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阳光

在我的感觉里，工业区的季节是不分明的。短暂几天的寒俏刚至，冬天还睡眼惺惺尚未足意，乍的转眼，似乎就是骄阳似火、炙烈如焚的夏日了。一年四季，太阳火辣辣地注视着大地，海风粘着浓郁的盐腥味，没头没脑地吹。南方的阳光是明亮的，但有点毒，光芒促急又夹着些彷徨。后来，我把它叫做没有春天的开始。少了春的熏染与滋润，自然少了许多的妩媚与柔情，工业区的生活常常像被敲打的铁质一样，坚硬，炽烈，枯燥。

新兴的工业区却春草一样，夹着道路丛生，一茬接一茬，像拼凑起来的大鸟巢，黑压压地笼罩着，盘居着。春笋般兀起的工业厂房，侵占和覆灭着南方乡镇迷离的河脉、田野与山冈。只在最遥远的边沿，偶而留下一小块稻田，夜近风清时，有菜花幽亮，蛙声依稀。

是的，一九九九年新春刚过，我来到工业区，进入一家台资厂谋生。多年以后，说起工业区，我觉得就宛如说起一些旧亲戚和他们的家常，怅然有些疏远，但亲切自然。在那濡湿的时光里，在工业区广袤的荒野上，我恍然看到，一些青春的草籽，有着挣扎的苦涩和悸动的骄傲。

每一个工业区，总是依附耸立着大大小小的工业厂房。厂房规模不一，类型繁多，有生产整件成品的大企业，有生产零部组件的小型工厂，也有加工小作坊。工场里光线有的明亮，有的幽暗。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原材料，在这里被分拆零散，蚕食分吞；而每一座工业厂房里，汇聚了大量的外来劳动力，由他们分门别类地进行生产制造、组装加工，再通过四通八达的物流，把产品运往世界各地。

远远望去，工业区的厂房鳞次栉比，高低起伏，一片接一片，漫漫延伸。在暮色苍茫中细细打量，它们像可以咽没一切的巨嘴，更像一座座矗立高耸的碑林。那里曾是我们梦想的天堂，也是我们人生的炼狱；那里是我们不可逆转的苦难，也是我们卑微的幸福之所。

工业区的厂房与宿舍或面面相觑，或唇齿相依，它们与古旧的地方村落穿插融合，暧昧地牵绕着，纠结着，派生出一个个奇异的“村中城”和“城中村”。这些“村”和“城”自然安生，互相存寄，如毛细血管般交错相通，在岭南大地蓬生不衰，庞杂喧哗却有着某种神奇的活力。

生活在工业区的人，都是为生活奔波的过客。很多人和我一样，挂着外省籍的身份，说着夹生而难懂的普通话，展露笑容，隐藏内心。我们像游鱼一样潜入水底，偶尔才钻出水面晃露一下真容，难得地吸一口自由的空气；我们浮萍一样游荡在工业区的大街小巷，结识一些新朋友，又辞别一些故人；我们按部就班地生活和工作，有点寂寞，又隐忍着无奈。

在工业区的流水线上，我学着成为一个匿名者。在这里，所有的人都是匿名者，我和我陌生的工友们，只是生活在工卡上，籍贯与性别都已悄然隐退，工号和工位成为我们的替身。这里似乎没有人，只有会说话的机器。开发，检验，校正，打磨，烤漆，涂装，组装，测试，打包，直至装柜出货，所有的工序都经过严格的设定，所有的人都只是特定工序上的一个环节。

我必须和我的同事一道，把笨重的毛坯铁架搬上校正平台，挪动调节着铗具把铁管固定下来，钳住，然后推动一个醮满润滑油的校验钟，铿——锵——，不停地撬动检验勾爪，修正不合格的“阿婆脚”。铁架的两个勾抓长短不一，我们叫它“阿婆脚”，有这种“脚”型的架子是不合格的，必须矫正过来。这只是整个制程链条的一环，每一个产品的每一个部件，都经历过类似这样亲密的抚摸与甄选。

