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东莞诗歌观察

2010年东莞诗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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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新年伊始，由诗人方舟选编的《在路上——东莞青年诗人诗选》正式结集出版。编者从与东莞关联的诗人诗作中精选出七十七位代表性诗人、四百多首诗歌作品结编成集，是对东莞诗人及其创作的一次集中整理和检阅，也可以说是对东莞诗坛近三十年来诗歌创作成果的一次总结。这本具有资料性和原生性的诗歌选本，应当说是东莞诗界这一年最重要的年度收获。

分析和观察这次选本收录的诗人，其中六零后诗人二十三人、七零后诗人三十五人、八零后九零后诗人十九人，它从年龄层次上基本反映出东莞诗人的世代关联，东莞已初步形成一支以六零后作领队、七零后为主体、八零后为递进的诗人群体。这个群体创作实力雄厚，在广东乃至中国诗歌界具有不容小觊的影响力，基本可以称之为“东莞诗群”。

作为世界工场的东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验地，容纳着数以百万计的“怀揣车票的青年梦想者”，生存现实与人生理想的煎熬必然在这里开出思想的火花，独特的人生体验与情感指向渗透到喷涌的文字里，让东莞的诗歌作品蕴含和呈现出一种南方场域独特的“制造纹理”。其切入现实的深度与广度、其展现出来的活力与韧性、其创作的原生态与多元化，均是全国少见的。可以说，东莞的诗歌生态及其特质，为中国诗歌发展提供了生动而丰富的新鲜经验与尝试，从这个角度上讲，诗界对东莞诗歌的关注与研读还显得远远不够。

当然，要在诗人和他们的作品之前，加上一个地域性的定语是不准确的。因为任何前制性的称谓，无形之中构成了对主体的限定与束缚，同时这种前制性的解读，限制了我们理解的境域，有悖于诗歌的自由精神。所以在谈论“东莞诗人”和“东莞诗歌”之前，我想说明东莞作为一个地名，在这里仅仅是一种地理场域上的归类和指认，仅仅表明诗人们生存和生活过的一个特定空间，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的涵义。

这句话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指东莞诗人和他们的作品其实是不囿于东莞的，他们的现实体验与灵魂歌吟，具有生命独特性和时代普遍性；同时也说明，无论从诗人的气韵到作品的质地，真正有东莞地理意识、融入东莞价值元素的还很少；东莞“主流”与诗歌之间的某种偏见或隔阂，致使诗歌与这座城市分离，东莞诗人在精神上大多是东莞的过客，他们并不真正属于东莞。东莞诗歌的民间性依然是它丰富性的源泉。

2

把东莞诗歌简单的理解为所谓“打工诗歌”是肤浅的。东莞诗歌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生存苦痛的嗷叫，它是现实主义的，是打工和流浪的，是底层和原生性的。一类是失落心灵的挣扎，它夹带理想主义的原核，和现实保持某种距离，它抗拒和审视，它同时是人文和智性的。嗷叫与挣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莞诗人的生活现实和精神状态，但诗歌内里所包含的生命体验和精神指向，远远超出所谓“打工诗歌”范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南方经验写作”姿态。

的确，外界关注和争议比较多的是关于东莞的“打工诗歌”。其实“打工诗歌”只是东莞诗歌中很少的一个部分，它在题材与社会特定背景中具有一定的眼球效应，其中也有些真挚与鲜活淋漓的作品，因揭示了这个时代某种隐密的真相而倍受关注。可是它在东莞的过分渲染，一定程度上反而遮蔽和混乱了东莞真正优秀的诗歌。

在东莞比较优秀的写实作品，大多超越了“打工诗歌”的界限，比较典型的比如“诗人方舟的诗《机器的乡愁》较早地揭示了工业文明下生存境遇的坚硬冰凉，同时抒发了对故乡温情的怀念；刘大程的长诗《南方行吟》以史诗般的深沉吟唱了曲折的南方遭遇和内心隐密的理想；柳冬妩的诗评《城中村，拼命抱住最后一点土》点击与见证了农民工与流浪诗人们在乡镇城市化进程的彷徨和坚守；何超群的诗歌《风中的城市》刻录了知识分子在市场化过程中经受的理想煎熬与心灵历程；而郑小琼的组诗《黄麻岭》更是南方工场生活的一个生动隐喻和典型缩影。” 此外，如诗人彭争武、蓝紫、孙海涛、李笙歌、知闲、厚街朝歌、池沫树、谢常太等，他们书写的真诚与真切，都无形之中担当了时代摄影师的角色。

