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艺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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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我们曾一起来过
一、初识吕梁
如果不是上大学，我们这些天南地北的年轻人不会走到一起；如果不是上届学哥学姐跟当地有个约定，我们做梦也不会选择吕梁。
这个约定，就是我们这届大二学生暑期继续去吕梁支教。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四日，周日，初伏第三天。
晚上十点过后，一辆开往山西太原的绿皮火车从淄博火车站缓缓驶出。
最后一节车厢里，坐着我和我的十个同班同学。我们穿着同款蓝色短袖文化衫，胸前印着“山东理工大学”校徽，一看就是去奔赴某项事业。我们特意买了连号票，这样大家能坐一块，说话方便。大家谈笑风生，有的唱歌，有的讲笑话，还有的男生吓唬女生，说支教的地方条件如何如何艰苦，蚊子多，咬一身泡，一翻身，压死一片虫子。
随着夜深，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座都是硬座，前后座背靠背，打盹都坐着打盹。我也想眯一会儿，头仰在靠背上，一会儿脖子又耷拉下来。坐着睡不着。主要是我无法让自己内心安静下来，忧心忡忡。其实，这次赴吕梁支教，一开始的确是为履约，信心满满，并作为“大学生志愿者‘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一个项目上报，学校已经立项公示。队旗仍然延用上届支教队旗“麦田守望者”。为做好这次吕梁支教，我们准备了一个多月，做课程规划、人员分工，买了教具和小礼物，还组织了为期一周的课外书籍募捐活动，募集到一百多本课外读物，看起来我们的支教活动水到渠成。我觉得准备的差不多了，根据学哥学姐留给我们的联系方式联系对方时，却出了意外——那个电话打不通。
我打不通。
班长也打不通。
学校领导也打不通。
也就是说，上届支教的学校去不了。
怎么办？我们的口号已经喊出去，箭在弦上，吕梁，去不了也得去。计划的学校去不了，我开始试着联系别的学校。先联系吕梁团组织，说明情况，得到支持，再根据他们提供的联系人一级一级往学校上靠，寻找合适的学校。后来，吕梁信义学校一位周校长答应我们去，条件是只提供住宿，生活自理。
我们选择周日晚上出发，这样到达吕梁正好是周一白天，防备再出意外时便于找人。
进站上车前，我看看表，不到十点，估计这个时间周校长还没睡，便给他打个电话，说明我们这边情况：“周校长您好，我是山东理工大学来支教的李帅。”
电话那头应了一声。
怕周校长听不清，我故意放大声：“我们现在淄博火车站，正准备上车，估计明天上午九点到吕梁。”
“行行，我知道了。”
六个字说完，电话挂了。
我拿着手机发会儿呆。打这个电话有别想法的，想听听周校长口气，再确认一下，如果态度热情，就会说说学校准备情况，比如明天怎么安置我们。结果，什么都没说。
韩赛航过来问我：“没说不让咱去吧？”
“没说。”
“没说——就是让去。没时间了，快上——车。”
韩赛航和我是室友加半个老乡，他内蒙古呼伦贝尔，我吉林，距离近，关系也近。这次支教的课程规划、人员分工，都是他张罗。他说话有点口吃，听起来有点费劲，但表达都很完整。他是我们支教团队中唯一获双学位的高材生，除了矿物工程专业，又自修汉语言文学专业。因为我们关系铁，这次联系吕梁支教学校受挫的细枝末节，他都知道。
支教的信义学校不在城里，从吕梁车站到学校有二十公里山路。我们带着很多行李，为解决这段山路，我联系到当地一个公益组织——“吕梁市9·9爱心公益协会”。协会的张会长听说我们去支教，非常热情，当即承诺由他们爱心团队去车站接送我们。
迷迷糊糊，窗外已经发白。太阳跳出地平线，柔和的阳光照进车内。七点半，我们准时到达太原站。然后，又换乘吕梁方向的火车。
一个小时后，我们拖着装满课外读物、小礼物、教具和简单衣物的行李箱，终于踏上吕梁的土地。
吕梁站下车的人不多。我带着队伍，心怀忐忑地穿过大厅，走出站门。站前有个偌大广场，看起来非常空旷。广场外围路边整齐地停着一溜小车，每辆车门旁站一位穿红马甲的大叔，很有仪式感。看到红马甲上印着“吕梁9·9爱心公益协会”字样，我心头一热——悬了一路的心终于落地。
张会长快步跑上来，握住我的手：“欢迎你们来吕梁！”
我由衷地说：“谢谢张会长来接我们。”
“我代表吕梁的父老乡亲感谢你们。”张会长黑衣黑裤，有一张饱经风吹日晒的黑红脸膛，人朴实，话也诚恳，“你们从山东那么远来了，我们在家门口接接你们是应该的。”
寒暄过后，开始往车上装行李。利用这个时间，我又试着给周校长打个电话，说车队已接上我们，估计半小时到学校。
“行行，我知道了。”
车队开始在山路上绕来绕去。习惯了平原生活，感觉那山路特别能绕，绕得我云天雾照。远处山坡上，偶尔有窑洞闪过。我对吕梁的了解，限于高中时读过一本《吕梁英雄传》，知道吕梁是革命老区。我印象中陕西人住窑洞，没想到吕梁也有窑洞。因为在车上，又一闪而过，不知道现在窑洞里是否还有人居住。后来车速慢下来，停在一个半山坡上。
打开车门，脚下是平整的操场。操场有两个篮球场大，跑道线雪白雪白，像新印上去的。操场北面，并排两座二层教学楼，淡黄色墙面，干净整洁。这里没有传说中的土屋陋墙，感觉学校硬件建设不错，不比城里学校差。
一楼一进门是大厅。头上赤日炎炎，我们把行李卸在大厅里，一边凉快，一边等周校长来安排我们住宿。
等了十多分钟，还没见到周校长。我沉不住气了，上二楼找到校长办公室。
办公室沙发上坐着两个人，一个中年，另一个戴着眼镜，比较年轻。
我先自报家门，然后小心翼翼地问：“您好，哪位是周校长？”
“是我。”中年人说。
“周校长，您看……我们住哪？”
“先等等。”
