邑人廖秉臣

据说，当年此地的廖氏皆源于福建，经河源、梅州和潮汕，最终在龙门县境落地生根，他们同样自称汝南郡之苗裔，尊飂君叔齐为始祖注1，并渐渐演绎成为此地极有影响的大户，枝叶繁盛，如同不断开枝散叶的大榕树，人口众多，蔚然成林，流苏般生活在这片山峦起伏土地上，其子弟廖煌曾做过月米三石的典史注2，也算是朝廷命官，常常伴在那位新科父母官候补从九品知县左右，和无名氏风水大师同为其智囊，受其信赖。廖典史的声望一度和武巡检郑添财不分伯仲，甚至偶尔还会凌驾郑巡检之上。当地人都知道廖家属于书香门第，世代诵读诗经，几乎个个都出口成章，上至耄耋鲐背，下到黄口小儿，生于正统七年（1442年）的廖秉臣也不例外，只是他不谙科举，继而经商，往来于锡兰山、苏门答腊、真腊、暹罗、涨海、潮汕、番禺和西林都之间，只不过他做的是什么生意，因为年代久远，已经不可考证。但据一些流传下来的古人笔记描述，其廖氏远洋的商船约有十数艘，樯桅毗连，遮天蔽日，每次出海都要经年有余，似乎可以算得上富可敌国。显然，其乡党有言过其实之嫌，或许有吹水的成分，以求震慑那些对廖氏虎视眈眈的其他家族，维护廖氏宗亲的面子和里子。至于他的相貌，见过廖秉臣的乡党无不吃惊，他似乎不曾偏离廖氏家族绵延千载的遗传基因，肤色黝黑，矮小壮实，厚嘴唇，大龅牙，塌鼻梁，因幼年时贪食木蕉而牙齿焦黄，简直就是大名鼎鼎的廖典史的翻版，仅从面相看，甚至无法知晓他们孰长孰幼，更不会知晓龙门建县时，巨商大贾的廖秉巨已经年过半百，廖典史却还差二三年才过而立。虽然廖秉臣比廖典史年长，但按族谱，却是小辈，见了面，需要恭敬地称呼一声‘叔公’，且两人分属两枝，往来的并不如想象中那样频繁及亲近。

在卷轶繁杂的廖氏族谱里，这位本家的巨商大贾名忠，字秉臣，那位典史大人名煌，字昱华。按照某些不经考证也无法考证的坊间说辞，廖秉臣和廖昱华相处甚好，亲如手足，年长的廖秉臣常常带着六七岁的小叔公游山玩水，或者和三五位知己吟诗作对，但这显然经不起推敲，一是因为从诸多流传下来的文字记载及根据廖氏家族内部的传说，廖秉臣和廖典史关系一向不睦，数度彼此攻讦，甚至有一次廖典史还提议将廖秉臣从族谱除名；二是因为通过翻阅一些早已散失的裨史杂闻中可以分析到，景泰三年（1452年），廖秉臣随其父兄第一次离开西林都，天顺八年（1464年）才随其父兄重返家乡，修缮宗祠，置田添业，约请媒妁，为其兄廖秉钧完婚，月旬后复又离去，只留下其兄厮守乡土，祭祀先人；那个时候他的小叔公廖昱华还不曾出生。及至弘治四年（1491年）腊月，两鬓斑白的廖秉臣才第二次返乡，第一次见到同宗族人、恃才傲物的廖昱华，吃惊地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悠悠地回想起自己的青春年少。自然，以上两种说辞，无论是通过文字记载下来的，还是口口相传的，皆为文人所述，而文人之笔如椽木，似覆水，难免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及他人的兴衰起伏，或者篡改增删，或者极力粉饰，这都在所难免。

曾几何时，颠簸于海上的廖秉臣也一样的轻狂狷介，认为自己博览群书，属于能够经天纬地的人才，堪比管仲，如果他愿意参加科考，高中三甲定是探囊取物。那时，他虽不到舞勺之年注3，却也自认为饱读诗书，是个不同于山野村夫、四海蛮夷的教化之人，尚未离乡前就已经在其父的教导下熟读《诗经》、《论语》、《大学》、《孟子》和《中庸》， 能背诵约百首唐诗，不像那些满口粗话、邋邋遢遢的水手，每日穷极无聊，忙时挥汗如雨，闲时又醉生梦死，鲜少有识文断字的，更甭提附庸风雅，于是乎他自认为博学多才，无出其右，所以常常鄙视他人，并认定自己不该随父在海上颠簸，而应参加科举，考取英名。如果廖秉臣不曾遇到那位足以影响他一生的徐氏女子，他的的轻狂狷介也许会相伴其直到死亡。景泰八年，或者天顺元年，夺门之变刚刚传至岭南注4，由暹罗归来的廖秉臣经过番禺，在家客栈和友人夸夸其谈，话里话外，似乎小考、乡试、会试、殿试都是小菜一碟，尽在囊中，完全不费吹灰之力。没料到却遭到一女子哂笑，廖秉臣立刻面有愠色，两人不免争辩几句，那女人随即给他出了个对子，‘寂寞寒窗空守寡’，他苦思冥想也没对上。于是乎，那女人乜斜眼睛，扫了一圈刚刚还喧嚣的众人，不无鄙夷地告诉他，如果他真认为自己有才，就去参加科举，博取功名，否则就要安分守己，或者继续漂泊海上，或者固守祖业，不要吹嘘。听闻此言，廖秉臣立刻讲，如博得功名，让她三里之外燃起炮仗，为他洗衣一年，否则就与她做小厮，伴她一生一世。这番争辩之后，廖秉臣打听到她是客栈老板娘，年方廿一，夫家姓陈，又称陈徐氏，其夫三年前死于盗匪，其子六岁。因被夫家指责克夫，徐氏女子不得不独自带着儿子来到番禺地界，变卖首饰细软，在这略显偏僻之地经营了一家客栈。

