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文城》中“文城”存在的现实意义

《文城》作为余华时隔八年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一经出版便备受争议。本文抛开叙事结构与手法不谈，意在从主题意蕴出发简述《文城》与余华以往长篇小说内涵的不同之处，并对“文城”存在的现实意义加以阐释。纵观全书，“文城”既是小说叙事动因，又是近乎理想的乌托邦世界，是掺杂着现实悲剧性的“桃花源”，亦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展现着对至善至美人性的呼唤。

一、从文城到溪镇——流浪与生活

《文城》以清末民初的动荡年代为背景，采取近乎零度叙事的方法。讲述主人公林祥福与南方女子纪小美相遇、相爱全过程。全书矛盾冲突始于纪小美生下一女后的不告而别。这使得林祥福携女南下寻妻，寻妻的目的地是小美哥哥口中所说的“文城”。“文城”是全书关键线索，它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将写作背景从辽阔奇异的北方转向对林祥福而言遥远又陌生的江南水乡。

起初，林祥福在江南水乡近二十个城镇间穿梭，向人们打听一个名叫文城的地方，那是小美的家乡，可是所有人的脸上都是茫然不知的表情。[1]他带着女儿从南到北，近乎是在流浪，但又从未放弃寻觅。从某种程度而言，林祥福带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他似乎一直坚信“文城”的存在，即便这个理想之地一次次地被人否定。余华将流浪的终止之处设置在溪镇，而在林祥福心中，能将“文城”等同于溪镇实属不易。林祥福初次听说溪镇一词是在船家口中，那是一个听起来很像“文城”的地方，出门遇水，抬脚用船。年轻姑娘穿着木屐在石板路上走动的声音使他想起小美走路的情形。然而，当他在溪镇街上游走数日，一遍遍询问却又一次次被告知这里是溪镇而非“文城”时，他决定再次南行。

然而，越是往南，“文城”在林祥福心中变得愈发虚无缥缈。因而他恍然大悟，“文城”根本不存在，小美的名字亦是捏造。此时并未选择回到自己熟悉的北方而选择回到溪镇。女儿需要母亲，他需要小美，而溪镇是最靠近理想的地方。从流浪到寻觅，再到等待与学会生活，林祥福的内心经历了一番挣扎与成长。

事实上，余华的《文城》故事展开方式与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有相似之处。两书同样以人物的不幸遭遇——“被骗”为出发点，不同的是，《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的牛小丽显然不如林祥福清醒，她在寻找不存在的城市与不存在的人物过程中迷失了自己，陷入迷惘，走入不归路。

林祥福则在寻觅无果后不再固执地追求他的理想之城，看清并接受了现实。随着叙事的进一步展开，“文城”在林祥福的心中似乎在淡去，而对于读者而言，所谓“文城”的形象却愈发清晰起来。“文城”真相的揭晓，使得林祥福的内心从流浪归于平静，使得读者的心从迷茫到好奇。“文城”即溪镇，是一个美好的、充满希望、充满爱与美的地方。它值得主人公在那里停留、生活并且等待着一切未知的人和事。作者正是利用了主人公和读者的心理变化，才使得小说情节得以推进，也加强了后续溪镇发生动乱一事带给读者的冲击感。　

二、从现实到传奇：“文城”中的浪漫性

评价《文城》，不能用以往纯“先锋性”或纯“现实性”的眼光去衡量它。余华在创作谈中说：“《文城》是借助了传奇小说叙述方式，它的叙述是戏剧性的，这是传奇小说的特征。《文城》出版后，不少人将它与《活着》比较，这是截然不同的两部小说，应该是无法比较的。”[2]一直以来，余华的小说似乎都在强调一种苦难意识，时代背景多是人物悲剧的成因。但在强调人物苦难之余，余华又常在小说结尾中以极度平和的笔调传达出与命运对抗时的乐观及坚持。诚然，这种对抗是基于客观现实。