我只好像小学生一样，站在门口等。
后来，张会长上来了。他看看我，皱皱眉头，大步走进办公室，声音洪亮地说：“这些孩子都来了，你们怎么也得安排一下吧！”
周校长跟眼镜商量几句。他们用本地方言，我听不懂，估计是商量我们住宿的事。看眼镜的表情和口气，比周校长官大，估计是上边派来的。两人商量完，周校长拿出一串钥匙，领我们下楼。
二、半山坡上的学校
钟晓万负责支教宣传工作，他报给山东理工大学的工作动态简报里，详细描述了我们到校当日情况：“上午十点，实践队到达目的地。在学校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实践队与校长周庆祥见面并参观学校整体环境，了解学校大致情况。安顿好行李和住宿，队员与学校工作人员进行简单交流，确定日常安排和授课计划，对募捐而来的书籍、教学工具、体育器材根据授课计划和授课年级进行分配。在短暂休息和整理宿舍之后，中午同学们到村里采购了一些生活必须品。晚上，小组长韩赛航组织队员召开实践地第一次会议。”
我们放行李的大厅左边，并排三间宿舍。里面没有风扇，没有桌子，只有铁架子床。床板和窗台蒙着一层灰尘，估计很久没有住人。三个女生，住里面一间；我们八个男生住外面两间，保护女生。女生宿舍门对着楼梯，再往里有个大厅，里面桌椅横七竖八，大概用完没人整理。一面墙上挂着一些领导来视察的合影，另一面墙上挂着“关注留守儿童”六个方块大字。我不明白学校为什么张挂这些东西，墙上的暗示，只会让那些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更加感到自卑和不幸。我小时候爸妈也不在身边，小学、初中都是跟着爷爷奶奶。高中时离家远，在学校附近租房子，爷爷又跟着陪读。但是，我能理解爸妈的不易，迫于生计，他们也有无奈。很庆幸那时没有人告诉我是“留守儿童”，就想从来没有人告诉你是个不幸的孩子，你就会觉得自己一直很幸福。对于孩子来说，“留守儿童”更像个贬义词。
周校长指着大厅说：“这间屋就是你们的教室。”
接下来，周校长领我们看了学校餐厅。餐厅与灶间用玻璃隔断隔开，盛饭窗口玻璃上贴着褪色的菜谱和节约用餐提示牌，还贴着一张支付宝免费午餐标识。看到支付宝免费午餐，我感到意外，说明经济扶贫已到了学校。我们曾想把学校餐厅利用起来，让周校长帮我们找个做饭阿姨。后来阿姨来了，因为价格比山下村里小饭铺多三块钱，最终我们选择了村里那家小饭铺。
了解完学校情况，我们开始整理教室、宿舍。教室里桌凳要排列好，没有黑板，从别的教室里搬来黑板。黑板没有腿，就用两张课桌架在墙上。宿舍地面、床板、窗台和玻璃都要打扫。纱窗上有好多小洞。看到这些小洞，大家不约而同想到蚊子。为防止蚊子夜里偷袭，就给纱窗上那些小洞贴上透明胶带。
中午，我们去山下村里找地方吃饭。
信义学校建在半山坡，三面下坡，后面靠着大山。学校院墙是铁栅栏，不影响视野。居高临下，站在操场上，一眼看出去很远。远处群山连绵，山上多松树，郁郁葱葱。偶有裸露的山体，那山体土质偏黄，黄土与绿树互相映衬，说不上多么美。天空像清水洗过一样，瓦蓝瓦蓝。昨天我们还在繁华闹市，车水马龙，今天置身群山环抱，地偏人静，感觉不真实似的。
出校门，通往山下的路两边也种满了松树。山坡、山脚有小块田地，种满半人高的玉米。我们顺坡路走很长一段，往右一拐，就是村子。村里只有一条主街，街上有人卖散装零食，门洞里有老人坐着拉呱。户与户不连着，宅院两边空地上稀稀拉拉长着玉米，占居着一小块地方，仿佛在诉说着它们也是原生居民，到处透着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
我们在村里找了家小饭铺，每人点了一碗鸡蛋面。开饭铺的是一对中年夫妻，知道我们是来支教的大学生，便格外热情，免费上了两盘小菜，让我们就着小菜吃面。后来，我们就定了这家饭铺供饭，早饭以包子、油条、豆浆为主，午饭和晚饭各五个家常菜，主食以馒头为主。这对夫妻非常细心，每样菜都分开装袋，然后加上馒头，用一个干净的纸箱送到学校。
吃完饭，我们在街上的超市买了生活用品，洗脸盆、牙刷、拖鞋、衣架、纸杯，还买了蚊香。成盘的那种黑蚊香。黄斌、张睿两人又联系了桶装水，人家送水上门。街上见到家长，我们主动打招呼，介绍我们是来支教的老师，趁机宣传宣传，让家长明天送孩子去学校报名。
晚上，我们开会，为明天正式开课做好准备。这是我们来吕梁开的第一个会议，讨论支教第一课就讨论半小时。谁开第一课？课上讲什么？都要计划好。然后制定作息时间，早上八点至十一点半，下午两点至五点半。一节课四十分钟，上午三节，下午三节。上课下课都吹哨子。课程规划以语文、地理、历史、生物、音乐、体育、自然科学为主。因不知道学生年级结构，数学和英语待定。定位是拓展孩子眼光，对孩子暑期陪伴。
韩赛航就是这次会议被选为教学组组长，我负责学校纪律、对外事务，相当于教导主任。其他同学都是教工。
我把出发前校领导嘱咐的三项纪律强调一遍：不打听孩子隐私，不参与当地事务、尊重当地风俗，不干涉学校正常教学计划。
韩赛航又补充了三大注意事项，都跟安全有关：时刻注意孩子们的安全，保护好学校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财产安全，注意我们自己个人安全及财物安全。
散会后回到宿舍，各人忙着上床。学校只提供一床褥子，我便拿出带来的床单盖在身上。好在现在是夏天，不盖被子也不会冷。韩赛航也是盖床单。李超没带床单，带了被罩，便盖他的被罩。王朝伟只带了衣服，夜里盖他的衣裳。没有枕头，把不穿的衣服叠起来当枕头。
躺在床上，感觉吕梁大山里的夜里很静。一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静。大山里的静和都市里的那种静是不一样的，也不是心灵的静。它静的自然，纯粹。我们像一粒被装上时代列车的种子，终于停止奔波，找到了扎根的土壤。
这一夜，可以用一夜无梦来形容。因为太疲乏，来不及做梦，天就亮了。
准确地说，我是被孩子们的嬉闹声吵醒了。
