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五个知青兄弟

四元儿

四元儿名字叫邱四元，是1956年6月出生的，比我大月份；他鸭蛋脸，微胖，留着半长的头发，1米65左右的个子……四元儿话不多，说话不紧不慢，开口就一脸笑，好像还有2个淡淡的小酒窝儿……

我们都是县商业局系统的子女，按系统集体下放，知青点儿就设在大队林场。我们点儿上原来有40个知青，男19个、女21个，后来有个女知青调走了，我们就成了39个了。另外还有一个带队的老李，他是县生产资料公司的副书记，我们叫他李书记。下放时，国家拨款为我们在林场盖了10间红砖青瓦房，我们39个知青和带队的李书记就劳动、吃住在这里。我们知青每月有国家供应粮，大队安排了一个做饭的、一个买粮买菜的，每天还安排一个知青帮厨，4个知青拉水。我们吃集体食堂。但是，按有关规定，我们每个知青的户口都要落到各个小队，收入在各小队核算。虽然大家一起劳动、一起记工分，但由于各小队的分值不同，所以年底我们每个知青的收入都不一样，有多有少。

在知青点儿，四元儿跟我不住一个房间，户口也跟我不在一个小队，但我们还是在一起劳动，在一个锅里搅勺子把儿。四元儿给我的印象是不卑不亢，不张扬、不积极、也不落后。我们说是林场知青，可干的全是农活儿，什么插红薯莛子、种麦子、除草、扬场、放牛等等，我们都干。当然，林场也有个“林科所”，其实就是一个苗圃地，苗圃地上搭了个塑料大棚，棚子里种了些树苗儿，等树苗长到一定时候便取出来嫁接或是移栽。“林科所”里有一个叫小根儿的林场副场长兼任所长，还有个男知青任技术员，反正就2个人。直到我离开林场，“林科所”也没有搞出啥名堂，不过，倒是成就了那个男知青，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复习数理化，等到返城工作后，便考上了大学，现在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了。

我们下放的大队是丘陵地，缺水，没有水稻；夏季以小麦为主，秋季以红薯为主，辅之以芝麻、棉花、黄豆、包谷、烟叶等秋杂拌儿，经济条件总体很差，一个工分合几分钱。我们男知青一天定8分，干一天活儿也就挣两、三毛钱，一年下来也就挣几十元钱，年底还要扣除夏、秋两季预分的粮食、棉花和现金，一年到头也就落个圆扯圆。

我刚下放时户口落在条件稍好一点儿的2队，没过几个月大队把知青的户口作了一次调整，我被调到了条件比较差的10队，四元儿调到了4队，10队和4队都在大张沟，此后我和四元儿便再也没有分开过。

1975年，由于县里撤区并社，我们户口在4队和10队的8个知青便随这2个小队一起划归公社综合农场管理。这年秋天，综合农场新建养猪场，我们8个知青一起被调往养猪场，从此，我们在养猪场一直干到返城……

说是养猪场，其实当时只有3间砖包土的旧瓦房，再就是公社划给我们的十几亩红薯地。这就是我们养猪场的全部家当。当时的养猪场好像是11个人——3个农民（1个场长，女的；1个“老队长”，男的；1个做饭的，男的），8个知青（2个女知青，6个男知青）。由于房子小，我们8个男的睡一间房，3个女的睡一间房，再就是一间既是堂屋又兼做厨房……

我们到养猪场的时候是秋天，正赶上收红薯。我们下放也一年多了，农活也都学会了。扯红薯秧，刨红薯，都轻车熟路。四元儿干活儿很卖力，很少说话；他个子小，也没有人怎么要求他，他也怪自觉的。

养猪场建设是从砌猪圈开始的。当时到了冬天，雪下得很大，鹅毛大的雪花儿一片一片地往下落，朝远处望去，一遍白白茫茫的！

我们几个男知青白天在养猪场干活儿，晚上坐租来的拖拉机到几十里外的地方驮石灰、沙子、红砖、水泥等建筑材料……夜里雪大风也大，拖拉机上又没有篷子，我们坐在拖斗里冻得直哆嗦，加上还要装卸那些建筑材料，一趟下来，真是又冷又饿、饥寒交迫……