而东莞另一类宏阔主题的诗歌，那些关乎理想情操与生命自由、关乎自然觉悟与人生悲悯类的作品，却恰恰长期被诗界所忽视。这些纯正的、来自心性与灵魂的作品，或内敛浑厚，或超然高蹈，或安然自在；它们是诗人心灵世界对现实苦难的自然消解，它们来源于诗人臆想或灵魂的启示，饱受现实的侵浸却不染现实生活的尘嚣。 这类作品跨越题材与时空的局限，直抵人心，具有某种永恒的艺术气象。这些诗人一般沉潜于野，他们都是安静的诗歌劳动者，或者不安分的心灵驯化师。比如诗人百定安、蒋楠、袁仕咏、赵原，湘莲子、傻正、祝成明、湖南白沙、陈亚伟等，他们的作品从不同角度切入生活，保持了纯正诗歌的抒写气度。

让人惊讶又似乎理所当然的是，进入二零一零年以来，喧哗一时的“打工诗歌”刚刚被端上“主流”的盛宴，还没来得及被一抢而光，很快的就凉却下来。以“命名和运动”为流行的写作模式，正在经受时间庄严的淘洗。这也似乎说明，北方的“大佬”与南方的“新贵”们把整个南方的诗歌写作，简单地解读为所谓“打工诗歌”是肤浅和不负责任的。也许他们自己也心知肚明，他们的拉抬与吹鼓，有时候不过是为了突显一下虚高的悲悯关怀以及纠葛于现实利益的摇摆权衡。

东莞的诗歌创作，一如既往地有着它自己的指向和生命力。

3

二零一零年，旧的十年结束，新的十年开始。在经济转型的热潮下，东莞的诗歌创作也出现某种“转型”之象。一批曾经优秀的诗人，正从诗歌的圈子中隐退，他们选择了另外的生活方式。有的忙着赚钱；有的奔走他乡；有的兴趣开始转向其它创作，比如写小说与散文、搞摄影或绘画；有的忙着别的不为人所知的苦难生存或过着更优裕的生活。我认为这一切都是无可厚非的。诗歌是创作者个人的选择，不能一味地要求诗人们必然要成为诗歌的殉难者，他们有权利选择更好更自由的生活。我只能说，不管走到哪里，诗歌都曾是他们隐秘灵魂的安栖之所，顺着诗歌的道路，随时可以重新摸索到他们曾经的驿动之心。

除此之外，东莞诗坛出现了难得的平静与回归，这或许是东莞诗歌和诗人们的幸运。因为这种平静与回归，会让我们抛离浮躁，回归到诗歌与艺术本身。

在这个平和之年，颇受身份纠缠的郑小琼，开始从桎梏她的各种标签中挣脱，完整“现形”，还原出她真实可爱的一面。显然，这时候的她显得更加自由，也更加充满自信。在她致力创作《纯种植物》与《女工记》两部诗集的时候，她的创作出现两种不同向度的试探：更自由的思想和更深入的专注。在她的《纯种植物》里，她完全脱去身份角色的外套，尝试排除各种概念与脱离一切背景的干扰，让语言和思想回归飞翔的原态，因而更像一次自由的、精准的舞蹈；而在《女工记》的写作中，她要求自己与所写的每一名女工进行对象置换，她亲身体验，和她们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和融化，她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吃住、生活都和她们在一起。她要让自己不断地成为一个她，另一个她，直至她们。这种“唯我”与“忘我”的新况，对东莞诗人的成长与转型，或许同样具有某种指示或借鉴的意义。此外，诗人刘大程正着手创作他的行走系列诗歌，他作品酝酿的气场总具有无声的感染力，值得让人期待。

在这里，我要着重说说多年来备受疏忽的几位东莞青年诗人，以及他们写作的一些新的动向。他们对诗歌的坚持以及他们作品反映的文本实力，表明诗坛对他们的关注是不够的，他们的姿态与身影，应当为更多的读者所熟知。

湘莲子。这个热情和纯粹的诗人，她才情并茂，有着深厚的词学功底，执着于诗意理想，内心里收藏着词语的火焰，却一直潜伏和游离在东莞诗坛的边沿。多年来她在文学的圈子中活跃奔波，她无私的热心和侠义情怀有目共睹。她和她的作品在东莞的视野之外，受到更多的欢迎和关注。2009年，湘莲子在广东梅州的一个果园修建了一个小木屋，一有闲暇就去那里读书，观心，写作，梦想，她是一个敢于把诗意理想付诸行动的人。