三、新的一天
早上六点多，窗外已响起孩子们叽叽喳喳的追闹嬉笑声、大人们的说话声，还有操场上“砰、砰、砰”地拍球声。听声音，是家长领着孩子们来报名。我心里高兴，不用担心没有孩子来报名了。
我赶紧起床，出了宿舍，发现张丹和卜小满已经站在院子里，正陪着家长说话。韩赛航拿着一本书，在靠近铁栅栏围墙的地方吟诗踱步。他有早起背古诗的习惯，每日一诗，雷打不动。操场上，有个穿白背心的小胖子正起劲拍足球。怪不得在宿舍听起来“砰砰”声那么大，足球弹性差，撞击地面声发闷。
有个一年级小女孩不给家长面子，家长报完名做好登记离开时，小女孩却反悔了，追在家长身后边跑边哭，也要跟着回家。三个女生忙拿糖块哄劝，使出浑身解数，又找来别的小朋友跟她玩，她才同意留下来。
刚刚安顿好小女孩，校门外进来四个不像学生打扮的半大孩子。他们合骑两辆电动车，先围着操场转了一圈，出去，很快又折回，还是围着操场转圈。车子转圈，眼睛却朝我们这边瞅。韩赛航不放心，过来问我：这几个孩子想干啥？
我也不知道他们想干啥？操场是开放式的，我不能不让他们在操场上骑车。我们初来乍到，脚未立稳，不了解当地民风民俗，只要不来教室捣乱，就由他们在操场上转悠。
他们转了几圈，停住，嘀咕一阵，一个穿圆领背心、寸头、红脸的孩子突然把车骑到我跟前，戛然止住，一脚撑地，屁股仍坐在车上，瞅着我大咧咧地问：“我们想报名，找谁报？”
这时我才发现，这孩子并非红脸，而是额头、两腮和鼻洼挂了一层红不红粉不粉的灰土，像个化了妆的大花脸。这副扮相，我不相信他是来报名，更像来找茬。我问他：“你家大人呢？”
花脸仰脸看着我，额头皱成几道杠，竟面有难色：“是我自己要来的。不收吗？”
支教没规定无家长陪伴的孩子不收，我只好说：“收。”
花脸立刻兴奋起来，回头冲同伴说：“看看，我说对了吧！我去放车。”他得意地两脚一撑一飘，像翅膀一展一收那样准确落在电动车踏板上，那车早已飞出十几米。尽管车速很快，他却驾轻就熟，稳稳骑进车棚，停好，又小跑回正在登记的韩萍萍跟前。花脸登记的名字叫王浩洋，十四岁，初三。因为他年龄大，个子高，我安排他坐最后一排。
上午来了十多个孩子。
来的这些孩子，最小的七岁，刚上一年级；最大的十五岁，已经初三。看他们个头悬殊，年龄年级跨度大，我们犯难了：教小学内容吧，初中的不爱听；教初中内容，小学的听不懂。我们昨晚研究的课程规划根本用不上。
我们紧急开个短会，商量办法。韩赛航拿出一个方案：第一节课为师生见面会，大家依次把自己介绍给孩子们；第二节语文课，他来上，给孩子们讲古诗。这样，给准备第三节课的同学留出时间备课。第三节课，张睿上历史课，穿插历史故事、成语典故。讲古诗和历史，大孩小孩都能听懂。韩赛航不亏是小组长，先打头阵，并安排的井井有条，大家心里又有了底。
师生见面会，韩赛航第一个上台做自我介绍，来自美丽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是达斡尔族。他思路开阔，从内蒙古地理位置、民族习俗，一直说到蒙古马、蒙古包，以及呼伦贝尔大草原辽阔丰饶的优美风景，声情并茂，伴随着手势，很有感染力。教室里鸦雀无声，孩子们被呼伦贝尔大草原吸引住，眼神里充满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和向往。
同学们依次上台做自我介绍：姓名、来自哪里、地方特色、特长爱好等。黄斌跟我一样，吉林，他是朝鲜族；钟晓万是四川内江；卜小满是甘肃金昌，满族；王朝伟是贵州遵义；李超、张睿、张佳乐、张丹、韩萍萍都是山东。我们十一个人，来自全国东西南北六个省和自治区，站在一起就是一张中国地图。
教室里没有电脑，没有投影仪，只有粉笔和黑板。为让孩子们更直观一些，我们在黑板上画上中国地图，介绍到自己时，在地图上标出自己家乡位置，让孩子们一目了然，加深印象，可以激发孩子们学习地理知识的兴趣。
第二节语文课，韩赛航讲五言古诗《苔》。他把诗句先抄写到黑板上：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韩赛航背诗写诗研究诗，他讲这首古诗，不但介绍作者生平、写作背景、诗句翻译，还旁征博引，从生物学角度介绍苔藓，普及苔藓植物知识。只是，他在讲这首诗时，有个学生出了点小情况。关于这个学生，后面会说到。
下午，又有孩子来报名，达到二十多个学生。
晚上，我们围坐在操场上开会，总结一天来的情况。操场上空气清新干净，晒了一天，像海绵一样吸热，坐在上面，像坐在电热毯上。今天共来了二十四个孩子，比上届学哥学姐多四个，估计该来的孩子都来了，今后也是这个规模。大家觉得二、三十个孩子还行，相当于一人管俩孩子，能看顾过来。我们讨论最多的，还是孩子们年龄、年级跨度大的问题，讲课拿不准针对哪个年龄、年级层次？支教也是教育，毕竟还带着一个“教”字，不教给孩子们一些文化知识感觉支教是不完整的，甚至是在误人子弟。
后来，张丹想出个办法，让孩子们把暑假作业带来，根据他们做作业情况来评估每个孩子学习状况，便于接下来因人施教。这样，每天安排一节课督导孩子做暑假作业，按照“一对二”家教模式，一人负责两个孩子，辅导孩子做暑假作业，对应着讲解文化知识。
不知不觉，月亮从远处山巅升上半空。群山苍茫之间，感觉吕梁的月亮好大。
那一刻，我们都忘了自己是学生，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充实。
四、分班
山东理工大学官网工作动态中，这样记述我们支教第四天的情况：“7月18日，天气晴朗。简单的洗漱后，队员们迎来工作的崭新一天。上午8点，同学们准时坐在教室里。教学课程按计划有序进行。队员们结合山西省吕梁市教育局的教育方针开展传统文化教学，初中班学生在韩赛航的引领下学习《虞美人》，其他队员引导已经上初中的学生和即将进入初中的学生预习和复习各类基础科目。小学班的学生先是进行课后作业辅导，解决自己的作业问题。此后是张丹负责小学部分的语文课，学习成语和背诵古诗。实行初中班和小学班分开教学，教学内容可以更加贴合孩子们的学习需求......”
