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池记忆

荷池记忆

我们只是时代的书记官。

——题记

一、状元吃面

状元吃面是我的发小王治祥在观景拾萃群抛出过的话题，说的是当年荷池镇上每逢有剧团来演出，剧院就会在荷池闹市的电线杆上挂牌公告。

电线杆立在剧院路与中山路交汇左角靠墙，那里还长年有个小吃摊，约五十公分长的告示小黑板就挂在在小吃摊的上方。“状元吃面！”雕刻印章的老张边吃酒糟油条边念。“状元吃面？”有食客搭话，他以为小吃摊上卖面条了。那时小吃摊是没有面条的，吃面条要上红旗饭店。

演出的剧目是状元与乞丐。写的人潦草，读的人也塞责。也不一定是塞责，那年月，认得乞丐二字的人还真不多。我当时正读小学三年级，也认成状元吃面。只是我没有念出声音，心中踌躇。

只所以这件事过去了五十多年了还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是因为状元与乞丐的牵扯让我挨了父亲的一顿狠揍。

倒不是我认不出状元与乞丐几个字。

我家的住地三面环池塘，池塘里喂养了鱼。那年月，哪个池塘不养鱼呢？一面高出水面三尺许的三角红旗招展，宣示着池塘管理者的主权，那年月这样的景致随处可见。而我却有幸不在被管理之列：我实在太小，也或许是管理者希冀我家能协助管理至少不宜与我为敌。于是我放学了便常常在池塘钓鱼。鱼钩是烧红后的缝衣针，钓竿是挂蚊帐的竹竿。蓬头稚子学垂纶，运气好我也能钓到半碗小鱼。

忽一日来镇上出演状元与乞丐的一位演员也来池塘钓鱼，他的钓竿是三截竹竿连接的，他一个小时就能钓到三五斤鱼，有时甚至于上十斤。我开了眼界，套用现在的话是与外部接轨了，我知道了渔具的重要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当然那时我还抽象不到此高度，我只是想要一付好钓杆。

那演员钓了鱼便藏在我家的菜地里，对我的贿赂便是能随他进剧院看戏。以前我想进剧院看戏，只能在散场前五分钟进场看戏尾巴，或者家里来客人了，父亲请客，我能被带进场。其他时间想看戏只能从剧院厕所旁翻院墙和提前藏匿在戏台底下，但每次都会被看场子的张三李四捉拿撵出。

现在能光明正大地进剧院了，而我的心思却转到了渔具上。

当时荷池镇子中心还有一个鱼塘，就是那个荷池镇赖以得名的池塘。不过那时因为养鱼，塘中已经没有荷花了。又因为在镇子中心，周围住户多，防护措施就很到位：四周扎了竹竿制的栅栏。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和发小谢生安实施了渔具计划。确实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计划的前期得以顺利实施：我们各“顺”了三根竹竿。

这个情节确实不是我编造，那个池塘的中间有一块陆地，像个孤岛，靠一条路与镇子相连。岛上面有砖瓦房子，据说解放前是商会，当时是镇公所，现在好像又是工商行政管理局了。荷池的朋友们一定知道的。

我的渔具计划后来功败垂成。父亲用那三根竹竿中的一根让我受用了一生。

谢生安后来读了商校，再后来当了兵，再再后来他娶了我初中的同届校友，他战友的妻子又是我初中同班同学，因了这些关系他和我前年重逢，麻将桌上欢聚了数日，谈起往事恍若昨日。他现在发了，居某省会，他邀请我去某省会玩，只是我迄今未成行。

我们都没有谈起月黑风高的夜晚。他不提，我当然也不好意思提，他应该不会是忘了吧？当时第二天他就慰问了我，夸我声音嘹亮高昂。

二、史绍柏

史绍柏是我发小中最早“走”的一位，才读二年级就走了。那年春节后他没来上学我就去他家里找他，他家里人说他已经病死了，但没告诉我死因。

不知是否还有人记得他。

我已经记不清他到底是叫史绍柏还是叫史绍伯了，印象中是叫史绍伯的。但他有两个哥哥，伯又是老大的意思，姑且叫史绍柏吧。他住在河堤内侧，从挂剧院公示牌的巷子上去右拐第三家。当时的堤外还很有几户人家的，现在都成河滩了。荷池凋落了。