而在《文城》中，余华有意借伦理文化美好的一面淡化了这种苦难与悲剧性，取而代之的是传奇性。较余华前几部长篇小说而言，《文城》中主人公与现实生活的贴合度减弱，作者有意将着眼点落在“讲故事”上，林祥福更像是一个故事人物，他的存在是为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因而，“文城”的出现也强化了小说的浪漫性，但这种浪漫性是建立在陌生化的基础上。

起初，无论是于林祥福还是于读者而言，“文城”是以一个遥远而美丽的江南水乡形象出现，我们无从得知该其真实性，仅因小美的描述而对其充满好奇。正因为这种距离感与陌生感，才得以使“文城”神秘化。

随着故事的推进，“文城”形象逐渐明晰，它不再神秘。但不同于我们的现实认知，即便是在物质匮乏的动荡年代，文城（即溪镇）中不同阶级不同身份的人都达到了一种至善至美的境界，如林祥福、田大、陈永良、李美莲、商会会长顾益民，甚至土匪“和尚”等。在溪镇，人与人间没有太多的利益纠葛，一派和谐景象。以林祥福和田氏五兄弟之间跨越阶级利益的深厚情谊为例，田氏兄弟对林祥福淳朴而不顾利害关系的守护在今天看来都不可思议。

再如，溪镇的自治是由商会组织完成的，其中商会会长就是重要的人物。余华所写的这些封建地主，并非我们印象中那样剥削农民或压迫底层人，他们没有一点国家和民族意识，却是一方乡土的守护者。如果将溪镇这一方天地视为一个小小的世界，不考虑外在干扰因素，这个世界几乎达成了“大同”社会的理想状态，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文城”的存在超出读者的认知与想象，具有神秘性与浪漫性。

简言之，“文城”世界里有着超出现实的传奇与浪漫，这也符合余华对它“非传统的传奇小说”的定位。所以，抛开以往“先锋”或“现实”的风格，从传奇小说的角度来解读《文城》，余华的创作无疑是成功的。

三、桃花源外的现实——历史背景下的“文城”

初读《文城》，读者极容易将“文城”想象为乌托邦世界，同时也容易认为余华采取的是“乌托邦”叙事。不可否认，文城中的人情、风俗、环境等确实存在美化现象。不同的是，小说的背景并未脱离历史存在，叙事也并未局限在一定时空内。笔者以为，《文城》采取的并非全是“乌托邦”叙事。

“文城”背景宏大，它根植于清末民初的乱世，既有桃花源和乌托邦世界里的“温情”，也有贴近现实的“苦难”。“温情”与“苦难”的交织碰撞，又给本是传奇小说定位的《文城》注入了熟悉的“余华式”的写作风格。如詹玲教授所说，“从《活着》开始，余华笔下的善与温情就四处流淌，但每每敌不过苦难与恶的纠缠，生活的悲苦由是显现。《文城》也是这样。”[3]“文城”里人物结局大多是悲剧性的。比如，美丽坚强的小美死于寒冬，天真善良的林百家一出生便没有母亲，商户会长长子被卖到澳洲，身为土匪却心存善念的“和尚”与张一斧对决而死，顾益民作为“溪镇最有尊严的人”，却在土匪窝遭受“摇电话”的酷刑，重情重义的林祥福因救人死于匪祸……这些人具有共性，即：他们自身看似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却依旧摆脱不了悲惨结局。

余华在创作《文城》时，就已经将其置身于历史背景之下。实际是先有历史，而后才有的故事情节包括人物。雪灾、龙卷风、军阀混战及匪祸等不安定因素的出现，同样是基于那个年代的社会现状而写，并非作者虚构。比如，余华曾表示，书中写到溪镇的雪灾，就是以清朝康熙年间无锡太湖区域的40余日大雪为原型。小说中顾益民去身上腐肉的方法，也源于中医书。这或可证明余华作为写作者，具有求实精神和尊重历史的责任感。

正是因为作者有尊重历史的精神，所以读者能从《文城》中感受到“浪漫”与“现实”交织的“恍惚感”。这种“恍惚感”存在的意义便是使读者将自身代入进浪漫温暖“文城”的同时又不忘将自身抽离，感受那个年代特有的历史与现实。“梦”与“现实”的碰撞，也能使读者体会到面对人物不幸遭遇时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是时代赋予的。