是的，支教第四天，我们实行分班教学。因为来的孩子太多，我们做梦也没想到第三天来了七十多个孩子。
看着教室里挤满了孩子，校门外陆陆续续还有家长送孩子来——来的我心慌了——这么多孩子，都挤在一间教室里，桌凳不够用，我们昨晚分工“一对二”“一对三”的办法行不通，课程又得重新规划。
我们在宿舍临时开个紧急短会。最初几天，感觉事特别多，我们开会也多，整天提心吊胆，不知道下一秒冒出啥情况。这次短会确定找周校长再要间教室，分班。分成小学班和初中班，按分班情况重新规划课程。
当然，找周校长要教室的任务落到我头上。
我从窗口往楼前看看，见周校长那辆褐色现代车还在，猜想他应该在楼上。事不迟疑，我立刻跑上二楼。校长办公室关着门。打周校长手机，没接。过了十来分钟，再打。这次收到他回一条短信“正在开会”。
为让周校长了解我们当前现状，尽快争取到新教室，我把孩子们挤在教室里的情景拍下来，又编了一段文字，说明分班原因和教学规划，找韩赛航帮我润色一下，用微信发给周校长。
然后，我们等周校长消息。
等到晚上，我们坐在操场吃饭时，周校长终于回了电话，在电话里听我把情况又说一遍，沉默了十几秒，终于答应明天给我们再找间教室。
手机在免提上，周校长的话，都听见了。
既然新教室有了着落，大家顿时振奋起来，吃着饭就开始研究明天分班后的课程规划和人员分工，并排出课程表。在课程方面，初中班包括语数外、体育、音乐、历史、地理、科学；小学班，不含数学外语，另外增加手工课。
学生分班，我们人员分工也做调整。韩赛航担任初中部组长，小学部需要另选一位组长。因为张丹也是教语文，在教工中挑大梁，大家都推荐张丹。
张丹担心自己做不好，说让韩赛航兼小学部组长。
韩赛航笑笑，煞有介事地说：“如果两个部都兼着，就不能叫——组长，怎么着也得是个校长。”
大家“哄”地笑起来。
李超反应快，立刻伸出手，拇指和四个指头抱成酒杯状，往上一举，趁机将他一军：“来，祝贺咱们韩校长。”
十几条胳膊伸出来，碰了“杯”。
韩赛航也不谦虚，跟着大家一起“碰杯”，然后大家在笑声中一“饮”而尽。
从此，韩赛航正式有了个“官衔”，成了我们的“韩校长”。
大家在空旷的操场上把“酒”言欢，准备回宿舍休息时，才忽然想起忘了给宿舍喷蚊子药。山上树多，蚊子也多，睡觉前屋里喷杀虫剂。杀虫剂能把白天混进宿舍的蚊子杀死。买的蚊香点着后味特别重，熏人。我们先点上，跑外边等着，等味小了，再进屋。
为能确保睡个安稳觉，时间再晚，也要熏蚊子。等熏完蚊子，我们回到床上，已经夜里十一点。
床是铁床，不能动，一动吱拗吱拗响。上了床，大家尽量保持一个姿势到天亮。我合上两眼，刚进入睡眠，隔壁女生突然闹腾起来，又捶墙又咋呼。我吓一跳，不知道发生啥事。
我们男生都惊醒了，跑到女生宿舍门口，才知道是屋里进了老鼠。果然，在墙脚线地上，趴伏着一只一扎多长的灰老鼠。老鼠可比蚊子吓人，怪不得女生都如临大敌，慌乱一团。
灰老鼠看我们人多，都堵在门口，知道门口这条路走不通，犹豫一下，头灵敏地往后一转，顺着墙脚向窗户那里跑去。到窗户跟前，它立起身子，滋溜钻进那里一个洞口。那个洞口比鸡蛋小，估计是铺设暖气管道用的，打了洞却没安装管道，敞着口子。
看老鼠对这里轻车熟路，估计那个洞就是老鼠窝。我们当然无法追到洞里去消灭老鼠。钟晓万拿来拖把，用拖把杆捣那个洞。没捣到老鼠，拖把杆却捣折了。他又向洞里喷了许多杀虫剂，然后用拖把头把洞口塞紧。他这是用我们熏蚊子的办法，即便不能把老鼠熏死，至少可以把老鼠永远关在“小黑屋”里出不来。
最恨老鼠的是卜小满。她说前两夜老鼠出来，夜里啃她放在床下行李箱上的香蕉。因为不知道有老鼠，她从小也没见过老鼠，所以没往老鼠身上想。卜小满说着说着忽然生气地把床单扯到地上。她说白天见床单上一粒一粒的，还奇怪是啥东西，现在全明白了，那一粒一粒是老鼠吃饱了留下的产物。卜小满把床单拿到水池里，又打肥皂，又用水冲，足足洗了半小时。
经过这样一通折腾，已到午夜十二点。
这是我们在吕梁睡得最晚的一次。
周校长给我们的新教室在二楼，与一楼教室是同一位置，都紧挨着楼梯。初中学生都上二楼。一楼留给小学班。
这样，从第四天开始，我们教学分楼上楼下，初中班和小学班正式分开上课。
大家终于能够根据课程表进行教学，感觉一下子正规起来。
五、“花脸”
“花脸”，就是第一天来报到不洗脸又没有家长来送的那个孩子。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不好。
他也是吕梁支教唯一被我“开除”的孩子。
支教第一课，我们在台上做自我介绍时，李超、张睿就向我反映，花脸上课乱说乱动，交头接耳，影响其他孩子上课。
第二节课，韩赛航讲古诗《苔》，我特意站到花脸身后，并有意拍拍他肩头，提醒他：“老师上课，要好好听课，不要乱说话。”可是，我的提醒只管了三分钟，韩赛航讲完作者生平，延伸到讲“苔”这种植物特点时，花脸问同桌：“青苔开花吗？”
同伴看看我，摇摇头。
花脸又说：“青苔就是旮旯里长出来的那层绿毛？绿毛能开花？谁信！”
我看他还要说，拍拍他后背。
他回头看看我，不以为然地说：“我没乱说话。”
我严肃起来：“你这不是乱说话？”
“我们是讨论，不是乱说话。”
他当堂这么顶撞我，如果管不住他，以后怎么管其他孩子！我当时真来气了，更加认定他是“捣乱分子”，便口气很重地说：“你跟我出来一下！”
他这次没反驳，听话地跟在我身后出了教室。
拐到门厅那边，离教室很远了，我站住，对他非常严厉地说：“你不想学习，也别影响别人学习。我看这里不适合你——你走吧！”