四元儿跟我们一样，白天在养猪场干活儿，晚上坐拖拉机去驮建筑材料。我没有听到他叫苦，也没有听到他说累。不过，有时我们知青说说牢骚话，他也迎合几句，但从不做撑头的。

到了1976年春上，10间猪圈和一个加工饲料的简陋的大房子盖起来了，又买了几头母猪，过了几个月，母猪下的小猪崽儿已有三、四十头了！这时，我们知青也有了粗略的分工，有的搞饲料加工，有的喂猪，有的打扫猪圈，有的做饭，有的还兼任会计、出纳等等。当然，地里活儿该干时大家都还得下地干活儿，毕竟就这么几个人。

当时，我们养猪场的猪饲料有以下几个来源：公社粮管所计划供应的麦麸子、米糠；公社供销社计划供应的食盐；自己磨豆腐留下的豆腐渣、打的猪草等等。

四元儿是负责饲料加工的。具体说是负责把干草打碎的活儿的。为了把干草打碎，场里不知道在哪儿搞了1台粉碎机，又搞了1台从手扶拖拉机上卸下来的柴油发动机，发动机作为粉碎机的动力，专门粉碎干草。四元儿就是专门管这2台机器的。别看四元儿平时不喜欢说话，可他心里有数。他天天都在琢磨这2台机器，这儿看看，那儿瞅瞅，一会儿给这台膏膏油，一会儿给那台擦擦灰，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

有一天，我去饲料房，看见那台柴油发动机被拆开了，机器零件摆了一地，四元儿拿着起子正在捣鼓着。我问他：“咋搞的？”他抬起头，瞅我一眼说：“喷油嘴儿坏了，搞不成了。”我说：“你咋样，搞不搞得好？”他说：“说球不清楚，慢慢搞……”

那天，他搞了大半天，硬是把柴油机弄好了。

说真话，修机器这活儿还只有四元儿行。我们几个男知青也不算笨，但搞这玩意儿却不在行。人天生都不笨，关键是看在哪儿开窍。

大概是1976年的初夏吧，我们一个猪圈里一下子死了5头小猪娃儿。死了就死了吧，我们在养猪场的一个高坡上挖了个坑，把死猪娃儿全埋了。过了几天，我们想想不对劲儿，应该挖出来吃了才是。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中国经济不发达，物资匮乏，莫说吃肉，就是吃米吃面都要定人定量按计划。现在猪娃儿死了，可它也是肉啊，不吃真是可惜了！

说干就干。一天上午，我们几个男知青“三下五去二”就把死猪娃儿全刨了出来。因为天热，等把猪娃儿刨出来一看，那猪娃儿身上已经长蛆了……我们顾不了那多，赶紧把猪娃儿拿到路边的水沟里洗洗，然后拿到了厨房里。当时做饭的是个女知青，她说啥子都不做死猪。这时，四元儿站出来了，他拿起菜刀，把猪肉放在案板上，去头、剁骨、分解……有1个多钟头，猪肉全部分解成了肉块儿。那天的猪肉是我亲自做的。当天晌午没有做饭，一大锅的猪肉我们当饭吃了。真是太香了！极大地解了馋！多年后我想起这些，还能感觉到当时的肉香呢！

四元儿就是这样的人，你能干的事儿他也能干，你不能干的事儿他也能干。在我们知青当中，四元儿给我的印象就是个“随大流”的人。但是，这种“随大流”绝不是随波逐流、无所事事，而是艰苦劳动，默默奉献，真诚改造……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不寻常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3月8日，吉林落陨石雨；7月6日，朱德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当时，我们都害怕极了，情绪十分低落，生怕再有厄运降临……

不该来的不来，该来的还是来了。9月9日后半儿（下午），我们正在地里干活儿，广播里突然传来毛泽东去世的消息，还不断地播放着哀乐。我们顿时惊呆了！大家不由自主地放下手中的活儿，一动不动地站在地里听着广播。四元儿在我身边，他对我说：“这咋办啦，毛主席死了，中国咋搞？我们咋搞？还叫人活不活？！”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们咋办，我也不知道中国咋办，我更不知道今后中国还会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我当时只有19岁，还没有更多的判断能力。其实，四元儿的担忧也是我的担忧，更是中国人民的担忧……

10月6日，华国锋领导中国共产党一举粉碎“四人帮”，中国的内乱结束了。也就在这个时候，知青返城开始了。按当时的政策，知青下放必须满2年才能返城，而返城有3种形式：招工，招生，当兵。这3中形式返城都需要大队推荐，但不需要考试（另外，顶职也算一种返城方式，但不普遍）。