这是一场没有观众的演奏，所有人都陷身其中成为符号；为了维持机台的高速运转，为了完成一个音符的响亮，许多工友甚至献出了血肉模糊的手指。在这样永无休止的吞噬和产出中，工业区日新月异地旋转着，膨胀着。

不容置疑，我们都曾被一种巨大的热情吸引而来，只是现在，有的热情正在消解，有的热情隐藏得更深了。那种曾经在我内心里嘶咬的激情，仿佛已经波澜不惊。随着时间弥久，工业区生活越发的平谈了，而我，似乎正在慢慢地适应和习惯它。工业区总是悄无声息地包容着这一切，而人们很容易就漠视了自己的年轻。

有一段时间，我靠练习普通话来打发无聊。在宿舍外的走廊上，从“剥，剖，摸，拂”开始，第次练习声母韵母；然后找出预先选好的一些精美文章的段落，忘情诵读。这一刻我会完全地陶醉在朗读的喜悦里，感觉那些音标和词语在舌头指挥下，千军万马般列阵奔跑。舍友们跟着就嘲笑起来，我旁若无人的神情，常常招致他们诧异不解的白眼。

而厂区外面，是大片等着被开发的空地，它们是未来的工业区。此时，空地上长满了野草。这些野草庞杂丛生，枯荣自便，显得孱弱又顽强。夜风渐起时，它们带着被剔除与忽略的命运，在风中唱出丝丝的歌谣。它们随风而寄，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屈辱与欢乐；它们，有时候也是一群失去身份的外乡人。

在工厂的集体宿舍，我用一个大纸箱做成简易的书桌，铺架在铁床上铺的床头，然后用墨笔踌躇满志地写下“人无志不立，志无恒不成”的铭言。我开始愤青起来，在枯燥的流水线生活外，我学着自己制造一些东西来警醒自己，宛若漂流在苍茫的大海，我必须给自己找一根形而上的稻草。我学着在那个被废弃的纸皮箱上打发无聊和空虚，我在上面读书，写字，珍藏生活的秘密。

我必然要写到蚊子和老鼠，那些在黑暗中穿行的物种。凡是到过南方的人，大多与它们有过亲密接触。它们的生存环境阴暗、潮湿，虽然时时被追打和袭击，但它们具有惊人的生命力，总是遍地漫生，活跃盘居。在最艰苦的日子里，我也曾数次与它们遭遇和相依。

栖身于工业区，即使在墨黑的夜色里，我也能准确感应到一只蚊子轻盈地降落于我的臂膀，我能听见它贪婪的吸针啧地扎进肌肉，疼痛在一瞬间产生，并酥麻麻地扩延。我知道它完全没有意识到处境的危险，我感到它的小肚子一点一点鼓胀起来，它一定沉浸在巨大的收获的欢悦中。

它的满足与安然让我顿生伤感，我抬起的手掌便会慢慢垂放下来，隐忍着痒和疼，直到它心满意足的离去。我想，今夜就让我孤独的血液，尽情地喂养一下南方这只饥饿的蚊子吧，它和我，是如此的惺惺相近。

我承认，恶劣的生存环境与不公正的生存际遇，让二者之者具备了某种相通性。但更多时候，我不喜欢那样的隐喻。蚊子和老鼠是寄生的，是掘取的，它们其实更像某些不劳而获的优裕阶层，潜藏于生活的暗处，想尽千方百计躲避阳光，让自己变得贪婪和肥硕。而我的底层兄弟，是勤勉的，是付出的，他们曝晒在日光下，靠自己的劳动谋生，黝黑挺拔，端庄坦然。