诚然，历史背景下的“文城”在为我们呈现历史现实的同时也存在些许问题。不少评论家认为，余华在这本小说中呈现的历史感不够厚重，存在事件背景不够详细，军阀混战、匪祸起因交代不清等诸多问题。这一点不可否认，或是受叙述侧重点影响，又或是受叙述视角限制。总之，我们可以对《文城》展现的历史感持质疑态度，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对全书起到的积极作用。

四、表现、破坏与呼唤“美”——“文城”与湘西世界之对比

《文城》中有一最大特点是将人物的性格极端化处理。这里的极端化既指正面人物的“极善”，又指反面人物的“极恶”，这种善与恶之间有明显的界线。当然，小美和“和尚”这类人物因成长环境与自身遭遇原因，自身即具有矛盾性，他们做过看似“错”的事，却仍能令读者心生怜悯和关照感，或可另当别论。

如果将林祥福、陈永良、顾益民等人为代表的正面人物归为一个阵营，代表着“文城”世界的“美”，那么以悍匪张一斧为代表的反派人物则在另一个阵营，撕开“文城”世界的美的滤镜，让读者看到丑的一面。

作者有意将故事安排在大厦将倾、民生凋敝的转型年代，也就注定要将“美”毁灭给读者。溪镇的人民越是和谐，张一斧等人的行为就显得越是无理由的极端和凶残。他们俘虏溪镇的人民并对他们施加酷刑，冷血无情的行为下体现出的是社会的混乱和时代的荒诞。另外，书的龙卷风、冰雹、雪灾等自然灾害以及军阀混战都可被认为是破坏“美”的外在因素。

而在展现与破坏“美”的同时，余华还将全书的主题上升到“呼唤美”。“文城”世界符合中国儒家文化的要求，将仁、义、礼、智、信体现在溪镇人民的身上。事实上，书中人物在与苟且现实和不可抗命运对抗之余，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温柔与坚韧足以化解苦难带来的残酷，这便是人性美的力量。于当代社会而言，这种“美”也应该同《文城》中所写的一样，不能因外界变化而缺失。

事实上，余华笔下的文城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很类似。既充斥着暴力，但又有道义和温情，叙述者对前者的描写冷静而克制，但对后者的描写却不惜笔墨，用饱满的细节和抒情的笔调冲淡了悲剧带给人的畏惧和震慑。[4]不同的是，与沈从文相比，余华《文城》中体现的“暴力”更为直接、更具冲击感，其原因在于，相较于“文城”内部的自然美而言，外界的冲击是刻意的、非自然的，故而表现力更强，矛盾可以写得更尖锐、更无法调和。与此同时，“文城”中的人物角色不如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形象饱满。文城中的人物具有倾向性且边界明显，他们之中很少有亦正亦邪的复杂人物，也很容易用善或恶定义。这些角色似乎是为剧情而生，他们本身似乎并未进行内心的挣扎，或善或恶，一旦定义，便毫无变数，像是被束缚在某种框架中。相比于沈从文笔下人物的自然随性，林祥福、顾益民等人带给读者更多的是克制感。

如此一来，小说中的人物很容易失去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该具有的真实性，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文城》在角色塑造方面的缺陷。但从某种程度而言，人物角色的虚化又在为“传奇小说”这一定位服务，这也更有利于使读者明确小说人物与所处现实人物的不同，将小说与现实隔开，强调小说的“非真实性”。

“文城”的出现，是余华对自身创作风格的又一次突破。全书因“文城”而起，将读者代入一个近乎理想的乌托邦世界。它是“非传统的传奇小说”的具体体现，又是一次“浪漫”与“现实”的碰撞。当“美”缺失时，人们便会追寻“美”。“文城”展现给读者的，既有对“美”的书写，又有着对“美”的呼唤。抛开虚构性不谈，这种“美”不仅要存在于小说中，更应该存在于当今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