这时，我们养猪场已经有母猪8头、存栏肉猪100多头了，初具规模。而这时，我们已下乡2年零1个月了。

10月的一天，养猪场场长通知我，说是公社给了我们综合农场2个上学的指标，经场党支部研究，决定给我1个，问我去不去。我的愿望就是想上大学读书，现在有机会了，我肯定想去。我当场对场长说，“我去”。场长说，“过几天通知来了你就去公社考试……”

返城的消息很快都传开了。无论是我们养猪场的知青还是林场的知青，都在互相走动，议论纷纷……

四元儿很平静。他很少走动。每天，他依旧钻在饲料房里开着柴油发动机和粉碎机，粉碎着干草；那被粉碎的干草伴着灰沫儿从机口“吐”出来，饲料房里乌烟瘴气……

我顺利通过了公社的考试。严格地说，那不叫考试，因为当时还没有恢复高考，说是考试不过是走走形式。我记得当时在公社教育组组织的考试中，只出了2个问答题，一个是“你为什么要上大学？”一个是“24节令是什么？”这当然不可能难住我了。

我成了新中国最后一批推荐上学的工农兵学员。1976年12月，我离开养猪场去武汉上学；1978年11月，我留校任教……

我离开养猪场后，很快，养猪场和林场的几个男知青去部队当了兵，接着，其他知青陆续全部招了工……

四元儿是招工走的。他离开养猪场后，招到县百货公司上班。我到武汉工作后，跟四元儿很少见面，好像有一次我放寒假回老家，在大街上见到他，也只是寒暄了几句。1992年8月，四元儿在一次下乡喝酒时，他的同伴与人发生争执，他去调解，后来对方执意要去当地派出所。在去派出所的路上，他从农用车上摔下来（一说是被打后从农用车上推下来），摔（或打）成严重脑伤，2个月后不幸去世了……凶手是谁，没有定论，只是赔了1万元了事。

四元儿返城后，与我们一起下放的一个女知青结了婚，并有了一个儿子。他儿子后来考上了四川大学，现在在重庆工作和生活。

四元儿去世后，被安葬在我们当年下放的那个大队，也算魂归故里。我们知青30年聚会时，去了四元儿的墓地上，放鞭、烧纸，为他在天国里祈祷。

四元儿，一路走好，来世我们还做知青兄弟！

志刚

志刚名叫张志刚，1957年出生，他大概1米76的高挑个儿，白白的，瘦瘦的，一双小眯眼儿很有神，说话不紧不慢、总是一板一眼的；由于喜欢打篮球的缘故，看上去很精神……

我跟志刚不仅是一个点儿上的知青（他也是从林场转到养猪场的），好像还是小学、初中的同班同学。不过，志刚在中学时人缘儿很好，他喜欢打篮球，就有很多同学跟他一起打篮球、一起玩。志刚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不是“拔尖儿”的，也就中等偏上的水平。志刚实诚，不张扬，在学校时我们关系也不错。有时候开展班级之间篮球比赛，我和志刚同时代表班里上场，都能打出一些好球来……

1974年下放时，我和志刚是一辆车拉去的。在林场1年的时间里，志刚和我们一样，啥农活儿都干，没有怨言。志刚也是属于那种“随大流”的人。到林场后，我们知青组织了宣传队，有十几个人参加，志刚没有参加，不过好像记得他带着一把小提琴，劳动之余也常常拉拉琴。林场一个月给我们知青放4天假，但要留值班的，有很多次我都主动留下来值班；留下来的目的，主要是想看看书。而志刚每次放假回来，都悄悄给我们玩得好的几个男知青说说县城里的新闻，比如哪个点儿上的知青打架了，哪个点儿上的知青唱“黄歌”了，哪个点儿上的知青谈恋爱了，哪个点儿上的知青顶职返城了，等等等等。在那个年代，国家经济、文化生活贫乏，不说电视、电脑了，就是连现在基本上被“边缘化”了的收音机也没有，我们更多的是靠吹吹口琴、笛子，拉拉二胡、小提琴，听听“小道消息”打发打发劳动之余的时间……

1975年秋，志刚和我们几个知青一起调到养猪场。但和我们不同的是，没过多久，志刚就返城了。当时有个政策，就是父母任何一方在没有达到退休年龄时申请提前退休，可以由一个子女顶职上班。志刚的商调函来了我才知道，原来志刚的父亲在武汉市商业仓储公司当保管员，为了让志刚顶职上班，他主动申请退了下来。此后，又按照当时的政策，与在本县三线工厂上班的一个武汉人对调，最终把志刚调进了三线工厂……