这时我会不由自主的想到一个陕西安康的同事。他姓杨，个子敦实，眼神倔强，梳着四六开的小分头，嘴角微微上扬，嘿嘿笑着荡起的小酒窝里，隐藏着黄土高坡人特有的狡黠。“陕西有八大怪，油泼辣椒儿，也当菜——”他说话时拖着浓浓的秦腔调，充满高原韵味。他就睡在我对面的下铺，床头一本厚厚的《平凡的世界》，已经被翻得破旧不堪。

这个工业区里的“孙少平”，他有两个理想，一个是要在元旦节前穿上“带兜的裤子”，另一个最大的理想是赚点钱回去打一口好窑洞，让父母过上舒服体面的生活。“带兜的裤子”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很潮的休闲裤，裤身前后挂满口袋。他的想法很现实，他要从衣着形象开始设定目标，具体地改变自己。他觉得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融入城市，至少，在生活方式上应当如此。我欣赏他的思想，同时深深地理解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奋斗，来捍卫生存的尊严。

为了打发紧张日子间的空虚和平谈，我和杨君策划了一场没有结果的爱情。我们首先在女同事中间锁定目标，计划着联手出击各个突破的可能。那一年的圣诞节，我们精心抵挑选了小礼物，当然，礼物也不过是一些糖果、饼干之类的小零食。然后潜伏在她们下班必经的路口。那一刻，我们忐忑如初出林莽的小鹿，焦虑不安地等待着意中身影的出现。

捏着一手心的冷汗，我们终于口齿不清地把礼物送出。然后如释重负。接下来一整夜的漫长想象，弥补了那个年龄莫可言状的缺撼。第二天，女生们开始掩面而笑。她们把我们的举动看成半真半假的试探，她们内心里荡漾着小微澜，但她们学着矜持和不置可否。

这些可爱的小姐妹，她们大多数十八九岁，正值青春年华，姣好的面容绽放着自然的光泽，她们身着工衣，在流水线的工位上，如小雀鸟窃窃私语，如小牛犊不知倦怠。她们不知不觉地享受和挥霍着她们的美丽，她们仿佛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忧虑，她们安然知足，不时地笑出一串串清脆的铃音。

由于青春时期天生的笨拙，使得那尚未萌芽的爱情像笑料一样草草收场，不了了之，它或许成了活泼的女工友们内心里不得而知的秘密。此后生活照常，只是彼此的眼神里多了些人间的亲近与温情。她们都跟我一样，外表刚强，内心脆弱，她们似乎还经不起一次风霜的侵袭，所以必须学会警慎，学会小心翼翼地自己保护自己。

若干年以后我才惊讶地发觉，当时光飞转盘回，那些在一九九九年美丽过的事物，它们倏然醒活。那些生产线上跳跃过的身影，她们的美丽历经岁月的磨洗丝毫没有褪色。是的，我仍爱她们，那些单纯而热情的姑娘，那些流水线上的花蕾。她们以青春为底料，滋养了这个国家成长历程中最活跃的经济细胞；她们无怨无悔，毫无保留地展现着她们的犹豫和真实。她们的质朴与灿烂，像沉甸在南方大地上透亮的蓝宝石。

据说后来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夏天，在一小旅馆里，杨君通过一番穷追猛打，得到了久违而短暂的爱情，同时献出了自己的贞操。再后来，他具体而现实的愿望一个一个实现了。他穿上了带兜的裤子，他有了他的自行车，他重新有了自己的女人和孩子。他在家乡山冈上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宽敞明亮的新窑。杨君是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多年闯荡生活的磨爬滚打，让他摸索出了属于他自己的生存哲学，他内心欢喜并引以为豪。

每个年龄阶段都有着属于它们自己的使命，在合适的年龄做合适的事，或许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工业区成为很多寻梦者人生的第一站，很多人在这里重新认识生活，脱胎换骨。但它终究只是驿站，它抚慰不了人们羁荡不安的心灵。工业区每天都有新人到来，也有人离去。工业区留下一些人的忧伤，也让他们慢慢地成长，只是，有的成长过程是多么曲折和漫长。

