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堂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读杨义堂先生《抗战救护队》
张建鲁
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济宁作家杨义堂先生推出了自己的第三部长篇文学作品《抗战救护队》，可以说为广大读者了解历史走进历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料和别出心裁的独特视角，真的是不可多得、详细真实的历史蓝本和文学读本。从这种程度上也完全可以说，这是杨义堂先生献给国人新的“启蒙”的精神厚礼。
众所周知，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矿藏”，都有自己开垦耕耘的园地，即是说一个作家最为可贵的品质，就在于熟知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也即是说一个作家的优秀和胜利，也在于知道和明白自己“写什么”和“怎么写”？要做到这两点殊为不易，这也体现为一个作家文学意义上的“觉悟”和“自觉”，这也是一个作家区别于另一个作家的重要标志，更是衡量一个作家优秀与否的“分水岭”。
在林林总总连篇累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抗战题材”作品中，杨义堂先生避其锋芒没有去凑正面抗日的“热闹”，而是选择了少有问津的“红十字会”性质，具有“人道主义”色彩和“人性光辉”的“医疗救护队”，饱含深情，浓墨重彩。
如上所述，杨义堂先生之所以“发现”了“抗战救护队”这样特殊的群体，某种程度也真的拜“抗日神剧”所赐，正像杨义堂先生所说的那样，触发自己创作这部贴近现实作品的契机，就是源于自己对“抗日神剧”的反感。如果真像“抗日神剧”那样的话，不但是对日本人的“妖魔化”，也是对抗日英雄乃至国人的贬低诋毁。因为敌人越是一文不值不堪一击“手撕鬼子”，那未必证明自己的英勇神武威猛强大，甚至恰恰说明自己的渺小低下胜之不武，乃至一种精神和心理上臆想意淫。
众所周知，战争乃双方综合实力的比拼，自古就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之说，所以战争中的补给和战地中的“救护”，可以说是战争中举足轻重不可替代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乃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杨义堂先生认为如果能把抗战时期战场上的医护工作者的卓越奉献真实展现出来，应该能补录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多方查找，几经辗转，抗战时期担任北平协和医学院执行院长、著名生理学家林可胜进入了杨义堂先生的视野，由此林可胜就作为杨义堂先生《抗战救护队》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
说到《抗战救护队》，不能不提基督教色彩国际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无疑也是在国际红十字会背景下的诞生和跟进，它源起清光绪三十年（1905年），到清宣统元年（1909年）正式登记，民国元年（1912年）加入日内瓦万国红十字会，成为国际上红十字会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
抗战初期，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全体员工和医务界爱国人士于1937年10月在汉口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战时救护委员会。
1938年6月迁到长沙，后特将战时救护委员会及有关救护、医疗事业的人员、器材、运输工具等，改组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由爱国华侨林可胜博士任总队长。
1939年3月初，救护总队与训练总所辗转迁移到贵阳市东南郊的图云关。
1945年底撤离贵阳，在重庆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合并办公，后又迁回南京。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5月底，救护总队与训练总所奉红十字会总会命令正式解散，完成其历史使命。
因为林可胜创建“抗战救护队”的行动口号是“救死扶伤，博爱恤兵”。红会救护总队的成员在林总队长号召与支持下，订有八条信条，用以自励：“具丰富感情，抱牺牲精神，本博爱襟怀，献科技身手，做精密准备，求迅速效率，保伤病安全，增人类幸福。”所以，本着一颗仁者爱人之心，才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做出了一番感天动地的业绩。
透过杨义堂先生对林可胜及其群体“抗战救护”的书写，从他们排除各种困难阻力组建抗战救护队，到抗战救护队南征北战中国九大战区乃至远征缅甸的惊人壮举，从抗战救护队对抗日官兵及至对贫民百姓乃至日本战俘的医疗救护，抗战救护队的点点滴滴所做作为，真的可以用感天地泣鬼神可歌可泣来形容，他们无数次的救助救援行动，就像阳光普照雨露滋润，撒向人间都是爱，恩泽大地都是情，相比对照耳熟能详的爱情亲情这种具体狭义的爱，抗战救护队对“伤员”的爱，无疑是一种超越了国家、族群、政党的大爱，大爱无疆，这无疑体现着一种人道主义的光芒和人性之善人性之美的光辉，这无疑是人间最为美好的品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爱也是拯救这个世界的最好方式和惟一方式，这样说并不为过乃至恰如其分。