志刚进厂上班后，我们就很少接触了。后来知青大返城，我们养猪场和林场的知青也都离开了农村。几年后，我们知青聚会，问起各人的情况，志刚对我说他在厂里是放映员。至于具体是放故事片还是放纪录片还是放什么产品样品方面的片子，我没有问，他也没有说。返城后最初几年里，我们聚会是随意的，后来，我们几个知青商量了一下，确定每5年集体聚会一次。这样，才把知青聚会固定化了。后来的知青聚会，志刚都如期参加，20多年过去了，他的性格一点儿都没有变。

20世纪末，志刚所在的工厂改制，2007年他到了山东威海打工。据说，那天他在威海大街上散步，被汽车撞成了重伤，2007年10月14日，志刚永远地走了！他的墓碑就在老家百花山公墓，跟我父亲的墓碑一前一后，墓碑是以他儿子的名义立的。每年只要去扫墓，我都要凝视志刚的墓碑许久，想着他那高高的、白白的、瘦瘦的、但很精神的样子，心里很难受……

志刚弟，安息吧，天国里不会再有车祸了！

富立

富立名叫陈富立,好像是1954年出生的，初中毕业，属于社会青年那种。富立之所以随我们商业系统下放，是因为他的父亲在县商业局下边的饮食服务公司上班，隶属于商业系统。富立个儿不高，只有1米5几，短发，小鼻子小眼儿，人不胖，但很结实。富立老成、精明、有心眼，却很低调，跟我们相处得也不错。富立干活儿很卖力，由于比我们岁数大，常常给人一种什么活路都“一学就会”的感觉。有时候我们知青闲扯，遇到争论时，富立总是调解。在知青点，我们都把富立当成老大哥，在商量事情的时候，愿意听听富立的意见，不管说得对还是不对，富立也不保留自己的观点。富立跟我也是一辆车拉到乡里来的，不过，我后来去了养猪场，富立却一直留在林场，直到大返城……

虽然我们几个知青从林场调到了养猪场，但是我们养猪场的知青和林场的知青之间的联系从来就没有断过。特别是在农闲或是放假时，走动就更加频繁。我到养猪场后，富立也来过几次，富立跟四元儿、有亮好，来了喜欢找他们聊。有时候，富立来了就带他们出去了，是不是去了其他知青点儿？我不知道。

在大返城前，我跟富立接触的并不多。后来我又去了武汉，接触就更少了。大返城时，富立顶职到县饮食服务公司，后来又跳槽到化工系统。改革开放后，富立单干了。他在县城的一条小吃街上弄了个门面，和爱人一起烙起了面饼子，有时遇到熟人买饼子，他还多给1个2个的，因此生意很红火。富立好像有2个娃子，现在早已长大成人了。

我重新认识富立是在返城后的知青聚会上。每次知青聚会，富立都没缺过席，随叫随到。富立变得随和了，身体也有些发胖。在聚会上，大家都很尊重他，总叫他坐上席，给他敬酒点烟，他也不推辞。富立不仅烟瘾大，而且酒量也大，但每次聚会他都喝得东倒西歪，被人送回家去……

前几年，听说富立中风了，聚会也来不了了。后来我去了他卖饼子的店，也没有看到有卖饼子的，据说他中风后就打不了饼子了。

再后来，听说富立有天躺在床上吸烟，不小心把被子烧着了，家里没人知道，富立被活活烧死……他埋在哪里，我不知道。

富立是我们知青点儿上的老大哥，我很敬重他。他去世，我的心情很沉重。富立在世时太累了，这到了天国，也该好好歇歇了。

有亮

有亮也是我的一个哥们儿。他有1米7几的个子，卷卷的头发，微黑的肤色，小方形的脸庞，眼睛不大但很有神儿。有亮说话很自信，只要张口也是一脸笑，很有人缘的。其实，有亮跟我是高中的同班同学。我们俩同岁。上初中时我们不在一个班，读到高中了，我们那个高二4班是两个班合并到一起的，我和有亮也就到了一个班了。在学校时，有亮属于那种“成绩一般”的人，家里条件不怎么好，没人管着，学习也就那样。在高中时，我们关系也不错，我是干部子弟，但我并没有优越感，可我还是看得出，有亮在我面前是有些自卑的。