他听后愣了愣，满脸涨得通红，脸上挂着的那层灰土变成了小颗粒，仿佛在簌簌往下落。我想，如果他认错，或者说句软话，保证以后不再犯，还让他回教室。可是，他一句话没说，鼻孔往外冒着两股粗气，一副不服气的样子，竟扭头出了大厅，真走了。
走就走吧，我没觉得可惜。我想当然地认定他是个“坏孩子”。这种孩子如果继续留在教室，只会带坏别的孩子。
第二天，孩子们在操场上做课间活动时，有几个孩子慌慌张张跑来向我报告，说昨天我撵走的那个“花脸”又来了。我顺着孩子们手指方向看去，果然是他。他站在学校铁栅栏外面，向操场这边张望。
虽然隔着铁栅栏，看孩子们表现出的惴惴不安，我很生他的气，以为他站在那里扮怪相恐吓孩子。于是，我怒冲冲地向校门口走去，想把他赶走，不要让孩子们看到他。孩子们见我为他们出头，都很兴奋，呼啦啦跟上一大群，跟着我冲向校门。
大概看情形不妙，我们还没到校门口，花脸就识相地离开铁栅栏，骑上他的电动车走了。
转过天来，还是课外活动，孩子们又跑来打“小报告”，说“花脸”又来了。
报告完，孩子们都睁着圆乎乎的大眼睛看着我，等我反应。
这次，我没有像昨天那么冲动。我向校外看看，铁栅栏外面没有树，花脸一连两天顶着烈日站在那里，令我忽然联想到初中的一个同学。这个同学早早辍学，但他还牵挂着学校这块地方和这里的同学，趁体育课或者课间休息大家都在教室外面时，便扒着墙头往里看，同我们说话。但是上课钟声一响，大家都忙跑回教室里，谁也不知道他又去哪里？我曾想，既然他还这么向往校园生活，如果当时有个老师对他敞开校门，他肯定还回到我们中间，也许会像我现在一样，成长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大学生。
想到这里，我再看花脸，觉得他没有看上去多么坏，开始反省自己的武断，决定给花脸也给自己一次补救过失的机会。于是，我让王朝伟吹哨上课。哨声一响，孩子们都跑进教室。
这次，我身后没有那群孩子。
这次，王浩洋也没有跑开。
我先冲他招招手，给他一个友好的暗示。
我走出校门，来到他跟前。还是那张挂满灰土的花脸。因暴晒时间长，他头上脸上早已热汗滚滚。灰土和汗水混杂在一起，把一张小脸搞得更加花里胡哨。
毕竟他还是个孩子，看他一个人顶着酷暑徘徊在学校围墙之外，我心里不由一酸。
我又往前走近一步，一把搂住他肩膀：“兄弟，只要你愿意学习，跟我进来吧……”
我领着王浩洋经过楼梯间那个水池时，又看了一眼他的花脸，说：“洗一把脸再进教室。”
王浩洋不解：“老师，为啥进教室先洗脸？”
我拿出手机，对准他脸上拍了一张：“你自己看看脸上！唱戏都不用化装。”
他惊讶道：“老师，我就是喜欢唱戏！”
我心里觉得好笑，这孩子，听不出我那是委婉地批评他。
王浩洋再坐回教室，变化很大，坐在凳子上不乱说乱动了。但是，他变得更敏感了，自觉和我们保持距离，有问有答，不问不答，仿佛心里装着什么事。一个本来很外向的孩子，突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变得内向自卑也不正常。我便利用课间活动，单独和他坐在操场上拉呱，了解他为什么经常不洗脸。他说，他白天乱玩，家里不管，晚上给人开挖掘机帮家里挣钱。因为忙活一夜，早上回到家顾不上洗脸，赶紧吃口饭再赶来学校。了解到这一层，我对自己的认知偏见感到惭愧，不由对这个还是孩子的孩子刮目相看，他小小的肩头承载着同龄孩子想象不到的生活压力。他不但不是坏孩子，还是个很不容易的孩子，身上有种山里人勤劳吃苦的精神，和一种从家庭继承来的传统美德。
王浩洋真正转变过来，是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
那天，他不是骑着车，而是推着电动车进校门。这一反常引起我注意，再看他身上有土，胳膊上有血痂，手上有油污，电动车链子断了，挂在车把上。问他咋回事？他开始说是自己不小心摔倒。我不信，自己摔倒，电动车链子不会断。他见瞒不过，这才说出实话：路上被一辆三轮车撞了。
我一听急了：“那人呢？撞完，你就让他走了？”
他说：“老师，我没事。”
我说：“你看你胳膊出血了还说没事！起码应该带你到医院检查检查包扎包扎！”
他说：“老师，我真没事。”
我以为他受了对方恐吓，便安慰他：“你不用怕，有老师替你说话。在哪个地方撞的，咱去找他！”
他低下头，说：“算了。我们经常见面，为这事闹翻以后不好说话。”
原来，他有他的思考，爱面子，担心事情闹大。对方无意之举，又没造成危害，相视一笑，一天乌云都散了。如果较真，反而失去了双方都有的善意的东西。
我回宿舍拿出香皂，帮王浩洋洗去手上的油污和胳膊上的血迹。他上二楼教室上课，我去山下村里花两元买来两个链扣，准备把他断了的链条接上。
我是第一次干接链子这种活。我曾见爷爷给我接过自行车链子，留有印象，现在也有样学样，从门卫那里借来一把锤子，把电动车放倒，让链条平躺在砖上，链扣与链扣对准，然后用锤子对着卡扣，叮当叮当，费了一番功夫，总算把链条接好。
这天放学，王浩洋特意走到我身边，诚恳地说：“老师，谢谢您！”
这孩子，会说“谢谢”了。
这件事之后，王浩洋才真正发生转变，重新变得爱说笑，有事没事也愿意找我拉拉呱，不但自觉遵守班级纪律，还帮助我管理班级秩序，成了我的小助手。
后来我们一起坐在操场玩，他跟我说他的故事，他真的喜欢唱戏，曾跟城里师傅学过唱戏。为证明会唱戏，他当场给我们演唱了一段晋剧《三传令》：
一支将令往下传，马岱将军你近前。
自从你们弟兄归了汉，随定山人许多年。
你兄为国把命断，单留将军保河山。
山人领兵取中原，天水此战你当先......