然而，接连四年，连考两次，廖秉臣都名落孙山，连郡试小考都不曾考过。小考期间，廖秉臣见识过诸多满口之乎者也的儒生，听过他们的夸夸其谈和风花雪月，才晓得自己不过是只井底之蛙，夜郎自大，名落孙山只是情理之中，不禁羞愧难当，又不愿听从乡党出钱贿赂，于是，他只好收拾行囊，怏怏地来到客栈，以守承诺。是时，廖秉臣性情大变，不再轻狂自负，却也不再去读那些经书——甚至当有人拿卷《孟子》、《诗经》和《论语》故意晃在他面前，他会一把夺过，撕掉或者干脆烧掉——只一心一意地呆在客栈里，有时像被人呼来喝去的店小二，有时又像老板娘的贴身小厮。三个月后，廖秉臣获悉父亲遭遇海盗，徐氏女子随廖秉臣奔赴海上，深入匪穴，经过反复交涉，赎回廖父，廖家却从此大伤元气，樯橹不再毗连，舟橹出海也不再经年有余，这正应了那句老话，其兴也勃，其亡也焉，于是其父心灰意冷，归隐于西林都，将经营、航运等一干事情皆交与次子廖秉臣。隔年，廖秉臣大张旗鼓娶其为妻，视其子为己出，不顾世俗议论，不顾家族反对，携妻带子返乡祭祖；大概那时，廖煌才呱呱坠地，或者最多不过两三岁，即便两个人匆匆见过，彼此也没什么印象，尤其是廖煌廖典史。退一步讲，即便徐氏女子的儿子，原名陈耀祖（后更名为廖伟雄），这位廖秉臣的继子也要比廖典史年长几岁，甚至连廖秉臣与徐氏女子生养的两个儿子之一，廖伟霆也要比廖典史大一两岁。也就从那时开始，关于廖秉臣父子的流言骤然泛起，有人说廖氏父子并非巨商大贾，而是江洋大盗，常常出没于涨海拦截客商，绑架人质，所以才会迅速发家。至于那十数艘樯桅毗连的商船不过是掩人耳目，都是别人家的产业。俗话说，人言可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廖氏父子是江洋大盗的说法流行正炽时，有人又开始猜测他们当年是如何，或者为什么离开西林都的，有人说是因为穷，毕竟廖父携妻带子远离家乡时，连仅有的三分水浇田都卖了；有人说廖父本就是官府需要缉拿的要犯，眼见事发，才会全家潜逃，然后又继续纵横涨海，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又有人信誓旦旦地翻出陈芝麻烂谷子，说廖父自幼就是鸡鸣狗盗之辈，有辱廖门，也有辱书香；更有人讲徐氏女子本是廖父的侍妾，那家客栈就是孙二娘的包子店，廖伟雄则是廖秉臣的异母弟弟；甚至还有人说廖父早就声名狼藉，和自己的亲婶乱伦，并且和其亲婶合谋想要侵占叔父的家产，其恶劣不啻于那个后来自缢于河边大榕树上的郑嘉芸，甚至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发之后被廖氏家族暗地里逐出西林都，之所以说是暗地里，是因为家丑不外扬，廖氏家族并未把此事公诸于众，鲜少有人知晓。