我和有亮也是一辆车拉到农村去的。开始都在林场，后来又一起调到养猪场。有亮劳动也是很卖力的，人很朴实，也爱说爱笑。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几个男知青偷偷喝酒的事儿。那时知青是不允许抽烟喝酒的，如果看到了，带队的李书记和林场场长都是要批评的。但是，我们男知青中还是有三、四个抽烟的，当然都是在背地里抽。我也抽过，很偶尔。有亮也抽过。那时候经济困难，知青抽烟大都是拿自己家里大人的，也有自己买的，少。说到喝酒，那是绝对不允许的。那时候白酒是要计划的，白酒票都在家里大人手里，我们知青根本拿不到。记得有一次知青要放假了，有亮对我说：“我能搞到酒，你喝吧？”我说：“喝呀，你咋搞？”有亮说：“我可以通过医院开‘虎骨酒’，不要钱也不要计划，但你千万不能说……”那时候，国家干部实行的是公费医疗，看病吃药拿公费医疗证去登记一下就行了，不付费的。我对有亮说：“你搞吧，我不说。”等放假返回林场，有亮悄悄拿出1瓶虎骨酒来，我们三、四个男知青聚到一起，很快就喝光了。后来，有亮好像又搞过2瓶虎骨酒，我们也都悄悄地喝了……

在养猪场，有亮主要是干地里活儿的，同时也兼着养猪场的会计。我和有亮在养猪场关系也不错，我们吃在一个锅里，睡在一个屋里，干活儿在一个地里，喂猪在一个圈里……我们养猪场知青不多，大家心还是比较齐的。我主要是喂猪，还兼养猪场的出纳。每个月，我和有亮都要对一次帐，算算收支，然后给场长报个数。直到离开养猪场，我们的账款都是相符的……

我到武汉上学后，有亮也招工进城了。他先是招工到县玉雕厂，后来玉雕厂垮了，他又到雨伞厂。改革开放后，雨伞厂也垮了，有亮成了个体户。听说有亮一直给人家拉蜂窝煤挣钱。他有2个孩子，他老婆在干什么我不知道。遗憾的是，我们知青聚会，每次打电话他都不接，上门叫他他都躲在家里不开门。自返城后，有亮没有参加一次知青聚会……我知道，有亮觉得自己混得不如别人，不想见人。

前些年，听说有亮得了骨癌，下肢瘫痪了；再后来，就听说有亮去世了，我想，有亮是拉蜂窝煤累死的。

有亮的名字叫李有亮，小名儿叫如意儿。

德民

在我和跃进去看他的三天后，他永远地走了。他是在5年前脑干出血、成为植物人的。在此之前我们一直保持联系，逢年过节都要在电话上互相问候。平时，只要我回老家，我们也都要见见面，约几个知青去坐坐地摊儿，喝点小酒，聊聊天儿。5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在家里看电视，我的一个知青朋友打来电话，说是德民脑出血，成植物人了。我当时很惊讶，德民也不是很胖，平时也没有听说他有三高症之类的病，咋说病就病了呢？不过，后来我又一想，德民内退后，也没有再搞啥事儿，而是经常和朋友下馆子、喝小酒，也没有什么爱好，更不锻炼身体。这可能就是酿成他脑溢血的主要原因。

我跟德民是在下乡当知青的时候认识的，那是1974年夏天的事儿。此前，我们并不熟悉。虽然都在一个县城长大，但不在一条街上住，也没有在一个学校上学，彼此没有印象。1974年9月，因为我们都属于县商业系统的子女，所以我们下乡时在一个知青点。下乡的第一年，我们都在大队林场干活。开始，我跟德民并没有走得很近，因为德民很善谈，似乎知道很多事儿，在大队的交际也很广。而我则不喜欢言谈，平时干活累了，回宿舍就蒙头睡觉；如果是林场放假，很多时候我都是要求值班，不回城，为的是能够安静地读些书。

我跟德民真正成为朋友是在1974年冬。那时，为了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公社要求各知青点要在春节期间为农民演出节目，过革命化春节。为此，大队决定在我们知青点组织宣传队，腊月排练节目，春节期间在大队演出。这样，我和德民都参加了知青宣传队。说老实话，我喜欢文艺，但不是那个料子，唱歌跳舞都不行。而德民跟我差不多，也不是这块料子。但我们俩都有热情，都想表演。正好，当时革命样板戏正在流行，我们找来剧本，发现有一个对口快板儿《奇袭白虎团》很适合我们。于是，我们俩就开始排练了。经过十多天的反复背台词、打快板儿、练表演，终于把这个对口快板儿拿下了。1975年的春节来临了。我们知青点宣传队与其他知青点宣传队一起，在公社范围内，给广大农民送上了丰盛的春节文艺大餐。演出获得了成功。从那时起，我和德民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在我的印象中，德民是一个外向、善言、无心的人。他没有多少敌人，但交心的人也不多。他喜欢吹牛，喜欢想一些五大八大的事儿，可一件也干不成器。不过，我倒觉得德民是可以交心的朋友。德民也很敬重我。我觉得，人都有优缺点，只要心不坏就行。德民就没有坏心。