湘莲子的作品富有实验性，叙述、思辨的字里行间，溢渗着思想的锋芒，写作技法多样，擅长把心里分析与意识流法引进诗歌创作，常常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阅读新奇。或许，文本更有说服力：

街头，一个犯桃花癫的女人

她站起来了，操一把剪刀,
她站了很久，操一把剪刀。
她正用这把剪刀剪一块桃红色丝巾,
她只穿了一条白垩粉弄脏的黑裙。
 
她剪下的碎片似桃花谢落，
满目疮夷。她将花瓣兜在裙里，
撩起裙子，向怜悯她的路人
发出嘲弄而尖利的笑声。
 
她含着裁缝的十个乳头，十个乳头
分别长在裁缝的十个手指上。
她说：“裙子是裁缝做的，我也是 
被人漂染、裁剪和缝制”。

从街头一个极易被人忽略的小人物身上入笔，诗人用细致的观察、描写，揭示出命运的悲悯和荒谬。这个时代就像一个巨大的隐喻，生命也是“被人漂染、裁剪和缝制”的，这个“犯桃花癫的女人”，如同一种暗示和嘲讽，“她”说出了我们生存的某种真相。这样的惊讶在她的其它很多作品中都有体现，如《我知道，冰川里藏着火种》、《火祭》等。此外，她的随笔《木屋蛰居笔记》也值得一读，那是诗意的栖居，那是心灵与自然的交响。

蓝紫。之所以要说说蓝紫，是因为近来她作品风格出现了新的变化，她的写作跃进了一个新层次。而这种跃进，对于东莞底层写作，具有示范的意义。蓝紫很长一段时间的写作，是一种底层视野，停留纠葛于打工生活与乡士情结。或许，是大量的阅读与思考改变了她。也就是说，仔细对比阅读我们就会发现，从蓝紫离开工厂生活以来，她有在不断地突破。

基层的经历可以培养我们观察与思维的习惯，但还不足以产生思想的火花。从实到虚，从物质与肉身的“疼痛”上升到心灵与精神的“疼痛”，这是一种洗礼，也是一种升华。唯有体验和经历这种心灵嬗变，才能进入一个更加开阔的世界。蓝紫无疑领会到了这一点。所以她最显著的变化在于，她成功挣脱了桎梏她的“打工”生活，让生活呈现出更辽阔的真相，她也因此具备了从生活具象进入触动人物命运与灵魂的能力。

大地

我委身于你

寒风中的陨石，寂寥的旷野

像一粒种子，在你的梦幻中汲水

扬花，抽穗。而一直忽略了你

在尘世，我有着不可告人的

贪心和迷恋，攫取，掠夺

我的动作被赞美，被时空容纳

却不知在时刻侵犯着你

我们践踏蹂躏，而你一直忍受

包容我们的无知、骄傲、幼稚

还包容我们死后的骨灰

大地原本是抽象的，可此刻，作品呈现的“大地”又是如此具体。它是和生活关联的，它包容一个人生活好和坏的全部，也包容我们终极的命运。面对大地的“辽阔与包容”，生命自身又是何其虚缈。历经从“生活”到“命运”的蜕变，无疑，蓝紫已经成长为一名非常优秀的诗人。

赵原。这是一个湮没在民间的有思想的诗人。他的写作功力扎实，底蕴深厚，阅读和视野都非常宽阔。他的作品有的直接利落，有的暗藏锋机，有的宽厚绵实，抑郁与恣意之间，具有指问人性、叩响命运的悲情主义色彩。或许，他的本意很简单，只是想揭示活着的自由、真实与爱。在写作风格上，他的叙述方式显然受外风影响较多。

马群

顺着一条河流走上去
你终会看见大雾迷漫的秋天
看见马群  巨石般地
洒满河流两岸。巨大沉默的马群
冒着热汽的鼻孔  和冷却下来
的天空。迎着大地的斜坡
你终于走到了这里  这片
神明般的草地；枯叶中
冰雪的气味已经覆满对岸
匆匆忙忙  鸟使劲拍打翅膀
把满腹的草籽和石头
运往不明国度  而你不知道
这些沉默的马  停在这里
是坚持  还是等待
它们黑沉沉的身体  吸收了
水上最后的光亮  而在它们四周
是更明亮的秋天