工厂的生活是机械重复的，是单调局狭的。打卡，上班，吃饭，加班，再打卡，下班，睡觉。时间是被限制的，空间也是局促的。流水线皮带被旋转阀轮拉得吱吱作响，涂装车间刺鼻的天那水气味泛滥如潮，四面都是拉着铁丝网的高墙，白炽灯成为唯一闪烁的星星和太阳，这样的日子无疑会让一个人陡然生闷。所以每次下班后，我便迫不急待地想溜出去。

厂门外行人和车辆川流不息，那些赶生活的人总是脚步匆匆，他们甚至无暇停下来彼此对望一眼。顺着左边的街道一直走下去，有一个工业区公园。公园原来是一处臭水塘，它的四面都是工业区厂房。后来当地管理区为了十几万外来人的生活便利，把臭水塘改造成了休闲公园，同时腾出几栋旧厂房，改建成了一条商业步行街。

公园周围星罗棋布的挤满简易小门面，一天到晚灯光明亮，兜售着各种各样的小百货，充值卡，衣物。煽情的大喇叭震耳欲聋，吐着当年最火最劲爆的流行音乐，处处充斥着“出血大甩卖”的阙词。园子南面有一条小食街，每到傍晚人潮如织，蒸包子的笼子热气腾腾，羊肉串烤得喳喳响，四下里乌烟障气，热闹，嘈杂。而隔着网格布帘子的黑网吧，穿着工衣的人进进出出。

园子用仿古色的围墙与四周的喧闹区隔开来，栽了高大的热带海椰和大片的芒果树。中央是一个人工湖，竖了假山喷泉，一座大理石砌成的石拱桥通入湖心的人工岛。曲径通幽，逛完超市或夜市归来小情侣，大多会去湖心岛上相拥吻别，那是他们一天难得的好时光。

有一段时间，我也沉迷在这样虚浮的繁华里。时而穿梭于夜市的街道，听人讨价还价的说笑；时而挤身于风味小食店，犒劳一下辘辘饥肠；有时也踱上湖心小岛，倚着亭阁的栅栏，看湖里的锦鲤游来游去，漫无目的，或为一丁点的面包屑争相雀跃抢食。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走出厂门往右拐一个弯，步行百里，独自走上一块隆起而开阔的小山丘。山丘不远处即将修建的一条环城通道已经动工，深层的土壤被人翻垦出来，坦露出了赤诚的本色。坡上横列着一片郁郁的荔枝林。采蜜的蜂儿已经归巢，微风轻拂处，轻枝和细叶儿亲密地厮磨着。

伫立山头，感受习习的凉风，哼着跑调的曲儿，或对着远方纵情一喝，听回音袅袅。此时，林子里鸣叫的雀鸟成了我忠实的观众，那些无名的青虫都是我贴心的友人。极目虚缈的天边，一轮夕阳摇摇欲坠。如果铅色的天空是一张铺开的信笺，那么落日必定是来自故乡的一枚红印章；是天涯滑翔的白鹭把它衔带来的吧，那宁静无言的寄意，刹那间把我温情地贴慰。

如果恰巧是周日，我会约三五同事好友，穿过隐在高速路下的一个小涵洞，顺着一条凹凸不平的泥沙路，涉往林山深处。荔林浩如烟海，顺着盘山的小路一弯一拐，嗅着清新的草香，时有豁然开朗之感。远离城市的喧哗，暂别素日的枯燥，谈笑风生地回到大自然的怀里，本是件多么惬意的事。我看到路边和野地里，丛生着不出名的野菜与草花；我看到秋收后漏网的红薯，还在土地里挣扎吐出新叶，它和时间较劲。

在山林的更深处，有两口汩汩不息的水井。一口是人工打出来的，一口是自然生成的，两口井相隔竟不过百米，前来打水的人络绎不绝。水井带给我永远的遐想和滋养，隔三差五的，我便会去水井边玩，我要用那纯净的井水，淘洗寄居生活的嚣尘。后来，我写过一首相关的小诗，题目就叫作《井》：