1975年秋后，我和其他几个知青被公社调往养猪场，从此，我跟德民就没有过多的联系了。一直到1976年12月，我从养猪场去武汉上学，德民从林场去石家庄当兵，到1977年上半年，其他知青全部返城参加工作；我们的知青生活画上了句号。

我到武汉上学后，德民去了石家庄的27军当兵，好像是军部通信兵，也就是绕线拐子的。1977年的夏天，我放暑假。因为我二爹在北京当首长保健军医。我从武昌坐火车去二爹那里玩，一个月后，我从北京返回武昌时，我没有直接回武昌，而是在石家庄下了车。当时，我的表哥也是知青，也是在石家庄27军当兵。不过，表哥在军直高炮团。

在石家庄我见了表哥后，也见到了德民。当时好像还见到了建利、跃进、新生等。那时的德民，显得有些疲惫，言语比原来少了许多。我们各自谈了谈近况，好像还在一起吃了顿饭，在一起呆了有大半天时间。后来，我就乘火车回武昌了。

德民复员后，回到了老家。最初被安排在哪儿上班，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调动工作，我也不清楚；反正后来德民在烟草公司上班，一直到逝世，他都没有离开。

德民回老家工作后，我每年寒暑假回老家，都要见见德民，约上几个知青，在小饭馆喝上几杯。后来，我调回老家工作，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也就无话不谈了。

我调回老家后，在银行工作。德民在烟草站上班时，曾经向我要过贷款，因为他说的项目不符合贷款条件，所以我没有帮他贷。后来，他又说了几个项目，我觉得没有效益，也没有前景，所以也没有贷成。

大概是1986年以后，有一次我跟德民见面，德民对我说，我们下放也十多年了，今后能不能五年、十年庆祝一下？我说可以啊，关健得有几个人组织一下。德民二话没说，主动担起了牵头的任务。后来，我们知青点最终形成了“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的惯例。这个惯例延续至今，德民功不可没。

其实，德民是个无心的人，又是个热心的人，还喜欢凑热闹。比如我们知青聚会，他跑前跑后忙了半天，真正坐下来喝酒，他又喝不多。看到大家聚会，德民总有一种成就感。因为，大家能聚到一起，这是德民愿意看到的。

我是在德民病倒后大半年，才听说的。本来听说后，我早想回老家看看他，可是我家里也有许多事离不开，加之春节我都是把老人接到武汉来，并没有回老家。所以，几年中，我只能从我的知青朋友们那里打听他的病情。

2014年四、五月间，我回老家帮爱人照顾躺在床上的母亲。其间，抽了些时间，在跃进的陪同下，在他家的老房子里，见到了几年不见的他。他早已成了植物人，切开的食道只能靠管子灌些流食，大小便也无知觉。他老婆很尽力，自己身体也不好，还要照顾一个植物人，真不容易。还有一个事应该交待一下，就是德民还有一个相好的，听说是个寡妇，带着两个儿子。德民跟她关系很好。这一点，德民的老婆是知道的，听说也没有管他，当然，心里肯定也不舒服。我去看他时，他老婆跟我说，德民发病就是因为跟那女人吵了一架，气得晚上回家睡，结果夜里就发病了！当然，发病跟吵架有一定联系，但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德民有三高症。后来，我在老家的街上遇见了德民的相好，跃进把我介绍给她，她对我说：我知道你，德民经常提起你。在我看望德民的三天后，德民就走了。跃进说：德民就是想见见你，见到你，他就放心地走了。德民去世后，他的相好想见德民最后一面，德民老婆坚决不同意。后来，在跃进、金山、恩奇等人的安排下，出殡那天，送葬队伍专门绕道，让德民的相好看了最后一眼德民的灵柩，也算了了她的心愿。

2014年9月，我们知青点知青40年聚会，除了已去世的、有病的和外地赶不回来的，几乎都到了。两天的聚会，大家玩得很开心，都说要坚持这种形式。

可是，德民呢？他已离我们而去了。每当想到那些已故的知青战友，我的心都很沉重。是的，人都是要走的，这是自然规律。但是，我们不应当消沉，应当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活着，这就是对德民及已故的知青最好的纪念！