六、一次真正意外事故
第一天报名，拍着足球来的小胖子叫徐亚楠，他是学校体育队队长。
徐亚楠喜欢室外活动，皮肤晒得较黑，胖墩墩的，看上去非常结实。他家住山下村子里，不要家长接送，自己骑自行车来上学，车筐里放着他心爱的足球。
那天下午大课间，他忽然心血来潮，想秀一把车技，站在自行车蹬脚上立起身子，表演大撒把。
“喂，喂——”他大声咋呼着，让大家都看他。车奔车棚去了，他还回过头来大声咋呼，大概是想让大家看他凭自行车惯性，能驶出多远。可是，车棚上方有个方形钢管横梁。徐亚楠站在车蹬脚上，超过横梁高度。等发现横梁碰头时，想躲已经来不及，“啪唧”一下，人车摔倒。
徐亚楠从地上爬起来，没哭，一只手紧紧捂着右眼和半边额头。
我赶紧跑过去，拿开他的手，看看伤在哪儿？伤得重不重？看到他眼眶上方红了一道，正往外渗血，血水把上眼皮染红了，看不出眼睛有没有伤。我头里“轰”地一下——这次摊上大事了。
我把学校的事托付给韩赛航，又嘱咐王朝伟、张丹他们看好孩子们的安全，然后叫上钟晓万，跟我一起送徐亚楠去山下村里找卫生室。
钟晓万问：“咱啥都没有，咋送孩子去山下？”
徐亚楠胖，一百来斤。
我说：“实在不行，咱俩轮流背也要把他背到医院！”
徐亚楠却不以为然：“老师，先送我回家，我奶奶陪我去包扎就行。”
“不行。”事是在学校里出的，我们就得负起责任。
这时，王浩洋拿着一串钥匙过来：“老师，骑我的电动车。”
这句话提醒了我。我接过钥匙，冲王浩洋竖一下拇指，关键时候帮我一把。我扶徐亚楠在后座坐好。钟晓万借了另一个孩子的电动车，我们冲下山坡。
村里有个卫生室，里面有西药，但主要卖中药。据村里人说，这家曾是中医世家，以中草药为主，治病花钱少，靠谱，在方圆几里都很有口碑。此前王朝伟和张乐佳因水土不服，上火，流鼻血，得了口腔溃疡，从手机上查到几种新药，二、三十元不等。只是村子太偏，快递到不了这里。后来听家长介绍，他俩找来这里，医生配了几样草药，研成粉，仅三块钱，敷药两天就好了，灵验的很。
徐亚楠的伤和口腔溃疡不一样，需要处理伤口。医生给徐亚楠敷上药，贴上药布后，说很幸运，是伤到眼皮，再往下一厘米就伤到眼球。
我心里话，是孩子幸运。我们是不是幸运，待会见了孩子家长才知道。
因为是磕了头，医生担心脑震荡或内出血，建议我们带徐亚楠去吕梁市里大医院拍个片检查检查。
我一听傻眼了。去市里检查，我们用啥去市里？还骑电动车？半路上耗没电，更麻烦。我和钟晓万一商量，决定送徐亚楠先回家，把情况告知家长。家长是本地人，办法比我们多，找车也比我们容易。
家里只有徐亚楠奶奶一个人。她说做不了主，让我给徐亚楠爸爸打电话。电话通了，徐亚楠爸爸说他正开着货车，一会儿赶回来。
我们站在门口等了五六分钟，远处飞来一辆黑色奥迪。开始，我没怎么在意。徐亚楠爸爸说是开着货车。但奥迪到我们跟前戛然而止，条件反射，我心里突然一颤。不是徐亚楠爸爸，谁会在我们身边停车。两扇车门刚一张开，一左一右几乎同时下来两个大块头男子。驾驶座这边的男子戴着墨镜，穿着花褂子，挺着大肚子，急奔过来，猜想他就是家长，另一个是帮手。这时我开始管不住两腿，直打哆嗦。我心里话，这顿打是免不了了。
我往前走一步，想和钟晓万拉开距离。如果家长发火，我顶着，能顶多少算多少。我往前走，钟晓万也跟着向前一步。大概他是怕我挨揍。我硬着头皮先自我检讨：“叔叔，怪我们没把亚楠看好......”
“没事没事，”出乎我预料，徐亚楠爸爸来势狠猛，话却不横。“是他自己不小心。”
“刚才医生说去市里大医院再做个检查。叔叔，你帮忙找个车，我付车费......”
“没必要。没必要！”徐亚楠爸爸说着，已经把徐亚楠领到车门那里。“我开车来的，不用找车。”
家长越通情达理，我越感到愧疚，跟过去说：“我跟着您去市里......给亚楠拿拿药，跑跑腿。”
徐亚楠爸爸看出我紧张，安慰我道：“你不用怕，小孩子磕磕碰碰长得结实——我带他去查查就行。”
晚上，我在操场上又给徐亚楠爸爸打个电话，询问检查结果。徐亚楠爸爸还是白天那句话：“没事没事。放心好了。” 说心里话，我最期待听到“没事”两个字。比这两个字更暖心的，是家长的淳朴善良。
七、“活宝”
“活宝”学名叫刘光，精瘦，一说话露出两颗小虎牙，萌萌的。他喜欢黏人，黏着你问这问那，仿佛脑子里装着十万个为什么。因五官和我们大学的一个同学有点像，加上他跟我们每个人都很熟，经常跑我们宿舍串着玩，大家都把他当成活宝。
有天中午，他趁我们午睡，悄悄溜进来，每人床头放了个棒棒糖。是那种一毛钱一块的棒棒糖。
早晨，他如果来早了，会挤在窗台那里瞅我们睡觉。我过去想拉上窗帘。别的孩子一见，都跑开了。他还趴在那里，好奇地问我：“老师，我们比你们小，都来了，你们比我们大，还睡懒觉？”
我被他问笑了。这活宝，竟找到了自己的优越感。我问他：“你在家几点起床？”
“五点。家里人起床我就起床”。
就是这么个活宝，却做了一件令我很生气的事——他把金胜昌喝水的杯子扔进垃圾桶。
金胜昌找不到杯子，哭着来找我。我曾见过他的杯子，塑料壳，杯盖拴根细绳，杯子外壳脏得发灰，看不出原来颜色。我看它太脏，让金胜昌去水池洗洗。他说这是他“公”用的，不用洗。当地人管爷爷叫“公”。我看脏得实在不像话，便拿去水池替他洗干净。
一开始，我不知道金胜昌水杯在哪里。孩子们没有出校门，那杯子肯定在校内。我一个一个问其他孩子。后来有个孩子说，是刘光跟金胜昌闹玩儿，扔进垃圾桶里。
我一听他给金胜昌扔水杯，就生了气。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团结友爱。我越想越觉得这件事性质严重，应该狠狠抓一抓。于是，我把两个部的孩子都集中到一楼教室开会，把那个杯子放在讲台上，通报批评，并让刘光站到黑板前当众向金胜昌道歉。