我们说战争也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战争无不体现为多种多样众说纷纭，有的可能是为领土扩张，有的可能是为自由贸易，有的可能是为主持公义，有的可能是为推翻政权，总之，一定体现为利益的之争、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各种文明之间的对抗。
不管怎样，作为贫民和军人，严格说来都应该是“反战”的，因为战争总是要带来流血和牺牲，但一旦战争来临，尤其是自己的祖国遭遇了外来侵略，那惟一的行动只有拿起武器或运用其它的形式来保家卫国，捍卫自己的利益和荣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旧唐书·魏徵传》李世民以史为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就是借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作为鉴戒，同“以古为鉴”。同样，杜牧在《阿房宫赋》最后告诫：“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历史，一个民族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一个民族一定要忠于自己的历史，一个民族一定要尊重自己的历史，一个民族一定要正视自己的历史，一个民族要反思自己的历史。惟其如此这样的民族才是清醒强大的，这个民族也会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痛定思痛，面向未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基于此，杨义堂先生的《抗战救护队》，恰逢其时，可以说是部分地“复原”、“修复”、“还原”了历史，这在欲说还休欲言又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历史难道真的“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盆浆糊乃至“大话西游”的语境下，这真的难能可贵弥足珍贵乃至功德无量功莫大焉，因为杨义堂先生唤醒了国人沉睡的历史记忆，让那些尘封的英雄楷模，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和内心……
正像杨义堂先生无限感叹的那样：“他们”本应该在教科书里被孩子们反复背诵，本应该在影视剧中一次次引爆人们的泪腺，可是，多少年来，卫国英雄们却躲在贵阳档案馆发黄的故纸堆中，和灰尘、囊虫相伴。所以，杨义堂先生是庆幸的也是后怕的：“我的写作，只是补录一段不该被人遗忘的历史，作为一个远方的写作者能够跋山涉水来和他们相见，并记录下这一段英雄们的故事，真是上苍垂爱，三生有幸！”也正像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所说的那样，这段伟大的历史被有意或无意地遮蔽，是我们民族的不幸，没有看到林可胜他们的事迹，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和悲哀……
杨义堂先生的长篇传记文学《抗战救护队》，第一次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巨大支持，是一曲国际人道主义的颂歌。《抗战救护队》的一大亮点，就是用广角镜头反映了这种正义与邪恶的对比，读者既可以看到日军用飞机传播鼠疫的场景，也可以看到纽约第五大道上，美国大学教授及广大民众为中国抗战募捐的感人一幕，这种全人类与日本法西斯的斗争，这种超越国家、种族、党派、信仰之间的大爱，无疑是抗战胜利的一大重要原因，也是人类和平的希望和象征，正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世界越来越朝着“干预”的方向发展、“人权大于主权”，这也充满说明“软着陆”和“炮舰政策”的千真万确正当正义……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杨义堂先生对此感同身受，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孔子，中国将是一个粗野可怕的世界。”
杨义堂先生的《抗战救护队》，无疑还勾起了海峡两岸炎黄子孙对于那段历史的共同记忆，这为缅怀逝去的岁月，加强彼此的文化认同，弥合双方的创伤，提供了最佳的契机，以期达到“一家人”的认知，达成某种交集和统一，从这种程度和意义上来说，杨义堂先生的《抗战救护队》还起着维护海峡两岸和平桥梁的纽带作用和价值。
总之，杨义堂先生的《抗战救护队》真的是国人对抗战年代的热血记忆和恢弘史诗，真的是耳提面命醍醐灌顶……
（张建鲁，山东兖州人，曾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被誉为战地诗人和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散文诗研究会会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第六届委员会委员、济宁市人大代表、济宁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诗集《乡思情韵》《生命如诗》《人生感悟》（诗歌卷）；散文集《心季的太阳》《岁月如歌》《生活如茶》《商海如潮》《人生感悟》（散文卷）；长篇小说《追寻岁月》（三部曲）、长篇神话小说《嵫阳神龟》等。其中《生命如诗》《岁月如歌》《生活如茶》《商海如潮》四部书入选全国大中专教学用书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