但当时的荷池却是兴旺的，有小汉口之称。北门口蒋家塔搬运公司门前的河码头长年停着往返南县的轮船，不下雨下雪的日子，我和史绍柏晚饭后就伏在栏杆上看轮船，天南海北的胡侃。侃什么，现在已经全然不记得。但那时我和他却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无知无识无来由的快乐！

由荷池河上溯二十里便到了裕公镇，荷池河在这里与长江分汊。我后来学徒时到过裕公镇，特意去看了分汊处：正值汛期，浩瀚的长江波涛汹涌，豕突犬奔，当时我很有些震撼。再后来出差汉口，我说汉水往下流经过哪儿呢？同行的老肖大笑不止，“就你还初中生，没学过中国地理？”

原来长江的支流并不像莲藕的支节全从主干逸出？亏得地理课老师还夸过我长江的示意图画得好。

我追忆过我与史绍柏的友谊基础，他请我吃过一汤匙西瓜。确实他请我吃过一汤匙西瓜。确实他只请我吃过一汤匙西瓜。

史绍柏的祖父是人民银行的职员，退休后住在银行宿舍里。那栋宿舍旁有块小隙地，确实很小很小的地，仅够他植一棵西瓜苗，那株西瓜苗长大后结了一个西瓜。也许不只结了一个西瓜，但我看到时藤蔓已经蔫了，再无果实。史绍柏在祖父的宿舍里抱出凉水镇过的西瓜，他一汤匙，我一汤匙。“不能再吃了，我祖父发现就麻烦了！”史绍柏的论断是英明的，我们刚离开就听到了他祖父歇斯底里的骂声，“天杀的，你们是饿牢里出来的呀！”

荷池镇有一条与荷池河平行的主街中山路，但卫生院、邮局、银行却在与主街平行的辅街。我后来看到过一个资料，说是在以船运为主的年代，集镇的主要街道都与河流平行。

我在匡在兵的葬礼上见到过史绍柏的二哥史绍炳，他是匡在兵的小姐夫，短小精悍，像极史绍柏。他和我打招呼，我说你还认得我？他说荷池的几个老人当然认得！我想起他是荷池镇的文艺工作积极分子，镇上每次汇演必有他的保留节目天门渔鼓。

他的大哥我却完全没有印象了。

三、臭蛋

这里臭蛋不是名词，不是臭了的蛋。是形容词，形容两个人不共戴天。这么说臭蛋又应该是“仇”蛋。但如此又文理不通，姑作臭蛋吧。

臭蛋还可能只是荷池少年的专用词，因为我没有在荷池以外的地方听到过这个词，也没有在成人世界里听到过这个词。

那时我们常常用这个词：某某是某某的臭蛋。某某和某某臭蛋了。一旦两个人“臭蛋”了，就老死不相往来了。我至今不解：小小年纪，蛋黄还没散呢，哪来那么大的仇啊？当然现在再探究的臭蛋的原因，恐怕很多当事人自己都不好意思：哪有上得了台面的原因啊！

我那时也有一个臭蛋，只不过用现在流行的说法我是被臭蛋。而且我被臭蛋得莫名其妙。

至今我也还莫名其妙。

我们都住在小西门，在我们成为臭蛋之前几乎每天一道上学放学，“关系好得恨不得穿一条裤子”。当然那时我们都还不知道两个人可以好得只穿一条裤子，但我们那时候确实好得恨不得每天一道上学放学。

我那天照样去他家等他上学。

“不理你了，我和你成臭蛋了！”

我以为他开玩笑。

“真不理你了，真成臭蛋了！”他进屋不再理我，他的家人也不招呼我。看样子我和他成臭蛋是实事了，我只好一个人闷头去上学，在学校里我又喊过他几次，他彻底不理我，于是我接受了我和他是臭蛋的事实。

在我的记忆中我和他是臭蛋的唯一实证是他破坏了我的捕鱼企图。“臭蛋！”他叫我，并把泥土掷在我的拦网前，惊跑了有可能进到我的拦网里的鱼。我没有应战，或者我的潜意思里还是没有把他当作臭蛋：他是在行使正当权力。大跃进时烽火社在大西门、小西门与城区之间挖了条界沟，界沟内的财产都属烽火社所有，当然包括了水里的鱼。他的父母是烽火社社员，他那时已辍学，也可能属于社员了，他当然有权力制止我的侵权行为。

当时的烽火社是荷池镇的菜篮子工程单位，社员户口界于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之间。应该属农村户口，但又有略低于城镇户口定量的粮食供应。按说我和他即使上溯到父辈也应该无结仇的可能，但是谁又能说父辈就一定没有结过仇呢？毕竟都是荷池人。

