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声同志

前年一个冬天的下午，我在健康北路上走着，迎面走来一位剪白寸头、穿军大衣的老人。

他把我拦下来，用手指着他的侧前方，问我：“同志，健康南路是那一条？”这是一个十字路口，实际上南路并不与北路贯通，向左转才是南路。我往左边一指，向他恭逊地说：“老人家，这个路口向左转才是，您就在这个路口转就行！”老人利索地点了点头，嘴里念了一句：“好！”于是向左边走去。他回过头来，对我说：

“同志，谢谢你。”

这是我第一次被称呼“同志”。我在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入了团，但因为年龄小，作为共青团员的我从未被人叫作过“同志”。我还记得，校领导为我佩戴上团徽的时候称呼我“小尹”。

老人走得远了，但这声“同志”却久久地回荡在我的脑海里、我的血管里、我的心里。我虽然没被称呼过“同志”，但我对这个词却有很深的印象。小时候，我喜欢一个播动画片的电视台，它深夜档就安排播放《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地雷战》等黑白电影。在这些老电影里，一声声“同志”此起彼伏，给人以厚重的年代感。大了以后，我又看了一些军旅题材的电视剧。现代电视剧为了避免“同志”这个词的年代隔阂感，更偏向于用“兄弟”之类的词。的确，“同志”这个词太刚毅了，所以改称“兄弟”，大概是想显得更有人情味一些吧。

后来上了大学，也读了不少书，我尝试着去了解“同志”这个词。我发现，“同志”这个词近代最早是在清末的革命军当中使用的，后来用到蔡锷的护国运动、二次革命、国共合作、北伐运动。到了后来，在国民党内部，彼此称呼可谓是一塌糊涂，上层将领之间称“某兄”“某座”“某先生”；底层士兵同被抓壮丁的互称“老乡”“老兄”“哥”“兄弟”，而绝大多数则是彼此之间恶语相向。“同志”一词反而被我们中国共产党发扬光大，成为我军、我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称谓。

我至今仍认为，“同志”是汉语中造得最好的词之一。《国语》载：“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汉书》曰：“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孙中山先生遗言“同志仍需努力”，同心合力，共图大志，不是兄弟，不是同胞，是为同志。人类历史上，将人与人连结起来的方式有很多，有婚姻、有宗教、有血缘、有利益、有同年及第。但是“同志”不一样，“同志”是“共同志向”。人类将心中的理想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粘合剂，是人类极为重要的进步。英文里说“Comrade”，其组合方式与中文类似，也是复合而成，一个是“comr”，是“共处一室”的意思；“ade”是“一群人”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同处一室的一群人。这虽然也能引申出“共同志向”的意思，却怎么都比“同志”两个汉字少了些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味道。

去年寒假，我从西安坐高铁回家。在列车上，我起身去找洗手间。我在列车最中间那个车厢，怎么也找不着洗手间在哪儿。这时，狭窄的过道里正走来一位乘务员，我准备向他询问。我突然被难住了——我称呼他叔叔还是大哥？称叔叔，对方的年龄显然还不至于是我的父辈；大哥，未免有些太江湖气了。于是问了他：

“同志，洗手间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我为何称他“同志”，不清楚是不是那位老人家的影响。那位乘务员怔了一下，不晓得“同志”这个词指的是不是他。但很显然，狭窄的过道里只有我与他对话。于是，他利索地指了指后方，告诉我在第六车厢，我谢了他一声。

这位乘务员的反应，似乎像极了被老人称“同志”的我。是的，我隔着口罩都能看出他的欣慰。当然，也许他并没有笑，但我的心里，确实洋溢起了一丝光荣与欣慰的心情。他是一名乘务员，学的是乘务专业，我学的是文学，倘不是在这班列车上，我们大概不会有什么交集。然而就是这一声“同志”，我懂得了，我们都是社会的一分子，我们都有相同的志向。他在工作，我在学习，“同志”是我们两个社会成员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是社会主义社会里最纯洁、最高尚的感情。

我曾见过一位父亲教孩子有关称谓的礼节，我小时候，也被家人教育过如何称呼他人。但是，随着我们从孩童成长为少年，再从少年成长为青年，我们逐渐失去了“童言无忌”的权利，称呼也变得十分混乱。譬如说，一个十五六岁的青年怎么称呼一位三四十岁的妇女呢？称“阿姨”太老，称“大姐”也不合适，称“小姐”更不合适，天津话的“姐姐”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同志”正磨合了这种罅隙，让一个青年不至于开不了口，让人不至于卑微，也不至于自傲。正是这一声又一声的“同志”，凝聚起了中国的社会。

“同志”是一种热情，一种平等，一种少年意气，一种理想主义。现在，我们的社会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只有依靠伟大的理想团结起来，才能永葆我们的青春。当我们面对与我们并肩的劳动者、奋斗者时，勇敢地说出那个称谓吧——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