刘光一改往日的嬉笑，一排上牙紧咬着下嘴唇，眼里憋着一捧泪花。看到孩子那两眼泪花，我自己吓了一跳。他终究还是个孩子啊，我这样兴师动众，孩子的小小心灵是否承受得起？我这时后悔了，假如把两个孩子单独叫到一起，限于两个孩子之间解决问题，既安慰了金胜昌，又照顾了刘光的自尊心，这才是最佳解决方案。
为弥补自己的过失，第二节课后，我单独把他叫到我身边，领着他在操场散步，跟他谈心交流，说老师不是生他的气，是生他给同学扔水杯的气，还会像以前一样喜欢他。我脑子飞速旋转，想尽快使他走出我给他的阴影，高兴起来。后来想到小孩都喜欢看动漫，便问他喜欢看什么动画片。他说奥特曼。于是，我陪他坐在操场外围的石墩上，一起在手机上看奥特曼。看了会儿，他忽然问我：“老师，你这么大了还喜欢看奥特曼？”
我说：“老师也是从你这么大过来的。你喜欢看的，老师当年也喜欢看。”
“嗯。”
“好看吗？”
“好看。”
“如果在电影院里看，效果更好，更好看。”
“电影院啥样？”
“很多人坐在漆黑的大厅里看，那种观看效果特别好。”
“看啥？”
“当然是看电影啊。”我看他恢复了好问的天性，放心了。
“嗯......”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我所能做的，只有鼓励他好好学习，长大了也成为一名大学生，进城里上学或将来在城里工作，就可以坐在电影院看一场真正像样的电影。
八、融入这片山地
晚上十一点前，我们在大学都不睡觉，熄灯后还刷会儿手机。在吕梁，信义学校没有WIFI，大家都特别珍惜手机那点流量，而节省流量最好办法就是不玩手机。大家在空旷无人的操场上与草木对坐，与漫天星星对坐，或者早早上床，不受外界打扰，枕着吕梁大山一同入梦，真正体验到一种人与自然的岁月静好。
信义学校的早晨，我们都是被窗外鸟鸣和孩子们天真脆响的嬉闹声唤醒。孩子们精力似乎特别旺盛，像一群不知道疲倦的小鸟，跟我们混熟后，不但早早来叫醒我们，还会经常给自己喜欢的老师来个出其不意。
比如王朝伟教体育，徐亚楠有个妹妹也喜欢体育，有时候会从后面忽然扑到王朝伟身上，缠着让他抓住她胳膊轮起来飞翔。小女孩胳膊特别有劲，经常做引体向上运动，令我们支教的三个女生看得目瞪口呆，惊叹不已——她们都不会做引体向上。
有一次，王朝伟穿了件红色短袖衫，后背有可口可乐瓶子图案，五六个孩子突然抱住他。王朝伟有些发懵，他可轮不动五六个孩子。听孩子们嚷着说要喝他的可乐，他才明白过来，是衣服上的图案惹的“祸”。既然是跟他闹玩儿，王朝伟心有灵犀，立刻迈开马步，气运丹田，站稳，让这些孩子挂在他身上玩。
孩子们喜欢跟他玩，因为他在我们支教队员中个头最矮。在孩子们眼里，也许他更像个邻家小哥哥。
我最喜欢站在操场上，听教室里韩赛航领着孩子们朗读古诗词声，受其感染，感觉自己真成了老师。做老师，带领并保护一群孩子成长，这是多么崇高多么具有价值的事业！我由此明白了，队旗为什么叫“麦田守望者”——保护孩子，不让他们掉下悬崖。
我也经常课间活动和孩子们坐在校园门口，一面可以眺望远处大山，一面互相聊天。孩子们最关心的是我们聊大学生活。他们知道大学，但不知道能上大学。这时，我就感到一种特别的责任感。我们的到来，也许改变不了什么，但可以给孩子一些精神上的鼓励，埋下积极向上的种子。
支教有了规律，正规起来，我们不再那么焦虑和彷徨，偶尔会在晚饭后去山下村子里走走。
走过那段坡路，拐个弯，来到村街上，有节律的舞曲传来。循声找过去，在一座房子后面水泥平地上，十多个中老年人跳广场舞。
街灯已经亮了。白天空旷的街上，人稠密起来，晚上变成小夜市。沿街一侧摆满小地摊，铺一块蛇皮袋，上面摆着甘蓝、豆角、土豆等青菜，也有油桃、小苹果、杏等传统水果。还有活鸡活鸭，用短绳捆着两脚，直接放地上等人来买。无论买的，还是卖的，多是熟脸儿，大家或坐或站，仿佛有说不完的话，拉不完的家常。
我们走在街上，一些家长认出我们，主动说到他们自己的孩子，非常热情。家长反映，以前学校来过大学生老师，待时间不长，又回城里了。有个小女孩妈妈在街上开理发店，因为店里没有顾客，娘俩坐在门口聊天。我们经过时，小女孩认出我们，立刻惊喜地喊她妈妈：“妈妈妈妈，我老师来了。”
一位坐在路边卖西瓜的家长，招呼我们过去吃瓜。我们婉言谢绝，不能白要家长东西。谁知，这位家长抱着两个大西瓜从后面撵上来，不由分说塞给我们：“你们来为我们的孩子，不吃我们的饭，吃个瓜总应该吧。”
我们被让得不好意思了，说要一个。
“你们这么多人，一个瓜不够吃的，都拿着！”
我们抱着两个大西瓜，走出好远还不时回头望这条街，内心都是满满的温暖，感觉脚下是那么踏实。
吕梁人不善言辞，却用一种最朴素的方式向我们表达热情和善意。
善意，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东西，她像阳光一样具有生命力，令人肃然起敬，滋润万物生长。
我们支教后期，有个家长送来个幼儿园的孩子，一定让我们教会她家孩子“破十法”和“凑十法”。
我第一次听说这两个“法”，不知道啥意思。韩赛航、张丹他们也是一头雾水，以为是吕梁当地一种特殊教学方法。我们说不懂，家长不信：“他老师说了，暑假不用教他别的，只教会他‘破十法’‘凑十法’就行。你们教得了大孩子，肯定能教得了小孩子。”
看家长说的这么坚决，对我们期望值很大，韩赛航答应收下孩子。
送走家长，我们围住问他：“你知道‘破十法’？”
“不知道可以问问——咱这个老师啊。”韩赛航微笑着晃晃手里的手机，继续说：“家长信任咱，孩子送来了，咱不能辜负家长。”
因为孩子只有五六岁，太小，初中班和小学班都不适合他。韩赛航有办法，在我们宿舍放一张课桌，他单独教这个孩子，相当于开设了一个孩子的幼儿班。
后来我从手机上查询，了解到真有“破十法”和“凑十法”，都属于小学生加减法运算技巧。