抵达一口井，只需牵出小吊桶

和一根柔韧的井绳

而要捞出井中的影子

水必淹过我所有的脚印

我还未来得及

从水井中取出你所馈赠的珍珠

唱着旧儿歌的雀鸟就已飞走

它们惊颤的翅膀

拍碎了井底波澜不惊的容颜

我将坐在攥满时光苔藓的井沿

看这晃荡的海

正从花季涌向暮年

这时，一种深深的失落和怀念再次无声地将我缠绕。我固执地认为，水井是来自大地的馈赠，有水井的地方就靠近故乡。

除了上面描述到的一切，在工业区的边沿，我还看到很多棚居在荔枝林里的人。他们白天在城市间加班劳作，夜晚才宿身荔荫；他们起居简陋，分住在用石棉瓦或楠竹编饰而成的简易棚子里，拥挤逼仄，随地而安。他们中间，有浑身粘着黄泥巴的建筑工人；有躲避查暂住证的流水线职员或临时工；有卖水果、做小生意被城管驱逐的小商贩；有些是收废品、捡垃圾的老人和妇女，形形色色的“战利品”占据了住所的大部分空间；有些人在山上承包果园，还在林间空隙里种植蔬菜、蘑菇；还有一些人在山坳的池塘里，养殖着成群的水鸭；有一户人家在林子里养猪，几十条仔猪抢食刚刚从工厂回收的潲水料，猪圈的门口盘坐着一条舔着舌头的老黄狗。

这些边缘者，候鸟一样穿梭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他们都是我似曾相识的乡亲。他们抛家舍亲来到城里，却一直游离和生活在城市的边沿。他们都是优秀的匠人，他们运用自己娴熟的手艺，把别人的城市养得滋润光鲜，却被拒之千里，遭受鄙视和驱赶。他们跟我一样，都是在城市没有根的人。

夜以继日的工作之余，我在这里给远方的朋友写去信笺；我给家人打电话说自己“过得很好”；我在生产报表的背面，写下漂泊的诗行；我在狭小暗淡的窗台里，眺望工厂外面高阔的天空。就这样，在一个叫做赤岭的工业区，我成为一颗钉子，过着机械重复的生活；我挤出了自己的青春，而未来虚渺，春天遥远。

一九九九年的阳光不紧不慢地挪动着，闪亮着，偶而夹着些阴影与乌云。它们照在工业区的上空，它们穿过我年轻的身体，它们俯瞰着工业区生活的真相，并在我柔软的心灵上留下斑驳的投影。随着颜容日损，韶光飞逝，我渐渐觉出一些温和，也有点躁动不安起来。

就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我的内心里有些惶恐，又生出些莫名的期待，总是思忖着要去做点什么。最后和几个要好的同事相约去工业区照相馆照了一张相片。相片里大家不约而同地表情灿烂，笑得甜甜的，看不见一丁点的黯然与愁容。

那天晚上的最后一刻钟，我意外地收到一张远方寄来的明信片。有友人嘱我珍重，愿我平安和幸福。那是世纪末最后最珍贵的祝福，让我由衷地感动和觉得温暖。流乡千里，友别亲离，从此天涯，思恋断肠。那天晚上彻夜难眠，我趴在摇曳的铁架床上抚着这份牵挂，思绪翻越千山万水，心情久久难平。

那一夜，工业区似乎倏地安静下来，整个世界都沉浸在跨世纪的惊喜中。这种惊喜让我沉迷，也让我无由地庄重起来，我特意起身跑到工业区寂静的街道，捡了一片泛黄的落叶夹进日记本里。我想很多很多的节日或仪式，生来就是让人虔诚的。唯有经过那个庄严的时刻，我们才最终领受一场心灵的洗礼，自此洁净新生。

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一刻，我已经在心里酝酿着要离开工业区，是的，我迟早要和它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