不能不说，这些是是非非、虚实难辨的流言的确重创了廖氏父子的名声，虽然细心一点就可以从廖氏族谱上得知廖父那一枝七代单传，并无嫡亲叔婶，直到廖秉臣这辈才侥幸梅开二度，但即便如此，人们还是宁信其有地疏远了他们，就连他们的本家们也渐渐开始与之敬而远之，再加上那位看似如同病夫般的宋巡检和郑副巡检带着十余兵卒突然登门拜访，口口声声说是要廖家配合缉盗，一时之间，关于廖氏父子的传闻就更加沸沸扬扬了，这颇令廖父苦恼不已，仅仅月旬，就骤然卧床不起，此时正逢弘治四年夏至，溽暑难当。而祸不单行，就在廖父卧床不起之时，一伙衣衫褴褛的盗贼明火执仗，光天化日之下绑走了廖父，索要赎金。其兄廖秉钧倾尽全力，甚至变卖田产，亦不能满足盗贼饕餮之欲，遂奔走告官，却被两位巡检轮番数落，只得自缚其身，深入贼穴，希望换回业已年迈的老父。弘治四年刚交腊月，从海上归来的廖秉臣夫妻不等上岸，就听到父亲被那群结山峒之民的从化盗匪劫持，慌忙奔向增城县衙，要求出兵缉盗，却被训斥；至州府，又被一名通判敷衍。无奈，向那位久居番禺的无名氏风水大师求了卦，大师在间半昏半暗的屋子里告诉他，‘遇腋下青痣者得救，闻乡土筑城急走海外’。廖秉臣百思不解，再问，大师闭目，不再言语。于是廖秉臣一面备足金帛细软，贿赂陈姓推官及番禺县衙，试图通过上官或同僚向增城县衙施加影响，又指使手下四处散贴，声称从化盗起，盘踞险要，阻断交通，杀人越货；一面联络那伙盗贼，积极营救。几番努力之下，增城县衙终于请报上司，广东都指挥司派出一队兵卒，计神铳手十人，弓箭手十人，刀牌手各五人，药箭强弩手十人，司火药者八人，连同郑巡检手下二十名甲兵及差役一同剿匪。于是，倍受压力的盗贼收到银两财物，轰然四散，逃逸无踪，廖氏父子得以营救，一行人回到西林都。回到家中，廖父告诉廖秉臣，只知贼首虬髯，另一从者疑为其子，年纪甚轻，左肋接近肘部有半个巴掌大的青色胎痣一块。只是廖父本已体弱，七日后一命呜呼。而廖秉臣手下散发的贴子继续广为散播，使得广东各州府人人皆知从化之盗的猖獗，终有一张辗转传至宣承布政司的一位右参议之手，再加上那贴增城县衙的缉盗呈文，于是经过一番商议，上奏朝廷后，决定割增城县东北部的西林、平康、金牛三都及博罗县西北部的一小部分地方，设龙门县，经实地勘察后，县治置西林都七星岗。于是乎后人编撰县志，曰：弘治九年，设县治于七星岗，其地为增之上龙门，故以龙门名，县立而盗贼息。一些文人甚至还煞有其事地舞文弄墨，不无文酸气地说什么‘城工高竣，有紫气祥云，如犀牛形聚于城西凤凰山上（丫鬟山），五日不散，其时五载丰稔，人物殷阜，文运亦渐启’。但几乎无人知道龙门县城的城墙实际上从弘治八年夏开工，直到弘治十一年春才最后竣工。至于城墙修筑过程的曲折艰辛，郑巡检的阻挠，廖典史的反对，以及部分士绅纠缠各自利益，都被湮灭在廖廖几行字迹之下，包括无名氏风水大师，包括廖秉臣和郑嘉芸，以至于后人都误以为城墙即便不是一夕之间平地而起的，也是在极短的时间内竣工的，都认为李震才是龙门设置县治的第一任知县，却完全忽视了那位出生于番禺的候补从九品知县，更不曾记载筑城其间先后发生了几起蹊跷事儿，军佬岗附近的城墙坍塌砸死了郑巡检，郑嘉芸吊死在河边大榕树上，候补知县惨遭遇盗匪斩首。

龙门县治初置，城墙尚未竣工，在此期间，廖秉臣兄弟依旧备受流言荼毒，许多乡党及宗亲皆认定他也是海冦，所以才会形容猥琐，塌鼻厚唇，只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或者虎落了平阳，被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陆上小蟊贼欺负，几近倾家荡产。但听闻筑城短少资金，已处理完家事，身在潮汕的廖秉臣还是修书一封，以及若干银两，诉其挚爱乡土，嘱其兄捐资筑城二十八丈，以应对天上二十八星宿，藉此护佑他的族人乡党。修城者听到这件事，为廖秉臣的虔诚感动，遂将其名刻在城砖之上。随后，廖秉臣将生意悉数交于廖伟雄、廖伟霆兄弟二人，然后携其夫人徐氏女子及幼子廖伟涵乘坐一艘大船消匿于海上，不知所踪，其事迹也由此尘封。

注1 叔齐，相传为颛顼后裔，夏时封于飂（今河南省唐河县南），其后代以国为氏，即为早期廖姓来源。

注2 一石约等于现在的13.5市斤。

注3 舞勺之年指的是男孩子13——15岁期间。

注4 夺门之变，又称南宫复辟，明朝代宗朱祁钰景泰时期，明代将领石亨、政客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于景泰八年（1457年）拥戴被朱祁钰囚禁在南宫的明英宗朱祁镇复位的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