我隐出了他的姓名。他比我略大，不可能看到我的文章，他的子孙就说不定了，如果因了我的文章使仇怨在家族中传承，那就违背我的初衷了。

你还好吗，我的臭蛋朋友！我还是想说一声：我一直就没有把你当作臭蛋！

除了他，我还与两位发小在臭蛋与非臭蛋之间游离过。界线不清。

刘少和与周六一成了臭蛋，起因不明。问题是我和两人都有交情。“你和他好就不能和我好！”谁说的我不记得了，也许只是外交惯例。

完全和谁好和谁不好我都做不到。结果是刘少和彻底与我断交，周六一与我若即若离。刘少和先是和我一起到荷池建筑队学徒，这期间我们还是没有讲话。他后来又跳槽到了市水利工程队，他因此躲过了插队，那以后我们再未谋面，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或者他原谅我了吗？

周六一前几年还常碰到。碰到了，笑笑，打个招呼。也许确实无话可说吧。儿时的懵懂，都还记得吗？又有几年未见他了，应该还好吧。

他应该是在市档案局局长的位置上退休，在我辈中应该是混得较好的。

四、荷池大火

一九六三年五月三号，上了年纪的荷池人都记得的日子。上午十点左右，蒋家塔上空冒出了黑烟，刹那间黑烟就笼罩了东南半边天空。“失火了！”大人们惊慌失措，全力赶去救火，我们则抱头鼠窜。那天北风很大，至少六级，奔跑中我感觉到天上像下了雨。天上明明有太阳，原来是风吹来的大人们灭火的水。

那场大火到下午三点左右才被扑灭，从蒋家塔到倪家塔的房屋全部烧尽。傍晚我曾想巡视火场，但热浪逼人，我只能望望残墙断垣，有几处残墙上写着很大的“变”字。那时候讲三面红旗，时代正在求变。墙上写大变字是宣传。

变变变，一九六三年，荷池大改变。五月三号那一天，从蒋家塔变到了邻家县！

当时蒋家塔和倪家塔虽然街道相连却还分属两县，火灾后次年荷池就划归邻县了。不知是否和大火有关。

还有人记得这首略带伤感的儿歌吗？

但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伤感，我的家在那场大火中幸存。大火烧了闹市区，却独留下西北一隅。大西门小西门全是茅草屋，不是更好烧吗？

大火后我和发小还发了点镇难财，我们在废墟上刨出了好多整瓶的墨水，我们把墨水倒掉，空瓶子卖给了废品收购站，一个瓶子两分钱。当然我留了一瓶墨水，买的话一瓶墨水要两角四分钱。我一个学期要用一瓶墨水，也许要用两瓶。

那次火灾据说是蒋家塔附近有人翻盖茅屋引发。那么大的风，茅匠竟然还在苫草时抽烟，他不是放火么？也有人说茅匠只是替罪羊，那么大的风，他不可能抽烟！孰是孰非，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反正那茅匠被判了两年刑。

仅二十多天后我又经历了一场火灾，不过与那场大火相比就小儿科了。连小儿科也算不上，仅烧了一户房子。

但我却愧疚至今。

那场火可以说由我引发，至少与我脱不了干系。其所谓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晚上母亲要我去黄伯母家借筛子，用来筛除我家菜地种子的杂质。黄伯母家的筛子挂在墙壁上，墙壁上还挂了件簔衣。说是墙壁，其实是芦苇编的，壁上也未糊泥。那时的房屋多数如此。记得黄伯母一手举灯一手去取筛子。灯是煤油灯，也没有灯罩，灯一举起来火舌就挨到了簔衣，瞬间火就上了屋顶。我和黄伯母就呆呆地看着大火烧了起来，直到屋顶上有燃烧着的物件掉下来了我们才想到要跑出去。

黄伯母的房子刚做了一年，她和我家也并无亲戚关系，喊她伯母也就是普通邻居间的称呼。不知道事后我家是否对她有补偿，真的是太对不起她了。

那晚好像也是刮的北风，只是没有五月三号的风大。但我们两家房子离得近，并且我家在下风，她家燃起的火球直往我家屋上打，我们不停地往我家屋顶上洒水。我的班主任彭位朝老师也上了我家屋顶洒水、拨火球。

好在我们两家都是独门独户。

第二天彭老师没有要我交检讨书，本来我要交检讨书的。记不得原因了，应该是第N次在课堂上看课外书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