提起，然后又在地上颠了几下，他这才放心。

这是我与任馆长的一面之缘，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细心的老人。

新馆开馆以后，他和有关负责人说，楼里的玻璃门太亮，走路的时候不小心会碰头，要贴上标记，防止发生危险。十多年以后，他还建议把图书馆新馆博士论文厅墙壁上赵朴初先生题写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换下来。他幽默地说：读者查找资料不能东奔西跑，上下求索，图书馆要给读者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当时我只是把这事当作一段快乐的故事听，2008年任馆长又亲自书写了：“生也有涯，学无止境”，建议换上。我这才确信他是认真的，但这一心愿未了，第二年他就与世长辞了，墨迹依然在档案室的铁皮柜里沉睡。

这件事体现出他对读者服务工作的关心与挂念，任馆长就是这样一位细心的老人。

任馆长为人比较低调，做事不喜欢张扬。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还在典藏阅览部工作，曾为出版社编辑过一些文集，周汝昌、郭预衡等老人的作品都是那时期编辑完成的。众所周知任馆长著作颇丰，很多著作都是他在担任馆长以后完成的。于是我通过秘书向他约稿，希望能编辑他的文集。几天后，他让秘书把我找去，告诉我说：“都是些旧作，就不炒冷饭了。”如果说这件事还不足以说明他的低调，那么，上世纪60年代，被毛泽东主席深夜召入中南海，探讨谈哲学诸问题的事情，是在他去世后，才从秘书口中得知的。我1999年5月，从典藏阅览部调到馆长办公室工作，一直到退休，20年间也从未听别人说起过这件事情。

调入馆长办公室工作以后，与任馆长接触的机会多了一些。一次，他接待完外宾，我陪他一起从红厅走回办公室，他问我是哪一年到馆的，我说是1985年。任馆长说：“正赶上新馆搬迁，馆里缺乏劳动力。”我说：“是的，我就是作为劳动力被招进馆的，您还检查过我们的搬迁工作，我是在业务部门工作了15年后才调办公室工作的”。边走边谈，见他精神不错，就又聊道：“当年想编您的文集，您没答应，现在想起来，有些唐突。”任馆长还是那句话：“旧作，不炒冷饭”，说话间就到了任馆长办公室门口，因此也没来得及细说。如果细说的话，还是想编他的文集。

2000年到2006年，国家图书馆馆长办公室只有秘书科和宣传科两个科室，有一些工作是交叉进行和相互补台。我当时是在宣传科工作，一次，河北大学校领导来馆探望任馆长，并提出要与他合影留念，秘书科的人都在忙，任馆长就找我去拍照。

任馆长很少与人合影留念，这次合影算是例外。在他狭小、光线也不理想的办公室里，我没有把照片拍好，任馆长和来宾的脸被拍得有点黑，没完成好馆长交办的任务，深感内疚，但当我把洗好的照片交给他时，他并没有批评我，只是叮嘱，别忘了给河大的同志邮寄过去。 任馆长待人宽容略见一斑。

国宝爷爷和国宝奶奶的出现与党和国家的培养密不可分，但是，他们的自我修养，自我完善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国家人才发展是国家各方面发展的前提条件，人才发展好了，培养出更多的国宝爷爷和国宝奶奶，我们的国家才能进入疾速发展的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