这首诗更像一幅静物油画，它的寂静接近永恒。在这里，马群就像一面“镜子”，照映出诗人赵原内心不为人知的“沉默”与“光亮”。有人说赵原是一个“老愤青”，我觉得“老愤青”恰恰正是他最真诚的表现。尽管他身上有些不招人喜欢的“坏毛病”，但这并不防碍他写出优秀的诗歌作品和成为一名好诗人。

孙海涛。在东莞诗人中，他应当是坚持把打工题材写进诗歌，同时写得最娴熟和真实的。他就像深入底层的一把摄影仪，清晰准确地录下了底层人物的苦辣酸甜。他的作品真实、利索、自然。他笔下的生活，粘有一些无声的委屈与苦难，也有难得的满足与阳光。他是一个固守理想、书写当下的优秀诗人，当所有人弃城而去的时候，他依然守护着他自己内心的城池。

后山

总有一小块天空，挂在那里
有时是白的，有时有麻雀
将唧喳声扔下来。恰好够
一簇枞树打破沉寂之用
有一些草木我还叫不出名
拐弯处的斜坡我还没去过
桉树就像桉树那样站着，没有
新的姿势。落叶松一抖动
就有隔年的青春落成枯黄
不需要呼喊，牵牛花还是慢腾腾地
趴在灌木之上，爬，爬
那些足迹已经隐没，因此
来爬山的人也回到了原来的住处
如果够仔细，还能够听见树影间
停留着一些喘气声
以及发现了秘密后的欢笑

 一小块天空挂在那里，常常就有了仰望、发呆
并非我喜欢这个姿势
在车间靠窗的机台边，我一抬头
就成了这个样子

没有娇挠造作，没有豪言壮语，它们安静，细微，坦然，甚至有些卑小，但是让人感动。这个真诚的底层书写者，目击、亲历与承担，都已成为他生命意识里难以割舍的情愫。

知闲。八零后，主张新现实主义写作。这个在“卡夫卡的树上”放歌的诗人，是东莞指向现实书写的一个苦行者。他在东莞一个叫作“鸬鹚窝”的地方生活多年，他本身就像被生活赶下水的一只“鸬鹚”，盘居底层，洞悉苦难，内心焦渴，饱受理想和诗意的煎熬，他的作品是东莞低层书写不容忽略的生动镜像。

现实书

你必须承认：街头上拣破烂的肮脏孩子

和你互为影子。在将来或者此刻，辨证的多棱角

对比中，或许你比他们显的更加贫穷。

同一的太阳，有些人在失去，有些人在得到。

诗意的天空布满乌云，一群孩子在乌云下

用玻璃球赌博。赌注是西城角花枝招展的妓女或者

那群孩子的母亲。她们身上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

病痛或心事，谁又能够如同了解自己一般了解她们。

我们都是被生活随意玩弄的奴隶，一吨的苦难

正在向我们微笑。除了选择狐狸或者狼的身份

否则，你就会成为下一个被吞食的羔羊。

进化比任何变化都可怕。摆脱尾巴似乎更容易

隐藏身份，而这，只是一个刚刚走出校园的思想

道德之风改变了他们，还是他们改变了道德之风？

粮食养育人民，人民将汗水交给粮食繁衍汗水。

这不是单纯的借力生力。

就是这个发现“一吨的苦难，正向我们微笑”的诗人，多年来怀持理想绝不向生活妥协，竭诚竭力操办着一份在诗界颇具影响力的诗歌民刊。我想我们有理由向这样的诗人致以敬意的目光。

不容置疑，2010年以来，诗人百定安的浮现依然是东莞诗坛最重要的收获，他直抵生命人心的诗歌作品与旺盛不枯的创造力，给东莞诗歌注入了活力催化剂。此外，诗人李笙歌也是徘徊东莞民间的一位优秀诗人，他的诗语言清新流畅，注重细节与诗性情怀，有着不凡的品质和个性；诗人傻正，他的作品有着纯正的文学素养和诗歌气质，是东莞诗歌一股清新的气流；诗人厚街朝歌沉浸在南方城镇的浮光里，他用诗歌描下现实的光斑与影像，让我们看到一个青年在这个时代前沿“真实的幻觉”；诗人陈亚伟的诗简练干净，质朴自然，物像确具，意像清远，留给我们耳目一新的印象；诗人郑子龙坚持安静的写作与思考，喧哗之外，他“从容走过”的身影也是东莞诗歌不可疏漏的风景。