小孩子加减法运算技巧，差点难倒我们这些大学生，可能没人会相信。
把这件事说出来，我不认为是丢大学生的脸。面对浩瀚的知识和广阔的社会，即便身如我这样的大学生，也有自己的局限。
九、一堂电影课
支教最后一课，给孩子们放一场电影，是黄斌先提出来的。
那天，我们一起讨论，最后还能为孩子们做点什么？黄斌说，这里的孩子没见过电影院，咱们走之前，给孩子们放一场电影吧？
全票通过。
给孩子们放电影，当然不能把城里的电影院搬到学校。但这不妨碍我们一起想别的办法，积极做准备。第一步，先把电影定下来，每人提名一部儿童电影，结果，《寻梦环游记》胜出。接下来，把电影下载到笔记本上，让孩子们从笔记本上看电影。学校没有WIFI，黄斌、李超、张睿用手机流量下载电影。因为孩子们多，近八十个孩子，我们支教队员有三个人带了笔记本，决定用三个笔记本同步播放，这样，大孩子小孩子都能看到。
为营造电影院那种氛围和效果，我们拿来各自床单，档住教室窗户。一层床单挡不住光，就挂上三层。
全部准备就绪，这才让孩子们进屋，按高矮在教室坐好，然后关灯。
教室里漆黑一团，顿时安静下来，静得那真叫鸦雀无声。笔记本发出的蓝光，具有了某种神秘的力量。
孩子们一动不动地盯着电影画面，看得入迷。两个小时的播放，竟然没有一个孩子发声，也没有孩子提出上厕所。电影结束，灯光亮了，孩子还坐着不动。不知道孩子们还沉浸在电影故事里，还是被这样的氛围深深震撼住了......
韩赛航走到孩子们面前，做支教总结：“同学们，看完热爱音乐的小——男孩米格为了梦想经历的一段奇妙旅程故事，下面，再给你们讲讲我的成长故事。你们肯定都听出来，我说话慢，有点结巴。可是，我的结巴不是天生的，是跟别人借的。”
“咦——”教室里一片惊疑声。
也有笑声——结巴能借？
“我小时候不结巴，是我邻居家——一个小孩结巴。”韩赛航接着说，“我四岁那年，觉得结巴说话好玩，就跟着那个孩子学结巴，学了一天学会了，结果人家的结巴好了，我成了结巴。因为结巴，我小学、初中特别自卑，不敢跟同学说话，上课不敢提问。我心里啥都明白，就是不敢说话。可能因为古诗词朗朗上口，后来发现读古诗词不结巴。于是，我喜欢上古诗词，通过背古诗词，努力改正自己的缺点，努力说完整的话，表达完整的意思。我的努力成功了，不但成长为一名大学生，还在大学期间取得双学位。同学们，我在这里讲我的过去，是想告诉你们，不要给自己设限，担心上不了高中，考不上大学，你们现在只坚持一个想法，就是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下面，我宣布，这次支教活动到今天结束。感谢你们，让我当了十四天校长。最后，我想把刚才电影里一句话送给你们，‘坚持梦想，努力把他变成现实’。”
孩子们离开教室时，我们把带来的小礼物都发给他们，作为我们最后一份心意。
等孩子们都走后，队员们开始打扫教室卫生，把桌凳都集中到一起，然后擦地，留下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给孩子们做出榜样。我、韩赛航、黄斌、钟晓万、卜小满、王朝伟、李超、张睿、张佳乐、张丹、韩萍萍，十一个队员都集中在教室，大家默默打扫着。不知为什么，大家平日什么活动都有说有笑，这次整理打扫教室却没有一个人说话，对我们支教生活的结束有种难以言说的不舍。我们曾担心离开时，怕看到孩子们不舍，已经与张会长说好，明天一早他的爱心公益车队悄悄接我们去车站。其实，我们又何尝舍得这里和这里的孩子们。
在来吕梁的路上，曾感觉十四天漫长。我们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学子，在这片山地焦虑过，忐忑过，憋屈过，奋斗过，都已经把这里当成自己工作的地方。我们大二这年的夏天，我们的人生与这个叫吕梁的地方有了一次难忘的交际......
后记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下旬，小雪将至未至。
山东理工大学容纳三千多人的报告大厅里，桌椅、主席台都铺了红布，过道铺了红毯，金碧辉煌，坐满年轻学子——这里正举行一年一度“五有人才”表彰颁奖晚会。
晚会开始，全体起立、奏唱国歌、颁奖，评出的优秀个人、优秀班级、学科标兵、优秀团队等依次戴着大红花上台领奖。
颁奖结束，围绕“有社会责任、有创新精神、有专门知识、有实践能力、有健康身心”五个方面选出五个学生代表上台讲他们一年来的奋斗故事。
李帅是第四个上台的发言代表。他跟前面三位不一样，没有讲获得什么荣誉，也没有介绍什么成果，而是讲了“麦田守望者”支教志愿团队在吕梁的支教故事，讲了吕梁的风土人情，讲了王浩楠受伤后的提心吊胆，讲了怕讲不好课的那种紧张愧疚。
整个晚会，他是唯一赢得两次掌声的发言代表。
其中一次掌声，是给他与一个不爱洗脸的花脸孩子的友谊。
“我们离开吕梁已经有些日子，但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前几天还给我打电话，说他复学了，真正回到了教室。”李帅稍一停顿，继续说，“我们支教第四天才站稳脚跟，打开局面，因此，我非常感谢我们这次支教是十四天，而不是五天、七天，从而我们有了更多融进去的机会。在这里，我想用我们的支教经历告诉在场的各位领导、老师和同学们，今天的孩子，不会上不起学，因为国家承担义务教育学费；不会吃不上饭，因为全国都已脱贫，学校还提供免费午餐；也少不了参考书，只要孩子愿意读，家里都能挤出钱来买上两本教辅——对山区的孩子来说，他们也许不缺水，但仍需要一场雨！”
2021年6月第一稿
2022年7月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