4

浮躁与急功近利，一直是东莞文学体内的两道虚火。这是南方物欲至上的生活现实对文学经年侵害的结果，也与近年东莞推崇的“摘果子文学”有关。为了出文学成果，四处招引所谓“名家”、“大家”，把他们的创作成果贴上“东莞制造”的标签，简单易行而无须精心培育。当然，这种“速成文学”也常常被人称为“钱多人傻速来文学”，成为外界的谈资与笑料。可喜的是，东莞的诗歌创作一直保留了它自己的清醒与独立。

二零一零年，在之前的荷花文学奖基础上，东莞新增了香市杯广东青年文学奖和广东省大沙田诗歌奖。前两个奖项属于包含诗歌专项的综合文学奖，而大沙田诗歌奖更是一个诗界的专门奖。这对于东莞的诗歌发展来说，显然是有益的，它起码为诗歌创作竖起了一个可以目及的杆标。在首届香市杯广东青年文学奖中，东莞诗人方舟、刘大程获奖，在大沙田诗歌奖中，东莞诗人百定安获奖。这是对他们多年来精心创作的优秀诗歌文本的一次奖掖和激励。

以评选奖项来推动当地文化发展，激励地方文学创作，发现优秀的作品与写作人才，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荷花奖因为从关注本土文学出发，连续举办两届，已形成一定影响力；而“香市杯”奖与大沙田诗歌奖均是首届，运作有些仓促，除了一个颁奖仪式，对作品的评读、研讨、反馈反而稀少，有草草了事之感。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文学来不得投机取巧，文学奖项也是。作为一个纯文学或诗歌奖项，主办方应当有长远的目光和开放的胸襟，不要急功近利，任何一个文学奖，只要能坚守初衷，持续不断地做下去，必然会对产生相应的影响力，从而真正推动地方文化发展。

这一年，东莞又有一部分诗人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如祝成明《河流的下游》、赵原《晨曲和叙事诗》、尹宏灯《奔跑》、池沫树《穿裙子的云》等。在东莞，正式出版过诗集的诗人超过二十家，如何超群、方舟、航亿苇、彭争武，郑小琼、刘大程、袁仕咏、侯平章、黎启天、蓝紫、陶天财、张绍民、柳冬妩、熊隆重、庞清明、傻正、郑子龙等。这是东莞诗歌创作实力的一种明证，不足之处是，东莞不太注重对诗歌作品集的研读，毕竟收录的作品会有良莠不齐，很多优秀的诗歌因为结集出版而寿终正寝，得不到有效交流和传播。

2010年以后，风行一时的东莞网络诗歌开始消沉下来，随着大部分诗歌论坛的关闭，个人诗歌博客与微博开始日渐兴起。东莞的诗人大多建有自己独立的文字博客空间，微博空间，而利用QQ群等即时通讯工具成为交流的主要渠道。诗人们已经不以公开发表作品为然，一方面大刊的公信力不断地被消解，另一方面，纸媒留给诗歌的版块也日渐稀少。譬如在东莞本土，日报和时报的文艺副刊已经基本名存实亡，除了文联办的《东莞文艺》、《南飞雁》杂志还能看到一些来自基层的诗歌作品，其它做得比较好的镇区文学，比如《长安文学》等，诗歌作品也不过是一个附属。

因此，诗歌民刊依然是东莞诗歌传播的最主要的阵地。在办民刊过程中，东莞诗人们开阔的视野与辽阔的胸襟，也让人由然而生敬意。2010年以来，很多民刊因各种原因或停办或艰难前行。由刘大程、方舟等主办的《行吟诗人》，一如既往地坚守着民刊的诗歌阵地，诗人知闲主持的《大西北诗刊》，这一年对西北五省诗歌进行了全景扫描，开阔大气，深受好评。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青年诗人池沫树创办了《小不点儿童诗报》，它可以说是国内第一份民间儿童诗报。

诗歌在民间的自生自灭与起伏发展，说明了东莞诗歌的民间性；同时也说明主流体制依然对诗歌有着某种天然的隔阂。他们中间很多人并不真正懂得诗歌。因为要真正走进诗歌，要完全理解与包容它，首先要求人们对诗歌怀持应有的敬重与虔诚。

2011年6月20于仰天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